西元2009年5月18日，本人终于与精神导师贺卫方见了面。这样的会面或许是诸多法学人长久的期待，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会面已经被我期待了近6年。

    自2003年孙志刚案件以来，先生的行为已经被诸多媒体人誉为“公共知识分子”（见《南风窗》2006年第24期，“为了公共利益排行榜”），其实对先生而言，自1998年那张惊心动魄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的论争之后，先生的足迹已经捣进了中国法律与社会制度的犄角旮旯，他对于中国制度的黑暗面得探索无人能出其右，这样的沉疴旧疾本该由法律的制度自我完善来完成，遗憾的是法学界在当下的中国与政府的暧昧关系导致了很大一部分人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余杰说，思考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自由，一旦丧失这种自由，知识分子就大难临头了。当然，80年代事件的余震使得一部分学人自觉的丧失了自我意志，傍上了政府这个靠山，近的来说，周叶中即是一例。知识分子一旦失却了“价值中立”的立场，就失去了开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方的机会。对于很多学人而言，站在经济学人的角度上的左右之争对他们而言，实际上带来的是“站队”的问题。

     当然，先生的足迹很

    听闻明天贺卫方要来政法做个讲座，我激动得难以自持，许久以来，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极致的悸动已经缺失了很久了。明天要见我的精神导师贺卫方了，我突然发现，文字已经难以表达我的内心感受了。我对先生，先来一句评价“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我与先生结缘当然源自大学时修习法律始，2003年，孙志刚事件沸沸扬扬，坊间热议，思想界、理论界也在发言，官方疲于应对，在此关键时机，先生挺身而出，以一个知识分子和法学人的良心问道江湖，一时风头无两，笑傲江湖，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事件在多方的博弈下以国务院自抽其脸的做法平息了众怒。先生的做法尤为值得人们赞扬。

    自彼时起，我开始阅读先生的书籍。怎奈先生不屑于进行长篇大论的书写，而对一些随笔、时评着实感兴趣，先生曾说“许多学术论文往往让外行人望而却步，不过高深的专业探讨并不必然与枯燥乏味相伴随；专业文字完全可能以文章笔法出现，学术论文与文学情趣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并行不悖。按照钱钟书先生的看法，尽管非文学文字里出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会给人一种意外的喜悦，但实际上那却是'分内的东西'”[参见贺卫方著《法边馀墨》，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往事历历在目，往事无法忘怀。抛开宏大叙事不谈，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宿舍楼里被摇晃而醒的情形。于是，急忙打电话，却发现平时须臾不离身的手机此时却几近成了一个摆设，我迅速决定回家。幸好，603路得公交车还在运行，我急忙上车。沿街而看，路上全是行人，店铺里空空如也。大家的面目表情几乎一样，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怎么回事，只是目光呆滞的看着他人，这种无助感深深地让我吃惊，也许这是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人之间陌生关系的应有之义吧。

    回到家之后，老爸驾车而至，告诉我刚刚几乎踩不住刹车，老妈说刚刚屋里的灯几乎要掉下来，老妹则说感觉到好像屋子要倒下来了，一家人惊魂甫定，彼此安慰，不由得让人感叹世事无常。彼时还不知道此次地震的波及范围及上网情况，于是回去赶紧上网，还好，电信的电话断了，网络却是通的。第一时间第一新闻无疑是地震消息，伤亡数字开始从四点开始刷新。每次都是一声叹息，每次都是扼腕不已，每次又都是暗自神伤！许久以来，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似乎在逐渐远离你我，而这一次，在自然——人类的二元对立中，我们在渺小的自卑中重新审视了

我们该读什么样的书

                 ——我看《读书》杂志

    自从考入西北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院后，读书问题一直缠绕在心头，我们到底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才能对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有所帮助？这个问题本不属于“见仁见智”的范畴，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解读，但就我本人的研判而言，诸多友人还是延续了读大学时的那套研习方法，而忘记了研究生的研究意义。今天，我愿与诸位看官分析一下我的一点心得。

    最近我看到了贺卫方于2004年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个讲座，贺先生谈到了读书的兴趣问题，贺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切应以兴趣为先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与贺先生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以兴趣为主导始终与我们保持着暧昧的若即若离关系，这是一个痛苦的发现，这个发现也令人沮丧，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的选拔人才的方式——高考，使整个民族被拖入了一场与教育无

拜见徐克大人

(由iPhone手机拍摄的徐克与张雨绮照片以及徐克签名的电影票，photo by 极品影虫)

我已经不会写记叙文了，因为这是一个让人精神萎靡的文风，可是我又必须得写一篇，因为，我亲爱的小猫，它去世了。

小时候，家里为了防贼，养了一条花狗，每天我跟它一起玩耍，可惜的是，最后花狗被一个隔壁村的疯狗要死了，那时候，还没有学会伤心，只是在看到别人把玩属于他们自己的宠物时，心里会莫名的想起那只花狗，想起我童年的玩伴。

去年夏天，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惨败，在那个灼人的热季里，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好，后来，在帮妈妈卖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店里的猫咪，被它咬了一下，下午，跑去省医院去打了狂犬疫苗。晚上，出于对猫咪的气氛，我把它放到了一条陌生的街。当然，它走了一条没有回家的路。

去年秋天，看管商店的伯父又要了一只小猫，白色，纯白色的那种，一开始，我很害怕，老觉得它要咬我。或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我对它敬而远之，倒是老爸对它一直疼爱有加。每次老爸来到店里的时候，猫咪就会很乖的跑到爸爸的身边，昂着头看着爸爸。然后老爸多半会抓起它的双脚逗它玩。

延宕30余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依然在进行，作为一个开创了当代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录取考试，高考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最为公平的招生考试。抛却招生中的诸多黑幕不表，今日笔者谈的是高考真的公平吗？

作为一个参加过高考的人，笔者对其中掺杂的非理性的因素不谈，谈一下高考在现今中国的定位与功能，这也是高考之所以称其为“高考”的缘由所在。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民在观望政府在面对人民对知识的饥渴的态度，文革中一度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使得普通人趋于向“群氓”时代迈进。亚里士多德说，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但是，在文革中，当局做了比焚书坑儒还要尤甚的事，对知识的载体——书籍，烧，对知识的传播者——老师，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打压，读书，或许真的无用了。

邓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维在当时的中国是最为需要的，而脱离了现实进行全民运动的“大民主”——毛主义则是彻底地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筒。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说，自重的欲望是人类天性中最

今夜，请别为他们哭泣

我不会说什么化悲痛为力量的屁话

今夜，不要让你的怜悯打折

今夜，不要让你的苦痛加剧

今夜，不要再让别人对你的伤悲进行消费

今夜，让我们对自然敬畏

今夜，让我们对制度怀疑

今夜，让我们与愚昧诀别

今夜，让我们挺起胸膛

今夜，让我们明确“人”的含义

今夜，我不准备哭泣

彭宇事件带给了我们什么？

    彭宇事件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究竟有何意义？本来是一个道德问题却被发散到了法律的层面，这究竟是为什么？

    彭宇案发生以后，种种细节透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做好事的人没有得到好报，这对于一个自诩“道德”大国的中华大地而言，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古人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儒家文化支配的中华大地充斥了道德至上的狂热崇拜。在彭宇案发生以后，公众对道德危机的忧虑已经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当然，道德质和道德量仍然是一个无法量化的东西，因此，即使你以种种例证提出一个道德下降的命题，面对旁人让你求证的诘问，你也无法回答，因为这是一个直观感受和统计数据之间的无法对接的矛盾。例如，面对人们问：社会的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了吗？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无法提出足以驳斥的证据，那么问者的假设成立：社会的大多数的道德水平依然很高，于是我们得以再次进行顺利的集体意淫。

    彭宇事件发生后，问题的关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