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往事

   一剑兄在我对他的博客留言作了回复，说是旅游城拟建在临桂。如果建成还叫桂林吗？当然现在连平乐全州都说是桂林了，临桂和桂林也就不到半小时车程。桂林机场到市区更远些呢。不过，作为旅游城来考虑，把桂林搬去临桂实在不宜。

   理由很简单。桂林的风景就美在山和水，不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吗？漓江和独秀峰能搬去临桂吗？我对临桂不熟悉，毫无贬低临桂的意思。只是觉得舍弃桂林不顾，却要在桂林附近的临桂另搞一个世界旅游城市，真是难以想象。这个策划是根据什么而定？

   我有一个可能是匪夷所思的想法。搬风景不如搬人。桂林之变成今天这样不堪，人多为患应是主要原因之一。桂林市区本不大，一扩再扩，还是像被捆绑着一样。人多了，城市显得拥挤了，交通堵塞了，城区肮脏了，嘈杂了。江水污染了，湖水浑浊了，空气质量差了。旅游景点几乎都是人看人，人挤人，游个什么？怎么办呢？

   我的意见是想把桂林市的两种作

   无论怎么都想不通的事，校车送自己的学生回家，居然被判定为非法营运，罚款八千。有关部门想钱想疯了。

   春运运力紧张，各地，各部门，几乎一切有关或无关的，都在想方设法挤出运力，把要回家的人送回温馨的家去。

   深圳大学为了解决外地学生回家的困难，开出校车送远地学生回家，只是酌量收了部分油钱。这样既缓解了春运的压力，也让学生能花低价回家。学校做了一件好事，而且这种事非常值得推广。校车从深圳开出后，一一路无阻，快出广东境了，到了电白，被拦下了，说是根据什么什么法规第多少条，这辆车是非法营运，罚款八千元（他们真舍得开口，过年了，等着发奖金呢）。校方为了要尽早送学生回家，只得先交罚款再说。校方有关人士说，我们用自己的车送自己的人，怎么......？

   为了买不到火车票，很多人开摩托上路了，后座上有自己的妻儿，如果搭

   1962年三月，经过近四年的劳动教养后，我回到了县里。没去公安局，而是到组织部报到，大概是因为劳教不是刑事处分，是行政处分吧。尽管解除了劳教，但右派帽子还没摘，马上就被分配去了一个林场继续改造。这一继续就续了15年多。一直到1977年的六月才摘帽重新分配工作，回到一间中学任教。有幸遇到了两位“左”校长，尝到的况味已在前些时的博客里说过。今天我要介绍一位在林场时的一位支书。

   我去的那个林场只是个股级单位，这位支书是从粮食单位调来的，原来在单位里大概也就是一位股长，九品小吏。那时林场里除了有右派外，还有某些单位送来“改造”的干部（说到这里，我真不懂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处理的。对这些干部一直没有定性，送去林场十几二十年，始终没结案。林场垮了以后，还不知道往哪个庙送）。碰巧有一个也是被粮食单位送来改造的。这两位碰面颇有戏剧性。两人都曾参加过李先念领导的中原游击队，都被国民党俘虏过，又重都被解放军俘虏过来，

   偶然想起，名人的题字有时很有味道的，孙中山留下的最有名的题字就是《天下为公》，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民国初年时有过一位行政院长谭延闿，他题写的字几乎遍全国，上海，南京很多商店的招牌都是这位谭院长题写的。他的颜体字据说是写得非常好。可是他的字也不是白写的，有一定的润笔例规。我当然不知索要他的字要贡献多少润笔。以他是国民党的大佬，又任过行政院长，而且字也好，要价当然不低。再以后大胡子于右任的字也很多见到，他的字草书多，我不会欣赏，不过据识者说，他的字是很好的，至于索要他的字是否要给润笔就不得而知了。据他老人家一生清苦看来，即使要润笔也不会很多的。他逝前写的一首思乡望乡的诗令人涕下。至于蒋介石的题字最多是《礼义廉耻》，那是大批印出来到处张贴的。

   解放后，名人们的字迹就很少见了。在解放初第一次见到的就是毛泽东写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字。以后是在纪念雷锋时，报上一下子登出了好多位主要领导的字，除了毛以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还有好几位元帅的字，以后除了偶尔见到启功和

   我今天打开凤凰网，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历年被判死刑处决的女犯，另一件是我家乡荆州女教师一下子被提为副市长。

    第一件里的很多女囚，除了个别贩毒犯，几个凶杀犯外，其他许多都是贪污犯。而且多数是二十零岁的青年。他们贪污的数目都少得可怜，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一间幼儿园的一个财务人员，贪污十九万等。以现在的水平来看，简直谈不上什么贪污了。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政策或环境要求来评说以前的事，但那时处以极刑的理由却是“顶风作案”。我始终认为这个“顶风”是个很不合法的说法。贪污永远都在被反之列，反贪应该是不断在吹着的飓风。哪有今天犯了可軽判，明天犯了就要重判？那还要法律做什么？我们怎么总是喜欢搞运动似地对待一切事情？运动来了，雷厉风行；风头一过，依然如旧，所以黄赌毒今天封了，明天改头换面又死灰复燃，春风吹又生，越生越旺盛。我不是为被处决的贪污犯鸣冤。只是就事论事，就法论法。不要像发疟疾一样，冷一阵热一阵。那样会失去准绳，也让为非作歹者有鑚空子的机会。

   另

   我有个怪癖，喜欢拿好多地方的方言来做比较，有些令我吃惊，相距几千里两地的方言居然有如此雷同的地方。比如上海人叫癞蛤蟆la ge bo,潮汕话也叫成ge bo,上海人叫茄子是与全国的叫法完全不同，“拉嗦”，奇怪的是，潮汕话叫茄子也是“拉嗦”。

   各地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广东话里的入声是好多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所以有些其他地方的人说起广东话来有时会让人误会。粤语的蜜蜂那个蜜字是个入声字，稍不注意就会读成麻音，蜜蜂就成了麻风。广东话里没有z,c,s和zh,ch,sh和r等声母，所以有人特为要广东人说“夏天下午天气热，吃西瓜”，广东人往往会说成“sa天sa午天气ye,吃si瓜。”

   到处都有取笑某一地方方言的笑话，多数是将人家的方言特点无恶意又夸张地说出来。我念初中时有一位叫徐汉庭的荔浦同学。这位徐同学神高马大，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年纪很大了，起码要比我大五六岁。这位同学的特点是为人非常和睦，从不和人有任何争执，拿他取笑时，他甚至比取笑他的人还笑得欢，这种人怎么不让大家都

   上一篇博客贴出后，觉得还有些话要说。

  首先是在上篇的博客后余小鱼老师的评论后面我的回复中，错把“佳肴”打成了“假药”。这不比一般的错，特此向余老师及荔浦芋头致歉。搜狗打字法总有类似的东西出现，搞得你哭笑皆非。

  其次是想说说这位梁小姐。上文讲过，不管她是什么身份，单从她一路帮我家办的那个事，那是要有勇有谋有智有胆略，还要有“关系”的人才能办到的。年纪轻轻，独自出来或奉派出来护送也好，押送也好，千里迢迢地从香港一直陪到桂林，没出一丁点差错，顺顺当当地安抵桂林。她完满完成任务，我家平安到达。至今我对她都怀有感激。至于说到她究竟是哪方神圣呢，不外乎宪警特一类，但不大可能是南京什么统的，因为广西的李白黄从来都没有和蒋介石一条心过。那么，她绝对是广西特字号的人了。广西的特号部门的能量多大，是不容易穷究的。就拿我家从上海动身开始，一直都在他们组织的掌握中。想起来又有些可怕。梁小姐最后嫁给了桂林警察局局长，归了还是肥水没流入外人田，警特原是一家嘛。

   前几天王布衣兄在我的博文留了言，提到了乐群社是广西的蓝衣社，不禁想起一位漂亮的梁小姐。这真是一次奇遇，虽然路子完全由别人牵引着走的。

   1937年暑假，父亲正好回上海家里度假。父亲在广西大学教书已有好几年。原来是先几年和一批左派如李达，陈望道，邓初民和千家驹等先生一起进桂的。每年暑假父亲就回上海家里。因为他考虑到广西的“进步”未必长久，所以把家就安在上海租界里。那一年爆发了抗日战争，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父亲这才下决心搬家到桂林。走的路线是上海——香港——梧州——柳州——桂林。离沪时是乘的法国邮轮，花了二等船票钱坐的是五等统舱。舱里又脏又臭又暗，大家没命似地呕了两天，第三天才好些。我们几小兄弟（二哥12岁，我11，老四才9岁）满船上上下下地跑，那船真高大呀，爬了七八层，再往上去就不让通过了，那是头等舱的专用区。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只见香港码头一片狼藉，因为那里刚经过一次大台风，有一艘好大的轮船吹上了岸，搁浅在马路上。那时的香港远较上海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