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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事(2009-07-12 15:29)

  最近有两件事令人迷惑不解。一件是油价。上半年油价提价三次,提价的频率越来越密,而且提幅很大,说是国际油价涨,要接轨(接轨永远是这些混帐垄断企业提价的主要理由)。最近国际油价跌了,而且跌幅很大,这下又不马上接轨了。发改委又有说法,说是要连续涨跌多少天后才能讲提或降。可升的时候却怎么那么快,说涨就涨,迅雷不及掩耳,毫没留出你打时间差的空间。英明阿!我始终搞不明白,对垄断企业是那么的偏爱。每年中石油的利润以百亿计,可国家还要补助它若干个亿。明明是劫贫济富嘛。

  还有一件是房价。今年的房价进入春末后就大有起色了。据中央电视台公布的统计数字(不知是哪个单位统计的),今年的房价总的说来环比上升了0.8-1%。这又是个令人看不懂的东西。各地方台都报房价的涨幅没有低于10%的,广东甚至达到了20%,那个统计单位的总的说来是自说自话吧。

  房价的暴涨和政府的托市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政府也就是当地的官员,地方官员和发展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方官员要GDP,要政绩,发展商要超高额利润,双方一拍即合,政府低价征地,

百分比和三七开(2009-07-12 14:50)

  有些模糊的数量,如果把它们变成绝对的数字来算计,有时会显得荒谬可笑。比方有人说他的一生的功过该三七开。试问功过是以什么方法或量具来厘定的呢?谁认可你给自己一生打的分呢?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对你的评价。或者老百姓大家对你的评价。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只看什么人的功过分成多少开。刘青山和张子善有没有功?没有功的话,能在解放初做地委书记和天津市长?对他们来说,该是几几开呢?可管你几几开呢,不都崩了?那是说功不能抵过。他们那时只贪污了相当现在的四,五万元。如他们在地下有知的话,肯定会对当时对他们的处理很不服气的。只是当时有个说法是:“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不管你现在职位多高,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要依法严惩”。这个说法冠冕堂皇得很嘛,但在今天似乎不那么管用了。比如有些人就好象享有治外法权一样,判三年缓五年,或监外执行。压根儿就是忽悠老百姓。看到这样,刘张二人心里能平衡吗?不过他们如果真能转世的话,现在也差不多又是六十来岁,快退

  这是我初到广西时听到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

  1937年抗战开始,我家从上海迁来桂林,那时父亲在西大任教。我们到桂时已是九月中,我和二哥在上海小学刚毕业,桂林当时就一间桂初中,早已开学,无法插进去。在家猫了好长时间。百无聊赖。

  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附近的小学放学(桂林当时还是一天两餐,上午十点多和下午四五点吃午晚饭)。学生们都是分路列队回家,我们感兴趣的是,队伍且行且唱。这可是我们在上海时没有见过的。我们那时放学离校是作鸟兽散的,有跑有走,还有的一路呼啸而去,哪像广西学生这样规规矩矩地,排着队,还要唱歌!

  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这样的:“同胞们悟,大家一致,团结起来,跟随我领袖,贯彻抗日大主张,武装同奋斗,×××××××××,个个都英雄,拿我们的炸弹和枪炮,上前打冲锋,勇敢决战,要在最后五分钟,誓把那抗日的胜利,握在我掌握中。”因为天天听,耳熟能详,大部分的歌词就记下了。

还要介绍一位校长(2009-07-04 06:54)

  介绍了两位,剩下一位觉得很对不起他。

  前面说的两位我都没说他们的姓名,这里要说的这位校长我要名以F。

  当然校长不是一参加革命就可以当上的,就如一个人也不能一生下地就是党员一样。可当校长必须要是党员,这是党要领导一切的具体体现。所以想“进步”,先要参加组织。你用什么方法都行,只要能“参”。

  当然F也不是一来就做校长,和参党一样,都得经过观察,考验等过程。F的参党和爬上校长宝座的过程都和“运动”有关。不是开运动会那样的运动。

  1957年春,县里搞肃反运动,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县城一中,十来天里天天学文件,小组讨论,大组讨论,在我们讨论地点旁有一间小房间,整天都有人在那里”审案子“。听声音好像是F在问,有两位老师在作答,有时声音很大,听见F拍台打凳地喝叱:“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事,XXX,XXX你认识吧,我们连他们的事都问清楚了,你们同班的。。。”这时被问者好像嘟嘟哝哝说了什么,F这下把桌子拍得更响了,骂声也更高了好几十个分贝:“

劳改队长样的校长(2009-07-02 07:09)

  1977年的六月,我戴了整二十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蒙恩被摘掉了,因为在原来处理时没有被开除公职,所以得以重返学校,但工资降了三级。虽如此,也是我在三年多劳教后“继续改造”时的“工资”的三倍了。怀着像祥林嫂捐了门槛后的那种轻松的心情,去到工作单位报到。在我到校报到前,校长召集了会议说是要来一个摘帽右派,大家要提高警惕,密切监督他的言行。这是一位小字辈的党员老师告诉我的。后来好多事情都证明了此言非假。祥林嫂捐输了一条门槛,并没稍微改变主人家对她的看法。

  我是六月去到学校的,不久就放暑假了。那一年恢复了高考,事关重大,学校紧急动员起来,按照上级的要求做好各种准备,管生活的,监考的(需用人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保密的,警卫的。。。。。。。等都安排了人员,甚至工友都被派了一份职务,教师几乎都是担任监考的。我是作为教师被教局派去的,可校长却叫我和一个学生一起,在考试期间负责看守考生们的自行车,远离试室,还一再说这是为了保证考场的绝对安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这位校长是一位精力旺盛又是非常勤奋的人。那时学校响应号召,说是要学工,学农,学

  汉民中学一开始办时就是初高中同时招生的。初中招了三个班,高中只招了两班。汉中的班是按照自然数列来排序的。如第一届初中的三个班是初一初二初三班。低一届的只招了一个班,就是初四班了,再下一届又招了两个班,就排到了初五初六班。由于抗战形势的转变,学生流动得厉害,人数锐减,编制也缩减了。初二初三和初六班和高中部的高二班的建制取消了。初中最初招的三个班到毕业时总共只剩下二十来人。高中第一届更惨,两个班只剩下不到十个同学。

  因为我那时是在初一班念书,对高中的事知晓不多。而且那时的高中同学虽然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可总觉得好像大了一辈人似的,面对他们,不但因自己身材矮小要仰着头说话,而且在精神上总觉得他们好像是和老师一个辈份样的。羡慕,佩服。还别说,那时的高中学生是真的非常成熟,懂事。而且在流失了那么多人以后,似乎剩下的都是精英。以前提到的那位几乎被砍死的郑宝书,后来就上了广西大学电机系,成为了一位全国知名的工程师。还有一位郭姓同学,解放后在南京不知是在哪个单位任总工程师。他的太太也是该班唯一的一位高姓女同学。还有一位叫刑精治的同学,

道貌岸然的校长(2009-06-24 07:22)

  有幸曾在好几位校长麾下打过工,在他们的领导下我勤孜地工作,还要在他们的精心关怀下改造思想。可见我那时的进步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为了好好地记住这些位带路人,我将逐个地介绍,隐恶扬善嘛,我当尽量扬一下。

  今天我首先要介绍的是位道貌岸然的君子。中等身材,方面大耳,长了一头银白的头发,虽然年纪不大。脸上的表情,永远是正在考虑国家大事那样的庄重严肃,从不苟言笑。前面一篇博文中说的那位讲风水的校长就是他。

  我是在右派“改正”后第二年调去那里的。那间学校其实在初创时我就在那里,是开国元勋。这次算是打回老家来了。由于刚改正,脑壳上可能尚有右派的余辉映照着,所以那位校长对我另有看法。但是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右派却时常要客观存在地冒出些谬论来。我们的学校在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大镇上,而校长的夫人却在县城中学任教。我们的校长是每周六风雨不改地骑自行车往县城赶去,而且据他说,蹬车比拖拉机还要快,那可真是“相当

迷信(2009-06-13 09:17)

   我去过的几个地方中,广东算是比较迷信的。城乡都如此。商家几乎都在适当的地方供上财神或红脸关公(我真不懂关老爷和做生意怎么联系起来的),神灵的塑像两侧各点上一盏长明的烛火(当然是电灯泡啦)。每到农历初一十五,几乎家家都在门口点上香火,不知是祭拜何方神灵。

  本来我以为只是商家或民居才是这样的,到见识多了以后确实令我不胜惊诧。七十年代末,我们学校好好的大门突然要翻修,原来的校门两边的围墙很对称地展开,翻修后却变成一边大一边小。而且有一边围墙还莫名其妙地突然转了一个直角,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之这么做的原因,完全是为了要把校门的朝向转一个大角度。据说这样的朝向能多出些大学生。在动工前,地理老师照着校长的指示手执一个看风水的罗盘指挥着工人拉线,撒白灰,定位(该地理老师是大学地理系毕业的,退休后就是手执罗盘满村寨地奔走为人看风水。学以致用嘛)。当时我就对校长说,身为共产党员,还讲究这些吗?你看这不是自讨没趣吗?右派就是右派(虽然那时已蒙恩改正了)。自此以后,这位靠搞运动翻筋斗从小学教师升上中学校长的老兄再也

邓玉娇的过度防卫(2009-06-05 06:43)

 说是警方认定邓玉娇是防卫过度。

  一个弱女子在三个披着人皮的禽兽威逼,推搡(不知是怎样的推搡,肯定是暴力凶狠)下,奋起自卫。人急了是拿了什么就用什么的,手头正好有修脚刀,好,就用它吧。修脚刀的刀刃虽短小,但极锋利。相信邓玉娇并非存心要杀死那个人渣,碰巧刀可能戳穿了动脉,导致世界上少了一个祸害。这种人渣本来是少一个好一点的,但他既披了人皮,就不能不算是一桩人命官司。

  这个过度的“度”是如何判定呢?根据历来官和民之间的官司来看,邓玉娇这次有点玄。翘辫子的那个是个小官僚,既是官,就有官来护。你看,警方先就给了定论:“防卫过当”。尽管你事后打110自首了,但既“过当”就得吃官司。这是先下结论再来求证。

  有人说,你个搞按摩的就是“干那个”的嘛,推推挡挡地扮什么贞洁,居然还动刀抗拒?我说,即便邓玉娇是“干那个”的,她也有权拒绝干她不愿干的事。何况她只是搞按摩的,说了不干什么“特种服务”,这三个人

  这句话在文革时是非常流行的,在为了高举自己的观点而拼命压低不同的观点时,往往就把这句话拿出来了。所以当时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国人虽然习惯于谈中庸之道,但一做起事来总是走极端,不喜欢中庸了。一矫枉必过正,于是办起事来不是“枉”就是“过正”。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突然说秦始皇功大于过,令习惯于认为秦始皇“暴虐”的人们好久都扭不过劲来。赢政的苛政酷刑,焚书坑儒,大兴土木营造阿房,长城等都不及他统一了中国一件大功。似乎只要有谁能统一中国,就可以在他登位以后永远专权下去,并为所欲为。对于秦始皇,过去你们只看到他暴虐的一面,他在历史上的伟大一面(统一了中国)被掩盖了。所以这个被颠倒的历史就要再颠倒过来。

  后来不久又要颠倒曹操的历史了。在人们心中,曹操是一个奸雄。但有人大概是奉命或是揣摩上意写了一部剧本《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