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抵制家乐福的消息铺天盖地，网民从网络世界里跳出来，在现实生活里面，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抵制运动，喊口号，打标语，游行示威，对进入家乐福的购物者狂喊“卖国贼”。每天打开电脑就会有不少的民愤涌入眼球，躲都躲不开。还一次又一次的被问道：你对抵制持什么态度？突然想起了孔庆东在其博客上所谈到的关于他对家乐福的态度：我既然从来没去过，也就无须乎在此时此刻专门“抵制”了，那岂不是成了一种表演？或者是捡一个现成的“爱国者”的便宜？也是被他人强制性的要求表态不耐烦。我很爱国，但不会专门去抵制家乐福，因为我几乎不去家乐福购物，哪怕以前去过家乐福以后我也不会特意的去家乐福，我认为这与爱国无关。虽也有不少的网民呼吁：我们中国人要理性爱国，热血青年请保持克制和客观。我们在这种狂热面前几乎没人敢出反对之言，恐怕若有谁冒天下广大热血爱国人士之大不韪，声言自己反对这种爱国方式，那他的下场和在美国留学的王千源无二致了。恨不得要我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的表明自己无比支持抵制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才会是爱国人士，否则你就难逃“不爱国

    看了一本书《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弗里曼所著。通过冀中平原上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庄－饶阳县五公村1935-1960年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变迁，详细的描述了冀中平原农民的生活，从这些分析与描述中我们可以较为准确的认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中一小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饶阳县位于河北中部，定县西南端，距离北京190公里，道路交通不便。在1935年以饶阳县五公村为例，一个平均5口之家拥有耕地15亩，好的年成里能收获2250斤粮食，出去每人生存需要的300斤之外，其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衣服以及应付紧急情况。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费100银元，150元可以建三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的开支分别是70元和100元，一块银元可买25斤粗粮。一个长工的年收入大概是40-60银元。

    看了那个时候的收支情况和物价水平，我就和现在的生活比较了一下——我也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农民家庭的孩子，对于我们那的农村相当熟悉。现在土地国有，是不可能再私人买卖交易了，建房子的话普通的农村瓦房一般大概在1万2上下；当时买粗粮，现在粗粮价格和小麦价格差不多，甚至

    哲学偏激吗？我曾经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东西方的大哲们早已告诉过我们：哲学即爱智慧；它是一门关乎心灵、探讨存在与意义的学科，它是生命的一种追问，一种不断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从这些定义里我们看不出任何的偏激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淡然和超脱、一种豁达和从容。可古往今来东西方的圣哲先贤们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注释了偏激。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修养过高而我们无法理解还是他们艰深晦涩的哲学思考使得他们与这个平庸的世界格格不入。

    这些大师们生前并不在意身后的名望，所谓的声明都是后人送上的，也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可是他们大异于常人的言行却都被这个平凡的世界给仔细的记录了下来。不管是古希腊的著名苏格拉底之死还是我们这个国度上庄子的击缶而歌，无论是第欧根尼面对亚历山大傲慢的一句：请别挡住我的阳光，还是康德圣徒般刻苦规律的清苦生活，这些在我们常人眼里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哲人生活风景线。估计每个哲人背后的奇闻轶事都可以讲好几天，这些都逐渐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成了我们向他人炫耀自己哲学水平的话题，于是这些大师被我们一个个的高高捧起，把他们慢慢的赶出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