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交友，颇为不易。从字面上看，“诗友”、“文友”都是彼此风雅的互证，其实在风雅互证的背后常常还有嫉妒的互证。因此，不少历尽人生甘苦的文化老人总会轻声告诉弟子：更可信托的倒很可能是“屠沽之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酒肉朋友”了。这种遗言，其实是道尽了文人的孤独。
    文人之间当然也会产生很深的友情，那很可能是出现了某种精神激荡。当然，如果要在精神激荡和文化行为上同时合拍，那就太罕见了。中国古代留下的“高山流水”的佳话，正说明这种合拍以人亡琴毁为代价，极难重复又极难仿效。
    我和田青先生相识不久，彼此还不敢侈谈友情。但是，他确实是在文化行为方式上让我眼睛一亮，惊讶这位陌生的黑衣男子怎么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与我想到一起去了。
    我想，即使能局部地成为文化知音，也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理念，那就是：中华文化每次都在歌舞升平的浅薄热闹中遇到最致命的泥潭，现在有可能再一次出现这种情景，哪儿都在兴高采烈地谈文化却谁也不知道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该用什么样的途径去守护。因此，只能让文化成为一种苦涩的焦虑和行动。
    很多年前，我正是出于对这种情景的惊觉，才辞职远行，去寂寞地寻找一个个废墟，并写成非学术的文章告诉尽可能多的同胞。但是，那些文章带来的却是新的热闹，我写到的废墟几乎都一一成了旅游热点和电视剧题材热点，甚至连我自己也成了奇形怪状的热点。难道这就是我要守护的一切吗？我只能继续远行，并一再通过多种途径提醒同胞：中华文化长期缺失的是精神境界，正在缺失的是质朴生态。遗憾的是，连我的学生也觉得这种声音过于高远了，大家都沉醉在吟诗作画、说古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