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写于1996年,奇怪,今天读到它,就觉得是为最近我在搜狐博客与一些批评者之间的争吵而作:
实践高于理论
汪丁丁
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
汪丁丁
“主义”与“科学”
汪丁丁
几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题目,觉得还是无法“少谈些‘主义'”,尽管可以“多研究些‘问题'”。据“逻辑实证派”的哲学家说,哲学家争论了几千年的“本体论”问题以及大多数“认识论”问题都是虚妄的,是争论双方“均不知所云”的结果。后来波普(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反驳了这种虚妄的指斥。
今天胡蛟把贝克尔纪念弗里德曼的稿件中译本发给我了,我不能在《财经》发表之前张贴,不过,其中一段很令人感动,特别贴出:
半个世纪以前,在第一次听过他的课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幸运地拥有了一位非凡的经济学家作为我的老师。那堂课上他提了一个问题,我飞快地举手,他点我答问。我记得当时他说:“那并不是答案,因为你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羞愧地坐下。但我知道他是对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决定,尽管我在普林斯顿学过很多经济学知识,尽管我还有两篇经济学论文正待发表,我都必须重新从头开始学习经济学。在那之后的六年中——其中有三年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我在弗里德曼的教诲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学习经济学。那是我一生的智识发展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政治是贵族的事情。在没有贵族的国家,政治蜕变为宣传。当政治蜕变为宣传的时候,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在日常语言里,我们喜欢用“高贵的”来修饰政治家,而用“肮脏的”来修饰政客。后者之所以不高贵,因为他们把政治当作交易。当政治成为交易的时候,交易双方各自牟取私利。
政治家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为达成目的,他们难免也卷入政治交易。可是由于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他们让交易隶属于政治。于是,在日常语言里,我们说政治家是有原则的而政客没有原则,我们还说政治家有信仰而政客无信仰。
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临终时,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已失去知觉,便开始历数他的丰功伟业和高贵品质,例如,他曾在九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例如他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保持了雅典的繁荣,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感到悲痛。这时,在弥留之际,伯里克利听完这一切之后喊道:“你们忘记了我最杰出的荣耀,尽说那些主要取决于命运的寻常功绩。你们没有提到,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在这位民主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王国里,如康德所称,“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是一种信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