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的曼谷会议上，
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曼谷人权宣言》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想要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以面对西方人权的挑战。这次会议向世人发出这样的信息：亚洲不能继续容忍长期以来本土伦理受到西方排斥和指责的局面，亚洲要确立自己的伦理观和人权观。曼谷会议的召开，进一步证实了在很多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确有许多相冲突的地方。
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症结，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人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东西方冲突的焦点在于：人到底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呢，还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现代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独立的个体，强调人的社会性就是加大了对人的约束，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个人尊严。尽管西方一些人士已经认识到即使是把人当成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也不一定会消解掉人格的独立尊严，人的社会性和他的尊严可以配合，但总体上说，在西方现代价值观中，是十分强调人的独立性的。而在亚洲，普遍认为人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人不能独立于社群之外。
二．关于社会形成的根源的理解。西方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是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冲突抗衡力量组成的（以卢梭的契约论为代表）。东方伦理则认为，社会是经由一个逐渐搭成共识的过程慢慢形成的，社会是一个信赖系统，即使是有冲突抗衡，但也有一个很基本的信赖。没有信赖，就没有社会。
三．对政府作用的理解。西方总是认为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罪恶根源。但是，在东方社会，人们认为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所谓贤人政治。贤人通过自我人格发展，个人力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就要对社会群体负起责任。在东方人看来，政府应该是政治责任感和个人的道德素养相配合的权力机构。
四．关于价值是否可以中立的理解。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价值要中立，不能有明显的道德倾向。在东方伦理观中，价值不存在中性，不能中立，一定带有道德倾向。
五．对家庭的理解。从现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对家庭是极不重视的，关于家庭对社会作用的论述，极难在西方政治著中发现，至多，只是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学术的角度谈论家庭。而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家庭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家庭可以培养有政治责任感的人。另外，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力量。
六．对价值绝然性和或然性的理解。现代西方文明，有很多抗衡的，或者是绝然冲突的价值，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譬如身和心、精神和物质、天和人、个人和社会，都是冲突的。但东方的思想，却是即此即彼。儒家有很多基本的信念，如本末、内外、先后、上下、浅深、部分或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譬如《易经》里提到的阴阳，阴阳一定是互补的，当然也有冲突，但却是既相克也相生的辨证关系。
东西方价值观和伦理观存在冲突是不用再争论的事实。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 “亚洲价值观”
的出台，无异于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方阵营中又筑起一道严阵以待的文化壁垒。那么，这道壁垒意味着什么？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瓦解，以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的求同来划分世界阵营的局面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不同文明间的界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所以在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
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现实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利益被民族和国家利益取代的结果。从70年代开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至90年代中期，“亚洲的崛起”已成为毋须争论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为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世界银行早在1993年便已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随着经济的强盛，价值的抒发和文化的伸张日显急迫，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亚洲的声音”
。在东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背后，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人们最容易把握的共性。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是华人社会。在印尼，华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最大的25家企业中，有17家为华人所控制。在泰国，华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在占马来西亚，华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在菲律宾，华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所以，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之下，自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便被与中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儒教也就自然成为亚洲文明的标识，也可以说，这是“亚洲价值观”凸现的现实根源。
事实上，对于“亚洲价值观”
倡导者而言，所建立的价值观以什么文化为范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代表亚洲文明，并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至于选中了中国儒学，正如前面所言，完全是因为对于东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言，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亚洲最容易把握的共性。可以说，90年代的儒学话语，是面向“西方中心”的檄文，它要宣告的是：亚洲已经结束对于西方中心的倾慕和拜服，世界价值观的中心与边缘将重新划定，东亚价值观的普遍性已不再屈身于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下，相反，而是居之之上。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在这样的格局下，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抑或，这才是筑起“亚洲价值观”
这道东方壁垒的真实意义。
亨廷顿说：“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亨廷顿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价值对立的根源。西方的价值观和独特体制，以及由此所生长出的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并且成为其他社会追寻的目标。如果继续让以西方价值为轴心的全球化发展下去，所隐含的趋同性可能演变成一场吞噬除西方文明以外的一切人类文明的灾难。当代儒学，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一种东方文化危机的心态。对于本土文化的传统回归，反映的正是亚洲在面对渗透力强大的西方文化文明时的自卑与对抗。当然，表现出来的却是极度的自尊，甚至自傲。也可以说，“亚洲价值观”就是这种自卑与对抗心理的产物。“亚洲价值观”
将东西方文明视为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是一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冤家。因此，当亚洲经济取得了令西方瞩目的成就，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江湖心态就在亚洲（确切地说是东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流露出来了。
不可否认，亚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西方中心主义霸权遭到了迎头痛击和彻底的批判。但是，“西方中心”
的完结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的“中心”移至亚洲，儒家文化也未必就是这个“中心”
之所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日，还要死守着“中心——边缘”这个话题大做文章，无疑是在浪费人类的精力和时间。由此，当代儒学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寻求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对话，既是应对全球化浪潮、打破系统封闭与自我局限、走向世界的最佳方式与途径，也是深刻自我反省、重新进行“身份建构”的大好机缘。正像杜维明所说的，“我们需要广结善缘，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参与全球伦理和世界哲学如何可能的人文事业。”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是要冲突还是要融合，是要对抗还是要对话，已成为全球文化论说的焦点。一系列事实证明，冲突论和对抗论都是不得人心的。就连顽固坚持和大肆渲染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也认为，“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维护世界安全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文明对话中的儒学有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于东西方文明强弱对抗，而是来自于自身敢不敢，愿不愿以一种坦然的胸襟与西方文明展开对话。妄自菲薄不足取，夜郎自大更不是当代儒学的出路——它本身就悖离了儒家的宽容精神。狄百瑞曾批评西方不能打扫自己的后院并呆在家中，而是在世界上追逐使得别人不安宁。那么，如果像东亚某些儒学研究者那样，非要建立一种居于西方价值观普遍性之上的亚洲价值观，非要将文明中心移至亚洲，并设法让其他文明接受亚洲文明，这种一厢情愿的作法岂不是重蹈西方覆辙，岂不是同样“使得别人不安宁”？
文明冲突始与文明融合始终伴随着人类历程，民族文化的独立与人类同共价值的追求始终是个两难话语。但是不管怎么样，融合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从十字军东征到法西斯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从以暴力方式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热战”到以政治理想和社会制度划分阵营以及超级大国间对峙的“冷战”，文明冲突一如潘朵拉的宝盒，带给人类的只有灾难。
“路漫漫其修远兮”，实现人类文明大融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价值观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经济利益的趋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抵挡不了的潮流，只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才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价值。“西方中心”已是昨日黄花，“东方中心”似乎只是海市蜃楼，和平与发展才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中心”。与其费尽心思去讨论是亚洲文化合理还是西方文化先进，东西方文明究竟该由谁充当人类文化中的龙头老大，倒不如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出一把力更有现实意义。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拆掉东西方文化壁垒，积极探索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途径，才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