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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梦想获得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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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周,《北京晚报·慈善周刊》就将迎来自己的“周岁生日”。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有70多位普通人走进慈善周刊,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悲喜人生。小欣茹、张婷、刘海峰、赵永华、刘晓旭、赵广歧……通过我们的讲述,他们的故事被众多的好心人挂在嘴边,记在心里。“慈心为人,善举济世”,一份份关怀让逆境中的他们感到了温暖,一颗颗爱心托举起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从本月开始,慈善周刊将回访这些曾让我们感动的普通人,和他们一起重温冬日暖阳。 22名美籍华裔老太太为了帮助中国贫困山区的失学女童,毅然集资在北京开了一家拥有特别名字的热狗店——“卡拉是条热狗”,用收入盈余来资助失学女童。 资助人之一戈定瑜(安妮)女士则勇敢担负起了经营和管理热狗店的重要使命,然而这位一辈子跟学问打交道的64岁老太太怎么也没想到,经商竟然是件如此不易的事情。虽然开业两年来有不少北京市民和外国友人前去捧场,可尚未实现盈利的卡拉依然在坚持着最初的梦想。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见到站在柜台旁的安妮,她的身边多了一位朋友,来自美国的盛紫君女士,安妮的同学。作为卡拉22个资助人之一,盛女士此次特意代表其他资助人探望一下一个人在北京艰难打拼的老同学。看着安妮忙前忙后,老同学的心里感慨万千:“这里一切都要靠她自己打拼,我们只能在精神上支持她。”老同学们都知道,安妮为了卡拉费尽了心思,虽然一直未实现盈利,但大家都看到了安妮的努力。 自从7月底本报对卡拉进行报道后,安妮收到了太多的祝福,更迎来了众多的顾客。“八月份我们卖出的热狗比以前翻了一倍,扣除成本我们第一次实现了小盈利。”安妮也乘胜追击,9月底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了第二家分店。然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再次被现实打破。“十一”过后,卡拉的销售再次落入低谷,连新开的分店也因为顾客群的差异处在亏损之中。 安妮坦率地承认,没有盈利的卡拉让她们这个资助团队至今未能拿出资金帮助贫困山区的女童,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妮的慈善事业就此停止。另外21位老太太至今还在那个名叫树华的基金会组织里做着义工,资助着贫困儿童,除此之外,安妮还和几位朋友一起,资助昌平区沙河镇鸿雁学校的民工子弟,为学校添置乐器、篮球架,近日还送去了10台二手电脑供学生们学习。 直到今天,不善经营的安妮仍然在坚守,坚持与责任成了她的信念,用自己的热情去努力实现信念,不管成功与否,内心获得的是一份快乐和满足。 叶晓彦文并摄J112 盛紫君(左)和安妮在柜台前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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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和老王疾步行走在王府井稠密的人群中。一个几乎公开的秘密是我们在用业余时间制作《末鱼》这本杂志,除了排版、印刷之外,采访也必须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进行。因此当我拨通安妮的电话时,心中不免有些担心。总不能让受访者必须照顾我们的作息时间吧。还好在我的闪烁其词之下,她没有深究我们的做法。而作为折中的结果是,我们约定在中午她王府井的新店进行采访。这就是我和老王尴尬地在人群之中快走的原因,中午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显然十分有限。老王打趣说:“什么时候咱们能做到这样——告诉那些受访者:记得明天中午12点准时来绿叶谷(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饭馆)接受采访。”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百货大楼地下一层的卡拉热狗新店见到了安妮,这位美籍华人老太太看上去和蔼可亲。采访得以如期进行,于是真正的挑战就开始了。从卡拉热狗的创始人安妮被确定为采访对象之后,我们的争论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一个美国老人,为什么舍弃她在美国的安逸生活,来中国重新创业?在中国热狗并不如煎饼、烤串那样流行。但中国人对热狗也不算陌生,而卡拉热狗的价格却高出其他热狗许多,它真的物有所值吗?而最大的疑问可能来自于安妮提出的慈善口号。卡拉热狗和树华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一个商业炒做铺天盖地的年代,我们不得不对一切美好的提议保持审慎的态度。
这就是那个中午安妮即将面对的一切,也是我们必须设法让她告诉我们的一切。《末鱼》的采访还是第一次看上去这样惊心动魄。以至于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坐在店里,和安妮轻松地品尝着她的热狗时,有一种戏剧性的感觉。
好了各位,我想我已经卖足了关子。现在就请欣赏2007年10月我们对于安妮女士的真实采访吧。
王:很多人知道卡拉热狗,但对您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Annie:好,我是1943年抗战时在重庆出生的,1946年我就去台湾了,在台湾长大,1968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美国读研究生。在那里一直住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从1974年起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图书馆工作,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
王:“卡拉是条热狗”这个名字,您是不是受到了中国电影《卡拉是条狗》的启发。这个名字还有其他的意义吗?
Annie:是的,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挺亲切的,它本身就是讲北京的一个小食品店跟狗的故事。其实我们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叫卡拉,当我告诉我们的股东时,他们很多没看过这个电影,就问“卡拉”是什么意思。觉得莫名其妙,不太能理解。后来我们就想叫其他的名字,既然这里有“加州牛肉面”。我们就想干脆叫“加州热狗”。可到工商局注册时遇到了问题。不知为什么注册不让用地名,后来我们又想既然我们是22个人,就叫“22”好了,也很响亮,但又被告知不能用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我还是决定叫“卡拉”,“卡拉是条狗”,我们把他变成一句口号:“卡拉是条热狗”。大家很容易就记住了。
王:刚才我们了解到,您在美国一直是从事教育或者图书馆工作的,没有做过餐饮业,是什么给了您动力来做这样的事?
Annie:很多事情都是挺偶然的。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看了报纸,上面说在香港一个德国人卖肠卖得挺好的。我就想每次我到北京来,发现满大街都在卖肠。同时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很多访问学者去的时候,我带他们去吃热狗,他们反应也都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有市场,可以卖。就是这么简单,特偶然,特疯狂。(笑)
王:那您有没有考虑过热狗是否和中国人的口味,您有没有想把热狗和中国本地的一些食品进行融合?
Annie:到目前为止我没这么想,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我介绍一个正宗美国口味的东西进来。回来之后我吃过很多东西都貌似神离,很多东西号称是美国的,但我吃了之后发现味道差得很远,我希望我做的是正宗的美国口味,也许将来我发现美国的这个口味中国人不太习惯,我要把它做一些改进。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吃过的人的反应都觉得很好吃。不是觉得吃不惯,当然我也不排除有的一、两个人觉得一般或不好。但众口难调,我不会因为少数人说不好,就否定我的口味,我觉得一般大众还是觉得挺好的。而且现在北京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了,很多外国人吃到这个热狗也很高兴,就像到美国你能吃到炸酱面的感觉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市场。
王:您现在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吗?
Annie:不是,我是委托本地的厂商给我加工,他们的猪是从四川来的。但是热狗中间夹的酸白菜、酸黄瓜,外加的这些材料,是进口的。我并不认为中国的不好,只是现在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量,大到人家愿意专门为我生产。
王:现在很多人认为麦当劳和肯德基并不是健康食品,您认为您的热狗和他们比起来有那些营养优势?
Annie:首先我的热狗肉的质量比较高,并且不是炸的,是在滚筒上加热的。所以你吃到嘴里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现在你到国外去看,以我们伯克利来说,已经没有肯德基店了,都关了,可是吃肠子的风气越来越热。口味越来越多,所以我最近又带了新的口味进来,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健康。
王:有很多人还没有吃过您的热狗,您能不能对近店里比较有特色的食品做一些介绍?
Annie:我们说到热狗,在美国其实它的历史比麦当劳比肯德基要长得多,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一般美国人认识的热狗,就是在球场里去看棒球赛、足球赛吃的那种热狗。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卡拉热狗,这是一个纯牛肉的,比较软一点的热狗。还有其他的口味,比如路易斯安娜热狗,因为美国的南方吃辣椒吃得比较厉害,那么它就在里面加了一些辣椒,而在美国东部,波兰人的后裔比较多,因此加入了猪肉,比较肥。猪肉加荤香是这几年才兴起的,针对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现在各种口味都出来了,比如鸡加苹果的等等。因为现在吃肠子的人多了,因此就不断有新的品种出现。但是对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客户群体,因此不可能一下子生产太多的口味。
王:下一部分让我们进入更深层的探讨,这涉及到您办企业的理念,您常常提到的口号来自于餐饮业和慈善事业。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卡拉热狗和树华基金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Annie:卡À热狗和树华基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树华基金会成立于1995年,由3000多名华侨组成。是专门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孩子的一个组织。我们大概每年投入50万美圆。到现在已经是600多万美圆。从前我们的钱汇进来要通过私人才能转交给孩子。我们在带当地还有很多义工,他们大多是老师。一来负责向我们推荐有困难的孩子,同时通过他们把钱交给学校和那些孩子。可是不排除地方上常常对这些义工进行干扰,他们会疑问为什么你总有那么多美国人的钱。其实这些钱是帮助孩子的,这个钱我们连家长都不寄。因为如果家里有困难的话,可能家长就用这笔钱贴补家用了。我们的钱是为了让孩子受教育。所以这是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联系过侨办联、系过妇联。每一个机构都要抽我们的钱。可我们答应过我们的捐款人,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没有额外的钱付给这些机构。一直到前天我们才找到一个新的机构。教育部下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完全不收我们的钱。它完全是政府发展教育事业帮助贫困生的一个机构。我们的钱汇过来,由他们转交给学校,不收我们手续费,现在回过头来说,当年我做卡拉的时候,是想树华每年是要去募捐,你能捐多少?我能捐多少?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现在我到中国来通过这样一个餐饮经营的手段,我可能做成功了,做成一个大企业,我就源源不断地有钱。我就不需要通过那么多的中间手续,直接就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可是卡拉餐厅和树华基金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卡拉餐厅我的这些校友里面,有很多是树华基金会的成员。我们走到今天还是会员,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可以做同样的事。之所以要和媒体提树华,是因为我认可树华的方式,信任它的做法。以前我们总是保持低调,因为我们的义工可能会受到干扰。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但是现在,今天我还在和树华通E-mail。我说既然现在我们找到了国家教育部的这个机构。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越让大家知道树华,我们的义工越会受到保护。
王: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树华基金会有了了解。请问树华基金会的帮助对象是只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Annie:只在中国,因为他们都是华侨,是华人。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进步,希望中国孩子能够读书。有记者问我,你们有多大的楼,我说哪有楼呀,我们是别人的一个办公室借一半给我们用。我们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义工。所以和中国的基金会的概念很不一样。我们所有的钱都是这么30、50积累起来的。每年50万不是一个大公司出来的。是这些会员每年往里面投。
王:那对于这些受帮助的孩子对树华有没有反馈?
Annie:我们不需要反馈。所以我觉得挺奇怪的,在这个地方,一个企业家捐了款,要办那么大一个仪式。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念完书,我们不需要他们有任何反馈。但是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也要帮助其他的人,那就是对我们的反馈。
王: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您办企业赚的钱又多少比例投入到树华基金会。
Annie:没有。卡拉到今天我还在赔钱。从卡拉开始到现在我已经赔了100多万。卡拉的第一家店在清华科技园,整个是失败的。现在我到新光天地,从一个小的地方重新开始。到今天我还没有做到我想要做到的。可是我回来以后,来吃热狗的这些客人,和我讲了一些农民工学校的状况。他们带我去看他们平时一起合作的农民工学校。我看了之后觉得农民工学校从设备、师资等方面确实需要帮助。虽然卡拉没有任何收入。但是现在我们同学也在极力帮助一个在沙河的农民工学校,叫鸿雁实验学校。我们捐了一批乐器给他们。还为他们架了篮球架,买了新的乒乓球桌。开学之后我们去学校,他们反映说虽然他们有电脑教室,但里面的电脑没有一个能用的。所以我们买了5台二手电脑,这周末可以送过去。如果效果好,我们还会再买一批送过去。所以一步一步地我们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卡拉盈利投入树华的百分比,到现在为止没有。
王: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想问,在您想做一个事业的时候,您有没有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
Annie:这个鸿雁学校我去看过了,我觉得这个校长作人、做事还比较规范。所以我就愿意帮助他们,而且我不愿意现在搞得东一家,西一家。我如果能把一所学校做得好一些,要比那样更好。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喜欢把事情说成事业,一说事业就很伟大。但我认为很多事情都是身边的事。在美国,你看在上学放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先生,他过去可能是大学教授或某个公司的总裁。他就会拿一个牌子,带小孩过马路。很简单的事情,他可能天天做,只要孩子在上学他就在那里做。你说他做的是慈善事业,或者投入了多少钱?其实没有。
王:对于卡À拉是条热狗您的经营理念和口号是什么?
Annie:我没有想过什么经营理念,我跟我们经理说的是我们的口号:“卡拉是条热狗,请大家告诉大家”(笑)当时我做的时候是想,如果我做得好,在大街小巷都有这么一个小店,大家会觉得很亲热的。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也有这么一个趋势。也许大家有一天觉得我这个热狗挺营养的,挺实惠的,吃了也挺饱的,也许我就成功了。
王:我们认为您放弃了安享晚年的机会出来做卡拉热狗和慈善事业,您怎么看?
Annie: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很多人,包括我先生也觉得我放弃了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不做这些事,待在家里也许我还生病呢,而且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在加州大学的工作当然我也喜欢,他让我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了。但现在我退休了,我做我更想做的事。
王:您的家人支持您吗?或者他们给了您那些帮助?
Annie:我先生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而且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是拿不到工资的,所以经济上的支持也有。孩子离得很远,但有时我需要帮忙,比如海报设计等等,他们也能帮我做。
王: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有些人始终认为您是个商人,所谓的慈善事业只是个噱头,您怎么看?
Annie:那我只有让时间来证明,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我这个东西推销成广告,是媒体自己来找我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极力避免引起媒体的注意,在清华科技园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你的目的放在里面,我说我毕竟是在做餐厅,我要让人家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吃饭,我为什么要把失学儿童大眼睛的照片挂在墙上?那都不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在餐厅里头有一个匾,是一个北大的老书记为我们写的。他鼓励我来北京开餐厅,餐厅开业时他给我写的“将本求利,以利助学”(音译)。我就把他挂在餐厅里,别人不问,我也不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告诉他背后有什么作用,搬来这里以后,是我的揪理印了“卡拉是条热狗”的名片,在背面把我们这22个人的目的写了上去。所以从前我不愿意大声张扬,如果我一走,大家就觉得我是卷款跑了。其实我是赔了。在国外做这种事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会有人觉得特别奇怪。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美国有个沙拉酱,叫保罗·纽曼。就是很年老的一个电影明星,他就是把他的名字拿来做一个沙拉酱,因为他自己也爱吃,可是这一部分的收益就是拿来做公益的。每年是2亿美圆的收入。我就是受到他的启发。也许我没做出来,那关了媒体也没注意我,我就可以回家了。而且在我第一家店失败的时候,我的同学说算了,省下的钱捐掉吧,你回来吧,太辛苦了,就是不让我继续做。但我觉得我出的主意,那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可是实际上,在中国我每天面对的事情和问题,让我匪夷所思。比如我没想到在中国中午要提供员工餐,在美国是没有人管饭的。我们在清华失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员工食堂。所以我的同学觉得我在中国做的事情挺莫名其妙的,有的困难我都不愿意和他们去说。所以国内有人对我有这种想法,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我就见到过,一年捐1000块钱就要弄一个大仪式。而且那些受赞助的学生还要站在那里唱《感恩的心》。对我来说也匪夷所思。
王:刚才听您说,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祖国,去了台湾和美国,可是经过40多年,您返回中国之后,反而您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而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发展,反而有很多人不能体会您的想法,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还是美国教育的成功呢?
Annie:(笑)这个问题不是由我来回答的。我是有一些想法。中美建交是在1974年,70年代有中国的学者访问美国,那时我30多岁。和60多岁的老教授我能交流。和年轻的人反而不能沟通,我觉得他们还带着中国传统的东西。而新一代各个都是红卫兵,让人害怕(笑)。所以我能体会,中国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间。那时把一些东西忽视了。90年时我去过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很多大巴带着学生去参观,中午我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发现满地都是学生留下的垃圾。我就跟馆长说,你为什么不准备一些垃圾袋什么的,馆长说不是他没有做过努力,但是从老师那里就不重视这些。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教室里头挂的标语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呀,看到老人要让座位。坐公车要排队等等,教给你的就是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情。今天中国要奥运了,每个月11号要排队,其他时候都不要排队,而且排队的地方还有个人穿件制服,拿一个小旗子来指挥。我觉得你中国人做老师的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没有教好。今天奥运来了你才想起这件事情,虽然你今天在做,你已经是全世界的笑话了。你们要到网上去看的话,全世界都在说中国人现在在学排队,这不是笑话吗?你知道中国人出去留学的时候,像我的大学里的同事看到中国的留学生都生气。没有生活基本的礼貌,比如用我办公桌上的钉书机,就算是加州大学的财产,你也应该起码和我打一声招呼。就是说方方面面的生活教育没有做好。其实你们看到的西方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很多留学生到西方去,生活在一个留学生的圈子里头。可能你念了两年书,拿了一个硕士或者博士回来,但对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为什么会了解,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带大的。你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教育。
王:如果您对中国的教育有了了解之后,发现树华基金资助的孩子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您会有什么想法?
Annie:现在我和树华资助的在北京上大学的这些孩子有一些联系。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而且我为什么认可树华的做法,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每年我们还有专门的辅导老师给这些孩子写两封信。在精神上鼓励他。告诉他如何作人做事。另外就是这让我们知道他还在念书。这个孩子不错,下学期我们继续资助他。他也要给我们回信,我们都把信封写好,贴上中国的邮票。也就是说除了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我们也对他有一个教育。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当时他在农村,可以和美国写信,心里就很开心。我们给他们钱,就是为了让他们接受一个完整的教育,我觉得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能接受一个完整的教育,我们就已经帮助他了,我不期待另外的东西。
王:咱们可以展望一下,比如十年之后,您的卡拉热狗越做越好,您帮助的孩子越来越多。您觉得您是更愿意以一个成功的商人的身份还是以一个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Annie:其实如果我通过树华资助孩子,孩子并不知道这个钱和卡拉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公众对我的认识,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就好(笑)。因为我觉得,你说比尔·盖茨捐了那么多钱出来,我认为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慈善“家”。我只是觉得自己愿意做一个助学的工作。离“家”的距离太远。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我就很满足了。
我们说:
Erain's comments
对于采访,我坚持提炼针锋相对的问题加以讨论,我的问题简单并且明确:卡拉热狗的一些行为是否只是一个商业噱头,而又能怎样证明不是另一个通过慈善提高社会知名度的商业行为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在采访之前便与Xcorbeau和SilyWang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只有将这个问题阐释清楚我才能满意于采访的结果。
当然,我自己也认为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重新·看最后的讨论结果我基本满意——通过对话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Annie,一个老人带着她的朴实的想法并用自己的能力尽力去实现,她明确她的事业和做的善业之间的关系,她不苛求人们更多的回报或者关注,为此,卡拉热狗就如同它本身一样,除了名字已经不是我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感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并不喜欢将她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朴实的想法在这个社会折射出的光芒,同时让那些“捐几千元还要举行捐款仪式”的企业家们自惭形秽。Annie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由此我们也能看到目前中国大陆和美国两种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的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不同——在这个行为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慈善最根本的一面。这就够了,过多的讨论无非是画蛇添足,让我们显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laowang's comments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远赴美国,多年后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返回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她带走了什么?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是一直怀着这样的疑问的,而对此更多的了解是来自其他媒体的报道,但是我认为有很多我想知道的东西,并没有人给我解释清楚。所以带着几分好奇和不解开始了采访,时间的紧张并没有使过程变得仓促,因为当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坐在你面前,始终微笑着和你谈话,那时间的概念就会变得模糊。似乎Anine一直在向我们阐述她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会从体会到这个老人对生活的感悟。而正是这样一位老人在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人生的感悟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想无论怎样,她应该值得我去尊敬她。在采访之余,心里一直有一些缺憾,因为不能实际的帮她做些事情,在此提出一些参考建议,希望可以有些帮助:
Xcorbeau's comments
正如按妮所说,她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慈祥而充满爱心。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思维敏捷的受访者。这是在我整理采访稿时才意识到的。我发现他的谈话逻辑性极强。善于思考,我想这是一个创业者必备的素质。我曾经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她是什么人格特质让她做了那些事,现在看来她一直保持着一颗年轻而有活力的心。所以生活对她来说也许真的刚刚开始。当然她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她必须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冥思苦想,如何在残酷地竞争中取胜。这大概就是老王希望帮助她集思广益的原因吧。无论如何祝愿卡拉热狗能够生意兴隆,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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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卡拉其实是条热狗吗?
----走进安妮和她的公益热狗店
通过葛优几年前的一部片,我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卡拉”,一只小狗的名字。如今,我们需要帮您更新一下脑子中存储的记忆了,因为“卡拉”现在是条热狗的名字。而且这个卡拉还很特别,是一条有爱心的热狗。它在我们享受的美味的同时,还帮助那些有爱心的人把爱传递。也许你会问,这条卡拉什么样子,它在那里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卡拉,还有她的主人之一安妮。
最开始认识卡拉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打开“卡拉是条热狗”的网页,一只黄橙橙的热狗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如果当时正在处于饥饿状态的话,也只好望着屏幕垂涎三尺了。整个网站是有很多卡通的图片作为装饰,充满着温馨。这不禁让我们想知道,这个网站的主人是谁和卡拉在哪里?
卡拉热狗在大望路附近的新世纪商城有一家店,不过是在商城地下一层,由于店面比较小,所以相对很难找。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有很多人打听着要去那里。当我们打听卡拉热狗的时候,附近的售货员都习以为常了,但还是有些羡慕,又有些嫉妒的帮我们指路。
由于离和安妮采访的时间还早,肚子也咕咕叫了。我们决定在见安妮之前体验一下卡拉的本色。店面的售货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大学毕业的时候听说这是一家公益热狗店,虽然经营的业绩不是特别好,但是还是坚持的留了下来。每天面对很多像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顾客,她脸上总保持着幸福的微笑。她说起卡拉的品质,与其他店面的售货员不同,非常朴实,并不是让人觉得天花乱坠。最终,我们吃下去的时候,确实也是如此,味道醇美。
由于店面周围没有座位,当我们吃完回来的时候,卡拉的店员告诉我们安妮已经准时在不远的座位上等待我们了。第一眼看到安妮,我们觉得她比媒体上的照片略瘦了些,可能是在运营店面的过程中劳累所致。不过,听到安妮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热情和有力,我们就很开心了。
卡拉是条爱心的热狗
在来中国之前,安妮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了31年,退休前是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但60多岁的安妮退休之后,心还未老,还是希望亲手为她深爱的中国儿童做一些事情。于是,她选择来中国开店,用自己的双手运营的所得全部捐助给中国失学的孩子,于是就成了卡拉的新主人,同时还赋予它一颗爱心。
所以当安妮提出开热狗店的想法,大家都愿意每人捐1万美金,共同组成董事会,由安妮在北京负责经营事务。2005年5月,“卡拉是条热狗”的第一家店在清华大学附近开张。起初安妮认为,五道口附近年轻人和公司比较多,凭借地道的美国味热狗一定会有大批的客户。结果却出乎意料,卡拉的爱心在那里生根发芽。其实原因很简单,学生们一般都在校园的食堂就餐,而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也大都去食堂就餐,所以我们的卡拉就被冷落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安妮就把店关了。
店关了其实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卡拉也有可能永远的离开我们。面对老友的奉劝,“倔强”的安妮还是决定再试一次,让卡拉再次“活跃”起来。于是,卡拉热狗出现在了大望路附近的新光天地。虽然只是一个不大的柜台,可是最近的客流量明显增多了。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促使安妮如此坚持下去呢?通过谈话,我们了解到安妮对“公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中国,一些人认为做公益事业,就一定要有轰动效应情。而安妮却认为,其实“公益”并没有那么的伟大,其实这个词的定义就是“公众利益”。举例子讲,今天你不随地吐痰和丢弃垃圾,你就为公共环境卫生作了贡献,这就是公益;美国一些退休的大学教授,自发义务站在学校附近的交通路口为上下学的学生指挥交通,这也是公益;安妮九十多岁的母亲,还义务为一家敬老院作宣传橱窗的设计,老人家总是精心准备,乐此不疲,这还是公益。
之所以选择开办卡拉热狗店,安妮希望选择用商业的模式去做非赢利的事业,因为捐款即使数额再大,也会用完,而用商业的模式去运作这笔钱,如果成功了,就会有很长远的效应,可以用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贫困学生的教育问题解决了,这些钱还可以去救助白血病人,去治理环境污染,去做更多有意义地事情。
卡拉是条踏实的热狗
虽然有很远大的梦想,但是卡拉的步调是稳健的,心态是踏实的。安妮从未放弃过品质第一的原则,坚持把热狗的原汁原味。也许有些人会说这热狗卖的太贵,但是卡拉在你的嘴里时会让你觉得它是货真价实的。据安妮介绍,卡拉的热狗肠中没有淀粉,全是精肉。肉肠不用油炸,而用电滚筒慢慢滚熟,保证绿色健康。肉中使用的香料都来自国外,面包也是天然发酵的。客人可以根据喜好配上番茄酱、芥末酱、德国酸菜、腌黄瓜等,味道正宗。
虽然开店是为了公益,但安妮并不愿意为了吸引顾客而刻意宣传公益。她希望能够低调的完成自己的事业,因毕竟这个小店不单单是自己的,更是二十二位金陵女校校友的期待。随着媒体的关注越来越频繁,卡拉也声名远播。有不少商家联系安妮,希望能够用她的品牌开分店,却遭到了拒绝。究竟为什么呢?安妮坦言,能够开多家分店也是自己的梦想,这样不仅能够增加销售额并可以帮助更多人,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这种将本求利,以利助学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仔细考虑自己目前的经营状况,开分店也许还不是时候。人家来加盟的最终目的肯定是想赢利的,但是自己现在都很难保证赢利,怎么能保证能给人家带来利益呢?同时,自己热狗店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质量监管体系,一旦有人做了不地道的热狗卖给顾客,那不仅会影响加盟店的名誉,也会让卡拉再也抬不起头来。
安妮坚信中国那句成语中透露出的智慧——“欲速则不达”。安妮还是希望卡拉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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