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毛主席恰恰就是粗读马克思主义，对他的理论和知识有着朦胧的了解，或者说“误读”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他也像那些理论家们一样，掉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袋子里面，反而将会一事无成。这个倒不是我们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碰上了这样的文化传统使然。而毛主席又熟悉中国文化传统，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就毛主席的个人作用来说，他马克思主义这一头是较弱的，而中国化这一头又是奇强的（和洗衣粉没关系）。如果不是这样，指导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那么能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只要熟悉中国的特点就能成功呢？换句话说，如果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头弱点再弱点，中国化的这一头强点再强点，也可以呢？不行。因为我现在在井冈山，手头资料很少，我不展开论述，只能谈一点感想，就打个类比。好比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从来都是“儒表法里”——用儒家的理论来解释，用法家的手段来执政。放弃了儒家理论

这些天来，我们学员一直在井冈山学习、考察，我也听了一些教授关于为什么中国的山沟沟里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座，但我觉得还是不过瘾，当然，他们讲得要比汪教授好，至少不那么四平八稳，陈词滥调，语言上有自己的技巧，对井冈山的感情是充沛的热情的。哪里不过瘾呢？思路比较单一，教员在讲台上没有说几句，其实后面他要讲什么，我们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角度来创新，都还没有做到。包括在“中井院”放的两部录像，像《瑞金奠基》什么的，从讲述的角度来说，制作方追求的是一种宏大叙事，采访了很多革命前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采访也是从别人那里剪切下来的。我在这里不到5天的生活，觉得在宣传上过于突出毛主席。不敢说是神话他在中央苏区的经验吧，但至少在众多领袖当中，他老人家遥遥领先。实际上，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它不是一种完型历史的解读，而是用毛主席后来的成功来“神话”他前期的

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诞生的，服务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有着鲜明的阶级基础，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还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论氛围。没有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没有无产阶级的绝对贫穷化，没有严重的阶级对立，是产生不出一个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都是来源于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它打上了鲜明的“European mark”。

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期间，我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教授所讲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比较感兴趣，在此之前，也做过一些不成熟的思考，而且正好和汪教授的说法正好相反。既然研修班要求每个学员在结束培训前，必须交一份心得体会，那么我在这里草成一篇。

汪教授在讲座中共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即所谓的多学科攻关、

西方人游历中国的著作，有时一经出版就掀起热潮。如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股“中国热”。许多航海家、传教士和探险者，一定要携带两本书——《圣经》和《马可·波罗游记》，

2009年6月1日，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一期学员班报到的日子。从外地来的学员，可以乘坐火车或飞机先到北京，学院在公主坟北的新兴宾馆和北京西站设立接待点。我到达新兴宾馆后，由学院派来的校车直接送达位于大兴的校区。

在学校有专门负责接待的人员。先办理住宿，需要交押金100元，换一张门卡。然后填报到登记表，交三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给了胸卡，学员可以用胸

现在快到高考了，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议论一下高考的不公问题。其实，在中国的各项制度来说，高考制度还算是比较公平的。

但人们议论纷纷，矛头有所指。概况起来，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罪在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的考生，想上重点大学就容易，而山东、河南的考生，要想上北大之类的高校，就困难十倍不止。以北京市的重点大学为例，它们投给北京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一百多年前，正值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沙皇俄国趁火打劫。这个时候，也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进行英勇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一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论可以摘录，见于其他著作和书信当中。

一，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论文

是否有所谓的“重点进攻”？

金冲及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中认为，蒋介石并没有一个全局式的战略通盘考虑。他缺乏战略预见，结果在这个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