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梁实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要想一天不安生，就去搬家，要想半年不安生，就盖房子，要想一辈子不安生，就娶个小老婆！

    搬家、装修房子，这样的“不安生”我是经历过了，先生说的那可真叫准！倒这第三个“不安生”，咱小户人家“经历”不起，也不知道梁先生是怎样“经历”出这样的箴言。

    话题又转到“一夫多妻”的问题上来了。午餐后，在饭桌会上得知，原来某某国是可以“一夫多妻”的。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听清楚了啊，只能四个，多了可是不行的。

    这让我很惊讶，如今毕竟不是过去的那个年代了。  

    别国的事情我们不加评论，我们只说中国。说到中国的纳妾制度，某老兄拿出了辜鸿铭的经典比喻“一个茶壶总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以做笑资。众美女齐声反对辜鸿铭这个老东西，怎么见得男人就是“茶壶”，女人就是“茶杯”？我也说：“既然允许男人纳妾，就应该允许女人养小白脸。”

    古代的男人可以纳妾，女人养了小白脸就一定是潘金莲的下场，可见古代这男人是真够不讲理的，占了便宜还逞恶。怨不得贾宝玉天生就与“泥做骨肉”的臭男人不共戴天，而把他所有的柔情蜜意都给了身边那些可爱的女孩子。那个年代，能够为女人鸣不平，不容易。有人提及现在大陆有钱人的“包养”之风。其实，包养与嫖娼的关系只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每天的博文我一般都控制在30分钟内完成，因为大都是率意成篇，总是错误百出，有点对不住我那些真诚的“博友”。每天的更新是想留下一点儿的心灵记录，不管是谈古论今，还是风花雪月，或是吹牛“灌水”打嘴仗，都是活生生的生活，以后整理也有个依据。我也不想写地太长，尽量不要影响到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况且我每天还有另一项繁重的写作任务。  

     在别人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还算得上比较勤奋的人。其实我了解自己，也爱玩儿，也会不守时间，很多次计划好的事情总被莫名的借口拖延，任务也完成了，却总是有一些狼狈。这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我自责过，相信在以后的时间一定会克服。

    很多的时候，这种借口来自于当时的心情，也许正在为某件事情亢奋，也许正在处于情绪失落的时候，所以如何驾驭自己的情绪蛮是重要的。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关上门，小声地听音乐，也不要上网看新闻，静养一个小时，然后再出门做事情。

    我很佩服佛教徒打坐的功夫，相信一定是个清心养颜的好办法。但是我还达不到那样的火候。——我若是打坐，要不了十分钟，就像泥塑一样歪倒，呼呼大睡也。

今日纪事：

      1.今天上课的时候又有小礼物了，还两份！可能是大家看到我每次上课拿的那个玻璃杯子有一点寒碜，有损老师的形象，两个班竟然不约而同地送我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1班同学还附了一张全班写满祝福语的信笺。以后上课，到不同的班就拿不同的杯子！免得大家伤心         

      2.今天暨南大学来了两个人，不知是谁，总之学校很重视，大家要求统一服装。我上午有课，到12：30才下课。吃饭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吃过饭，通知到楼下拍照，而且要穿黄绿色的工作服，又噌噌蹿上四楼换衣服。换完衣服噌噌蹿到楼下的时候，尤兄跟几位女同事在合影。两位贵宾尚在，那个经常出现的圆脸扎马尾辫的河南籍小姑娘也在，于是大家在一楼服务台前合影。合完集体影，女老师单独合影，女老师合完影，男同事单独合影，几个傻老爷儿们又攥着拳头搁在胸前站成一排合个“信心影”，合完“信心影”，有人还要合影……天色不早，眼皮打架，于是趁个当，逃之夭夭也。   

    我们的媒体往往到了“某某日”的时候，才会集中地讨论与“某某”相关的话题，抱怨归抱怨，还是应该感谢设立这些“某某日”的人士。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至少还能每年关注一次与“某某”相关的话题。
   几天来媒体的不断报道，才让人真的感觉到“狼来了”的恐怖——原来艾滋病的肆虐已经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我们只知道注射吸毒的人传播艾滋病的比率高，而现在性传播已经占到艾滋病传播途径的70%，这里面有一部分还是无辜被感染的！
   当SARS来信的时候，我们紧张而从容地去面对；对于艾滋病，因为太多与性纠缠在一起，总是被社会歧视，总是遮遮掩掩。这种遮遮掩掩正是艾滋病难以遏制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像其他传染病一样，无论是患者还是社会，都去积极应对，带来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有这样几个现象我们得注意：
    世界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向被我们认为是多么的自由，性观念是多么的开放，但是艾滋病的发病率反而不高，原因在于：他们懂得保护自己，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因为社会的宣传和介入非常到位。
    这次全国的大调查，广西艾滋病的感染人数上升到全国的第二位，在重庆，性传播而致病者中大学生竟然占了40%。这样的数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为之叹息。
    在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面前，在一个个即将消失的生命的面前，我们还有必要遮遮掩掩、不好意思吗？如果这些话题能够堂堂正正地放在桌面上谈，这样的悲剧会少得多。
    近日中央大力在东莞打击“性产业”，听人说东莞已经成了中国的“性都”。据外媒报道：每次被查掉的都是小打小闹的“小作坊”。星级服务的酒店因为地方官员的保护还在照常开业。深层的原因在于，一旦全部查封，东莞会有50万人失业，在地方政府看来，失业也许是小事，大把大把的银子就打水漂了。
    性产业的合法化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在讨论，中国的学者也在讨论。
    吸毒、贩毒，国家可以去严惩，谁都不说什么；抽烟的问题，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而政府却能够堂而皇之地将烟草纳为国营，还不是为了税金、钱？这样的话，对待“性产业”的问题该参照谁？
    “性产业”的确比较复杂：我们看看历史上什么时候这样的事情停止过？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确没有。但那个时候我们是以整个社会的赤贫当代价的，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再退回去。人类在本性欲望与社会规则中寻找到了一夫一妻制，但是它的副作用是有的。就整个社会来讲，我们为什么在法律上没有定“红杏出墙罪”？就是考虑到了人类本性的复杂。
    更为重要的是：严酷的打压不可能终止这种特殊的“产业”，只能让那些人偷偷摸摸地去进行；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性病、艾滋病这样危害整个社会的恶魔就越变得诡秘而不可捉摸，越无法控制，所带来的社会损失也会更大。
    我不是社会学者，想不出更高明的招数，只是从个人一己的思考关注这个社会现象。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将性产业纳入合法，比如从业者至少要遵循两个原则：1、自愿，2、健康。我觉得可以理解，值得参考。严酷打压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对遏制艾滋病的泛滥没有一点好处。
   “有伤风化”是我们几千年来头脑中的观念，好像“红灯区”一定就是邪恶的一个所在。当然，连我自己也不会将之与商场饭店相提并论。不过，在死神面前，这些都是很次要的，我们得学会冷静的解决问题，保护每一个无辜者。看到伊拉克少女因与异族青年恋爱而被自己族人乱石砸死的录像，伊朗同性恋的少年被套上绞刑绳索的照片，每一位善良的人们都会难过、甚至流出眼泪。

     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有些人将托翁的这句话理解为指斥社会上富人和穷人的对立，或者说成是他晚年对宗教情感的动摇，我想都是不全面的。
    穷人需要信仰，富人也需要信仰，而他们的信仰竟然能够是同一所指，足见上帝精神的伟大。
    穷人在物质贫瘠的嗟叹中，渴望财富的充裕，希望从上帝那里求得了精神的安慰，富人在奢侈的生活中所生出的精神的烦恼并不比穷人少，也希望从上帝那里获得精神的满足。
    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空虚所带来的痛苦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位置却不是平行的。因为穷人渴望成为富人的人多，而富人愿意变成穷人的人少；穷人的精神生活也不都是充满快乐，很多的时候是相当不快乐的，富人的精神生活也不都是空虚的，高尚而富有情调的人也很多。
    然而上帝却能够周全不同人的诉求，让每一个人得到安慰，使他们得到快乐。这不是一种神灵的法力，而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布施。
    考虑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的东西，人是不能够被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的；如果要分，可以分成这样的两类人：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

    学校的大礼堂今天举办了一次宗教活动，这次的活动与我们无关。

    其实说与我们无关，是有些令人纳闷的：因为那次慈光米勒佛院举办庆典，学校还派车送老师们过去呢，这次怎么就没有声息呢。后来才知道，这次宗教活动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基督教，而是曾经在大陆及台湾流行过后来又被取缔的“一贯道”。
   对于“一贯道”这个名字，我不熟悉。听年长的同事告诉我，建国初期，政府曾经将之视为反动会道门取缔过。这种宗教的宗旨是什么，怎么活动，一概不知。今天晚上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贯道是有渊源的，40年代国民党政府取缔过、大陆取缔过、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禁止的，直到80年代的时候才解禁。现在在台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组织。
    “一贯道”可能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东西，根据其强调侍亲孝道来看，又有儒家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对一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我不置臧否。但是看到善男信女们虔诚的活动，还是有一些感慨：人有一点信仰还是有好处的。生活中见过太多喜欢骂骂咧咧的人，伤人伤己，也显得幼稚。相比之下，信仰宗教的人显得祥和、宽容，也容易与人交流，对健康也有好处。
    中午吃饭前，徐老师刚回宿舍，我问他上午去看了没有。徐老师笑着说，我拉你看一件好东西。我说是什么，他说是在大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古老的鬼神占卜“扶乩”。我放下餐具，跟着徐老师到了我宿舍后面三楼大礼堂的上方玻璃窗处，悄悄地看礼堂内的活动。徐老师说，你看，扶乩活动还在进行。
    我用右手挡着玻璃的反光，仔细往里面看，虽然没有戴眼镜，但是我们是在上面看的，礼堂里面进行“扶乩”占卜的场面看得还是很清楚。只见两个穿着黑色上衣的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好像国内画符儿的人一定是没结婚的女孩子）一人手中拿着一个圈，圈上连着一支乩笔，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台上飞快地划来划去，桌台上好像铺的是一层丹砂之类的东西。背对着信徒站着一个同样装束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个推竿，随时把写乱的丹砂铺平。因为旁边有两个大屏幕在同步摄像演示，所以还是很清楚地看到女孩子用乩笔划的那种奇怪的符儿。
    据在里面拍照的另一个同事说，画符的姑娘已经不是自己，而是神仙在附了体，在代替神灵说话。他画的符儿都有旁边的人翻译出来，说给肃穆而立的信徒们。说到这种符儿我想起我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有一位会占卜的神汉同事，后来不做教师，专职给人“看病'去了。我见过他在给别人占卜时飞快地划的神符儿，跟这个小女孩儿划的很相似。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女孩子一直在不停地画符儿，旁边翻译占卜的内容，信徒们静悄悄虔诚地站立在下面。
    这种古老的占卜活动我在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看过的，相信很多年龄比我大的朋友也未必见过。其实古代鬼神占卜的方法很多，甲骨文时代拿龟壳、动物的骨头占卜，后来的蓍草占卜。扶乩是道教的一种占卜方式，《辞源》上面说：“扶乩：〔扶箕、扶鸾〕旧时迷信，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或与人唱和，籍以诈钱。因传说神仙来时均驾风乘鸾，故名。起于唐代，明清盛行于士大夫间。《红楼梦》上面还说：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她问一问？”

     儿时读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没有多少感觉，成年以后，才体会到作品语言的美和作者想象的不同寻常；等自己有孩子，读这样的作品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是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朗诵比赛的决赛，也是征文、硬笔、书法等奖项的颁奖典礼。在朗诵赛中，二年级四班林俞雯同学朗诵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非常地感人，我坐在第二排，听着小女孩儿的故事，怃然良久。故事有这么几段：

   她穿过马路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快地冲过来，吓得她把鞋都跑掉了。一只怎么也找不着，另一只叫一个小男孩捡起来拿着跑了抢走了。他说，将来他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可以拿它当摇篮。……
    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地向前走。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轻轻打成卷儿，看起来很美丽。不过她没注意这些。每个窗户里都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大年之夜——她可望不了这个。……
    她又取出了一根火柴，朝墙上一擦，于是火柴点燃了，它的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在这明亮的火光中，小女孩看到了疼爱她的奶奶。……小女孩叫着，“哦，我的奶奶，你就让我和你一起走吧！我明白，当这根火柴熄灭时，你就会消失的，就像那个温暖的铁炉、那只香喷喷的烤鹅、那颗漂亮的圣诞树那样消失了！”……
    于是，她连忙点燃了剩下的所有的火柴，因为她害怕火柴熄灭后，奶奶就会不见了。这些火柴燃烧着，散发出巨大的热烈的光芒，把四周照得比白天还要明亮。……

    也许是心情一直不好，听这样的故事容易感伤；也许是因为听小女孩的故事，想起了我的儿子——亲亲的宝贝，爸爸离开家乡已经三个多月了。

    可怜的小女孩儿在风雪的大年夜还在叫卖，弱小稚嫩的身体，支撑着本不属于她的营生，本该享受到的疼爱，却被生计的艰难与世态的炎凉撕碎了，成了窗下听人笑语的凄凉。本来应该有温暖的怀抱，却在冰冷的角落靠擦亮火柴去点燃一点希望。火柴点完了，她的生命也结束了。

    没有孩子的朋友，体会不到父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感情，也体会不到这个悲惨的故事如何触动为人父母者最脆弱的那根神经。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只是因为：孩子是最孱弱无助的，除了自己的父母亲人，流落到大街上，谁会疼他爱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直被当成“愚爱”的典型，却不知其中也包含着人类天性中的怜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几千年前先贤说过的话，我们今天也未必都能够做到。    

     陶渊明的诗歌，我比较喜欢他的《拟挽歌》第三首：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每当读陶诗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翻到结尾，读一读这首诗。我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却每次在我精神极度低落的时候，总是念叨着先贤的诗句，就好像是为自己写下的挽歌。十多年前我写下的一首诗中有两句话就是化用了先生的心境：

     高悬的星星是我灵前的灯盏

     北风卷集着白云般的招魂幡

     也许有人说，这就是诗人的魏晋风度：人没死，何苦为自己写下了挽歌；也许有人说：这就是诗人的达观任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转眼皆尘土，大自然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然而，又有谁能够体会到诗人内心的极度痛苦？非如此，也不会出现“荒草茫茫”、“白杨萧萧”、“严霜九月”这样的意象。诗人对于死亡也是恐惧的，畏死者方知长歌当哭！

    一个坚强的灵魂，永远不会自陷泥沼而不可自拔，他总会在黑暗中掘出呼吸的小孔，在幽深的小径中擎着智慧的明灯走出黑暗。他会大笑，任泪水和细雨在笑声中飞扬。

     今天是印尼的教师节。晚上七点半的时候，舜心代表学校给大家送来了节日蛋糕。外语系的老师也在，大家一起用汉语、英语、印尼语说“教师节快乐。”
    早在9月10号中国教师节的时候，学校送来大大的蛋糕，为大家庆祝节日。记得当时陈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可以过两个教师节，等到10月25号印尼教师节的时候，再给大家庆祝。到了10月25号，咦，怎么没动静呢？今天上课的时候，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说，老师，节日快乐！我还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今天是印尼的教师节！原来印尼的教师节是在11月25号，不是10月25号，可能是当时我们听错了。
    你看，在这里过个教师节都是双份的呢。  
    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学生已经送来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来给老师们庆祝。说来也蛮幸福，这边的学生特别热情，时不时地给老师们带来水果、蛋糕、小吃，那天春燕过生日，学生还送来几份炒粿条，用芭蕉叶子包着，香辣的味道特别浓烈，很好吃。
   教师这个职业的快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学生。所以，为了工作心情的舒畅，做老师的都很尽心。——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些学生都是成年人，如果是初中的孩子，那种心情肯定会不一样。 
    前一阵子，有人在网上登出一篇文章，说中国最缺德的十大职业，第一个上榜的竟然就是教师！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的脑袋一定是长歪了，或者是不小心被驴子踢着了！对这样的脑残儿，我很不屑！
    说一个人或一种职业缺德的时候，首先要看看他们的手中有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教师这个职业能支配谁？地方政府给多少就拿多少，撅嘴也没用；据说在火车上听说你是老师，贼都可怜着呢。扫马路的大妈都可以撂扫把罢工，教师就不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职业的道德决定了教师比其他行业自律地多。
    窃以为如果要选最缺德的职业，医生、警察、房地产商都是可以上榜的。坏到什么程度，不说大家都知道

    来印尼这三个多月，每天下午不变的活动就是打球。学校的娱乐场地有限，唱歌看电影虽然也可以随意进行，但是时间长了也没什么意思，倒是一楼的羽毛球场地成了大家最开心的活动场地。每天下午睡午觉到三点多，一睁开眼睛，听到下面打球的声音，心里就直痒痒，就得赶紧拿上拍子跑下去释放释放，不然这一天是不精神的。

    每当一局结束的时候，下场的都在不停地擦汗。我们有两个同事，感觉水分特足，简直像个“大蜜桃”，一场球下来，挂在脸上的汗珠一团晶莹，阳光下熠耀生辉！别人的汗只是湿了衣服，这两位老兄衣服上的汗水是要用手拧的。其中一位哥儿们对我说：“你还行，不怎么出汗”。我笑着说：“蓄水量小，没汗出。”其实，每天自己打完球，身上的衣服也差不多全都湿透了，只是没有两位老兄“水灵”而已。

    傍晚的时候，经常都是大汗淋淋地回到宿舍。冲洗、换衣服，然后去吃饭。天天锻炼、有规律的生活、单纯的心境，让我感觉这段时间身体好了很多。口腔溃疡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国内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劳累、精神的低落、焦灼是诱发口腔溃疡的主因。前几天，国内的一位长辈在联系的时候还嘱托我，一定要让自己快乐。

    论球技，我属于资质愚钝之人，进入状态慢，进步也很慢，有时候只是到了打疯的时候才会显得异常神勇。但是没有关系：打打球出出汗，锻炼了身体，目的也就达到了——除了专业球手，大家的目的也都是如此。打球的过程中，没有嘲讽、没有恭维，只有嘻嘻哈哈的娱乐，有时候我扣球出界了，大家会说“意识还是很好滴”，这样开开心心的玩乐，怎么不让人上瘾呢？

    球技无论高低、身体无论胖瘦强弱，大家锻炼身体的目的都达到了。生活中，聪明的人总会抓住这些根本的问题，而对于细枝末叶的东西不予留太多的神。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是这样的道理，正如一位朋友所言：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得到的太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太少。可以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