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出版社 隆林

按：在质检书稿中，经常发现“×道”与“×到”的误用。今转录《“说道”不同于“说到”》一文，让我们共同学习，以正确掌握“×道”与“×到”的运用规律。

现代汉语中，常见“说道”的用法。“道”有“说”的意思，“说道”就是“说”，这是一个并列式合成词。相关的还有“谈道、讲道、叫道、喊道、嚷道、问道、答道、写道、唱道、安慰道、感叹道”等等组合。但在这些组合中，“说”的意思明显趋于弱化。在语言实践中，单用一个“说、谈、讲……”之类，有时似乎显得“秃”，加上一个“道”

“异端”这个称谓，在中世纪的300年间，是与死亡、暴力、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有谁敢以思想的名义，哪怕发出一丁点儿自由的声音，恐怕还没等到声音传出很远，早已有屠刀挥向那颗高傲的头颅。更为可怕的是，当自由的头颅被暴力砍下的时候，早已被恐惧降服的民众丝毫没有任何感觉。相反，他们拱手交出自己的信仰、自由和灵魂，心甘情愿的匍匐在当权者的脚下，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总有一些宁肯背负异端的名声，也要振臂一呼的人。只有他们明白思想的力量，自由的可贵。在集权暴力的时代，谈论自由是最危险，也是最奢侈的。独裁者们当然无法忍受这些“异端”的存在。于是，斗争与迫害接踵而至。“人肉烧焦的气味弥漫整个欧洲，异端的惨叫声穿透全欧洲人的耳鼓。”人们在焦虑、恐惧中早已对此司空见惯，死亡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当惨叫、呼喊、控诉随着大火冲天而上之后，剩下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集权统治大行其道的权力？茨威格认真分析到：“正是因为民众的懦弱，暴力和恐怖才能压倒人道主义，肆无忌惮地嘲弄、侮辱人道主义。当一个政治制度被恐怖专制的暴力所同化的

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作者：王晓渔

　　2008年，在近10

在当下的图书出版界，好像突然流行起了思想史专题，大有思想正红的趋势。前几日逛书店，就接连发现几本新近出版的图书，如“五月文丛”的后续本，《五四之魂》、《论北大》，前一本是林贤治先生在出版《午夜幽光》后的第二本，后一本则是钱理群先生继《我的精神自转》以后，续写北大生活的又一力作。对于文化界来说，图书的出版或许是件好事，但对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地方，相反，一旦想想成为热门，就该警惕思想的肤浅与异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处在边缘的边缘，以冷眼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一旦知识分子成为文化界的中心，思想也就不再称之为思想，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也就随之弱化，甚至消失。

由于对钱老先生还算比较熟悉，早在大学时就开始读他的书，所以，为了能有些新鲜感，还是先买了林贤治先生的《五四之魂》与《午夜幽光》。工作以后，读书的机会比以前少了很多，只能忙里偷闲地利用点时间阅读。一本《五四之魂》让我耗费两周时间才啃完，掩卷遐思，颇有些感触。

林先生之所以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作为副标题，除了他自序中所谓的大抵是取旧作“五四之魂”中的意思以外，私下揣测，当是为了呼应《午夜幽光》的主题。

题记：下午同学给我留言，说余虹自杀了，就在12月5号中午。起初我以为是玩笑，没有在意。在百度上打入余虹、自杀两个词，才知道是事实。很震惊，也很遗憾。作为川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老早就听吴兴明老师提起过他，据说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前辈校友。后来陆续看了他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也曾经被他的渊博学识折服。老吴说他们是好友，很喜欢和他聊天。我想这是有原因的，或许是出于对学术的那份执着，对哲学的那份兴趣。但现在，斯人已去，空留下无限伤悲。我不想说什么，只是突然对人生有了些须臾之感。不管怎么说，人都有选择的权力，我愿这位未曾谋面的前辈校友，在彼岸一切都好。下面这篇文章是他在川大一百一十年校庆，文新学院庆祝石璞先生百年华诞时写的文章，也是其博客的最后一篇。转贴至此，让我们永远记住他，或许在将来的文学理论史上，会为他写下浓重的一笔。

题记：作为老唐的礼物，我也近水楼台了一次，预先翻看了前面一章总论。总体感觉不错。当然，作为圈外人，对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向不是我的强项，但同时作为一个涉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生，本能的对于这些问题又抱有浓厚的兴趣。矛盾是显而易见地，所幸的是，我尚有一些自知之明，班门弄斧的事，当然不做。发表一些读后感之类的文字，倒是可以。以下文字，算作即兴遣怀吧。

先看前言后记，这是我拿到一本书之后的第一反应。很奇怪，但也很实用。往往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类似于诡秘、神秘性的东西。这本书恰恰印证我的这一观点。

书的扉页写道：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名头很大。项目批准号为：02JAZJD720008。从前面两个数字来看应该是02年批准。但翻看此书的最后一页，赫然写着2007年9月出版。中间相

五四以降，随着西学观念的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世人多以传统文化遗毒过深而排斥之。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脉的儒家学说，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呼声中更是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对其异化层面的揭示与批判以后，反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学说一些合理的，充满价值理性色彩的内容(比如儒家文学教化说)，也在批判的同时为我们所抛弃。在今天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中，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批判其不合理成分的同时打破这种成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涵，以促进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儒家学说中，文学教化说多为世人所诟病，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批判最为激烈。如闻一多就说从“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话中“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1]( P398)} 当然，我们并非否认儒家教化说有为统治阶级利用导致人的异化的一面，但是，作为儒家文学教化说的最初立意却不在此，而是为了更为根本更为抽象的文化理想。进一步说，在儒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