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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推荐这本书，我却没有读过，也没有找到这本书，呵呵。谁有吗？借给我读吧。
这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一本书，有助于大家去寻找更加快乐幸福，内心也更加平静的一本书。
《你死前一定要发现的五个秘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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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国际电子商情转过来的这篇文章，原文是谁写的，出自哪里，已经不想去考证。只是推荐大家都来读一读。
另外，我想之所以15-45岁之间满意程度最低，也是因为这段年龄的人感觉自己还有机会还有能力蹦蹦跳跳。15岁之前，太小了，可能更多的是接受别人的安排；45岁之后，可能太知天命了，更加能安于现状享受剩下的人生了。呵呵，这只是我的感想，其实希望我自己还是能够安享人生的。
年轻的普遍特征——急于摆脱现状（转自csdn
两年前，写过一篇帖子，叫“人生满意度曲线”：
根据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David G.
Blanchflower的调查结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满意程度和在各个年龄段的分布可以连成一个U型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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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和一位比我更多新闻从业经验的前辈闲聊，说起媒体报道与现实情形的差异时，他比我更加悲观——他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只有三成可信。不幸的是，中国媒介信息的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甚至是太好了），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现在应当大力培育公众的媒介素养。
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媒介素养主要指公众面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其中包括媒体信息选择、理解、评价、使用、制作的能力。
其实，中国媒体面临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殊为不易，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媒体也实在不多。对媒体行为的一切评判均基于商业利益逻辑，在我看来，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但在另一方面，“宣传”年代以来，媒体被赋予了太多“主持公道”的光环，导致受众不能警醒地认识到媒体身上的商业属性，同样有失平衡。于是，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媒体本身的确具备利益个体的特征，并且构成了一个拥有相当大能量的利益集团（需要注明的是，“利益集团”在本文中是一个中性词）。
面对需要刊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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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经济谈经济看上去很美，一旦价值观缺失，无异于自毁前程，正如管理的“三个层面”所说的，知物理、明事理固然重要，一旦人理不通则万事休矣。同理，也从来没有单纯的商业，也不能就商业谈商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问题：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这个问题原本是由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家安·兰德博士（Ayn Rand）在1961年提出的，并在随后与她的继承人伦纳德·佩柯夫博士出版了同名专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兰德博士针对人们用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伦理把商人视为自私自利的“邪恶奸商”的情况，鲜明地主张理性利己主义，公开倡导“自私是美德”；正如佩柯夫博士所说的 “从本质上说，美国是有利己主义者所创建。开国之父们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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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关于《挪威的森林》的读后感，非常喜欢，与大家分享。
而且，我正好认识几个朋友，都曾是超级好孩子——像直子姐姐那样的好孩子，现在均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他们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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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部“创新简史”：首先登场的是那些孤军奋战、并改变了世界的发明家，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这位钟表匠在18世纪名声大噪，并且（最终）变得非常富有，原因是他制造了一台时钟，其走时是如此精确，在气温变化和长期摇晃的情况下是如此不受干扰，以至于人们可把它装配在轮船上，用以计算船所在的经度。哈里森也由此与有权有势的英国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展开了竞争。皇家天文台是由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于1675年建立的，目的是用天文学方法解决经度问题。孤军奋战的发明家率先拿出了答案。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创新变得越来越工业化。1876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在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Menlo Park)设立了工业化研究实验室，这或许是全球首个此类实验室。爱迪生为20世纪定下了基调，即大规模开展成本高昂的研究项目。20世纪最著名的项目包括一些政府计划，比如旨在研制首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
随后，在上世纪接近尾声时，潮流似乎再次转到有利于创新“小作坊”的方向。在闲置的房间和车库里，诞生了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公司。大公司似乎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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