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讽刺与恐惧
历史中的一些细节,充满了讽刺。
1913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将明清两代帝王举行登基大典的太和殿,作为就任大总统的地点。两年后,他又在这里改制称帝,接受百官朝贺。
有一天,一位大臣赵尔巽前来皇宫谒见,袁世凯恰好不在。赵尔巽顺手从桌案上拿起一份《顺天时报》翻看,惊愕地发现这份报纸上所载的内容,竟然与自己所看到《顺天时报》完全不同。袁世凯回来后,赵尔巽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面前的这位逆流而动的皇帝,才发现自己受到了真正的嘲弄。
原来这是袁世凯的长子和几个心腹精心策划的骗局,几年前,他们为了促使袁世凯下决心复辟帝制,专门印制了这份虚假的《顺天时报》,上面登载的都是一些拥护帝制和颂扬袁世凯的文章。这使得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几乎每天必读。他一直不知道这一报纸原是为自己设计,专供一人阅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中国的公众已经可以从不断兴起的各种报纸上,得到各种来自朝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知识分子和怀着救国理想的人士,正在通过报纸媒体传播自己的思想。袁世凯以及他之后的军阀政府,一直企图压制民众的呼声,然而从分布在北京及其它城市的各个报馆,发出一张张印满文字的纸片,击碎了统治者的妄想。
中国的新闻活动起源很早,它源于生存需要的信息传播。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组织性的记言记事和新闻采集活动,被视为经典著作的《春秋》就被认为是一种“断烂朝报”,保存了古代一些价值丰富的时事材料。唐朝的邸报可以说是最早的报纸了,只不过它的信息传递仅仅限制在朝庭与官吏之间。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邸报,发行于公元887年。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活动,从19世纪开始。从1915年8月5日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诞生以来,整整80年间,中国的报纸都为外国人创办。沟通、凝聚、变革、强国,逐渐成为那一时代的社会主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之后,将民间结社结会、言论自由和办报办刊的激情推向高潮。1895年8月,强学会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次年5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明确提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的政治主张和办报宗旨。那时,酝酿几十年的维新变法,已经由思想启蒙逐步演变为上层社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出现了资政党的萌芽,各种报纸的创办为改良派推动变法运动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
一些学者对1895年至戊戌变法失败的1897年间的各种会社和各种报刊的数目做过统计。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会社多达72个,各种报纸依托这些学会勃然丛生。在那一时期,北京有《万国公报》,上海有《时务报》《强学报》《汇报》等,香港有《循环日报》,广州有《博闻报》……报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日就会冒出几家。这意味着社会风气的开通。国外最新科技知识和各种思想不断涌入,报刊数量与开启民智的程度成正比。
1897年,戊戌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维新人士或从容就义,或流亡异乡,然而它的余波汹涌,呼啸不绝。清廷灭亡已成必然,接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开始走向共和。各种报馆凝聚了一大批报人学者,成为与腐败政治斗争的街头堡垒。
爱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内心感受。这位日后成为新中国开创者的伟人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研究会,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业史》中称之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当时已是著名报人的邵飘萍被聘为讲师,讲授新闻学总论,毛泽东经常前去旁听。可以肯定,这对于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他一生都极其重视报纸和新闻媒体的作用。
这座旧式二层灰砖小楼,深藏在北京距中轴线不远的魏染胡同。只有大门两侧欧式风格的石柱,让人想到它可能有着不凡的来历。
中国现代新闻先驱者邵飘萍先生,曾在这里的主人。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宣武门外珠巢街创办《京报》,当时设备非常简陋,自己没有印刷工具,委托别人代印。然而邵飘萍作为独立办报人和一个怀有救国理想的新闻记者,他胸有大志,在《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阐明了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作为也!”这一年,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八九月间,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被英法军队击败,15个师被歼灭。11月,柏林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几个月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废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