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讽刺与恐惧

历史中的一些细节，充满了讽刺。

１９１３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将明清两代帝王举行登基大典的太和殿，作为就任大总统的地点。两年后，他又在这里改制称帝，接受百官朝贺。

有一天，一位大臣赵尔巽前来皇宫谒见，袁世凯恰好不在。赵尔巽顺手从桌案上拿起一份《顺天时报》翻看，惊愕地发现这份报纸上所载的内容，竟然与自己所看到《顺天时报》完全不同。袁世凯回来后，赵尔巽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面前的这位逆流而动的皇帝，才发现自己受到了真正的嘲弄。

原来这是袁世凯的长子和几个心腹精心策划的骗局，几年前，他们为了促使袁世凯下决心复辟帝制，专门印制了这份虚假的《顺天时报》，上面登载的都是一些拥护帝制和颂扬袁世凯的文章。这使得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几乎每天必读。他一直不知道这一报纸原是为自己设计，专供一人阅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中国的公众已经可以从不断兴起的各种报纸上，得到各种来自朝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知识分子和怀着救国理想的人士，正在通过报纸媒体传播自己的思想。袁世凯以及他之后的军阀政府，一直企图压制民众的呼声，然而从分布在北京及其它城市的各个报馆，发出一张张印满文字的纸片，击碎了统治者的妄想。

中国的新闻活动起源很早，它源于生存需要的信息传播。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组织性的记言记事和新闻采集活动，被视为经典著作的《春秋》就被认为是一种“断烂朝报”，保存了古代一些价值丰富的时事材料。唐朝的邸报可以说是最早的报纸了，只不过它的信息传递仅仅限制在朝庭与官吏之间。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邸报，发行于公元８８７年。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活动，从１９世纪开始。从１９１５年８月５日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诞生以来，整整８０年间，中国的报纸都为外国人创办。沟通、凝聚、变革、强国，逐渐成为那一时代的社会主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之后，将民间结社结会、言论自由和办报办刊的激情推向高潮。１８９５年８月，强学会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次年５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明确提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的政治主张和办报宗旨。那时，酝酿几十年的维新变法，已经由思想启蒙逐步演变为上层社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出现了资政党的萌芽，各种报纸的创办为改良派推动变法运动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

一些学者对１８９５年至戊戌变法失败的１８９７年间的各种会社和各种报刊的数目做过统计。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会社多达７２个，各种报纸依托这些学会勃然丛生。在那一时期，北京有《万国公报》，上海有《时务报》《强学报》《汇报》等，香港有《循环日报》，广州有《博闻报》……报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日就会冒出几家。这意味着社会风气的开通。国外最新科技知识和各种思想不断涌入，报刊数量与开启民智的程度成正比。

１８９７年，戊戌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维新人士或从容就义，或流亡异乡，然而它的余波汹涌，呼啸不绝。清廷灭亡已成必然，接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开始走向共和。各种报馆凝聚了一大批报人学者，成为与腐败政治斗争的街头堡垒。

爱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内心感受。这位日后成为新中国开创者的伟人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研究会，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业史》中称之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当时已是著名报人的邵飘萍被聘为讲师，讲授新闻学总论，毛泽东经常前去旁听。可以肯定，这对于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他一生都极其重视报纸和新闻媒体的作用。

这座旧式二层灰砖小楼，深藏在北京距中轴线不远的魏染胡同。只有大门两侧欧式风格的石柱，让人想到它可能有着不凡的来历。

中国现代新闻先驱者邵飘萍先生，曾在这里的主人。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５日，邵飘萍在宣武门外珠巢街创办《京报》，当时设备非常简陋，自己没有印刷工具，委托别人代印。然而邵飘萍作为独立办报人和一个怀有救国理想的新闻记者，他胸有大志，在《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阐明了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作为也！”这一年，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八九月间，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被英法军队击败，１５个师被歼灭。１１月，柏林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几个月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废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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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星期天

天安门的形象中，涵盖着古代帝王和皇权的尊严。近现代历史的一连串事件，使这一形象向民族象征的意义上转化。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６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一些学校连续放假三天，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对德、奥战争的胜利，北京各界和男女学生、市民三万余人，激动异常地参与了这次空前的集会。饱受近代屈辱的中国人，好像第一次尝到了扬眉吐气的滋味，幼稚地以为自己的境遇已经改变，阳光已经照临到天安门的瓦顶上。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不仅亲自主持了天安门前的演讲大会，还先后发表了两次演说。他迫不及待地向人们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李大钊，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并说出这次战争的性质不过是一场“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时，在中国北邻，俄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列宁充满激情的演说，正在激励着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在乡村的空地上或电影院里，观看过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年》，列宁站在高处的姿态，历历在目。

很快地，巴黎和会击碎了中国人的胜利梦。兴致勃勃前去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胜利的果实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渴望的国际平等成为泡影，臭名昭著的《巴黎和约》不但没有让中国收回战败国德国以前在山东攫取的权利，而且这些特权要从德国人手里转交给日本。１９１９年５月１日，《大陆报》首先披露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接着，京、津、沪各地报纸相继发出报道。

被宣称的“公理的胜利”，结果演化为一场帝国主义间可耻的秘密交易。此时，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京政府，却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一个不寻常的星期天。

上午１０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１３所学校的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学校聚集，布置了当天下午的集会游行。下午１时半左右，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冲破北洋政府军警的拦截，终于从沙滩红楼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三千多名北京各校的学生手持各种各样的小旗，群情激愤，开始游行。著名文学家王统照，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夹杂在热血沸腾的人群中间。

微微的东南风，使游行者的后面飏起发黑的尘土。几千人的队伍穿过中华门，由前门大街转向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那时已经是午后两点多了。闹市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游行行列，队伍更加壮大，他们一面高呼口号，要求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和惩办卖国者，一面散发传单。转过几条小街，胡同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来四人一列的队伍不得不打乱重排。

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亲日派曹汝霖住宅，被愤怒的学生点燃了熊熊大火。

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前来镇压，当场逮捕３０余人。胡同里一片大乱，大部分人穿着长衫，被纷乱的人群挤倒后不容易爬起来，衣角和鞋子被人踏住，许多人倒在一起。很快地，胡同空了，留下了游行者的鞋子和一些衣服碎片，据王统照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四”之日》中回忆，遗落最多的，是一顶顶各种颜色的帽子，而逃出来的人们，有的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皮鞋，王统照先生的衣服也被撕破了，身上和两手粘满了黄泥。

中国历史的新一页从此翻开。

６月２８日是巴黎和约签订的最后期限。中国政府的拒签令迟迟未到，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已经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巴黎寂静的街道，他感到一切是如此暗淡，中国在矛盾和绝望中开始了外交抗争。

“五四”运动的成果实际上正在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扩展。一个民族由此开始了自己精神历史的检讨，思想启蒙继续向前推进，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众声呼唤里，成为两面时代的旗帜，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一年前，新文化先驱者鲁迅就发表了著名小说《狂人日记》，指出了我们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吃人”历史，并暗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觉醒者的艰难处境：要么沦为吃人者，要么被人吃掉。

激烈的政治抗议逐渐过渡到社会文化的批判，以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奋笔疾书，抨击封建礼教、传播先进思想和提倡个性解放，《新青年》等许多进步杂志成为有志青年的时尚读物。丹麦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很快成为中国女性的偶像，摆脱封建传统的锁链已是一代青年的自觉追求。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３岁的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以生命为代价反叛家庭包办婚姻，在出嫁途中愤然自杀。

两年前，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翻译家林纾，就发表文章反对废除古文。现在这样的声音渐渐小了，白话文运动越来越占据上风，一场切入文化本质的文学革命正在推向纵深。北京大学在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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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汇集点

北京城的历史奥秘，要从它北方郊外的一条河流推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使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设想有三个人，从中原一带沿着太行山麓５０米等高线向北行进，来到永定河边，卢沟桥一带就是最好的渡口。这是一条流量很不稳定的河流，像华北地区的其它河流一样，在夏季经常遇到洪水暴涨，泛滥无常。三个人越过永定河渡口，必须继续向北行进，直到不受洪水侵扰的地方，就可以分手了。一个人可以出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一个人出古北口走向松辽平原，另一个向正东直下辽河平原。如果他们约定在第二年返回，这里仍然是最理想的会面地点。

北京城就这样坐落于南北四条大路的汇集点上，兵家必争，天然王气，自成气象。

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南北冲突的焦点凝聚于此，各种历史角色在这里粉墨登场，昼夜交割，日月兴潜。

１９４６年春天，抗日战争的烽烟刚刚散尽，流亡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各校回归原址，北京大学也回到北京，它与景山相隔一条街道。一些学生们经常来到景山，登山俯瞰全城或读书休闲。一天，五位高年级同学在景山东路的一块石碑前合影留念。

在《老照片》第６辑８７页，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老照片。

石碑上清晰地刻着“明思宗殉国处”，旁边就是相传的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歪脖树，也许由于历史的屈辱，几百年来这棵树并没有长大。几十年后，其中的一个人从外地来到北京，故地重游，石碑和小树都已不知去向。

一张偶然留下的照片，提示了两个相距３００多年的时代。

崇祯皇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１６２７年，他正当年盛，继承皇位，面对的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危机四伏、江河日下的局势，让他寝食不安。万历以来，党争愈演愈烈，朝政混乱不堪，阉党独收渔利。国家财政走到崩溃的边沿，官僚地主侵吞刻剥，天灾频仍。

崇祯皇帝不相信自己的王朝来到尽头。他殚精竭虑，以自己一人的勤政和才智，设想建立清明吏治，选派干练之臣经略辽东，收复失土，恢复朝庭机构的运行生机。但朝政腐烂，天下涣散，一切为时已晚。

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星变、灾荒、瘟疫和地震接踵而至。从崇祯即位开始，几乎没有一年风调雨顺，总是灾荒连年。他真诚地向上天祈祷也不见转机。在绝望和孤独中，愈来愈思念很早就去世的母亲。１６３９年，他请人画了母亲的遗像，悬挂于奉先别殿，经常瞻仰，以排遣内心的苦闷。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将自己的一路见闻向皇帝做了描述：从江淮赴京的几千里沿途，城池荡然一空，烽火遍地，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崇祯皇帝没有听完已经泣不成声。

揭竿而起的农民军攻城掠地、焚烧皇陵。另一边，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满清政权，势力日益强大。１６４４年３月１８日夜间，最后的底牌翻过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架设飞梯攻城，一个太监打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

崇祯皇帝理智丧尽，绝望地挥剑杀死年幼的公主和几个嫔妃。他曾换上便服，试图混到百姓中出城逃生，但被城门守军堵回到皇城漆黑的夜晚里。以前，他刚即位时，也曾换上便服微服私访，考察京城民情和城防状况，那时的踌躇满志和现在的狼狈求生，形成对照。第二天拂晓，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开门迎降，农民军沿着中轴线直逼皇宫。崇祯皇帝得知内城陷落，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没有一人响应。金钟的余音久久环绕着一个孤寂的帝王，寒风吹动着龙袍，将末日的气息留在皇宫的开阔地上。

到了收拾残局的时候了。崇祯皇帝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早起晚睡，勤政克己，却要承受末世惩罚！他推开一重又一重沉重宫门，走出玄武门，穿过北上门和万岁门，登上景山的寿皇亭。在这一条直线上，他好像走了几百年时间。接着，他卸下黄袍，在衣襟上写下绝命诗，以乱发掩面，自缢身亡。一枝树杈承受了一个近３００年王朝的羞辱。崇祯皇帝曾在这里检阅内操，现在却由此面见列祖。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见证了这最后一幕。

北京城并没有感到悲哀，相反，老百姓张灯结彩、焚香设案，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农民军仅仅在北京城呆了４１天。欢庆的美酒刚刚摆上酒桌，清朝大军就坐到了宴席上。这个城市的新主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一直在紫禁城的遍地金砖上徘徊了２７６年。

历史证明，中国古代王朝的寿限一般不会超过几百年，短命的只有几十年。这是一个神秘的周期。中国自汉唐以来，封建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甚至许多朝庭运行的机制细节，都已十分周全。封建官僚机器中能够推动进步的资源，已在两千年间耗尽。剩下的，只有一个王朝对一个王朝不停的周期性复制。任何王朝的盛极而衰，已成必然规律，历史进入了一个简单的循环期。１８４０

电视专题片

电视专题片

试管婴儿之父——张民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火车工程师约翰·布朗和妻子莱斯莉结婚９年，一直无法生育，于是求救于著名生育学家鲍勃·爱德华兹教授和帕特里克·斯台普托博士，接受全球第一例体外受精治疗。爱德华兹成功地从莱斯莉体内取出卵子，使之与布朗的精子在培养液中混合受精，并将生成的５个胚囊殖入莱斯莉的子宫。

英国，曼彻斯特郊外，奥尔德姆医院。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５日晚，莱斯利静静地躺在手术床上，等待决定性的一刻。包裹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和护士，在无影灯下晃动。１１时４７分，莱斯莉通过剖腹产顺利分娩，一声啼哭，一个女婴来到世间。体重５磅１１盎司，湛蓝的眼睛，金黄的卷发，小路易斯·布朗一出生，就听到一片欢呼。

医院很快公布了摄于小路易斯出生不久的照片，她紧紧攥着拳头，张大嘴巴，好像在呼喊。第二天，这张照片和路易斯出生的消息，出现在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位置上，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２０世纪科学史上的奇迹。然而对实施这一手术的爱德华兹和斯台普托医生，却被一些人讥笑为杂技团的演员，来自科学家、教会牧师、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对这一人类生殖史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反应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试管婴儿”必然会有遗传缺陷，可能不同于正常人。

总之，世界一片哗然。

４天后，美国一家颇有声望的报纸，对此进行深入报道，并加上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醒目标题：《张民觉的女儿》。这一深度报道引发了读者更大的好奇，张民觉是谁？一个远在欧洲出生的婴儿，为什么会是他的女儿？

张民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伍斯托实验生物研究所终身荣誉研究员，早年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畜牧专业，１９４１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５年赴美国伍斯托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生殖生理学基础研究。那么，他的学术研究与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有什么联系？

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尊崇自然的意旨，进行物种的繁

我们少了什么？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就像每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传统。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文化的多元性，我们只有尊重这样的世界结构，才能将人类的完整性保存下来。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各种文化的冲突、接触、了解以及融合，才成为历史时空风起云涌的诡异源头。我们的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才不断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多种文化交互作用的化学反应式的奇迹，才使我们的历史展现出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一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命定只有一些只属于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元素，总之，那些属于我们的，乃是必定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便只能在痛苦的蜕变更新之中，逐步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从而重塑自身。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条大河在彼此的激荡中向大海归拢，每一个民族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自己文化元素的散失、消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如何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文化，成为一个时代新的思考焦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正在发展的进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定位，并在奔跑的激情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姿势，以便以最优雅、最合理也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未来归宿。

中国近代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的真理，他们在物质力量的较量中，感到了自己所依托的文化的虚弱，不得不从文化的方向上思考自身。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系列激进的思想革命，使得几代人沉醉于丢弃旧文化配方、迎接西方强势文化的热情之中，以便很快能够改变自身积弱积贫的尴尬处境。但是，这样的行动不得不在一系列新的历史事实中，渐渐调整既定的方案。我们发现，文化的事实是一个不能在短时段中改变的事实，其中凝聚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基因，它的种种特质的存在，乃是一个民族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变异、进化的结果，是历史适应性的结果。其中有着原本的历史环境遗留的局限性，同时也因此积聚了巨大的无形能量。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堆积的能量，一种随时可能在每一个事件中释放出来的闭锁的能量。在我们的每一次失败中，有着文化层面上的深刻原因，在我们的每一次成功中同样也具有文化内容上的深刻理由。所以，我们在接受这样的文化现实的时候，以凝重的思考、深邃的忧虑审视、清点从先祖手中接过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又总是怀着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心情，一边为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化而骄傲自豪，一边为自己民族的文化缺陷感到痛苦、自卑和无可奈何。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不具完备性，不同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庄稼，注定有着不同的天然的养分缺失。从文化内容的缺失方向上研究一个民族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向。当然，一个问题的可审视角度不是一个，因为，问题是多维的、立体的，具体的特定的某一文化更是如此，其丰富性、复杂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某种方法上的便利，只能将问题的其他方面进行简化，从而取得某种突破和进展。

散文有什么意义 

人们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小小横亘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在一个散文家看来，他首先要问，散文有什么意义？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仿佛这是一个世俗的发问，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提出反诘：散文为什么必须有意义？它只是给我们一种享受，使我们在美的语言营建的花园里徜徉，这就足够了。发问和反诘的碰撞似乎可以将问题抵消，但实际上，它只是将问题遮蔽起来，使问题变得更加深沉、冷峻。或者说，在我们试图远离问题的时候，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饥渴地接近了我们，它似乎要将我们仅有的一点思考吞噬掉。

在过去，我们强调的是世俗的有用性，中学老师津津乐道的是“投枪和匕首”的功能，强调散文的针对性，事实上，这仅仅是杂文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杂文不是散文。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小说、戏剧、诗歌之外的一切文体都笼统的归于散文的包裹里，这是不恰当的。既然散文包括了那么多东西，它既是游记、杂文、笔记、随笔，同时又是它自己，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从逻辑上讲，一个事物既是这一个、那一个、另一个，又是它本身，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

散文实际上正在从别的事物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显出了它自己的棱角。近年来，有许多文学杂志和一些文学理论家倡导跨文体写作，一些作家也做着种种探索和实践。表面看来，这些作品似乎在体现某种融合的精神，实际上人们正在寻找文体与文体之间更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已经显现出来。或者说，散文作为一种艺术，正在现代意义上进入一个文体独立的时代。

从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散文的创作开始丢弃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小品文样本，以一种完全清新的面孔，来展示自己。无论是从美学原则、结构形态，还是从它的视野的多变性、内容的复杂性和形式规模看，似乎散文与我们所想象的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是绝对的。正像唐宋散文不同于先秦散文、白话文初倡时的小品文不同于古典散文一样，我们今天的散文正在敞开它自己的地平线。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一切都是正常的。以古代文学为例，诗从四言发展到七言，然后到长短句，不仅是一个字数变化的问题，它涉及到诗的一系列美学特点和内在结构的变化，我们必须看到，其中渗透了深刻的质变过程。散文也是如此。它也在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呈现自己。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创造已经停止了，散文已经变成了只代表着过去的木乃伊，我们今天谈论散文也仅仅意味着谈论过去。

实际上，散文应该永远是活着的东西，它不仅有过去，有现在，而且有未来。如果说，上世纪初的散文家们以明末小品和英国随笔作为依据的话，今天的散文家们已经试图将所有文体中的散文因素提取出来，以使它获得自己独立的形态。这是一种真正不朽的努力，可以说，这种努力将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必须记住，曾经被称为散文的许多文体，正在被剔除出去。比如说书信、报告等实用文体，比如说纪实文学、杂文、学术随笔等对某些事实和问题具有直接针对性的文本，正在以它们各自的面目离开散文。似乎散文的领域缩小了、变得越来越狭窄了，然而，它却愈来愈清晰了，它的特征也愈来愈突出和明显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将那些艺术特质明确、强烈的、不能被归类于小说、戏剧、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新闻报道等等的作品，称之为散文。

在过去，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散文的功能，从而否弃了它的实体。我们总是谈它能够做什么，能够承载什么，突出它的工具性，很少谈论它是什么，它能够成为什么。现在，我们开始从美学层面上来谈论散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才存在着散文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散文的立足之本。我们终于将散文作为真正的艺术来看了，而且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尽管它的诸多因素早已分散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文体中。

当然，散文的意义也开始真正地显现出来。我们的确需要认识许多东西，我们还需要从各个角度上观察和认识事物，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知识还没有为我们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世界图像，也没有一个意义整一的背景能够覆盖我们的生活，因而我们要不懈的运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一切，同时还要用心灵的光芒来照射它，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了解自己认识、理解和表达的限度及其可能性，才能够知道这一世界被我们忽略了那些细节，而且被我们忽略了的东西往往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会意识到，知识的拼贴画和经验空间对我们来说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精神应该凭借自己的创造抵达更远的地方。散文的材料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因而它呈现更多的多义性，对我们的生活充满暗示的力量。总之，散文的意义还在于我们有着不断创造它们的兴致，也有阅读它们的种种理由。或者说

新散文的几个问题

——张锐锋在十月﹒坎墩散文论坛上的演讲  

张锐锋

从１９９８年《大家》杂志开设“新散文”栏目作为标志，新散文运动已经１０年了。那时，我和庞培的散文得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新散文栏目的青睐，很快地，祝勇、宁肯、周晓枫、马丽等一批作家，陆续登场，成为新散文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和鼓动者。事实上，这一运动的发端要早得多，在我看来，从上世纪的９０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周涛，史铁生，已经去世的苇岸，已经写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作品，我的散文作品《马车的影子》也已经发表。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萌发，没有刻意的炒作，没有故意吸引眼球，但新的东西的确出现了。我认为，在中国散文史上，新散文的出现，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是中国散文史不能回避的一个事件，尽管这一点不能被普遍认可，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新散文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说，它已经被收入一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科教材，比如《新时期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５０年》等，这些教材对新散文都作了独立的专题论述，这实际上凝结了学术界对新散文的一些基本判断和最新研究成果。

它的意义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推翻了人们对散文的某些看法，颠覆了教科书上对散文的某些定义，扩大了散文的视野，丰富了散文的内涵，增强了散文的表达功能，提升了散文的地位，使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散文的繁荣。

文学界中许多人，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沉浸在中学时代熟知的几个散文作家培养出来的阅读和欣赏习惯中，不能接受散文的突破性现实。实际上，这样的状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一些走在前面的作家，头脑中的观念和远大抱负，往往不会很快被社会和时代接受，他们的作品，也必须通过相当时间的等待，必须通过一定的结构来一点点释放能量。也许已经产生了了不起的作品，但不必期待它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些作品，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伟大的，甚至是不朽的，但是，因为还没有被证明它的经典性，很多人都不愿意对其价值做出判断，以免招来不必要的指责。因而，一般地，当下的读者以及同时代的人们却不愿接受它，他们宁愿将目光投向那些已经死去的作品，或者一些价值不高的，但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一直被过度阐释的作品，而不愿意承认、认同同时代的高价值作品。这里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中一些品质，代表了人性中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弱点，守旧，嫉妒，怯懦，不敢违抗大多数人的声音，不敢呈现自己的真正所想。等等。可以说，社会环境一般不利于文学创新，创新比之于守旧，具有更大的风险和阻力。

不过，新散文的历程虽然曲折，但终于开始被一点点接受了，尽管这种接受是缓慢的、羞涩的。不能否认的是，近１０年来，一批批从事探索散文新路的散文家的不断跟进，散文创作的格局一经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论对新散文持有赞赏或怀疑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传统的、旧的散文已经感到不满了。新一点，更新一点，成了散文作家们不约而同的创作渴望。

我们对代表着过去的散文有哪些不满？

这就需要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种种事实进行深入解析，梳理一下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发轫于上一个世纪的２０年代，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启蒙，将西方的新思想，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入中国，探索救国的真理，并以文化的缓慢渗透，从文化心理层面上改变民族根性，进以改变民族贫弱的命运。文学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它首先被赋予实用价值。因而，散文的命运是由其承载物的性质决定的，它本身是什么和成为什么，是并不重要的，散文必须为其启蒙的目的量身定制。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们是如何为散文的特点作理论概括的：

１９２１年

周作人：提倡记述和艺术性的美文。它试图拓展散文的功能和纯化散文的文学品格，不过，他在创作实践中，更倾向于思想评介和论文写作。他将散文归纳为两点：一是批评的、学术的，二是记叙的、艺术性的。

１９２３年

王统照：提出纯散文的概念，他认为，散文应该定义为“小说、诗、戏剧之外，并列的一种文体”，是“写景、写事实为主的，”“使人阅之自生美感”的文章。最后的结果是，散文成为“没有诗歌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的风格和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这种“三没有”，已经否定了散文的独特魅力。因而，他觉得真正写出好的散文，就肯定会遇到几个具有高难度的挑战：１，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２，词技与各种语势不得有灵活的用法；３，太偏重理智的知识，没有文学上的趣味；４，以新文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