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累很累了。不过因为很有记录的冲动，所以又坐到了电脑面前。

   今天和早已相识的张老师谈起了她17岁的女儿，她说：从女儿出生那一刻起，她就离你越来越远。到现在，只能用友好而非亲密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谈起女儿的叛逆和疏离，她微笑着，但我能感觉到她心底的失落。她说：“当你翻看她小时候的照片时，你很难想象，曾经她是那样的依赖你，依恋你，而你也巴不得把心肝都扒给她吃，现在她什么都不愿跟你说，提防着你，并说恨你，要与你为敌。她可以和路边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她都不会和你说时，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像是问我，也像是问她自己。我有些惊讶，却也觉得稍稍可以想象。她的女儿，十年前我见过，很乖巧，圆圆的脸上长满可爱的雀斑。家里那头可爱的小猪就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十七岁，就十七岁了。我惊诧不已，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当我也告诉她说，我女儿也已经有半岁多时，她也惊讶。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昨天还在一起，十年后的今天重新相聚，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彼此的改变。
     对于我来

五周年，要求写点东西。

很长时间才有些觉悟，哦，可以写点真的。于是写下以下文字：

记得十多年前刚当上记者的时候，一次到山区采访，陪同的人介绍说“这是电视台的记者”时，那位山区的老乡问说，“你是不是袁斌”，当时我就笑了，摇了摇手，他有些不解，但没再多问。对于他们来说，袁斌就是电视台的代称。因为他们那里只看得到大理电视台，那时候，袁斌常常出现在各种节目中担任主持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看到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问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他们最常问的是“你们是哪个台的？”如果说是大理电视台的，往往要解释好半天，因为他们不大分得清‘大理电视台’和‘大理市电视台’。不过，只要跟他们说，我们是《身边》栏目的，他们往往马上就点头，“哦，我知道，我知道，经常看，经常看”。有的人还会说：“好呢，好呢，这个节目好”。之后对我们热情有加，拍摄也变得异常顺利。也因此，我常想做《身边》人真好。更好的是，做《身边》人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做善举。

两年前，到南

 《身边》五周年了。关于回忆的片子是我做的，说实话，不好。之前我曾想做一个关于身边人成长的故事，但被头儿否决了，说：不要自娱自乐。我很惊讶，何为自娱自乐？原来在身边供职的“老疙瘩们”一个个都出走到别的栏目了。他们都成长了，如果他们愿意承认的话，我想。而对于已陪伴她三年多的我来说，同样也成长了，如果不用这个词的话，也可以说是“变老了”。刚进《身边》时我为人妻，如今已为人母，对世事的了解似乎又进了一步，起码，当我再去采访某一位单身母亲的时候，我会对她的坚强致以更多的敬意；当我再次面对孩子的时候，心里不只是喜欢，还有些异样的温柔。

    可是，我还是艰难地把片子完成了，一路上否定着自己，恨着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好看，努力但不讨好。果然，做完后，我都不忍心多看。曾经我说，每做一个片子就像生孩子，可这个孩子，我却不喜欢。唉，算了。我叹气，在回家的路上，精疲力竭的感觉一阵阵袭来。一整天没回家，女儿吃奶也没着落，好在这些天她肯吃些米粉，等我回家，她会笑着，哼哼唧唧，小手挥舞着扑到我怀里，想着女儿的小样儿，脚底

    第二天刚好也是他们小组座谈的时间。近十名艾滋病患者坐在红丝带家园办公室，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地和他们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