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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中国—欧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在燕山宾馆会议中心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分为四个小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小组文件。
参加“中国—欧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的30余名专家学者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就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国际关系与合作的新视野、卫生与健康、跨文化交流与全球文明四个主题展开讨论,探索中欧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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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文化部外联局在京召开“对外文化工作与国家形象建设”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8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并与参加会议的60位对外文化工作者展开了深入讨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认为,国家形象的建设任务非常紧迫,要打通古今,完整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应注重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在尊重世界规则的同时,力争建立自己的规则。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提出多项建议,如提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注重针对国外青少年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创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以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为例,指出对外文化交流应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视野相契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国家形象建设过程中应该更新观念,提高国民素质。曾经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了两年,如今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庆本以孔子学院的发展模式为例,建议多方位发挥驻外文化中心作为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强调了文化产品的市场决定性意义,认为市场往往决定着话语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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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曾将国学研究区分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不过从整体上看,梁启超并没有很好地实践这种区分,当他言及治学的时候,无不兼及道德修养,这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套数,即将知识增长与道德实践看成是一体的,讲求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连续性。这种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起到了极其积极的作用,但它也有某种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消除这种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无法将我们的国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广而言之,所谓“文献的学问”即是指“知识”层面的学问,所谓“德性的学问”则属于“价值”范畴。“学理知识”与“道德价值”虽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两者毕竟是分属不同层面的东西,不能将它们完全混为一谈。陈炎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持一种客观的、冷静的、“非道德的”态度,而是事先就充满了“同情”与“敬意”,那么怎么可能得出公允的结论呢?”“事实上,这种将“知”与“行”、学理追索与道德行为不加区分的做法,在现实中,往往带来这样的情形,即当我们需要进行冷静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却因有过多的道德情感的投入而妨碍我们得出公允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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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道,亲自坐阵该片营销及发行工作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也表示,这不仅是营销策划的成果,也是中国文化消费升级的一个信号,是中国电影产业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更说明,中国电影的发展壮大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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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某茶馆
主持人:张圣华(中国教育报人文中心主任)
专家:
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杜道明(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常务副主编,教授,博导)
李庆本(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张圣华:北京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古都,这大概是世界共识。但我前段时间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北京城哪儿去了》,很受刺激。北京的故宫还在,长城还在,但北京的城墙已经不见了,胡同也一天天地消逝。外国人到北京城来看什么?除了看北京现代化的新面貌之外,他们当然还想看胡同。因为这是北京古都文化的标志之一。保护胡同,本来是老城改造的话题,后来在房地产改造再次成为一个热点。奥运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我们要向外国人展现一个什么样的北京城风貌呢?
韩经太:前几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曾是《北京的符号》,这个题目的拟定本身就已说明,生活在北京城的北京人——已经很难确认谁是“老北京人”身份的北京人,尽管其切入的角度会各式各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寻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