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石首市是荆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该市的桃花山镇与湖南的岳阳交界，这里还是湖北省的重点风景名胜区。近年来，当地的经济命脉主要是靠特色农业和旅游业。近日，一位名叫黎米桂的妇女向中国经济时报哭诉，他的丈夫罗会元在1999年4月5日这天在镇上办的采石场上班时被山上一块滚下来的石头砸伤了腰部，造成了他丈夫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直至瘫痪卧床长达10年，在这些年间，都是罗会元的妻子在身旁默默无闻地悉心照料着他。为了核实事件的真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于2009年2月13日赶赴当地进行调查采访。

 

                                            伤者妻子哭诉丈夫受伤经过

    记者赶到当地的桃花山镇街上后，同时是报料人也是受伤者妻子的黎米桂在街头将记者接到了她的家里进行采访。记者跟着黎米桂穿过镇上的菜场时，她就迫不及待地含泪讲述了丈夫罗会元的受伤经过。

    黎米桂说，1999年4月5日下午，她的丈夫罗会元受雇于石首市桃花山镇的采石场，他在装运一车石渣时，突然被山坡山大约4米处的山腰上滚下的一块巨石将其胸背部砸伤。采石场工人帮忙将其送到了临近的湖南华容县中医医院抢救，抢救一番后,主治医生就对受伤者妻子黎米桂说罗会元已经被石头砸伤成高位截瘫，以后的生活将不能自理。事故发生后，桃花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受伤者就开始不理不睬，并将此事让镇上的司法所处理。司法所在一番“调查”后认定受伤者罗会元负主要责任，采石场当班负责人罗会平负次要责任。在镇司法所的调解下，镇政府最终以50000元的价格一次性作为“赔偿”。其中，还要扣除抢救费1.8万元，司法调解费1000元，实际受伤者仅得到3.1万元的“伤害赔偿”。作为一个正处于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来说，高位截瘫需要大量的后期治疗费和长期的特级护理才能维持基本生活，3.1万元的赔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花光。10年来，作为受伤者家属的我每天仅靠在菜场卖各种厨房的调料品为生活，在照顾丈夫的同时自己还要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儿子。由于丈夫常年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他完全靠导管和人工帮助排泄，特别是天气炎热时，丈夫的胸部以下就溃烂，化脓，要做手术医治中枢神经解决大小便的排泄问题至少需要20万元的手术治疗费。2007年5月16日，经石首市正信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2007）正信司法鉴定字第080号鉴定伤者罗会元的伤残等级为二级。

    黎米桂将一份咨询律师后自己要求主张赔偿的理由给记者看，上面写着，根据我国法律有关规定，结合受伤者的实际情况，特主张作如下赔偿：赔偿罗会元医疗费、住院伙食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500145.81元。

 

                                          镇政府处理伤者一事态度很消极

 

    2007年，黎米桂将镇政府作为被告告上石首市人民法院后，镇上就不断在市里动用各种关系以致于一件很简单的案子硬是拖了近一年才判决而且还是违背事实的不合理的判决。对于治疗，尽管镇领导将丈夫送到镇上的医院进行治疗，但在住院几天后，细心的黎米桂却发现医院在用药上却是“减半”使用，借用镇书记的话说便是：“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在怎么治疗也是白搭，与其白花冤枉钱倒不如不花钱”。

    黎米桂义愤填膺地说，她在法院告状时，丈夫受伤的案子拖了近一年后才在石首市法院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而且审理得很“不公正”。这些证据表现在，桃花山镇政府将在采石场上班的丈夫的名字在“花名册”中故意删除了，还说丈夫并不是该采石场的工人。另外，镇政府说该采石场已经租赁给了承租人兰品波等人，罗会元受伤应该找承租人，而我了解到的是，镇政府经营的这个采石场就不具备相关的合法手续，严格地说，镇上的采石场就是非法的！还要驳斥的是，市里的判决是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从受伤害之日起计算，有效的诉讼时间为一年。而我丈夫自受伤那天起我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赔偿的主张，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过有效时间的说法。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在太牵强也让人太生气了！

 

                                         镇政府回函指出记者的材料“不实”

 

    记者写完初稿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表示想听一下镇政府对伤者罗会元一事的看法。该镇姚书记就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电脑网络上接收了记者写的初稿。针对记者采写的原标题，政府给本报传真过来的函件中指出了不足并说明了理由。第一：关于石首青年卧床十年无人问，政府“提皮球”问题的调查通报纠正：“无人问”、“踢皮球”均属不实之词，自罗会元受伤后，我镇委镇政府及无码口村民委员会一直非常关心，对其生活困难一直给予救济和照顾，每年春节前都派干部上门慰问，尽管钱物微薄，总可让他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享受国家低保政策时，罗一家三口按我地最高标准享受。罗在我镇卫生院可享受免费治疗，其子在桃花山镇范围内上学免费。镇村还曾动员罗到桃花山镇福利院住下来，视同五保户集中供养起来，因黎（伤者妻子）不同意未果。可以说，在我们职权和能力范围内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包括交心谈心，心理开导和精神鼓励。同时，还成立有镇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包案专班负责处理此事。

    因每每协调此事时，黎都开口要求几十万元的赔偿，我们引导和鼓励黎米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通过多方努力，石首市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并于2008年一审判决被告方（黎米桂）败诉，黎不服上诉到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已受理，正值二审之中。我们都应相信和尊重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第二，记者文中写到的“镇政府积极‘踢皮球’踢伤家属心”纠正：黎米桂每每到镇政府机关来，无论是上访还是领款，我们都热情接待，一致肯定黎细心照料丈夫的主动（《石首报》还曾登载过文章称道黎米桂），黎每次到石首市上访，我们都派人派车接回来送到家里，黎在我镇上做调味品小生意，镇机关干部凡买此类物品都到黎的小摊上去买，点滴小事不忘记她，细微之处见真情。这叫踢伤家属心么？

    材料中称，“事故发生后，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受伤者就开始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消极态度……最终以50000元的价格一次性作了‘赔偿’”纠正：当时我镇采石场承包给湖南老板兰某、秦某开采，罗会元事故发生后，谈话山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立即指示采石场和无码口村委会迅速抢救伤员并马上安排桃花山司法所调查处理，司法所长亲自调查处理并达成赔偿司法调解协议，双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50000元的赔偿金也一次性支付。当时50000的赔偿在我地是比较高的，因为事故发生在十年前的1999年的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不能用今天的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是大城市的标准来生硬套用。

    对记者材料中提到的“但在对伤者具体的赔偿金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的是消极怠慢……”等进行纠正:对黎米桂要求赔偿的法律主张，我们从不干涉，相反，我们一直是支持她走法律途径解决，并开导她要相信法律的天平是公正公平的。2007年底，在石首市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之前，黎米桂说急需治疗费用，桃花山镇政府就借现金1.3万元给黎，春节前又派干部带现金和棉被上门慰问。

    2005年5月10日，黎带丈夫到我镇上访，我们安排多名干部反复做工作，还请来五码口村支部书记和罗的弟兄们来做工作，黎死活不听，一口咬定要镇政府赔偿20万元，最后将其丈夫从轮椅上抱起来甩到镇党委办公室的沙发上，说人交给你们了，我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室工作人员就将罗抱上轮椅推出门送其回家。当天是阴天，飞点雨星，根本不可能淋湿身体。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五款规定：信访人不得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

 

                                       记者再次电话找黎米桂核实

    记者写完这些材料后,再次致电罗会元的妻子黎米桂询问镇政府传真过来的答复情况是否属实。黎米桂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她反问记者：“你难道相信我会说谎话吗？我的文化不高，说不了那么多的不实之词，而镇里的领导每天吃饭了就是研究怎么样应对我们家庭的对策，他们的说法自然就多。就拿2005年5月10日这天我带着丈夫去镇里上访，天上明明下着小雨，在我回家去拿衣服的时候，碰到镇里的办事员说我老公现在雨中。另外，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此事在上访都无结果，我丈夫的伤残一定要按照现在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赔偿。”针对罗会元的伤残情况，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市首义律师事务所吴胜武律师。吴律师说，罗会元的伤残情况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如果他的家属在这期间一直未放弃争取自己丈夫的合法权益，那么，他的案子就不存在时效性。根据伤者实际情况，罗会元的伤残标准适合按照现在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目前我省的伤残标准不少于20万元。（本报记者  雷雨）    联系电话：13237133080

                               浠水县绿杨乡一村官贱卖集体的山林

 

    近日，家住湖北省浠水县绿杨乡冷水井村7组的村民向本报投诉，他们村的领导擅自将本已“分山到户”的山林又单方面收回后私自低价卖给了几个私人乱砍乱伐，村里领导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侵害了老百姓的权益。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与报料的当事人王师傅见了面。据王师傅说，本村的山林都是1984年在相应“分田到户”时一起分到各家各户的，当时还发了“自留山证”。证上说明分到户的山林权保持30-50年不变。最后盖的大红公章是“浠水县人民政府”。

    可是，在2008年，村委会却单方面要收回已经“分山到户”的25年的山林，将其贱价卖给外地的几个有钱人来乱砍乱伐。王师傅说，山林的树龄大部分都有30年的历史，被村里的领导卖掉后，这几个老板请了一批湖南人前来大肆砍树、挖路，每天都有农用车来拖被砍的木材，这些车每天可以跑10趟，每次可以拖10吨，据说木材全是按照400元每吨的价格卖给了蕲春县的“燕加隆板材公司”。另一个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说从1984到2009年的25年时间里，本村的村民共计看管山林也有25年，村委会不顾中央和省政府的相关文件，不顾守护多年山林村民的辛勤付出，执意收回山林将其贱卖给私人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在采访时，该村7组一位名叫张勇的村民对记者说，本组有130多人，单他家就有80亩的山林，这次被村委会卖了后现在已经被砍得精光。他意识到这样做的恶果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村里将卖山林的钱都是几个干部拿去了，根本没有一分钱到村民手中来。说到这里，张勇显得很无奈：原来都说“靠山吃山”，可如今我们的“靠山”被贱卖了，以后我们吃什么呢？如果上级政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没有饭吃的村民还会影响社会治安的！

    在该村村委会，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村书记陈光寅。面对记者的来访，很有准备的陈书记说，1984年分山时，村里用手指就可以分给农户。去年，村里响应号召实施林权制度改革，由于本村的山林面积太大，一些村民总是私自上去乱砍乱伐不便管理。还有，1984年分山到户，村里都把山林统一作了价，如果农户交钱办了手续，村里现在还是认账，也就是说村里无权处理属于农户个人的山林；但村民未办手续就不能算数了。换句话说，村里有权将这些没有办理手续的农户的山林进行处理。（本报记者雷雨）

                            湖北省蕲春杨寨村将集体山林低价卖给私人               

 

    近日，家住湖北省蕲春县刘河镇杨寨村11组的村民向本报反映，他们村书记周茂林擅自将本村大约6300亩的山林以及其低的价格都卖给了一个名叫“燕加隆板材公司”的负责人。为了核实真相，记者乘车急忙赶赴现场进行采访。

    据报料人方师傅说，蕲春属于黄冈市下面的一个县，听说还有其他的几个县的山林也都卖给了这个“燕加隆板材公司”。这个公司的背景很大，他们官商结合，压低木材价格、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燕加隆公司不许村民将木材再卖给别人，也不许别的客商高于他们的收购价格。据记者了解，燕加隆公司同意的收购价格为每公斤0.06元，这个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还不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侵害老百姓的行为不打击，就不会有新农村的美好明天。

    在方师傅的带领下，记者一起登山看了一下这次被砍的“光山”。在慢慢上去的山路上，记者沿途都能看到隐隐约约有人在山林里面挖土。而在另一个山腰，记者看到，一个人正在往熊熊燃烧的火里丢枯枝树木烧。据一同上山的村民介绍，这些人都是购买山林的老板从湖南请来栽种树木的，他们都是“按劳计酬”。记者拿出相机拍照时，一位村民说，原先这里都是原始森林，还有很多野生动物，自从这些山林被卖被砍后，这里的野生动物也就销声匿迹了。更严重的是，这样做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今后若遇山体滑坡必将造成家破人亡的惨景。

    方师傅说，为了维护本村的合法权益，他们将此问题反映到县林业局，都未理睬，无奈之下，他们又向湖北省林业厅反映。但最后依然解决不了问题。2008年4月，村书记周茂林在村里找了几个代表开会研究山林确权的事，凡是召集来的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都领到了10元“误工费”。当然，没有来的群众也可以叫别人代签。

    结束采访后，记者将此事向刘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做反映。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看了记者的证件后给镇里负责宣传的王委员打了电话。记者得知王委员在县里后立即驱车过去就此事对其进行采访。在中美大酒店客厅里，王委员对记者说，集体的山林都要进行“流转”，这些被砍掉的树，他们都要重新种植一种叫“湿地松”的植物。待这些植物长成后对自然环境更是一种好的保护。王委员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与村民沟通不够，她将敦促村里给村民说清楚。如果因为此事村里的领导出现违纪违规的事，镇里也要严惩不怠。（本报记者 雷雨）

                             中国协同数字营销公共平台武汉基地开业

 

    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和今日特价集团——武汉今特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协同数字营销公共平台与青年创业前沿论坛暨协同数字营销公共平台（武汉）基地开业庆典”于6月1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高雄大酒店隆重举行。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商务厅、工商局、武汉原市委书记、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信息局及市经协办的主要领导出席，并纷纷致词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还邀请了300多名专家、教授、行业协会、各高校及企业代表，共同研讨协同数字营销助推中小企业信息化、构建商业联盟及企业如何帮助青年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协同数字营销公共平台是团中央授予的“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目前在全国16个省份已经拥有195个代理商，通过信息对称协同商务与数字化营销，实现“资金、信息、物流”全方位融合。中国协同数字营销公共平台在武汉的落地，将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经济发展贡献绵力，为中部地区的商业繁荣及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有效工具。（通讯员  施桂青  本报记者 雷雨）

 

                         双腿到底是被“号霸”打伤致残，还是被狱医打针致瘫

 

                                                     湖北麻城发生一起扑朔迷离的“打人致残案”

 

    近日，一名来自湖北省麻城市的妇女付万香向中国经济时报投诉，她说自己的弟弟付万里于2007年7月因涉嫌抢劫罪后关押于麻城市第一看守所，在羁押期间，她弟弟被同一监室的嫌犯打伤，后来狱医在给付万里打针时，又将其双腿打成“瘫痪”。不仅如此，已经双腿瘫痪的付万里还被送到了沙洋监狱劳动改造。这样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到底是怎样被莫名其妙地送到沙洋监狱的呢？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展开了一番调查采访。

 

                                                      犯人付万里陈述：我在关押时被打伤致残

 

       2009年5月18日，记者赶往当地与付万香见了面。据付万香说，她的弟弟付万里于2007年7月24日被麻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30日被依法逮捕后羁押于该市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付万里就被同一监室的以狱霸李力（后来被判刑13年）为首的6人毒打致伤。付万里身体受伤后被狱医打针后双腿就开始肌肉萎缩，直到后来双腿完全瘫痪。关于付万里到底为何被打针成瘫痪，付万香给记者提供了一个与她弟弟同在一个监室拘留过的同乡证人曾德平。为了探寻细节，记者一行驱车前往曾因“交通事故”而被拘留的曾德平的家里。据曾师傅说，2007年10月11日，他因交通事故被关押于麻城市第一看守所，当时自己就和付万里呆在同一个监室。他在被法院判刑18个月后就在看守所当“外劳”。付万里和自己一起时身体还是很好的，只是后来调整换了一个监室后才发生双腿瘫痪事故的。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如何瘫痪等细节时，曾师傅说，这是后来发生的事，他不在现场，所以他不好说什么。但是，曾师傅强调说，付万里的双腿瘫痪与狱医闵医生有关。

    在结束对证人曾德平的采访后，记者一行驱车返回。付万香对记者说，今年的3月8日，她前往在沙洋范家台监狱劳改的弟弟付万里见面时，她弟弟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双腿瘫痪就是在挨李力等6人的毒打后，又被闵医生打了一个多月的针后先是肌肉萎缩后慢慢双腿就失去了知觉，直到现在的瘫痪。

    付万香说，她弟弟因抢劫被麻城市法院判刑11年后，作为家属的她竟然连一张判决书也未收到，而且，她弟弟双腿瘫痪后前往黄冈市医院做了法医鉴定，但是，当她找麻城看守所彭所长要司法鉴定书时，被拒绝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付万香在当地的光程律师事务所花5000元请了一个叫刘宝华的律师，可律师在法庭上做辩护时，还对付万香说她弟弟的双腿是他故意装的。

    为了保证新闻调查的准确、客观、公正，记者于2009年5月19日在付万香的带领下又前往她弟弟服刑的沙洋范家台监狱采访。

    在抵达该监狱后，记者与值班干警交涉了一番，提出要采访正在第8监区服刑的犯人付万里。但被监狱值班干警拒绝了。无奈之下，记者拿出了事先就与付万香商量的第二种方案，若监狱方面不允许记者直接采访当事人付万里，就由付万香代记者问她弟弟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双腿到底为何残废。

在经过一番严格的检查程序后，付万香进入了“会见室”。记者在等了大约10分钟后，就从大门口看到了被专人用轮椅车推过来接见的付万里。记者观察到，坐在轮椅上的付万里很消瘦，他被人推过来后又被人背着进入室内的。

    在付万香与她弟弟打电话“接见”时，负责管理的付万里监区的警官在不远处也拿起了话筒，旁边有人提醒记者，这是警官在监听犯人的谈话内容。

       30分钟的接见结束后，付万香在给其弟弟买了些吃的东西后走了出来。在返回的车上，付万香对记者转述了她弟弟为何双腿瘫痪的原因。下面为付万里的自述。

       2007年7月，我刚被关押在麻城市第一看守所时，就多次被李力和郭贤良两人的毒打。打了后还要我睡在厕所边。他们打我最多的是自己的腰部、脚部。直到后来我的双腿痛得不能走路了，里面的肖医生又叫闵医生给我打针。接连打了一个多月的针后，我的肌肉越来越萎缩，直到双腿无任何知觉。在这期间，肖医生还叫“号子”里的人打我，他自己还亲自动手打过我。判刑后我被送到武汉洪山监狱，洪山监狱看到我的双腿不行，他们不收，麻城市看守所彭所长又找武警部队医院（我怀疑这不是正规医院），在我住院14天后，彭所长将我送上了开往沙洋的车子。快走时，彭所长还威胁我说：“你最好死在沙洋里……”我被送到沙洋的时间为2008年4月4日。

    付万香说：“2008年2月（过年前夕），她弟弟瘫痪后，我找麻城市看守所周所长问原因，周所长说我弟弟的双腿是装的。我提出是不是装的需要做司法鉴定。周所长还要我拿1000元钱来做鉴定。做了鉴定后，周所长对我说，我弟弟没有什么病，就是缺少营养。在我找周所长要鉴定书时，他说我看不懂，无论我怎么说，他就是不给，最后，他干脆躲着不见我和家人……”

    最后，付万香给记者又补充了一点，她说在接见弟弟时，他反映自己全身和眼睛越来越痛，晚上经常痛得睡觉不着。他实在弄不明白，自己虽然犯了法，但双腿不知为何也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看守所周所长回应：犯人付万里说的是假话

 

    为了采访到涉事的主要责任人，2009年6月11日，记者一行赶到了麻城。中午吃饭过后，记者拨打周所长的手机时语音里提示他已经关机，记者意识到现在是中午休息的时间，记者决定到下午2.30分先到市委宣传部去采访。2.30分后，记者赶到市委宣传部找副部长程胜利，但他不在。后来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安排了一个新闻干事带记者去麻城第一看守所找周所长采访。抵达看守所后，记者再次拨打周所长的手机，这次通了，记者告诉了他在一楼的办公室等。

    大约10分钟后，周所长来办公室接待了记者一行。在他2楼的办公室里，周所长开门见山地说他看到了记者写的博客，他对此是有很大的意见的。首先，在博客里记者都是采访当事家属而不到看守所采访他这是不对的。另外，付万里在监狱里反映其双腿瘫痪是在麻城看守所里被人打伤造成的这也是不存在的。因为看守所里每个监室都有报警器，如果有人打人都可以按一下，干警会在第一时间里来处理此事。

    周所长说，每个嫌疑犯送到看守所时，都要像部队一样进行严格的检查，付万里刚进来时身上很脏，所里将其关押在19号监室。当时，他的身体就不大好，而付万里还老是去打别人，只是后来进来的人多了，所里才将他换到了16号监室。本所有规定，如果哪个干警管理的监室发现有人打架或有带进来的烟酒等不安全的行为，轻者会罚款20元，重的会罚款200元。狱医肖所长就因为付万里老打别的犯人，所里老是罚他的款，他当然不愿意，他要求将付换个监室。直到换到了16号监室后，在点名时才发现他已经起来不了，所里安排肖所长带他去检查一下。检查后，医院说除了身上脏外没有说有自己有病。

    周所长说，像付万里这个属于性质恶劣的案件是黄冈中院直接管辖，他自己先估计可能要判得很重甚至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他听监室有经验的疑犯的话说只要装病装得像就会判得轻些。于是，付万里每次走动或者在放风的时间都是把腿高高翘起……后来，付万里还憋着不上厕所，干脆就在床上拉大小便，搞得同监室的人都要将他换号子。所里还通知付的家属来看他，但他父亲来看了后说不认识他，以后所里打电话其父就是不理。周所长补充一下，说付万里在关押期间还是嫌疑人，按规定是不能与家属见面的，所里怕家属误解，还是违规让他们见了面。后来，所里为了改善付的生活条件，就叫他家里送来些黄豆来给他补充营养。由于付的家是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有时所里还把干部吃的饭给他“改善生活”。同时，为了防止付万里双腿真的恶化，所里还专门安排人每天扶着他在走廊里来回走半小时，有时还到外面晒太阳。

    周所长停下的间隙，记者问：付万里在沙洋咬定说自己就是在麻城看守所关押时被李力和郭贤良为主的两人打伤，后被狱医打针才导致其双腿瘫痪的。这怎么解释？

    周所长回答：我们所是文明单位，如果发现有人打他，哪他为何不打报告说出来？当时的报告方式有很多种，若反映属实我当然要查处。

    在一旁的麻城市公安局政治部的李主任也给记者说了3点：“1.说实话，我认为付万里可能说的也属实，但我搞不懂他当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未及时反映出来是什么原因呢？2.我又不得不怀疑其话的真实性。如果他在这里被人打伤，他完全可以跟所里反映、跟市检查院设在所里的监查室申诉；在去医院做鉴定时也可以给家里说；3.犯人投劳时，都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若发现有病我们是送不出去的。当然，当年一起关押过的人有的还在，记者也可以还进行调查采访……在沙洋监狱，付万里想保外就医可以向监狱提出申请，监狱一经核实当然可以达到其正常的要求。”

    针对此事的进程，中国经济时报将继续予以关注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雷雨）

              “全国母乳喂养日”   湖北康乃馨公司在武汉各大医院义务“关爱母婴”

      本报讯 记者雷雨 武汉报道： 2009年5月20日，这是全国第20个“母乳喂养日”。由湖北省康乃馨母婴护理有限公司主办的“关爱母婴”行动上午在武汉同济医院举行。
      举办这次活动的湖北省康乃馨母婴护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旷郁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今年的“母乳喂养日”恰逢也是该公司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自从“问题奶粉”出现后，江城很多产妇都提高了母乳喂养意识，各个医院也在借争创“爱婴医院”时提高母乳喂养率。但到目前，全国的母乳喂养率还达不到39%，这个状况不容乐观。因为各大医院产妇生产率太高，而医护人员人手又不够，这就造成了母乳喂养不到位。为了更好地为产妇服务，她们公司这两天已经派出了二十多名专业催乳师分别到江城十几家医院义务为产妇服务，全国四十几家加盟商也同时举行这项活动。这些都得到了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及广大产妇的配合和赞誉。
      借今年“母乳喂养日”，旷郁特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为了让产妇顺利地用母乳喂养宝宝最好在产后24--48小时做一个乳腺疏通，这样在整个哺乳期内，宝宝就有足够的母乳吃，而产妇的乳房健康也有保障。第二，要请专业的催乳师服务，对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个人或月嫂，她们或多或少都存在手法不到位的情况，这些都会对产妇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后果。

                                       假破产      真捞钱

 

                                湖北通山一乡镇供销社破产有“猫腻”

 

                                       伪造债务，要结发妻子“买单”

                                      为了离婚，竟合谋害死情妇之夫

 

                                     一个丈夫背叛家庭后引发出的蹊跷命案

 

       近日，家住武昌岳家嘴的姜军仙向中国经济时报投诉，她与陈仕彪从1979年结婚后养育了两个儿子，直到2000年丈夫与她的朋友高玉兰发生婚外情后，她和陈世彪离婚。但陈却编造一份他们共同生活期间买房找高玉兰借款的6万元的债务需要她承担一半的还款义务。不仅如此，陈世彪为了达到能与高玉兰结婚的目的还合谋害死了高玉兰的丈夫陈新武。

          

                                                     丈夫背叛家庭还伪造借款要结发妻子承担债务

 

    据姜军仙说：“我与陈世彪从1979年结婚后养育了2个儿子，从1983年开始我就在菜场租摊位卖菜，起早贪黑，二十多年来，我辛辛苦苦积蓄了十多万元钱。但丈夫在2000年与我的朋友高玉兰发生婚外情后，他就和我闹离婚，为此双方经常发生打斗。此后，陈世彪的工资再也不交给我了。在我和两个儿子及其亲友的劝解下，陈世彪自知理亏，还亲手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与第三者高玉兰来往。但他却做不到，他从2000年开始就陆续夜不归家，在2001年高玉兰的丈夫死后还公然与她同居在一起。2004年，陈世彪向法院起诉离婚，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他都没有提到欠高玉兰的钱，当时，陈世彪还清楚地向法院陈述家庭债务只有贷款的3万元。法院于2005年4月18日判决我们离婚。我们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3万元由陈世彪承担，且他每月要向我支付300元生活费直到我去世时为止。就在我与陈世彪离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2005年5月16日，拆散我家庭的高玉兰却手持陈世彪2001年借她的6万元借条，还编造借钱事实向法院起诉要我和陈世彪共同偿还。当时，我想这可能是陈世彪被法院判决要每月给我300元生活费而伪造欠条，我向法院提出要看借条的时间，但不知何故未被批准。高玉兰知道我要申请鉴定时间后又改口说欠条是2003年重新打的。庆幸的是，一审法院经过庭审已经识破陈世彪与高玉兰的鬼把戏。但他们两人居然一唱一和配合密切，一审没有推翻欠条，判决由陈世彪一个人承担其个人债务（陈每月2000多元退休工资，我是无业人员）。总的来说，一审判决还是基本维护了我的合法权益。但是‘债权人’高玉兰不服，不惜重金上诉，非要我每个月从陈世彪手中获得的300元生活费的无业人员共同承担这个债务。2007年4月18日，武汉中院出人意料地将欠条判成共同债务，需要我承担还款3万元的义务。”

 

                                           所有证据证明“借条”子虚乌有

 

    记者在姜军仙提供的几份材料中看到她不服武汉中院判决书认定的“陈世彪与姜军仙夫妻存续期间向高玉兰的借款事实成立”的理由：

       1.2000年，陈世彪与高玉兰发生婚外情后，陈世彪与高玉兰为了达到姘居直至结婚的目的，2001年11月，陈世彪和高玉兰有谋杀高玉兰生病10多年的丈夫的嫌疑，该案在一审中，姜军仙向法院提供了陈世彪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高是不可能把钱借给姜军仙家的。

       2．2002年1月15日，陈世彪亲笔写下的离婚书，证明他想与结发妻子离婚是蓄谋已久的，这样一个极力想离婚的男人怎么可能在2001年7、8月份打算与其共度后半生的情人处借65000元给姜军仙支配呢？

       3.陈世彪与高玉兰在2001年11月高的丈夫无故死亡后公开同居生活至今，在两人同居期间(2004年和2005年)，陈世彪两次起诉与姜军仙离婚，在陈世彪的起诉状和庭审记录中均没有提到其情人高玉兰的“借条”，那么，在开庭笔录中，审判长再次特意提醒了陈世彪有无债务时，陈世彪回答只有3万元的贷款（见2005武区民一初字第858号判决书卷宗第59页）。这些都证明借条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他们在姜军仙离婚后伪造的。

       4.姜军仙在原审时举证高玉兰与其丈夫陈新武的家庭状况极差，不可能有积蓄65000元外借。在一审中，姜军仙拿出了陈新武生前工作单位的证明：“该同志档案中记载，陈新武的档案工资为213级，月工资为97元。由于该同志身体欠佳，他在1996年就没有上班，下岗病休期间月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大约在150元左右。该同志于2001年9月与我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实施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高玉兰以前居住的新生里社区也证明高玉兰无固定工作。

       5.从2000年陈世彪与高玉兰同居后就开始与姜军仙闹离婚，因他连生活费、工资都舍不得拿回家，后来还是多次找人协调陈世彪才拿一半工资回家（一审有陈世彪写的书面证明），这样一个变心的男人怎么会从情人高玉兰那里借65000元给姜军仙呢？

    高玉兰在诉状中将已与其同居生活的陈世彪的住址故意写成姜军仙家，且诉状称是借姜买房子的。庭审中，姜军仙答辩这钱是自己的存款，陈世彪为了配合高玉兰胜诉，就改口说借钱用于装修房子。但一审、二审调查姜家装修房子用的6万元钱的来源时，姜全部说明了出处。

       6.原一审法院未准许姜军仙对“借条”出具的时间究竟是2001年还是2005年所写进行鉴定的申请，从而使姜在一审中丧失了对那张虚假借条揭露的权利。因为一审法院判决姜不再承担责任，但二审法院在没有允许姜一审提出的鉴定申请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将一审判决改判，造成姜在没有查清“借条真实书写时间”的情况下败诉，这明显剥夺了自己对改判判决上诉的基本权利。

       7.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在二审判决审理期间时间却长达一年之久，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审理期间三个月的法律规定，这在程序上属于严重违法。

 

                                                                     情夫合谋害死情妇丈夫 

      

    在采访姜军仙时，她说自己很来就是个很好的家庭，就因为高玉兰的出现才导致了她离婚，而高玉兰为了达到与陈世彪共同生活的目的，竟然与陈世彪合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陈新武。记者查看了姜军仙提供以下的书面证据。

       1.高玉兰的丈夫陈新武当年身患风湿病，平时帮高玉兰卖小菜生活，养育2个孩子。2000年开始，高玉兰就与姜的丈夫陈世彪勾在一起。这些都有高玉兰的妯娌以及邻居可以证实。

       2.陈新武在2001年11月6日早上5点半被打牌的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死亡后，喊高玉兰（她当时在家睡觉）。据发现人讲，凌晨2点半，他就看见公厕里坐着一个人，当时因天黑没认清人。疑点之一是：陈新武家里有厕所，为何5点半死亡被发现时会在公厕？且尸体已经僵硬，这也说明其已经死亡多时，作为妻子，她为何没有发现？

       3.据陈新武的弟媳说，他们都报警了，警察来了后问高玉兰的丈夫是怎么死的时，高玉兰说是在早上5点半他们出摊子，丈夫陈新武上厕所时被摔死的。民警当时就说，陈新武不是早上5点半死的应该是晚上11点半死亡的才对。陈新武的妹妹陈康梅说，他的哥哥死得冤，死时眼睛都没有闭，那个公厕根本就摔不死人，当时他的哥哥死的时候脚上有明显的拖伤，头上还有撞伤。

     姜军仙对记者强调说：“事后，高玉兰诉我欠她的债务时，当着法院的人说她丈夫陈新武是患心肌梗塞死的。高玉兰这个前后不一致的叙述，说明她在撒谎。陈新武死后，我在陈世彪皮包里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只要你有离婚手续，我一辈子不告发你。最后的落款为高玉兰。同时，陈世彪在跟她弟媳打电话时，也亲口说过如果他不跟我离婚高玉兰就要告他杀了陈新武（有人证、物证、录音证）。陈世彪自己也承认有命案在身。就连陈新武的儿子陈高曾当着他同学的面说，他爸爸是别人合伙谋死的。还有一点，陈新武在11月5号晚上7点收摊子回家时，当时精神状态很好，为什么到了晚上11点半后就突然死了呢？据陈新武的母亲说，他的心脏很好，根本不存在心肌梗塞一说。”

    目前，中国经济时报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雷雨)

                       怀孕8个月强行做引产手术   医生大意切除产妇子宫和卵巢

 

                                洪湖一孕妇血泪控诉：这场医疗事故毁了我一生

 

近日，来自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的村民张国鑫向中国经济时报投诉，2008年5月23日，洪湖市龙口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将他怀孕8个多月的女儿张文芳强行拉去做了引产，由于麻痹大意，手术结果超成他女儿子宫和卵巢全切除的重大医疗事故。为了核实事件真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于2009年4月17日赶赴当地进行调查采访。

 

                                              受害者父亲阐述事故经过

 

在这次医疗事故中受伤的张文芳的父亲张国鑫老人说：“2008年5月23日，洪湖市计生服务站计生工作人员刘栋清将其女儿抓到了计生站办公室，在刘栋清自己签字的情况下，计生站的4名工作人员强行将我女儿张文芳抓去做了人工注射药物引产手术。第二天，医生打催生针，打完后女儿开始腹痛，胎行发作，我急忙央求医生以及2个计生办人员多多注意，但随后几分钟就是不见人影，我跑去喊医生，她却坐在隔壁房间与别人聊天，还说吵什么吵？我怎么帮你？死孩子是痛下来的……后来，女儿生下的小孩手和胳膊都在外造成大出血、休克，女儿痛得直喊救命。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急转洪湖市人民医院抢救。在施救中，医生将其子宫、宫颈口、输卵管、卵巢全切除，切破尿道管，最后，医生装上一根人工排尿导管以便于其排泄。没想到手术三个月后，女儿体内血冲染胃和肠道，吃饭胃痛，肠道粘连严重，大便排不出来，只好借助开山路。手术10个月后，女儿排泄时经常用泻药，拍出来的是黄色黑水，红白冷子，排尿中带有鲜血，后期有引血，有时排的是宗红色，医生护士看过，都无任何解决办法。

女儿张文芳做手术之后，长期头痛、头晕、腰痛，嘴巴呈乌色，走路时吐大气。甚至走路时还要靠人扶着走。前段时间，她进食很少，中段于11月份一连几天都不吃，现在她的身体胀痛，有时身体肌肉紫一块青一块，住院8个多月，其中5个多月后政府断供药费、生活费。现在的女儿没有生活来源，完全靠娘家70多岁的父母供生活，家人眼见了流泪伤心，多次求龙口镇政府给一点钱。我先后找市计生局，计生局不管，郭远亮局长说我女儿伤了什么残了什么？我将去省信访局上访的信件转给胡市长，他不接不看还说随便你告到哪里，最后都由我们解决。计生局不管，市政府又不见，我只好再次上访。一次，我在市政府看见市委书记梓建华出来了，我急忙跑上去跪在他面前求情，在市委书记的安排下，蒋市长在市信访局接见了我。我的女儿此时却倒在了信访局的门口，脸色白，脸色乌黑，全身发抖抽筋，市长派警车急送医院抢救。但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2008年11月3日，我们父女找到了蒋市长居住的地方等他起床，但上班时间早过了，他就是不表态解决问题。我只好再来武汉的省信访局上访。在我多次上访后，我们地方的计生局征得市政府同意去武汉同济医院只作卵巢的检查，别的不列入检查项目。晚上回洪湖人民医院已经10点多钟，医院的床位没有，女儿和她母亲见此情景痛苦流泪。病房病人看得寒心，她们共同挤出一点才睡了一晚上。由于病情得不到解决，我们再三要求做个伤残鉴定，但计生干部却上下串通只做了一个虚假的鉴定。”

 

                                           受害者张文芳说镇政府做了诸多假材料

 

记者在张国鑫老人的带领下，采访了他的女儿张文芳。据张文芳说：“由于家庭条件太差，我一直都在外面打工，一直都未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的婚姻别人介绍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男人自己带了一个男孩。当时自己并没有很在意这些，我认为只要找到了一个真正爱自己的男人就可以了，在和这个男人结婚后，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次怀孕8个月后，镇上的计生办的人就多次上门警告家人，说我们是严重的超计划生育，要罚款3万7千元。我们也多次找计生局申诉，说我们的家庭很特殊，之前男人自己的小孩是他与前妻生的，而我和他结婚就生了一个，我们都是农村户口，现在怀孕的是第二胎，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不应该罚款。况且我的家庭条件相当差，没有多余的钱来缴纳罚款。在此情况下，市计生局包括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见无利可图，发生了上述事故。”

张文芳还告诉记者，出事后，她的丈夫在找计生办理论时，还遭到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多次追打，在她住院期间，她丈夫、娘家父母都不知道，就连镇政府接送村妇联主任路过她们家门口一米远都不通知一声。

“镇计生办打着党的名义，在高价罚款未果后，将我强行做了手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向上汇报时，还说我是‘产三孕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想问计生办的领导，我已经生下的3个孩子呢？是不是计生办的人员拿去卖了！”张文芳义愤填膺地还对记者说了另外及点镇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2008年8月4日，龙口镇政府怕张文芳的父亲到处上访，强行将其父亲的身份证扣押至今都没有给。

在我的胎行发作后，我跟计生办人员先求情，说等下孩子出来时我不能动弹她们可以帮我一把，但几分钟后，计生办人员关机，医生都走了。最后，我痛得不行了喊来一个医生，她进来看了一我下，就坐在隔壁同别人聊天。在我疼得叫救命时，医生在隔壁说，我怎么帮你，喊也没有用，死孩子就是痛下来的。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的胳膊在外，造成我大出血、休克。

第二次手术是2008年6月4日---6月9日，我的人一直没有脱离危险期，相隔了5天都不能吃喝、不能动弹，眼睛都没睁开，镇政府不给医药费，医院不给药。我70多岁的父母年纪大，身体不好，只好多次上访，政府才给了一点钱做生活费。在我住院8个月中断药就有5个月。在家人到政府理论时，计生办的人干脆说我有精神病，要我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

2009年1月2日，我在武汉的医院检查一天，晚上回洪湖市人民医院，但医院无床铺，我就这样被赶出医院，医生说是计生办跟他们打过招呼叫这样做的。

在赤壁医院检查时，医生还多次告诉计生办的人说不能打针引产，而服务站的医生说可以，她们见这种情况多了，可以搞，结果手术横位，人身伤残。

医院制造假病例时间差，我在服务站上产床是5.20分，转人民医院6.30分。实际上产床是2点多钟，医生拉窗帘穿了衣服就走了。计生办和病房人说送人民医院抢救，不超过4.30分，而抢救是6.30分，实际进手术室为7点。这中间相隔两个多小时在做什么？从引产到抢救都没有陈新兰的身影，而病例上全是陈新兰主任，其实，她并没有送我去医院。

最可笑的是，为了实施引产，计生办向上虚报我有4个孩子，做鉴定时还上报“产三孕四”，我实际上只有一个孩子，离婚时法院判给男方。

记者在龙口镇政府门口，首先电话联系了负责此事的龙口镇杨副镇长。记者打通了其手机后，杨镇长在电话中说，他和张文芳以及其母亲正在在市计生局里调解此事。待调解完后他会将结果告之记者。

针对此事的进程，中国经济时报将继续予以关注报道。（本报记者 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