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专家，1988年赴美留学，1993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迈阿密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著有《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等书，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是考虑高考改革的时候了

　　10月12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广州市黄埔书城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素质教育与高考改革”的讲座，讲座者为美国迈阿密大学兼职教授黄全愈博士。

　　黄全愈博士是国内外著名的教育专家，对中美教育的传统和现状有很深的了解和非凡的洞见。尤其对中国的高考制度，他很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我去过美国，我肯定还继续会把这种制度当成合理的。现在才发现，中国的高考已经成了制约人才资源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低幼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而瓶口内——则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而培养出的学生更多的是高分学生，而不是高素质学生。

　　面对这种窘境，不仅是黄全愈，国内的很多教育专家也在努力地去矫正、纠偏。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能从最符合实际的角度去想问题、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施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取消高考，这是不现实的。高考不是一个玩物，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学子的利益和前途，不能说改就改，怎样改？改什么？都是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

　　黄全愈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观念，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要取消高考，他觉得高考在选拔人才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主要是我们的高考选拔方式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他这种观念的对错，或者是否合理、有效，在我们高考教育处在最危机的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理性的提议，是非常难得的，至少可以说明，他是诚心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的，他为此努力过。

　　在这次讲座中，他向读者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哈佛大学将165名高考状元拒之门外？”“为什么流浪女可以上哈佛，流浪汉成为伯克利的优秀毕业生？”……对这些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黄全愈博士细致地分析了中美教育的差异，特别指出了中国教育的缺憾和漏洞，让我们反思了过去：我们究竟做了哪些事，做错了哪些事？

　　在自由提问时间，很多的中学生、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向黄博士请教，希望能替他们指点迷津。在很多家长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困惑他们很久了，或许是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当学生还是当考生？

　　记者：你从事多年的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想你的人生经历肯定不寻常，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和受教育的情况？

　　黄全愈：我读到中学的时候就爆发文化大革命了，还没读完。后来呢，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考进了西南联大，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我在大学里做老师，到了1988年的1月，我出国讲学，后来又读了个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选了教育学专业，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非常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视角。现在我担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一边搞教学，一边做研究。

　　记者：你的这种观念和想法是不是受你家庭教育的影响？

　　黄全愈：不是，我没有受家里的影响，我父亲是老北大的，然而北大的牌子给他换来了“右派”的帽子。在教育方面，他希望我不要讲得太多。

　　记者：你是在出国之前意识到中国这种教育观念的落后，还是在出国之后？

　　黄全愈：出国之前我根本没有发现，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做过比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美教育观念的差异确实太大了。

　　记者：在你的讲座以及书的内容里面，所有的针对点都是朝着中国的高中教育？那么，你觉得这种教育的最大弊端在哪里？

　　黄全愈：是的，我觉得一个人受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高中阶段，如果这个阶段搞不好，那他就很难发展得好。我发现，中国的高中教育特别差，它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不是把孩子培养成学生，而是培养成考生。但美国不同，他们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培养考生的。你知道，虽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考生只会考试，学生要全面发展。你这样做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当然，美国教育也有它的弊端，但我们这里不去谈它，我们就谈它好的地方，它的弊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我们现在是要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只有敢拿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相比，才能够更好地改进我们的教育。

　　记者：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呢？

　　黄全愈：关键是我们的高考招生制度要改革，如果还是以高考分数为惟一的录取标准的话，我们就很难推行素质教育，因为应试教育还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一个评价的标准。我觉得高考还是要考，但要看高中成绩，要看全面发展。这样录取的话，学生就会既重视高考，又重视平时成绩，也重视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不能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学校，你不考生物，我就不教生物，不让孩子学生物，这是非常荒谬的。

　　对学生要“求同存异”

　　记者：你怎么评价中国的老师？

　　黄全愈：总的来说比较专制。我刚才讲座时拿的那个图片材料，有猫、狗、狮子、小鸟，如果要学生回答他们哪个是不同类的话，中国绝大多数的老师都会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鸟。鸟是禽类，其他是兽类就完了，不再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求异思维。我们现在只求标准答案，考生能考高分就行了。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想法要去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记者：是的，但是你知道，在中国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很多老师他们想做都没法做，他们也要遵循某一种教学秩序和规则，否则价值就会被否定，导致被淘汰出局。要做到让学生不当考生，除非他有非常大的改革勇气。

　　黄全愈：不是这样，老师让学生自由一点，给他们多一点自我发展的空间，是完全可以的。就比如写作文，他可以抛开种种规则的束缚，写一些有个性的东西。怎么不行呢？当然，教育体制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必须进行高考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肯定不行，不然很多问题讲完标准答案后就没有下文了。

　　记者：谈到标准答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国情吧，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不一样。都知道中国人口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话可能会变得混乱，没有秩序，你认为呢？

　　黄全愈：标准不是说没有，还是有的，三合一它也是标准，问题是你以什么为标准，我们是以考试作为惟一的标准来录取学生。我认为标准应该是三合一，也就是高考成绩，加上高中成绩，加上综合素质。中国文化强调统一，而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恨不得与众不同。比如美国大陆本土实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的时间，以至于早上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已经上班，而西部的国民警卫队还在睡大觉，如此等等，难道他们混乱吗？

　　记者：如果要改革，那也要至上而下来进行，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是很难的，个人的行为能力非常有限，你要一个老师或一个家长来做，是相当难的，是吗？

　　黄全愈：从上而下是一种制度的改革，但我觉得观念也非常的重要，观念不改，制度改了也不行，比如减负，它是从上而下的啊，家长不接受，学校不愿意，学生依然要做很多作业，效果都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影响教育的因素有哪些呢？

　　黄全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我觉得都有关系。

　　一流考生不一定是一流学生

　　记者：曾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考试经常排在前十名的学生不会有很大出息，十名到二十名反而会有，但是，如果是经常倒数的一般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你觉得有道理吗？

　　黄全愈：好像是说第十名左右，有的讲十五名左右，这类学生以后会有很大成就，他不是说排名的不行，排前的不行，他是说排在最里边的将来比较有成就。很多人问我有什么道理没有。我说，就像一个杯子，排十名或十五名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得来水(知识)只装了一点点，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些排第一第二名的人，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已经装到一定程度，不能再装了，所以发展的空间非常小。但是说考倒数的绝对没有出息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人读书不厉害，但却成就了很多事业。我的观点是，一流的考生绝对不一定等于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考生当中也有一流的学生，不是一流的考生也可能是一流的学生。

　　记者：曾有一个女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道：“……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在你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黄全愈：因为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教育改革了。我想，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记者：的确，我们的高中生性格特别压抑，不敢发言，心态不正常，以至于容易走极端，否定一切，破坏一切。

　　黄全愈：其实都是学校不给足够的自由和运动，你知道我的小孩子矿矿在读高中时，下课的时候跟他们的任课老师摔跤，同学们就在周围助威，非常热闹。你想想，那种场面会在中国出现吗？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存在着等级观念，学生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就比如发言，明显是老师鼓励不够，学生怕自己问得不好，或者答不对，或是老师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作为老师，要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不要说哪个答案好，鼓励有不同意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记者：对，只有尊重不同意见，才能够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去思考。

　　黄全愈：其实我所有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废除高考，我觉得高考也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只是针对高考的形式，以更先进的方式取而代之。

　　记者：你出的这几本书，影响非常大，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

　　黄全愈：正是因为有一些压力，我才去做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压力，我就没有必要到处跑了。

　　写作要学会深入浅出

　　记者：我翻看了一下你的这本《高考在美国》，觉得一个特色是，语言特别简练风趣，把不同的教育观念说得相当精当、透彻，让人得到启示，你是为了读者市场，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

　　黄全愈：在国内时我是教写作的，你看我的文章就会发现，文学色彩很浓。我是这样感觉的，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知道，深入浅出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要不你去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报告和一个硕士生、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哪一个更难懂，不用说，那肯定是硕士研究生的难懂。我这本书不想写成天书，不想写成让人看不懂的只有几个学者专家去读的书，我要影响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改变他们的观念，所以我写出的书越多人读得懂就越好，才能造成最大范围的改变。

　　记者：谈到写作，我就想起如今很多中学生都不会写东西了，写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竟然弄得一塌糊涂，不知所云，空洞无物。

　　黄全愈：主要是限制太多了，不允许学生有新的思维，按照老一套的写作规范来要求。作文表达的应该是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而不是空泛的大概念和模式。美国越是那些优秀的大学，越要考查一个人的写作水平。

　　记者：像你出生在那个年代，能够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和思维方式，我觉得非常难得，就拿你的写作来说吧，是不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黄全愈：我上大学没几周，就要写论说文，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论说文，我不管它，结果我得最高分。但因为各种原因，老师没有把那论文当成范文印给大家看，我觉得这篇论说文非常有特点，如果在叙事方面再加强点就更好了。后来我拿出那篇文章来看，我吓了一跳，如果按正规的来看，那是四不象，是要被判不及格的，算来我三生有幸，他们能尊重我不同的观点，后来我也鼓励我的学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风格，我想如果当时这个论说文被枪毙，那不知道对我的影响多大。（编辑：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