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乃至我的生活，除了本能的享受与满足（当然也包括受难）那一部分外，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观察与逼视自己和别人，再把这种观察与逼视的结果用语言表达出来，有时候，表达本身就是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也有时候，希望这种表达能够引起更多注意，以期对我认为的问题之解决，多少起一点作用。
当我更多地观察自己时，写下的文字近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当我逼视面前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社会，情不自禁地发言时，表达的往往是别人也有的意见。
别人和自己，共同组成了这个社会。
与做类似工作的专家不同，我喜欢不断变换观察的角度和方向，这使我看起来更像一个旅人，而不是研究者，当对某方面有了一些体会，因此感觉不再新鲜，通常我果断地把它放下，再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这就像周游，面前始终是新鲜的风景，而我的文字只能归入粗略的游记。
叫它随笔是适宜的，但这样的玩意儿有什么用？
兴之所至，涂鸦而已；如果说看它也有乐趣，那更近于我们读一张儿童画，令人感动的是其中的天真。
至今我仍是一个天真的人，甚至天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也未必不好，天真乃有观察和逼视的兴味，司空见惯的事儿，我仍盯

 

因为精神世界
陷在黑暗里
我们才渴望天梯
——那通往光明的道路

 

哦，姑娘
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前往
为希望所燃烧
或者坠落而亡？

 

那些岁月

那些甜蜜或痛苦的日子

如今

它们已空空如也

读这一期《草原》，才知道丁茂先生已病故，他应当大我十岁的样子，也就是七十左右，按说刚刚进入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年龄。
当年我离开那儿时，他升任主编还不久。
丁茂原来在丰镇文化馆工作，写乡村小说，颇有些成绩，先我几年就调入文联，我进杂志社时，已是副主编。他不懂现代诗，但几次出去开会，都听人说《草原》诗歌编得好，所以接任后就让我做编辑部主任，并说终审他就不看了，实际上把办刊的权力交给了我。
那时我打算把杂志弄成大文化性质的，也就是后来《天涯》那种样子，但只是一种模糊的想法。曾请邓九刚到北京去向在鲁迅文学院就读的年轻作家们约稿，让他们说点文学以外的事情——这种做法当时仍属罕见，乃至邓无法把此想法准确地传达给诸位。
其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原野开了叫《字条集》的专栏，这在当时也算开先河的做法。
诸如此类，丁茂并不加干预。他知道我在认真做刊物，也没什么私心。
然而随即整个社会的状态变了，春夏之交过去后，《草原》第六期散文头条是我写的《海子死了》，青年诗人之死，本来与政治无关，这个时候发出来就像在表达别的意思了。第七期我又写了《一禾也死了》，这位海子的密友是因脑溢血倒在广场上

有许多年，自由在中国是个坏字眼，毛泽东写过一篇名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那里被归纳为“自由主义”的，是种种不顾及他人利益而只考虑自己的委琐行为，所谓“自由主义”既不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与学术研究无缘，它被消解得如此彻底，乃至说某人“搞自由主义”便是指类似鸡鸣狗盗的事儿，因此大家都不喜欢与“自由主义”沾上边儿。
古人有一句话，叫察言观色。辨别一个人和一个组织，自然可以听他说什么，更加重要的也许倒是看他不说什么，由此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自由主义”从最初的曲解，到后来长期不再被提及，无言中流露出的某种倾向，其实至今仍存。记得小时候读马克思的书，老人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最高极致便是除生产与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外，每个人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得享最大限度的自由。但说实在的，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国家中，自己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自由，不止如此，自由还被当成几乎是最可怕的东西。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正面字眼见诸书报，是近些年来的事儿，我也是从中才知道作为一种严肃的主义，它的发端，即古典自由主义的几位代表，像洛克、孟德斯鸠、休漠、斯密等人

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当然，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国政府当年禁枪是有道理的，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一把气枪的，用于打鸟，后来突然有一天政府突然下令说所有的气枪猎枪都必须上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远见的，他意识到了在十几年后，社会矛盾将会加剧，届时如果老百姓配备了

这四个字，如果请大家猜猜出自谁的手笔？恐怕很少有人能猜对。
它不是辜鸿铭说的，也不是康有为说的，恰恰是毛泽东说的，出自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话是这样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没讲“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创造新世界”，而是说“光复旧物”，尽管有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却也无意出泄露出毛思想中老旧的一面。
这一面亦体现在他对古装书的喜欢和大量阅读中，现代人，有几个像毛那样喜欢看旧书的？且并没有谋生与工作的需要和逼迫，足见他灵魂中有切合那些书中内容的因素。
从他后来对秦始皇的推祟来看，也着实如此。
毛之后的当代中国，我们也屡见对旧物的光复，有时是很久以前的传统，也有时，是当事者自己的经历。
譬如现在非议颇多的教育现状，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光复十七年做法的结果。如果当时有一种看前看的眼光，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了。
旧物未必不好，有时确须光复。
然而由革命党喊出“光复旧物”的口号，总有点让人觉得滑嵇。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滑嵇却经常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