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我最爱的一本中国历史书，这本书说明了一个不守礼的皇帝如何地失去了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政治精英的人心，以致最后政治上“打结”了，任何政令都无法推动，政府变成“停摆”状态。明朝经过张居正的中兴，一度恢复了元气，但经过这一波折，遂逐步走上最后的败亡。黄仁宇在书的副标题上称这一年为“不显著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也没有黄巢、安禄山之类的叛变，更没有强大异族的兴起或入侵，太太平平的一年为什么种下了明朝败亡的因子?
当全民都在为建立和谐社会付出努力的同时，企业经理人一定也在想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企业，因为家和万事兴，一个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间相处愉快、乐于合作的企业，其生产力一定较高，尤其是知识经济、服务业经济崛起的今日，团队合作取代了单打独斗，企业再造工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则以整合型任务取代了分工细密的流程，和谐关系与沟通顺畅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元素。如何维护企业内的合谐正是每一个经理人面对的严峻挑战，尤其在中国组织中，派系纠葛、内斗内耗、谣言四起、各自为政恐怕是很多管理者经常面对的头痛问题，如何解决?正是中国式管理的重大议题。
一如和谐社会的讨论，和谐企业议题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资本理论，依照美国社会学大师科曼
建立企业内社会资本的首要因素是信任。
商鞅变法之初，发觉秦国人对政府法令总是不信而阳奉阴违，于是在城门外放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凡能将此一木头搬至另一指定地点者重赏，人民对如此轻的功劳却有如此重大的奖赏多表不信，所以没人敢于出头，直到一个莽夫受不住利诱而搬动木头，商鞅也果然依令给予重赏，秦国人才相信政府令出必行，商鞅也因此顺利推动变法。
中国人作人要顾人情，而顾人情的内涵就是要守礼，所以，如果说中国式管理的特色是，法为重兼顾人情，则其背后的意涵就是，中国式管理是礼法并治的。之前的专栏，我谈到一代大帝李世民如何以礼法并治创造贞观之治，其中，法在现代公司中的表现非常容易理解，就是制度、公司法规以及工作流程，也是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对中国公司的善治之道当然十分重要。但礼在现代企业中又如何表现出来呢?
首先，礼可以了解为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研究
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呈报厘定的新礼138篇，世称贞观礼，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实施，距离贞观法典的公布不过两个月。
让我们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中寻找一些解答此问题的线索。
党仁弘是随李渊建立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随后又跟着李世民南征北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而且才干政绩具备，颇为李世民所器重。只是为人贪婪，贪下了不少赃款被查出，依唐律当斩。李世民为了他向所有大臣求情，强调国法乃受之于天命，不能因私情而坏法，只是党仁弘一生从公，如今年龄已老还要受死，于心不忍，所以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为此求情，李世民誓言要睡在草席上斋戒禁食三天。直到房玄龄说，皇帝原本就有特赦的权力，实在不必自苦如此，李世民才下诏罪己，承认识人不明，又因人情破坏国法，向全国道歉，并贬了党仁弘为平民，放逐钦州。
这里可以看到李世民的管理智能，首先他强调法不能废，但人情也不能不顾，所以向大臣求情，看看有无办法情法兼顾。房玄龄指出了皇帝有特赦之权，所以在法上站住了脚，可以免党仁弘一死。但李世民仍然要为国法破坏
中国式管理首重关系管理，而关系管理最大的敌人就是乡愿、小人与派系。派系是结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这里先谈乡愿与小人问题。
唐朝，某一年大丰收，一天唐德宗打猎到一个农民赵光奇的家问他们快不快乐，结果赵光奇向他哭诉陈情，政府不诚不信，说不多立名目课税，却继续收差役代金，说是征粮，却一文钱不给。德宗听得不甚唏嘘，当场就把这家人的税负免了。听起来，德宗十分宽大听得下民间抱怨，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三度丢掉首都长安，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伤，但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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