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错简试说

一

    《禹贡》是《尚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篇。《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而《禹贡》虽托言为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一部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所以有人认为其当为后人的著述。

    《禹贡》之成书年代，学界向称不一，迄无定论，晚近有代表性的说法大凡有四：辛树帜的西周说、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日]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其中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期说学界尊崇较多。顾先生就本篇内容审慎考证，提出：《禹贡》“九州说”和“五服说”所揭示的当时所谓中国的疆域，必然要到战国中期即“七雄”各向外方发展之后，才有实际出现的可能，而从是篇全无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在西北所辟诸郡的迹象看，它的问世又不可能迟于战国中期。

    其实，从《禹贡》的文本来看，可分为序、上篇、下篇和跋四个部分，即：第一节“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为序；最后一节“东渐于海”至“告厥

三、神农氏与农业的产生

    磨擦取火解决了原始的能源问题，扩大了熟食范围（由动物类的熟食扩大到植物类的熟食[1]），同时带来了磨制石器，而熟食又催生了陶器的发明。磨制石器的产生提高了种植业的生产力，陶器的发明则使谷类产品逐步成为原始人类的主食，有了这两个条件，由采集向农业的过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农业的文化符号就是神农氏，这一点即使是从字面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还有更深的内涵。

    按照严文明教授的说法，全世界有三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一个在西亚，是小麦与大麦的起源地；第二个就是中国，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第三个在美洲，是玉米、南瓜和豆类的起源地。小米是指粟、黍，主要在黄河流域起源和发展，后来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大米是指稻米，中国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从田野考古得到的资料看，发现有小米的最早的遗址是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距今一万多年，处于农业的萌芽阶段。同时期的还有河北徐水的南庄头遗址，往

二、伏羲氏与制作并使用陶器及家畜饲养业

    陶器是将具有可塑性的粘土加水混和、成型、干燥、烧造而成的坚固的制品。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有人推测“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1]，也有人说古人是偶然发现用手捏成的器物经火烧之后变得结实了而且不怕水，因此发明了陶器。一般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肉类可以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也需要储藏起来，所以，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

一、燧人氏与加工石器的磨制技术

    燧人又称“燧人氏”，是传说中人工取火的发明者。

    人类对火的保存和使用，经历了对野火的认识时期、对火的控制时期和造火时期三个阶段。击石取火法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取火方法，是在百万年制作打制石器的经验基础上，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击石取火法的出现，离摩擦取火技术的发明就只有一步之隔了，因为石头的打击有压击与侧击，而侧击本有摩擦的因素在内。在长期的击石取火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用摩擦的方式生火比压击的方式更有效率，也更容易掌握和控制，于是摩擦取火的技术发明了。而摩擦取火又进一步摧生了加工石器的磨制技术，因为人们发现石头通过摩擦可以变得光滑，从而降低摩擦阻力变得更加锋利，这从最初的磨制石器都仅打磨石器的口沿可以得到证实。所以，从生产技术而言，人工取火和石器制作是互为因果的，打制石器孕育了击石取火，而击石取火向摩擦取火的摇身一变，又促成了石器加工技术由打制向磨制的转变。只不过从打制石器到击石取火的发明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摩擦取火技术发明后，磨制石器的出现就是早晚的事了。

    燧人氏发明

三皇新解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三皇是历史的起点，文明的源头。

    三皇比较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燧人、伏羲、神农，另一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前者见于《尚书大传》，后者则见于孔安国的《尚书序》。但黄帝又列于五帝之中，且燧人、伏羲、神农都称“氏”而不称“帝”。仅从文字和逻辑的层面理解而言，两种说法当以前者为优。

    在考古学上，有所谓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分。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地质学年代的更新世，这个时期大约结束于公元前12000年左右。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约在公元前12000-6000年间，此时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说来尚处在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准备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磨制石器、陶器、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产生，而燧人、伏羲、神农这三皇的文化内涵恰好能与新石器时代的这三个基本特征相对应。

    一、燧人氏与加工石器的磨制技术

    二、伏羲氏与制作并使用陶器及家畜饲养业

    三

林漠：清艳

三

法家是农人利益的代言人。农作是农人安身立命之本，而耕者就需要有其田，因此对于土地的占有和掠夺，是农人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和前提，所以法家研究的最早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耕”、“战”。而掠夺和战争就不能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讲民主，必须要专制，而专制就必然遭到被统治人民的反抗，于是就必须讲法术和权谋。

儒家是士人利益的代言人。专制如果仅限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制的话，还是个阶级压迫问题，但专制带来的巨大的个人利益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必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也产生专制的渴求，形成生杀大权“在予一人”的皇权专制，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就要产生反动，产生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政治要求，他们要求对统治集团成员间、主要是自己（士）和王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于是儒家思想就出现了，这一思想肇端于周公，所以我们看到，在孔子最景仰的人当中就有周公。

如果说法家要求的是“天下为一人”，那么作为最纯粹的被统治阶级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墨家要求“一人为天下”就容

二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儒、法、墨、道。

    儒、法、墨、道四家只有儒后来称学。儒学有三个发展阶段：先秦的儒家，按时间先后又有孔、孟、荀三家；西汉以后的儒教，由董仲舒吸收了墨家、阴阳家的思想创立；宋明的理学，周敦颐开山、二程奠基、朱熹集大成、陆王做补充（心学），吸收佛（禅）、道思想并且将儒教哲学化，从而使儒家思想演变成了儒学。儒教和理学虽列于儒，但其思想已不完全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其逻辑起点在于社会秩序的外在形式“礼”，其核心在于发现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仁”、即人的社会性，所以孔子讲的最多的就是“仁”与“礼”。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将“仁”由伦理领域向政治领域作了深度扩展，所以孟子讲对统治阶级进行约束的“义”。荀子则发挥了孔子“礼”的思想，将其汇入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约束的“法”，所以李斯、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就不足为怪了。

    继儒家而起的是墨家和道家。与儒家的“仁”、即有差别的爱不同，墨家讲无差别的爱（即“兼爱”）。有差别的爱尊重的是个体的多样性，理论上的归宿便是民主，而无差别的爱抹煞个体多

士农工商与儒法墨道

一

    中国的传统社会将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类，细细揣摩其中的意蕴，很有意思。

    这四类人，各有两类分别从事生产和服务：农和工从事生产，农人从事农业生产，做的事叫做农作，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做的事叫做工作，他们生产物质财富；士和商从事服务，不创造物质财富，商从事交换服务毋须多说，士又可分为文士和武士，从事管理服务，文管民、武管军，有人以为文士只鼓唇弄舌、武士只舞刀弄枪，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需要说明的是，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与得到、占有物质财富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还有人以为，创造和生产精神财富是文士即知识分子的专利，这是大错特错的，“四民”都可以创造和生产精神财富，这里没有士、农、工、商的区别，将精神财富的生产、创造视为某类人的专利，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钳制罢了。

    这四类人中，有三类人即士、工、商都不需要靠土地吃饭，只有农是需要靠土地吃饭的，所以农人又可分为有土地的农人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