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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往事与随想(2009-10-15 10:12)

    这本叫做《莫斯科,往事与回想》的书是台湾女青年熊宗慧写的。由于机缘的关系,即使一个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人也会来到莫斯科,住上一段时间。此时我忽然想到了光头党,她倒是没有提。也对,提纯一下。

    我们的记忆必须筛选、提炼。那么多的信息是这台计算机储存不了的,处理是都处理一下,不过处理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九扔进垃圾站,剩下百分之一我们称之为往事,然后跟在它后面想一想,在不用上班的时候,上午十点,就着一杯速溶咖啡。

    现在让我来想想莫斯科。地铁。不错。地铁后来让人讨厌,因为表情单一,你发现你看不到城市,只看到地铁站。莫斯科被这种交通工具剪断了,因为它的方便和无所不至。一个喜欢出行的穷人好像生活在地洞中的老鼠,时间久了不免憋闷,可是又有点懒于冒险,从地面抵达某个地点,如果没有自己的车,还真是麻烦。

    地铁、有轨和无轨电车、电气化火车,它们都够老旧,有种凋敝与破败的感觉,可是第一,它们足敷使用,第二,那种老旧和颓唐自有种自成一格,“有感觉”。“那时”,旧时代的痕迹还处处留存,旧的东西还都在用,电话很老式,电脑处

昨天是你的生日(2009-10-02 15:30)

    种种迹象表明,天佑中华的情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污染持续了几多日,忽然在九月三十日夜里下雨早上晴,到十点多,天空竟是湛蓝色,抹着白云。这显然不是“驱雨行动”的神功,因为有些风。尽管科技昌明,对于雨,可以驱、唤自如,可是诸葛亮借东风的神通,却不闻有传。

    其次,阅兵、游行以及夜间的歌舞升平、烟花胜景,也很说得过去,可以平衡许多人多少天来的辛苦与生活的夹缠不畅,甚至多少原谅了,忽略了围绕这个“中心点”泛起的种种令人不快到无语的渣滓。

    在阅兵中间,我去超市。街上的好阳光以及宁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牵着奶奶的手走过的街道,那样原生态的城市。它给那么几个人提供了那么长、宽的人行道,可以慢慢走,就是走上二十步,也可能遇不上一个人。不过,超市关门了,这可能是街道安静的原因之一。

    一切热闹集中于一地,北京的其他地方大致是安静的,人们观看,然后,多半是睡觉吧,这是一种强制的放松,好像非典一样。那种无懈可击的完美与崇高,怎么说呢,如果你只享受这一刻,享受它的果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把事情好的一面展示到充分极致,似乎

意境(2009-09-01 08:55)

    宗白华先生好像是在我上研究生时候去世的。记得当时北大校报上有篇文章,说宗先生是急病,由于校医院的粗鲁与不负责任,医治被耽误,先生去世前的时刻备受怠慢冷落,情景凄凉令人心酸。

    但是他曾经有那么充满与俊逸的翩翩年华,他的精神和心灵是那么丰美。对比起来不禁想起“斯文扫地”一词。即使文革已经结束好几年,他拥有的丰美的世界终于没能保证他最后的尊严——有尊严地死去。这大概可以证明那个世界已成镜花水月,归于泡影,归于烟云。

    我手头的这本《意境》还是80年代末北大版。我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配得上评论它的内容与文字,我会说的是,尽管是一流的浅畅文字,它读起来并不特别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内容的渊博。在宗先生的背景中,中国诗、画以及德国近现代文化(偏于浪漫派?)所占份额特别重,其中尤感新鲜的是中国画以及画论的世界。他总是把诗和画糅在一起讲,兼及书法、歌舞及其他,而底子是哲学。看他的文章可以印证和加深对于中国哲学、文化及民族性格的知识,由此获得感动和——非常俗的字——熏陶 。学习读书是熏陶,让人知道高下好坏,眼高手低。他的文章令人沉静,你可以随

九月一日(2009-09-01 08:12)

    儿子穿着黄绿校服,背着绿书包,戴着红领巾等校车去了,好像三盏同时开放的交通信号灯。怎么说这也算个值得注意的日子。他已经比我高了。我抚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义务教育也完成了一半。五年前,我率尔、率性、率先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他还是个那么小的家伙,才上完一年级,而再过五年、六年,他自己的人生冒险就该开始了,那时候我们两个成年人,就可“相忘于江湖”,好像母老虎和她的孩子一样。当我提醒他人生的宝贵、短暂、有趣、精彩以及需要为此付出的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还是一副“免开尊口”的反应。不过,我想其实他已经开始懂得,并正转向我期待的方向。

    我无意中犯了财迷,算一算,原来这五年中我的损失有一、二十万之多,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就心悦诚服了。“人生充满损失”,就像契诃夫的老棺材匠发现的那样。

    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找到了一个大便宜。作为人生的奖赏,我的白发的积蓄越来越丰厚,我挺着,一来因为学习了“道”,二来因为贵。可是最近终于有点绷不住了(我想接受“发如雪”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脆弱),所以昨天当我在超

日子(2009-08-12 16:04)

     我把今天定义为“等待好心情的时间”。这种时候最适合看“七色地图”的博客,从那里又跳到什么“灯古龙咚”的博客,看了很多照片。看得有些兴起以至于饿了,我决定允许自己来杯奶红茶,稍微安抚一下自己。儿子去游泳了,我一个人,在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去的下午,一个人,上网溜达,置之不理。我对自己很宠着,“你没心情做事吗?那就不要做,放松,没关系。”

    这个夏天有一点好处,就是不太热。夜里不用开空调,可以安睡。有些日子(好比今天下午,此时),还有些明亮乐观的意思。从阳台探头看看,阳光和树以及草地都很静,有时一朵阳伞慢慢地过去。

    但是日子不管好坏,过得很快。“嗡”地一声一天就过去了。去买点生活必需品,做做饭,睡睡觉,看看电视,这些都不算是浪费时间。“生命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哲人说。至于打两次羽毛球,隔天做一次“太极引导术”,则可以算健康投资。

    我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事就是看书。我停止写那些“学术性的”,乏味的博客了。因为经常无甚可写。除了看书,还用光盘听了一门课。(对了,还有挣一点点钱。)其结果,就是使得我

空洞的锵锵(2009-08-01 00:14)

    刚看完锵锵三人行的铁三角窦文涛,梁文道,许子东聊北欧,有点不舒服。

    窦文涛最近状态不太理想,谈话中抖机灵及表现真实坦率可爱的一面不多,而让人想关电视的地方不少,这样下去,我就不再辛苦看这个节目了。也许他应该休假去北欧看美女了。我要说,往往简直是失态,不得体。一个人从成长背景中带来某些微贱的因子并没有什么,我自己也如此,可是应该有个基本判断,知道自尊向好,而不是拿无聊当有趣,还抖擞挥洒,耍人来疯。

    许子东并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如果一定要挑毛病,就是他对于北欧的惊叹有点显得天真无邪。连我都不会那么叹惋,因为他拍下的那些和没有拍下的那些我全都知道,全都可以想象,全都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内。他又不是中学教师,而是文化学者,所谓的。说到底,北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人类最自然,最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夸大狂,不自恋,适当地爱自己并爱惜周遭,守秩序,老实,朴实,简单而有情趣。这些在中国的思想中难道是很陌生的概念吗,就算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的照片?

    梁文道呢?今天我刚看了他的博客。我惊异于他似乎一天能发一篇以上的

俄罗斯文化论(2009-07-30 09:30)

    此书作者隐去。

    在此之前翻了《中俄文化对话》第一辑。其实这两本书都是第二次看了。我的脑容量真不够,遗忘功能特发达,我发现,看一遍的书等于没看,如何是好?

    重温“对话”,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用抽象名词构成的文章看起来很吃力,难以应付。要写点什么,就又得做第三遍的翻检了:哟!还有洛特曼呢!待我好好看看。这一次翻了些语言类的文章,总之,还是一片模糊,下次遇到的时候能觉得“听说过”就不错了。总之还是含含糊糊地在帮我搭建内行所必须的背景与平台。我发现人必须进入一种状态,心心念念,才可能成为内行,玩票是不行的。

    《俄罗斯文化论》是本奇书。一方面,它的内容精彩饱满,纵横捭阖,对我有切实的帮助。另一方面,它像大篇大篇如珠的呓语,仿佛不(完全)受其主人的控制,缺少铺垫与有机体的特征——作者个人的标记。或者,吐出如此喷薄的妙语之人,处于某种迷狂的状态,以至用中文构建出如下的句子:暴力……是对社会革命性更新不可分割的固有属性,这个属性不仅被“群众活生生地创造”的逻辑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还被人道主义不可避免地“毁

论单向街的倒闭(2009-07-28 09:34)

    “倒闭”是我下的断语,也许是误解,但愿如此。

     前天是星期天,坐公车去单向街。要穿过圆明园的停车场。那是上午十点多,车场已经满了,还没有进场的车挪挪蹭蹭地。天气不清朗,闷热而混浊,不知那么多人涌进园中有何快意,而我可以找一通书,然后坐在单向街的篱笆后,院子里,翻看。一定很清凉吧。

    终于走过车场,进入夹道了。右侧是绿色的篱落,有自然形成的景致那种随意与活趣。但是有戴帽戴袖标的指挥者在指挥车子停靠,一直到夹巷的深处。“车场的地方不够了,一直停到院子外边了”,我想。

    按照模糊的记忆与模糊的视力的指引,我摸到紧闭的柴扉前。正狐疑辨认之间,柴扉露出一条缝,“溜”出一个人和他的自行车。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给人一种“弱”的感觉。“请问这里是单向街吗?”“不开了。”“啊?”见我狐疑,隔着他把不甘的目光投向篱落之内以及间壁的院子,他又说,“你找也没用,早就关了。没有了。”我终于在柴扉上看到了一个打印的小纸条,说什么“因内部装修”云云。

很确凿,很突然。半分钟之内,我就踏上回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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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2009-07-25 21:25)

    史景迁之《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王前之《中西文化比较概论》,吴为善之《跨文化交际概论》。后两种为本科教科书,一是“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一是对外汉语专业教材。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与《西洋镜》是同一个话题。经此印证,对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过程及要点已经大概清楚了,而两本书的基本的判断也是一致的,即当人们走进某种异质文化的时候,其实同时在曲折地反映自身的种种状况,而且无法完全摆脱得自母文化的“历史先验成分”的限制和站在绝对中正的立场。我想,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之间缺少交流的经验,未经过20世纪绝大文化激荡的背景下,是尤其严重的。中国从清末以来蒙受的不仅是经济、主权的损失,它不仅是入侵战争的受害者,也是这种偏见的牺牲品。和很多从那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样,文化上蒙受的打击和伤害至今仍然没有平复。现在中国应该比较“中正”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给它合适的评语和分数,为它找到在过去的世界中合适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才能思考设计其未来的面貌与走向。应当尽量地将真实的中国文化告知世界,为它赢回应得的尊严。同时应当观察当今世界文化的融合过程,注意那些最新的文化景观,否则一

    这本书早就借了,记得看了一部分放在一边。后来跟法国学生交谈多了,才知道这是一本法国汉语学习者的必读教材。书完成于89之后,作者Jacques Gernet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家伙。

    近来重新拾起来,随便从魏晋时期开始看。奇怪,我觉得没有看完,可是后面却处处留下折痕,每个折痕都是我认为重要的地方,可是我又没有印象。大概是写历史课教程的时候匆匆翻过。原来我就是这样读书的!

    这是一本对中国有充分的“同情之了解”的书,这种同情与“西洋镜”里看中国的老外成为对比,令人温暖,而这种了解尤其令人钦敬及感动。有这样一本这样的教科书奠定中文学习者对中国的概念,这对于中国是一件幸事。不过学生会觉得驳杂难记,因为即使对中国的一个历史爱好者如我来说,其内容覆盖之广泛和编织之绵密也是不能完全应对招架的。由此想到,翻译这本大书的耿升先生实在够苦的。

    似乎越到近代,谢先生的了解越丰富翔实,而思考越周详和入情入理,特别能够体会中国在1840年以后遭遇的困境,理解中西对话的困难,以及那种匆促不容喘息的历史残酷性。谢先生是一个中国的辩护人,他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