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80后当上副厅级干部遭到热议，甚至遭到质疑。其实，人们热议和质疑的不是80后，不是28岁，也不是副厅级，而是5年零8个月的火速提拔。这样的提拔，搁在60后搁在50岁的人身上，用5年零8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科员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也同样会遭到热议和质疑。

热议和质疑点之一是数次破格提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从张辉的任职经历来看，张辉经过了三次破格提拔。一是张辉从科员提拔为正科级。“ ‘按照当时张辉的资历，应该是不够选拔标准的，但因为他是选调生，所以根据规定破的格。’槐荫区区委组织部下派办主任徐法贤记得，当时张辉的考试成绩相当好。通过这次考试，张辉成为槐荫区一名正科级公务员。”（《新京报》）如果说这一次提拔是因为公开考选成绩好，是根据规定破的格的话，那么从主任科员职位上下派基层两年的张辉调任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副主任成为副处干部，就不那么容易站住脚了。因为按照惯例，从一个低的级别提升到一个高的级别，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何况是从非领导职务提升为高一层的领导职务呢。第三次提拔就更不可思议了。任副处级不到一年的张辉就调任共青团济南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级别为正处，又属于破格提拔的范畴。人生得一次破格提拔都难，何况接连三次破格呢。这怎能不让人质疑。

热议和质疑点之二是数次破格提拔之因。《公务员法》第四十三条说了，“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方面的条件和资格”，“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可是，张辉除了具备新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条件吗？他特别优秀吗？从《新京报》的调查来看，张辉根本就谈不上优秀。我们考察干部讲究的是德、能、勤、绩、廉，讲究德才兼备，仅仅凭考试成绩相当好就提拔为正科级干部显然有失偏颇。作为下派干部的张辉两年里在村里办了两件事，有一件还没干成，显然，其工作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从一个与城建不搭边的主任科员调任副处级领导职务分管城建工作，光熟悉新业务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拔何谈成绩，更何况从分管城建的副处调到为团工作的正处，面临的又是一项全新的业务，短短的几个月里如何做到特别优秀

好长时间不流泪了，好像一具行尸走肉，没有了喜怒哀乐，什么也不为我动，直到看了电视剧《女人一辈子》（有的称之为《女人不哭》）。

不是感动的泪，是委屈的泪，为陶小桃委屈。陶小桃这个天性善良的姑娘，因为父亲欠债死亡，随母亲还债嫁到吴铁匠家，遇上了大兰子这个天性狠毒的女人。同居一屋檐下的时候，她有事没事地故意找茬让父亲厌恶甚至毒打小桃；为了把小桃赶走，她想方设法把小桃往居心叵测的日本人那里送。为了争夺良子，她捏造事实，告诉良子小桃已经结婚并生子，让良子误认为小桃背叛了他；她弄虚作假，把良子的救命恩人说成是自己，把小桃说成是逃兵，把小桃划为地主；即使在得到良子之后仍然不忘迫害小桃。综观大兰子作恶的伎俩如下：

一是无事生非。小桃按照继父的要求蒸馒头，大兰子却偏要吃米饭。面对着已经发好的面粉，小桃当然不能放弃蒸馒头而改做米饭，何况这是主人的吩咐。于是，大兰子就大闹，就撕打。

二是恶人先告状。事端本来是大兰子挑起的，手也本来是大兰子先动的，便宜是她赚的

 

别以为这是我独创的，其实这是冯巩主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刚刚播放完。电影看完了，思考却没有结束。

谁说我不在乎，在乎的是什么？是一张纸，是一张结婚证。男主人公顾医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医治着不少精神病患者。整天围着他转的除了患者，还有医生、护士，特别是对他产生了感情的助理安。而他的妻子谢却是一个全职太太（对不起，前边的没看，所以不清楚她为什么成了全职太太）。在感情出现些许危机后的一个偶然机会，谢谢知道了没有结婚证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于是回家翻箱倒柜地找结婚证，自己找，丈夫找，女儿也找，可就是没找到。女儿花钱办了假的，想以此了却妈妈的心愿，安慰她悬浮着的心。可妈妈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于是去补办，工作人员说，哪里登记的哪里补，于是回到当年下乡的公社去。可是公社早已不在，乡镇撤并，档案资料找不到，当年办证的人恰又过世，补办也不成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想离婚，可是还得要结婚证才行，否则就得到法院。一张结婚证，证明的是什么？证明不是非法同居，是合法夫妻，是进旅馆可以光明正大地同居一室，是住不到一起时可以痛痛快快地分手。谢在乎这张纸，因为这张纸可以证明她的合法身份，可以维护她的合法权益；顾也在乎这张纸，因为这张纸可以让他省却离婚得上法院的麻烦；女儿小文也在乎，有了这张纸，妈妈可以安心，爸爸不能随便离开她和妈妈，所以，她主动花钱办假的，当她无意中发现这张真的结婚证的时候，就偷偷地藏了起来。

可是，他们在乎的真是一张纸吗？十几年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乎过，是丢了还是撕了还是放到哪里了谁也不去想，不去找。事实上，既然已经走到一起了，既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谁还会在乎那张纸呢。后来在乎了，不是因为纸没了，而是因为情淡了，情没了。妻子不再是那个怕打雷的姑娘，而是整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管家婆，丈夫也不再是那个敞开胸怀保护自己的小伙子，而是一个为了跳舞而谎称有病人不能回家的人。他们在乎的不是这张纸，而是感情，妻子在乎的是日趋冷淡的夫妻之情，丈夫在乎的放弃这段情迎来新的情。

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成功，因为有女儿在。女儿是天生的捣蛋鬼。办假证、藏真证、与安助理谈心、谎称自己生病把爸爸骗回家、到电台做嘉宾吐露心声、跳楼、离家出走。女儿的计谋终于逼走了安助理，把爸爸逼回了家。可是，他人回了家，心呢？大秧歌是扭起来了，也许会如同《金婚

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了，算来有半年多时间了。偶尔上去看看，发现有朋友光顾了，发现朋友的博客又更新了不少，忽而觉得该写点什么了。可是，每次想写，却总是写不下去。回想起来，不禁为自己难过。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变得相当冷漠无情了。想当年，偶尔的一点小事也可能致我思虑，致我写下点什么，而且往往迫不急待地写，大有不吐不快之感，有时睡到半夜也要起来写。可是现在，早已学会了解脱，为自己，也为别人，仿佛看透一切，仿佛一切都不值得想，不值得写。看了王海瓴的《金婚》，又看了铁凝的《大浴女》之后，觉得不论从现实的婚姻生活还是从作品，都可以写点什么，可是一想，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婚姻，造就不同的婚姻观念，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不必说，不值得写。就拿婚外恋来说，从人的本性来说，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守着一个人而不发生移情别恋（当然，这个婚外恋的含义是广泛的，既包括纯情的，又包括纯性的，还包括情性兼有的），一时的感情上的转移甚至是性的出轨是可能的，但是，道德上要求的是忠诚，是非此即彼，出现婚外情，那就只能约束自己，虽然，有时这样的约束是不人道的。看透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可写的。看过电视剧《闯关东》，也觉得这部电视剧是近年来出现的第一部好剧，好就好在故事好，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好就好在人物好，每个人物的性格都非常鲜明，好就好在有哲理，寓教于乐，剧中贯穿了不少的儒家思想。很想写一写，可是，又一想，就该这样的。于是，又搁下了。于是，日日吃喝拉撒睡，做点家务，看个电视，上会网，禽兽般生活着。

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可是，又能怎样？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睡。工作？工作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工作是很好完成的，工作完成之后不就是生活了吗。交友？除了同学、同事、熟悉的人，还能交什么朋友。网上是万万不可玩的，不动真情的朋友不可交，动真情万一陷入又不好收拾。同学、同事、熟悉的人也不是能天天交的。毕竟人人都有自己的事。应该管管孩子。不为自己，只为孩子，为了孩子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将来能够有立足之本。可是，已经有了叛逆思想的孩子令我手足无措，只好任其自然发展。老人不是说树大自然直、什么人什么命吗，我也只好信命了。

本来我不信命。可是，越来越信命。升初中的时候，刚过分数线几分；升高中的时候，本来超过录取分数线4.5分，可是因为加试体育成绩不及

 

    虽然也经历过年轻时代，虽然也产生过崇拜之情，但从未有过崇拜之举，从未见过追星之势。而如今，在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十五届作家班上领略到了。

    骨子里深埋着对文学的崇拜，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总觉得能写作的、写作得好的很了不起，很荣耀。遗憾的是，我怎么也写不好。有点写作冲动的时候，前思后想或者美其名曰构思一下，就觉得或者题材陈旧是人人眼里都有的东西，或者思想单薄不足以成篇，或者高度概括有皮骨无血肉不足以动人，很不值得写，于是，那点冲动很快就消失怠尽了。越是这样，对文学的崇拜之情就越强烈。这不，年纪大了，却加入了作协。看看周围的作家们，要么年轻少壮，要么著作等身，想想自己，年纪一大把，拿人的作品却没有，不由得自惭形秽，每当听人介绍我是学中文的、是什么作协会员时，我更是无地自容，学句话说，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马上钻进去。慢慢地，崇拜之情冷落下来，有则写之无则闲之随情而安。但如果遇上什么好作品，我还是会读，总觉得好的文学作品是浓缩的社会现实，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阅历社会的过程，好的文学作品是大师精华了的人生，阅读作品的过程就是聆听大师教诲的过程，好的文学作品是一首优美的乐曲，波涛汹涌时激起你无穷的力量披荆斩棘，风平浪静时让你在大海轻轻的抚慰中悠然自得；如果遇上什么讲座，我还是会去听，总觉得好的讲座能够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

    从作协网上得知这次作家培训班。知道作家不是培训出来的，知道自己当不了作家，对培训班并不怎么感兴趣。但得知作协会员可以免费旁听，不由得动了心。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可是天上掉馅饼，是免费的午餐，我何不去享受一下，即便是旁听。于是，牺牲了周末的懒觉，带上笔记本，顶着大大的太阳，乘上公交车一路颠簸赶到培训班，选了个后面的位置坐下。来的人可真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清纯如纸的，高深莫测的，本地的，外地的……不过，总体来说，是女的多，而且是

 

一直崇拜医生，觉得医生非常神圣，因为他能为患者解除痛苦，甚至能够挽救生命。老百姓常说，一人当医生，全家人幸福。因此，不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医生。我亦如此。

二十年前，不知是什么原因，弟弟浑身长满了疙瘩，奇痒，在村卫生所治疗没有效果。经别人提示，我们来到了市皮肤防治所。一个中年女医生接诊后，不经什么切片不需什么化验，只是望了几眼，就拿出了一块肥皂样的东西，说用这个回去洗。还说，这是他们自己研制的，但没有现货了，回去用一下，如果不好再来。很是神奇，没多长时间，疙瘩消了一些，痒的感觉轻多了，对这位医生也钦佩起来。

三年前，通过体检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肾结石，如不手术治疗，结石继续长大，极有可能把肾扎破，导致尿毒症。听了医生的话，我有些茫然。如果不治，将来遭罪的是父亲，后悔的是我，我也将为此承受经济的、精神的、身体的损失。如果治疗，所有手术都有风险，更多的医疗事故提醒我，手术要谨慎，这是我的亲生父亲，万一手术失败，万一手术留下什么遗憾，我该怎么面对父亲，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我拿不定主意，而父亲更是坚决地表示不手术，他经历过手术的痛苦，他不想再在自己的身上挨上一刀，他想听天由命。可是，我不能以牺牲父亲的身体以父亲的痛苦为代价来躲避手术的风险，于是，我上网查，我去医院咨询，我通过熟人找可靠的医生，我拿成功的病例来劝说父亲，甚至通过亲朋好友给父亲做工作。父亲终于答应手术了，但手术前喝泻药的痛苦又让他退却了。还好，经过粗说细劝，父亲躺在了手术床上，但我分明看到了父亲忧郁的眼神。

 

 

（一）

“妈妈，我们要公车上书。”女儿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说。

“什么是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的时候不是有公车上书吗。我们也要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的公车上书是有识之士为改变当时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而上书清政府要求变革，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进步，他们这些孩子却要上书，简直反天了。但是我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就反对，就问：“你们为什么要上书？”

“今天篮球比赛，裁判特别不公，偏向四班，明明比赛时间到了，他却拖延，最终我们班败了，而且，四班的男生特嚣张，打我们班男生，裁判却装作看不见。”女儿义愤填膺地说。

确实有些不像话。就像首届市直机关运动会，据说，也发生了很多令人耻笑的事，如随意换人、随意改动成绩、裁判不公甚至被打、队员辱骂对手等等。手中掌握大权的市直机关的风尚尚且如此，何况毫无权势毫无利益冲突徒有热情缺乏理性的小孩子们的比赛呢。

“你们准备怎样公车上书？”

“大家让我写信给校长，但是我不想写。”

“大家为什么让你写？”

“因为我挨批评少，所以大家让我写。”

看来，孩子们也是有顾虑的。这可是个大事。从心底里讲，确实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的正义感，哪怕是将来孩子因为坚持正义而受到了委屈甚至是打击报复，也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而不能让孩子分不清是非曲直。说句心理话，孩子在这个学校这个班级就像处在世外桃源一样，天真、清纯，像一湖清水，一眼看得见底，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管是主流的还是违背主流的话语都能说都有地方说，老师并不压制。这也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思考意识，使孩子对任何事情都能有自己的看法，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公车上书毕竟是胳膊拧大腿的事，这涉及到两个班级，涉及到班主任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体育老师的声誉。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女儿挑头写这信，会不会影响到女儿？我不敢想。即便是代表大部分人的意志，也不能怂恿孩子意气用事。

也许是出于与我同样的担心，我与她爸爸异口同声地说：“你不能写。”

“为什么不能写？裁判就是不公平么。”女儿有些委屈。

“比赛本来应该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竞争、重在参与，不能讲究成绩如何，只要尽力就可以了。比赛还应该尊重裁判，听裁判的，如果你说裁判错了，他说裁判错了，各抒己见，那裁判还怎么当，比赛

 

 

    餐桌上，徐某谈起了他与妻子的一次对话。大意是，某一晚，他与妻子散步，发现一熟人与非妻子的女性从饭店出来上了车，徐某之妻问徐：“将来我们有了车，你是不是也会开车载着小嫚？”徐某答：“你这个问题让我无从回答。我可能这样，但即使这样，你不能问那是谁，更不能问为什么。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不该说或者不想说的时候，你问了我也不会说。”听了他的话语，我有些愕然。在我的心底，如果让我回答，我会说，可能会，毕竟自己有车，顺路捎人或者特意送人，不管是同事、同学还是自己仰慕的人，都是可能的。于是，我反驳，我说，妻子有问的权利，毕竟她是你最亲近的人，最关心你的人，作为妻子，当她看到你载异性的时候，她必然会产生想知道的心思，不问则已，既然她问，你就应该如实回答，否则就极有可能有隐情。可是，未等我把话说完，就有挺徐某的女性说：“我也是这样，我最烦别人问我在哪里，问我跟谁在一起，我与丈夫约定，晚上不管多晚，只要我安全回家就行，至于我为什么晚回，跟谁一起，你连问都不能问。”更令我遗憾的是，他们的观念竟然得到了除我之外所有人的认同，我成了异类，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好听的的用“浪漫”、“教师”之字眼来评价我。我知道，在他们心底里，我是一个落伍之人，一个被时代抛弃之人，是一个不谙世事之人，我也越发困惑：这个世界到底还值不值得相信，与我最亲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也同他们一样不值得我信任。

    真不明白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应该说，我不是个愚昧或者说是愚蠢之人，我承认这个社会日趋多元化，从人的本性来讲，谁也不可能一辈子把感情押在一个人身上，社会环境或者自己内心的原因，可能使一个人在某一时段偏离正常轨道，但不管怎样，只要你还想回到正常轨道上，你就应该真诚或者说是坦诚地对待你同样也在正常轨道上行驶的爱人。如果你不能坦诚相待，如果你的自律能力比较强，可能会平安无事，否则只会有这么几种结果：一是妻子尽管知道你出轨，但苦于自己无力，只能默默忍受，暗自垂泪，而你的欲望却越发增强，以至越来越偏离轨道，最终身败名裂；二是妻子大吵大闹，闹得鸡犬不宁，结果或者是你执迷不悟走火入魔妻离子散或者你回头是岸金盆洗手相安无事；三是你树起了榜样妻子学起了你，一家人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各自心怀鬼胎，表面平静如水实际却如压抑千年的火山，一经找到突破口

    听说陈晓旭死了，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只觉得这是谣言，是记者道听途说不经证实就发布的信息。毕竟，前不久陈晓旭出家时说了，出家是为了潜心研究佛法，为佛教育奉献终生，虽有小恙但不是大问题。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她不会这么快就走了的。可是，昨天我上网发现，这事是真的，陈晓旭真的死了。我不由得困惑了起来。
    困惑之一是，善良向佛的陈晓旭怎么说走就走了。老百姓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会讲大道理，但他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老天给人类定下的谁也改变不了法则。因此，他们总是教育孩子要向善、学善、做善事，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总有一天会受到老天的惩罚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只要不作恶，是不会有大灾大难的，是会长命的，陈晓旭这样纵使有亿万家产但从不作恶且处处行善的人，是不会有不治之症的。更何况，她已经进入佛门，潜心修行，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佛也会保佑她平安一生的。可是，她的清心寡欲、潜心修行并没有保佑她，即使自己死了也要建立慈善基金会，所募资金全部用于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资助因贫困而失学的优秀学子和无力医治疾患的困难群众，这样的善德善行也没能够挽救她，在病魔面前，她仍旧香消玉殒。不明白，茫茫红尘中，是该套上“善”之紧箍咒时时处处以他人为本以己为末，还是该抛掉“善”之枷锁随心所欲甚至以损人来达到利己之目的？
    困惑之二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拿病魔没办法。或许是年龄增长的缘故，也或许是周围病人越来越多的缘故，过去从不把身体当回事从不锻炼身体舒服为上、从不注意饮食吃饱为上的我，却越来越注意与身体有关的事情了。比如说，我经常看中央四台中华医药这个栏目，报刊上有关治疗疑难病症和饮食、运动的栏目也是我经常浏览的。当看到中华医药上报道的某乳腺癌晚期健美师依靠坚强的信念和持久的锻炼，在切除一个乳房的情况下顽强地健康地活了下来的时候，我心理豁然开朗，心想，这下可好了，乳腺癌不是不治之症，即使是晚期一样可以治愈，同时，又为因患乳腺癌死去的朋友感到惋惜：如果早知道有这样的先例，向健美师取经学习她不就不会死去了？当看到人民日报上关于解放军三零七医院治疗乳腺癌专家的报道时，我又仔细地看了看，并认真地记下了医院的名称。可是，有足够好的医疗条件的陈晓旭却因为这已经可以治愈的乳腺癌永远地走了，我不由得想：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