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以网络为介质的纸和笔，想借此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人和事。自从2006年5月开博，转眼二年多过去，蓦然发觉原定的目的与现在的情况相差甚远，因此决定关闭博客。
当初开通博客基于三个原因：1、不想荒废人生，给自己树立个不大不小的目标，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将零碎的时间积攒起来，做点让自己快乐又自认为有意义的事；2、博客是崭新的书写平台，版面亮丽、管理方便，在这里可以体验网络、结交博友、加入圈子、上传照片、指点江山、分享喜悦，可为生活平添或多或少的乐趣；3、我的文章拙陋不堪，下了许久决心才拿出来现眼，之所以鼓足勇气写下这些可有可无的文字，不过想多多锻炼文笔，不至于手疏心倦，既为了发展个人兴趣，也为将来积累一点点可以自恃的资本。
文章好坏全凭个人旨趣，难以评定，最要紧的是诚心诗情，非诚不足以袒露胸襟，非诗不足以畅叙幽情。而今，我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单纯无虑的青春不再，大学里悠然自得的乐事放到社会中难免成为累赘，我不得不面对现实——纵然能挤出一时半刻来翻几页书，却再也找不到那份闲情逸致了。学校里没有过多的束缚，自己就要给自己加码，制订规则并严格执行。如今我的工作要求和专业背景大相径庭，规则、约束、压力不请自来，闲暇的时间大多必须用在工作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不是学界中人，读书、论道、写文章本是自娱自乐的事，而愚笨如我者无法协调作文与捧场的关系。一方面，我的每篇文章都倾注了不少时间，少则二、三个小时，多则半天、一天，我不可能不注意别人的评价，尽管深知文章之粗劣，却也奢望点击率与日俱增，访客源源不断，于是我想方设法将文章打造得既漂亮又可读。文章本是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刻意追求反过来两边都不讨好，我不知不觉间落入了虚荣的毂。另一方面，我由衷感谢众多博友的错爱，常把我的拙文加精，对我的某些文章也夸赞不少，但请恕我不识抬举——我不大愿意评论里只有克隆式的加精、僵硬的客套。我之所以苦苦经营博客，坚持文章风格不变，就是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些同道中人，哪怕只有半个，哪怕他压根看不起我，把我批得体无完肤，只要他言之有理，能经常光顾我的博客，我肯定会比现在面对一堆面无表情的“加精”高兴得多。然而，这样的人我至今一个也没碰到，也许是我过于幼稚了。
偶尔逛逛豆瓣网、中国学术论坛、清华社会学blog等网页，方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多可笑。我不是妄自菲薄，但我确实知道何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怀疑曾经确信的思维理路，后悔为何那么莽撞地就把文章一篇篇亮出来，如今自己读来都可笑的观点当初还好意思让别人多多评论，年少轻狂呐。记得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发疯似地读书，咬牙切齿地专和自己过不去，如同与未知的对手较劲比赛，根本是为了追求速度而不求一知半解地读书。我一天天枯坐桌前麻木地计算页数，写出的一堆评述现在看来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我可以一个月读二、三十本书，却从未从某本书里领悟其中奥义，这样读书还不如不读。
我不止一次懊悔过：憎恶曾经那么浮躁、粗野地读书，如同蛮人将绸缎当作抹布，用龙井茶洗手，别人殚精竭虑十余年写成的书，我仅用一、二天去阅读，那样的读法至少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我不但对不起自己的光阴，更对不起作者的辛苦。
我喜欢发奋忘情读书的人，我更敬佩把书当成食粮、绿茶、空气的人，前者只把书视若拾步而上的台阶，为了智力的欢娱或学历文凭、功禄名利而读书；而后者看来，读书如同吃饭、睡觉、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只为了生活，与书为伴也只为了生活。关闭博客不过是顺应形势之举，选择了另外的生活方式。今后，我还是会继续读、继续写、继续思，精心安排时间，选择一本绝妙的好书，每天都读，无论是半小时，或二十分钟，用一年时间读透它，我相信这本书带来的价值要比以前读的一百本书加起来的价值还要大。
不为任何理由读书，正如活着的最大理由就是活着。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里，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看此言只是欣赏布洛赫概括历史学魅力的精练笔法，后来细细体味才发现这句话其实在探讨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即历史研究何以可能。
每当我和朋友讨论历史眉飞色舞时，一旦忍不住说到“如果……”马上会被呵斥，一句话就让我的奇思妙想胎死腹中——“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每次都不是被这句话本身，而是被对方的义正辞严吓倒。事后仔细思量不免耿耿于怀，历史为什么不能假设，这和“人民是历史的推动力”、“存在即合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等等“大辞”都是一样，每个“大辞”后面都站着一个伟人，“大辞”的理论是：我是“大辞”，“大辞”是伟人发明的，伟人是不朽的，因此“大辞”是正确的。“大辞”铺展开来，所到之处尽是它的疆土，不给出讨论的范畴、前提、理路却奢论学术，岂非玄谈。
言之确凿得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真不知道这说一不二的底气从何而来。
解答数学题最看重思维过程，题目是如何被分解再组合成一个解的，如果只给出等号后面的那个答案，即使答案正确也不会给分。同样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理路和逻辑推导上也重视推导，其指导推导思维的方法论更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
以人的行为为例，一是从纵向看——寻找机制内在的具体事件和事件本身的辨证、情境、对话关系，须得分析微观的本能驱使作用、中观的连接导向作用、宏观的结构限制作用。此方法多应用于社会科学；一是从横向看——理解和厘清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和意义，需要考虑变数，变数本身不是科学，没有任何逻辑性、一般性、确定性可言，它是一种类似命运的常态，不能用归纳或演绎方法证明或证伪“命运”是什么，但它的确存在，我们只能基于两点顺应它，一是涵养自己的性情，不要乖张多变；一是用心感悟生活，尽量勇于迎接命运的挑战。学术之道也有其命运，史学之本在人之存在，史学之变在其命运延续之无限可能。历史学不能无视这些变数，无论我们的考证工作多么细致、周全，既往的争议和未知的发现势必会无穷无尽而来，反过来看，这些争论正是布氏所言的“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之魅力所在。历史变数可分为：1、独立变数，天文、地理、人为；2、时间变数，时间对事件的消耗和更新，如王朝的兴亡气运；3、文化变数，古今中外的文化抵牾与融和，如义和团与清廷、洋人的民间、庙堂、西洋博弈。4、个人因素，在乱世体现得尤其明显，如时势造英雄。此方法多应用于人文科学。
历史学能否假设、比较、预测归结到底是一个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特质是什么？而历史学的学科特质大致可以分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性质，厘清三个因素的指涉内容和相关联系是开展研究的必要前提。1、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可理解的人的意向或活动的集合体，诸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即使研究对象是单个人，这个人肯定是置身于大历史情境下的人，代表一时的风气和部分群体。2、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把握特殊、贴近具体、严格考证、解析合一。3、历史学的研究性质是关注单独具体的事件，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种分析因素仅仅是讨论的切入点，要做好饭菜光有原料肯定不行，炊具和燃料是充分条件。我们须将三个因素掺入到两个维度中考虑方可构建一种稳妥的分析框架做系统解析才算是有理有据。这两个维度从两个问题出发，终点是人。第一，什么是人，着重个体研究；第二，什么是结构，侧重集体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将材料做系统分析只是因为我倾向于用解释的方法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并非必须用哪种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和别人打招呼我可以说“你好”，还可以说“Hi”，无从规定孰优孰劣。很多学者对自身研究的方法论不甚了了，过分强调所用方法的正确性，要么对研究结果不分地域时限进行过分推广，要么对用形式模型做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意义上的批判。个人旨趣是研究的一大先决条件，选择什么方法纯粹是爱好取向，重要的是能否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明了的命题或理论，或把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的形式模型，用自变量、因变量、回归方程等数理方法解答其他类似疑问。
历史学的解释框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仅对社会结构做出形式性的假设，而对人的行为模式闭口不谈，这是一种半建模办法。如马克思理论中的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都不提及，只告诉我们社会结构分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力，两者不协调时就发生社会矛盾。一是对人和社会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的，韦伯是这类的代表，他有时讲科层化，有时讲权威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构成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都对社会变迁和稳定起作用，而人也是感情和理性交汇融和的人。
马克思理论的一大优势是理论核心容易把握，无论什么情境，坚持围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做文章。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种下了自我毁朽的因，遂导致下一阶段被取而代之的果，历史在这里是一个命定论的实体，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体。他的理论忽视的至关重要一点是：历史里没有决定因素，甚至没有主要原因，历史的“真”只是某一观察角度的、研究者主观认同的“真”，这个“真”是整体的一个侧面反映，而决非代表全部。某古城被火山、海啸彻底损毁，围绕这个古城建立的璀璨文明渐渐消亡了，这个文明的对手因而得以迅猛发展，文明延续数千年屹立不倒，世界历史为之改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里根本未起任何作用，完全是人力不可违抗的自然力作祟，这一事件不是重大历史吗？但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如何解释？
按照马克思的史学观，我们能否截取某段时代做历史比较并得出某种科学结论呢？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仅供闲暇趣谈。趣谈不是瞎侃胡吹，比较研究还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加以比较的时代是相对和平、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时代，比较的时期越短越好；二是参与比较的地区的文明都没有中断过，也不是骤然建立的全新政体，比较的地域越小越好。不同的地区比较的时间越持久、领域越广，变数诱发的偶然性也就越强，正史也就成了戏说，现在央视十分流行的《百家讲坛》，插科打诨倒是有一套，我不能说它不是学术，终究不过是趣味学术，好比狗肉，上不得台面。
韦伯理论体系的解读适用范畴大于马克思的理论，更符合历史研究的旨趣。韦伯的理论究其实质来说与马克思的半模型半建构理论无根本性差异，两者都是以某参照物为坐标展开分析的，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之如韦伯的理想类型，脱离不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论调。
把握韦伯的“理想类型”建构模式有两大难点：一是在选择理论起点时使用的类型甄别上，需要大量的技术处理和智慧加以规范。稍不注意就容易把统计资料的“平均数”当作常态分布加以应用；在智慧上钻牛角尖则容易陷入形而上的“内省法”，光顾逻辑爬梳而忽略事实根据。二是建立经验与逻辑相互结合的思维方式，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近代思辨哲学多是针锋相对的理路，比起中世纪以降的神学反而丢失了起码的谦恭和谨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从来没有全面否定或肯定某事物，而是宽容、包涵、通达的“拾阶而上”开展研究，孔子的“文与实不与”也是同样的意思——我原则上不接受的观点，但在理论上加以肯定，它虽然不是最好的，却是最不坏的。如国家的本质是恶的，因为缔造国家的人是恶的，但国家制止了恶的蔓延，用恶的形体发扬了善的精神，是一种不得以为之的最低限度的恶，因此，人要在承认上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承认 “地上之城”的合理合法性，两者皆不可偏废。“经验描述”和“理论抽象”绝非截然对立，如同人的情感和理性不可能完全对立一样，学术的严谨和务实并不代表“无情”，调和扬弃和继承之间关系的关键是求真务实。
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方略外延和内在都比马克思的理论开放，格外强调历史是一个连贯而逻辑上准确的整体，理想类型即强调在行动过程中检验实际进程与理想类型的差距，因此，在某些限定条件下进行跨越时代、地域、类属、事态的假设、比较和预测是可行的。
许倬云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中谈到历史可否比较时提出两个问题借以参照，一是比的过程如何？二是比的方法又怎样？落实到韦伯的理论中，可以这样理解：一、韦伯的理论构型是一个立体框架，包含历史性的具体演绎、社会现实的现象因素、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其理论架构整体比马克思的严整，单论经济-社会要素来说，却不如马克思的博大精深。举例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把尺子，上面标的刻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能测量尺寸却不能称量重量，只可说明物体的一个方面，却说得非常细致全面；韦伯的理论是一个实物模型，标明物体的重量、尺寸、颜色、质地等指标，越和这个模型靠得近的物体越符合标准，物体的任何要素都概括其中。分析事物面面俱到决计不可能，韦伯正是要借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区分理想类型和社会进程的区别。二、传统历史学认为历史是近似客观的现实，这是一种无视现实的说法。客观史实论者认为历史事件的考证是一大难题，太多的变数无法推知，极难厘清发展的线形路径。如制度在某个时代超越了人事和文化的限制而影响甚久远，而在某个时代，人事和文化因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在社会层面逾越国家权力的阻碍而深入人心。于是，将历史假设为类似上帝的实存，研究历史如同解剖尸体一样。韦伯的“理想类型”最大的特点在于跳出历史实体论的局限，将眼光放得高远，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更加淡化，研究方式更多样、研究思路更开阔。落实在具体研究上，一个国家或某人事制度、文化艺术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沧桑历程可以摆脱年代与哲学的束缚，将其内部构造与外界关联一一分解，再重组对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即这方面的代表。在进行比较研究方法的选定时，有两个问题要引起重视，一是必须注意如何兼顾视角弹性与史料刚性的问题，一是必须明白如何置身历史情境分析事件，尽量减少现代主观臆断的问题。
这里面有二个工作：1、把脉。每个国家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对比要看文化单位的界限，早期的历史或可看清国家走势，越往后涉及的知识面越广、疑难点越多越难判定，欲做比较先要从文明入口做时间梳理，明白国家的性格再入手。2、对症下药，是比“异”还是比“同”。历史的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当我们的眼光注视到某些名词时不自觉地开始比较了，“专制”、“法制”、“自由”、“礼法”等等，我们不自觉地认定名词背后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法家和西方之衡平法、普通法完全两个概念，中国的“理”、“气”和古希腊哲学的物质元素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质疑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我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科学只是罗列现象，无法把现象总结成体系的科学理论。但我不能解释中国人为何不深研现象直至机理，勉强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偏重道德教化，学识一定要和官僚结合起来，立功、立德、立言，官学即国学、民学。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医学皆重经世实用、轻抽象思维，重道德，轻真理。我们会惋惜中国若能拓展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该多好，实际上每个文化的发展趋向并没有确切线索可寻，即使找到了也难以改变。上代人做的决定到了这代人难以被推翻，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积弊危害甚大，但无从对症下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性格了。这个问题并非一定不可能被解决，而是改变的时间和困难的难以想象的，这其中的代价和发展脉络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估测的。
历史的演进是一盘棋，我知道自己可能走的路数，也能估算对方走的路数，但我不能确定从头到尾每一步都如我想的那样。分清哪些事件是自然发生的，哪些是人为决定导致的，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这盘大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史学研究的精髓类似于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真理：“真理——那就是一根线，长长的、干净、清楚、简单、不容偏离、不容怀疑的笔直而光亮的线，在它一边，黑的就是黑的，在它的另一边，白是就是白的，如今这根线已经成为一个角度，一个视点，它与真情甚至事实都没有关系，却决定于你看它是是站在什么立场。”真理是立场，简单说来就是“人多力量大”，谁越能用愚弄、鼓惑、教育、宣扬等等方式把尽可能多的人拉拢到身边时，谁就越能占据真理的主动权。
初读这句话很不是滋味，人多力量大，那大众暴力岂不是无上美德。我的话还未说完，有些话不中听是因为误解听的方式，倘若这样理解就顺畅得多了：福克纳的真理论针对这样一些学科——这些学科的理论本身既不能体现逻辑上的确定性，又不能体现研究领域的完整性，它们本身是不是科学都很难说，但是有人相信它们，在某些时期信它们的人还不少。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中流砥柱还没有遭遇生存威胁，在方面谶纬之学、堪舆学、玄学甚至风靡一时的人种学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是必须争取大众支持的学科，现今大多默默无闻，只有少数“发烧友”关注其发展，因其知识体系怪僻无端，不合流行法度，至少就目前来讲，它们跻身主流学界绝无可能。这些学科曾经是显学，现在式微了，但不代表它们就没有知识、法度、智慧可言。无人能证明它们是或不是科学，只要有人愿意研究它，它就有资格和能力生存下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玄而又玄，甚至在知识论上威胁到正统科学的理论说不定才是真正的科学呢，它们揭示了还有更深层次的、目前学界难以解释的未知世界的存在，科学在它们面前的无力正暴露了科学的弊端，修正这些弊端是所有学者的责任，尽管这些弊端能否消解本身就是个问题。类似的观点在福柯的《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有详细、精妙的论述，前人之述备耶，我就不再画蛇添足了。
回到标题谈涉的内容，知识论的学科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人的心智与心性，更明确的说法是，学科研究者的天赋和意志问题。确定某学科是否有强健的生命力将点点星火延续下去乃至发扬光大绕不开两个话题：学科本身的发展潜力，学科领头人的资质。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冷门学科何以是冷门，先决条件是这些学科的思想和知识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用，所接受，所热爱。接纳与否是学科生长的基石，这一点谁都不可否认。一般人谁都能随口说上几个文学典故，但没有几个人能说出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主旨，文学比社会学更容易被广泛接受，发展壮大自然比社会学兴盛、蓬勃。物理学在几个世纪以前是卑微的弱势学科，短短百余年就突飞猛进到“宇宙理论”，甚至一再威胁哲学的生存地位，直到今天一些唯科学论者还再三讨论哲学什么时候死亡。物理学的学科生命就在于实用，综观今天的重大物质文明成果，有几项不是物理学的发明？凡事并非绝对，是不是所有经世致用的大众学科就一定能大获发展呢？当然不是。会计学可谓时髦学科，只要有生意贸易的地方必定有合计，学会计的人趋之若骛，学成后收入可观且稳定，社会地位也高。但无论学会计的人有多少，就业率多高，收入和地位多么诱人，合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数学或哲学的理论高度，更不可能出现什么享誉世界、流芳百世的合计理论大师。会计的知识就是四则混合运算与相关行业规则，这样的学科力量薄弱到连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都不如，怎么堪与那些纯思辨科学相匹，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差又何止千里。
任何科学都是人智慧与时代精神更迭的衍生发明，它们指引我们向一个更值得向往的世界迈进。学科领军人物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历史上在不同学科颇有建树、开一世风气的伟人不计其数，他们都是被上帝恩宠的人，他们身上至少有两个的共同点：一是超世绝伦之才，心智；一是坚忍不拔之志，心性。
我不想从生理学的角度罗列一大堆事迹，证明伟人的超凡智力令人如何瞠目结舌。智力与心智的区别好比身体与精神，没有智力无所谓心智，光有智力支持而没有心田滋润的身体是行尸走肉。智商不决定思想，只决定名次。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智力肯定不低，但他们大多数的学习成绩都是中间偏前或偏后，他们的卓越智力用在了开辟自己思想的属地。那些文学或艺术大家更是放荡不羁之人，他们创作的根本源泉就是想方设法颠覆前人的作品，开创自己的先河。我所指涉的心智和心性更与智商无直接关联，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心字，心联系的是学人和研究对象的缘。
缘，妙不可言，是生命跨越某个阶段萌发的激越情愫。我和那个将会成为我妻子的女孩谋面的第一次，早已在心中默念千百回的意念勃然升空，仅凭靠一面之缘足以认定她是我今生尽今世要找的爱人。用心智感悟的力量寻找和创造你所需要的能力是从事学术必不可少心智，怎么来理解它呢，这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奇奥感悟，它能将种种不可名状的神奇想象衍化成一幅美景或一篇乐章，触手可及。心智点燃对生之渴望、死之荡然，之如每一个人都能从初生的婴儿和初升的太阳那里得到同样光辉的愉悦和美好，任何追求生命境界的人都能邂逅的美妙官感，不过这种超然在学人身上表现得更强烈、普遍而已。
音乐家看着乐谱即可欣赏音乐的美妙芬芳，五线谱在他眼前欢呼雀跃，跃入他眼帘的是广阔无垠的草原和参天巨木，鸟儿欢唱，风送清香，摄人心魄的音律和优雅节拍，不同声部的乐器精巧搭配，甚至现场宏伟壮丽的灯光布置，一切的一切，神在七天内创造的生灵都出现在他脑海，光看他夸张的表情就能体会他无限陶醉在只有天使方可享受的幸福中。
吸引学者坐在堆积如山的资料前皓首穷经苦读深研数十年，这是怎样的强大磁场。他们甘之若怡地做着在别人看来是煎熬的工作，他们不是苦中作乐，更不是为了争取功利名望，他们生存、生活乃至生命的切实目的只为研究本身有趣，研究的成果是学者的女儿、爱人、财产、太阳、空气、水源。一再追问为学意义的人无疑是缺乏心智的人，他们不明白问题本身便是最正确的答案，他们的眼里只有冰冷现实，生命局限在生存的狭窄空间里，麻雀怎么可能明白天使有八百万只翅膀呢？学者每天枯坐桌前，他坚定的意志力和崇高使命感来自他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听到神谕在天际召唤，夜夜都有先贤陪伴，文章字句在笔下缓缓流淌。学者的心灵和灵魂在追求极至的情况下已经不知不觉中完全超越了俗世的桎梏，俗务羁绊不住他们的脚步，他们无须告诫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完全沉浸在思考中的身体与精神早已融汇成为一体。
谈罢心智再讲心性，我见过不少有志于学术的同学，心智不高，玄理难明，却也毫无顾忌，一股脑投入在书山学海中。他们知晓自己禀赋不够，心智不高，但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笃定却折实令我汗颜。心性和心智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更是一种激情，逾越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事物，依凭一己之力搏击抗争命运，至死不渝。我喜欢心性之人胜过心智之人，学术仰或思想涵养的不正是一种宗教情节吗？如朝觐真神那样坚韧履行信仰的天职，那些碌碌无为的人在看到宗教徒朝拜神灵的目光时不知是何等心情。
我没有多少心性，更无心智，但我也有自己的神，唯一的神。倘若你会时常梦到某个素未谋面的人，按耐不住一再想去他的家乡走走看看的冲动，每年都会在他去世的那天找个无人的地方默默静坐一会儿，祝福他在天国安康幸福，你冥冥中是否觉得他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我景仰他，崇敬他——路遥。认识他的那年夏天我正在人生路上抉择。说是抉择未免危言耸听了，若干年后回头看看，那时所谓的抉择不过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年少轻狂、逞性妄为而已，不过当时的内心矛盾居然激烈到不只一次考虑过自杀，很认真地实行过一次，幸亏没有成功。百无聊赖之际翻到了《路遥文集》，第一篇《人生》让我独自一人蹲坐在墙角痛哭了一下午。一本书飞快看完了，走在路上似乎懂了两个字——“活着”。 后来再看他写完《平凡的世界》的后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看一次流泪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活得如此坚决、如此淡定、如此有力量。
路遥的天分不高，但他的心性就像棵茁壮的白杨那样挺拔地立着，树皮好象一只只眼睛，看着我的心、我的肺、我的脾、我的胃，整个人被他洞穿了，末了，告诉我一句，人为点什么东西活着。路遥一生都在实践的人生格言，活一天就和自己顽抗一天，就对社会贡献一天。非以艺术工作抱以极大、极纯、极善之热爱，非以生命作为坟头的一杯苦酒，非以一己之大气魄、大精神、大行动捍卫人为何而活的意义。他的遗作《平凡的世界》我每年必看一遍，每每心浮气躁、怨天尤人时，轻轻把书摊开，读上几页，心想，路遥，这是你的书，你的世界，你的人生，你坦荡又跌撞地走完了，沿着你的脚印，我要开始走我的路了，谢谢你能帮我。路遥写的书是我看过的最真挚的心性之作，他完全在写自传，那么沉重的东西被他一提，我再提时轻了许多。路遥和他的书教会我的东西比任何人和任何鸿篇巨著教给我的都多得多，试想，把你从濒临绝望的境地拉回来的作品在心目中该是何等地位啊。我会为许多杰出文人的死深感惋惜，但唯有路遥，想他就像在想远在天国的家人，那种直抵心窝的留恋和惆怅莫可明状，无法形容。
本来是要谈学科研究问题的，不知所以地说了很多题外话，这也许也是文章应该有的一部分吧，那就干脆把它们都留下，发自肺腑的语言不管怎么粗陋，总是自己的。
奉行自私自利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坚信个人权利高于一切，由此推知高度一致的社会必定是万恶社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百年以来，以严复提出的“群己界权论”为先导，无数仁人志士为实践自由奋斗不已。求医于人不如自己淘宝，翻翻历史中国也有自由主义资源，杨朱的名字赫然在目。《列子·杨朱》篇有云：“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大私是否是大爱乃至大治，这个热门话题引发的争议之大，影响的力度之强，持续的时间之长，甚至牵扯东西文化高下之争，其学术价值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杨朱的专门利己，绝不利人宗旨与儒家之“士不可以把弘毅，担天下之兴亡”、墨家之“兼相爱，天下治，交相利，天下富 ”、佛家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相径庭，很多人将此论调贬为极端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倘若人人都只顾一己之私，视他人陷身于水火而不顾，那真善美等普世价值还有什么意义？人对未来和谐世界之美好向往岂非空谈。
杨朱的原则与自私自利大大相反，他的哲学机理类似禅道，淡泊私欲，于世无争。春秋战国乱世之际，多少大寇巨盗以普世名义行大不韪之苟且事，“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有何道德，有何廉耻，有何义理。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有资本谁说的话就是真理。杨朱认为治理乱世的要素绝不是以世人的奉献为代价，只要每个人都收敛自己的利欲，便可不为而为之，天下大治。尽管人们渴望多明白些大道理，使美好的憧憬能化为现实，但真正的现实是，人们没有必要明白许多大道理，高处不胜寒。能人专把日常生活归纳总结成篇篇道理，吹嘘得神乎其神，更有甚者将道理化作实践，打着万能旗号践行自己的豪言壮语，其中有好人也有歹人，很难分清孰多孰少，人们普遍崇拜这些能人志士，但这些人却往往不能兑现诺言。所以，杨朱的理论是，做名人难，做普通人亦不易——格调再高，苟能律己；守住底线，低又何妨？我们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到底怎么生活，但至少可以抓住现在，做好份内之事，这应该不难。
自私是否能这样理解——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想好怎么发展自己再想怎么改造世界，不要轻易将宏图伟业、鸿鹄之志付诸实施。“共产主义”、“全民民主”、“彻底自由”、“无私至爱”，这些理想无疑非一个人所能完成，既然要他人襄助，就一定要考虑切勿过多牵涉别人的切身私益，如希望别人尊重自己那样尊重别人。自己之外的事尽量不横加干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非要介入，也以适度为宜。
为了干革命，牺牲自己的家人、爱人、事业、生命，这类壮举应当歌颂称赞，但绝不应该倡导，更不能强制施行。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想安稳过日子，喊出口号，诱导民众为了日子过得更好而必须参与斗争，这斗争本身就值得疑问，它是何家理想？谁之正义？
别人没有要求我帮助的时候我安分守己，不热心肠；让我帮忙，我权衡自己的能力和动机以后再决定帮或不帮。比如我爱吃鸡，客人来了非要别人吃鸡不可，却不知客人对鸡肉皮肤过敏，吃了鸡出门就要上医院。客人和我说明苦衷，我不信鸡肉这么好的东西还会令人生病，岂非咄咄怪事，明摆着不给我面子，这个朋友绝交。我的动机没错，是为了别人好，但方法改改是不是更好？处理民主与自由、自利与博爱、权力与权利、平等与杰出等问题无疑比吃鸡难得多，谁能自信，我提出的方案就是最好的，就能兼顾天下，就可以传道、授业、解惑？这自信又源于什么超凡能力？
大私大爱的前提是“穷则独善吾身”，进一步才能谈“达则兼济天下”，杨朱无比强调前一句的重要性，人间少了英雄，却为安宁添了可靠的保险。毛泽东嗤笑“修苏”的共产主义品牌是土豆加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要将伟大理想“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我这等屑小之辈不敢领受全能领袖的似海恩情，您老人家还是给我土豆加牛肉吧，顺便提醒一下您，您老在创造共产主义的时候没有向谁交纳过足额的保证金吧。
我的2008-我记录
童年幸福的人至少获得了一半的幸福，我赞同这句话，心向往之，却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从小便与周围的人和事冲突，格格不入，为此感受的侮辱和压抑至今心有余悸。
我表面顺从学校权威的命令，转身就逞性妄为，这不是故意调皮，纯粹是天性的反应。我生就比较怯弱，却往往坚决不执行那些理解不了的事情，哪怕我拼命说服自己只要暂时忍耐一下，接下来就会得到许多乐趣终究无济于事。强逼自己取悦自己的同时，另一股力量会立即跳出来拒绝按照大脑的指挥行事。我不能圆满完成一次听写，数学经常不及格，理科从来是我的弱项，高考时甚至像背书那样背数学样题。在整个学生生涯中，我总在被逼无奈时才十分不情愿地用最快的时间完成那些拖欠的作业，对待考试也是一样的态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
我从不打架、骂人、惹事，厌恶粗野的人，不爱和大家一起游戏，不理会和我无关的任何事，我有自己的爱好，这爱好只属于我一个人。每天上学放学时的短暂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一个人沿着铁路慢慢行进，四周寂静一片，走几步便坐下来胡思乱想穷开心，驰骋在属于幼稚孩童构筑的世外桃源，有一定的头绪再起身走，还是兀自遐想。我像学者研究课题那样肆意想象种种匪夷所思的人和事，其中的乐趣令至今回想起来仍陶醉无比，纯粹的思考必须要匹配纯净的心灵，而今沧海横流，思考的天赋不知不觉流失，我无法再拥有那么痴傻的心灵了。
思考的动力来源于我最爱的两本书——《封神榜》和《西游记》，翻来覆去看它们不下十遍，直到现在我还可以把唐僧遭受的八十一难一一说个大概。我的想象不是如作家构思小说那样构思故事节，而是像中世纪的教士研讨一根针上可以站几个天使那样创造我的空想作品。我心目中完美的战神一定姓“黄”，这是因为：1、《封神榜》里我最崇拜的英雄是黄飞虎；2、黄色是中国人肤色，也是土地的颜色，最能体现英雄的民族主义色彩；3、“黄”字有一种对称的美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感观。4、“黄”字一共有十一画，11也是一个对称的阿拉伯数字，象征吉祥。我还研究某种宝物在没有发挥威力之前是多重，否则神仙怎么拿得起，当它施加到敌人身上时无疑加重许多，这增重又是多少，不然同样是神仙的敌人怎么会立即毙命，这些都是从书中的文字推演出来的，言之确凿。类似的命题还有很多，虽然幼稚，思考的理路却和现在学习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那不过是我的个人游戏，如今我也还在继续游戏。
现在看来我是天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我不能对无从体验的事物发生任何兴趣，当学习对象向我运动，我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确切依据时我茫然失措，根本不知道如何展开，如果非要我认真学习它并从中得到确定的结果，那苦痛的阴霾就一直缭绕心扉，直到能彻底摆脱它的那天。我能从微积分方程式的构造中欣赏到和谐的美感，还可以感知无限趋近小和大的包容万物的浩缈光辉，但我不会推理、不会演算、不会假定。我倾心用科学的方式（一般性、经验性、规律性）思考完全可理解的对象（人的活动）和纯粹自然属性的事物（宗教、神道、信仰），得出的结论都是或然的或可能的，绝对、必要、肯定、必定、势必这些词句我非常厌弃。我的学习方式多是自修，从书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理解方式，没有特定的师范或指导，我清楚了解适合自己的思考方式，就研究结果来讲，和一般科班出身的学人相比不会太过于逊色。
我特别反感和意识形态、统治权术、政党利益有关的理论，如经过党校和机关炮制的变质“国家马列主义”，种种冗长乏味的学习文件。我毋宁把它们看作是政党检验自己的政令推行效果的手段，或是某些政客别有用心的“屠龙术”，不屑承认那是什么学术。根本没有推敲价值和思考余地的文字怎么可能是学术？
我最推崇福柯，他的人和作品都是费解的谜。我们很容易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偏激的影子，甚至连引用史料都值得怀疑，福柯理论的解释力略弱于创造性，但没有人能否认他作品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思想的完整性、明晰性与独创性不能完美兼顾，因此造成的缺陷是可以被读者谅解的。福柯缔造的是纯粹的思想，如远古洪水爆发，只为人们提供独辟蹊径的视角，很多正统的学者谈福柯色变，证明、证伪等一切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其理论难免尴尬。我看重思想的冲击力与说服力之融合，如当年的马克思，福柯振奋人心，令我颤栗，他的几部主要作品，我几乎看一遍就能把握主旨。
类似的，我十分喜欢刘小枫和冯象，刘才如山，小枫老师博古通今，旷世奇才，其成名作《拯救与逍遥》最能体现其修为。刘师文风卓绝亘远，行蹈大方，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令人折服，当得是逍遥。更难得的是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关的思想经他一拨弄，竟好象通电般活灵活现，多少公认的“定理”在其绝妙构思中起死回生，这便是拯救。我服膺先生的为人，对他的修养唯有景仰，期盼久久徘徊在他居住的仙山琼阁，至于靠近看个大概根本不敢奢求。冯才如海，小枫老师的文字瑰丽多姿，仪态万方，而冯先生写书却像与老友在侃侃对话，妙趣横生。初读冯师的书光觉得好看，如磁石紧紧吸引人靠近，越近越难以自拔，抬头看冯师，却远远地微笑，心底顿生希望，遂抖擞精神，大步前进。我私下认为，这种拙朴无华的文字功底甚至比小枫老师还要高明，冯师把他能打开的入口全部打开，让任何旨趣的人都能在这里汲取营养，根本不在乎随之而来的繁多问题，拉开帘幕任你看，敞开大路随你走，看他的一篇文章马上就想写一篇读后感，写着写着才觉得粗浅，急忙查找资料，再写一篇。冯先生的魅力就是引着你兜圈，而且让你一点也不累。
为学做人需认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心底存有阅尽人间冷暖的冷峻，淡看风云变幻，白云苍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更要相信未来多美好，脸上多一点笑容，别人看自己也就添一分欢喜，“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更当如此。
我的2008-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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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7月10日《南方周末》D21版《Li Lei 都这么牛×了， Han Meimei却不喜欢他》（下称《LH》）一文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他们俩真的好过吗？爱情，无论是当年的青涩初恋，还是现在的谈婚论嫁，永远是让每一个80后都感兴趣的话题。十几年前我们经常在班上煞有介事地谈论谁和谁好上了，传他们的小道八卦消息，今天当然不会再老话重提，即使偶尔提到也一笑而已。不过对于那些共同的记忆，残留在大家脑海里的共同印象，教科书里的难以窥测的爱情重现，今天聚到一起再谈肯定是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商家比我考虑得更长远、周全，如今Li Lei & Han Meimei的故事已经成了一个时尚主题——LH系列产品，潜在的消费者过亿——从1990年到2000年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的中学生。LH的噱头是男女关系，Han Meimei半卧的性感造型，印在做工粗糙的作业本上，卖十块一本，销路奇好。佐丹奴的2000件限量衬衫，上面的Han Meimei也是风韵依然，旁边有她的独白——“我是狐狸精”。“正确对待男女关系”的贴纸，用于划清“三八线”，也可贴在父母床头给他们一点震撼，同时极大丰富了课桌文化。
那时人教版的教科书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都是严肃到令人压抑的大众教育产品，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完全封闭彻底垄断不能选择，每一道工序都经过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批，生怕荼毒大众。像Li Lei，必须“很自立、很有信心、很坚定、很正派、很有责任心”， Han Meimei是典型的学生干部，齐耳短发，衣服领子系得像军人的风纪扣，不苟言笑。党说的话是绝对真理，所以我们在说完“Fine,thank you”后一定要意犹未尽来一句“and you”，对方当然不觉得这是画蛇添足，理所当然说“I am fine too”。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父辈在饿肚子的情况下都想着在衣服领口加条若隐若现的花边，80后饱暖思淫欲，从小就学会在伟人下巴上添胡子，让军阀鼻梁上架眼睛，把女人的胸脯描大，到了中学，变本加厉，更要对学习的对象YY（意淫）。
Polly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一般叫它“烂玻璃”，它是所有角色中唯一有点邪气的家伙，一回到家和家人打招呼都是拿腔拿调的“My name is Polly”，阴阳怪气专要惹人烦。Miss Gao身材高挑，卷发大眼，巧笑倩兮，樱桃小口一点点，胸部较之以前的角色颇具规模，时尚又有女人味，生来就注定被YY，习惯叫她“迷死高”。
《LH》中描述Li Lei & Han Meimei和他们的同学们的关系是这样的：Li Lei和来自英国的Jim都喜欢Han Meimei，而Han Meimei和Lucy都喜欢Li Lei。这样说当然有理由，一次Han Meimei问Li Lei借尺子，Jim神情复杂，眼神里“夹杂着妒忌和羡慕”，而我们的Lucy满眼泪花，低头暗泣。还有户外一课里，Han Meimei在树上摘苹果还不忘和Li Lei眉来眼去，Jim按耐不住，急得大叫“Be careful!”下学期爱情就转移了，Li Lei和Twins的谈话多起来，移情Lucy，Han Meimei也感受到了Jim的真情，两人幸福得像花一样。
“Li Lei & Han Meimei”乐队2007年8月30日在MAO这个全国知名的摇滚舞台上大唱Polly之歌，不是很好听，却大受追捧。主唱Icier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希望能借歌宣泄对“中学英语”的怀念、致敬以及反抗。毕业于香港大学新闻系的杨柳拿奖学金和奖状都烦了，高中保送到香港拿全奖，再去美国读Master还是经常得奖。她从初中就构思Li Lei & Han Meimei& Jim的三角关系，Li Lei在她笔下成了印度人，而Jim被涂鸦成复仇战神。现在她最遗憾的是只能想象过去，追忆似水年华。
生活需要一点波澜，最好可以不惊。不知名的哲人有言：地狱的最可怕之处莫过于没有爱。我想，人生的最可怕之处莫过于晚年悔恨。再过50年，80后成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标杆，我们会为曾经做过的事后悔，也会为没有做某些事后悔，但前者带来的遗憾要远远小于后者。Li Lei & Han Meimei据考证是1978年生人，如今快30了，他们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时不我待，那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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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投入到社会中时方可看清楚自己的模样，认知是一辈子的事，而自我个性的唯一性、隐藏的奥秘，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洞悉的。我深信自己是多层次的存在，生命深处有未知的东西与大地格格不入。我乐于享受欲望，爱在谈话与文章中夸夸其谈，炫耀自己的所知所思，想象堕入肉体世界的非常快感。我又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鄙夷自己，对镜子痛骂自己，我告诫自己必须保持淡泊的心灵，灵魂远比身体重要，心甘情愿如西西弗斯那样顽固地搬运命运的大石。
我在大学时学习过一年的应用心理学，曾经用不同的心理量表不只一次测验过性格，每次的结果都大同小异，我是典型的三重性格——活跃的多血质、敏感的抑郁质、笃定的黏液质，三种力量纠葛在一起，汇成一条河，我为此骄傲，没有几个人比我更能体验生活；尴尬的是我时常怨恨自己，要不是性格作祟，我便不会遭遇那么多不快。性格之多样使我不用借与外界发生矛盾宣泄压抑，光是凭内部的斗争便足以忙碌一生，我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
我厌恶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尤其受不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却发现一事无成，没有一点新奇的想法，没有一丝奋斗的激情，甚至渐渐连反思自己是否在活着的念头都没有了。倘若过了几十年，我躺在床上还是只有这种空虚的感觉，那我宁愿选择一个体面的方式去死。
我竭力争取让自己不虚度一天，生活却难免不被割裂成碎片，时间不成段，辩不清周围的人和事。我无法在纷扰的办公室里专心看书，一边听着同事讨论喝酒抽烟的乐趣、孩子应该到哪个学校上学、谁可能会在年底升迁之类的琐事，一边心静如水，尝试多次改善自己，追究发现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不喜欢持续地通过看书达到自我愉悦，想融入到集体中和他们分享那些世俗的欢乐，人不能脱离社会独自活，单是持久的孤单就会让人性格在不知不觉中畸变。然而，将自我和超我分得如黑白颜色般明晰是奢望。
人在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之后被迫换另外一种方式时极端痛苦，尤其对我——一个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不啻于一场灾难，我无意标榜清高，极力掩饰不快，只对改变个性的事绝望万分，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许是一个人刻在额头的标记，它就是你，无从改变。我工作起来是入世的唯物主义者，绝对一丝不苟、游刃有余；而我面对自己时是出世的唯心主义者——一面极度爱自己，因为我是这世上的唯一，特立独行；一面极度恨自己，因为我与理想有莫大的差距，而且无法改变现状。我不会玩牌、打麻将，不能抽烟（身体原因），恐惧驾车，羞于和不熟悉的人开玩笑，喜欢接触新的事物却要耗费比其他人都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学会它们。
我急切想知道自己的前路如何行进，反复张望，然而前面只是空旷，在尝试无效之后劝自己安静下来，审视自己有什么。我希望找到书本里教导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它们之间的界限却亘古不移，坚若磐石。艺术是真实的美化与感悟，作家如果能在生活中发现与艺术一样的真实事件，浑然天成，那该是多么兴奋的事哟，切身体验这种感觉是我最期待的。知识是我的伴侣，是活生生的，我不想把知识当作有恃无恐的资本，这是一种玷污，对自己理想的人格玷污。我所学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技艺，每当我想把知识应用到赚取金钱上时便会滋生一种罪恶感，如同脑海中浮现将女儿逼到街头卖艺的场面。我从来没有企望通过学术获得生活的物质来源，从来没有指望能成为一名受人爱戴的教授，从来不会沉浸在对某专题的悉心研究中。我只愿理智而富有创造性地活着，渴望能遇见些有趣的人和事，明白些道理，这就是我的人生任务，不，是我的人生道路，我不想自己能走多远，只是愿意勇敢地不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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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社会一年有余，深感眼下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如何确定与实施人生的发展目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标如何确立使“预”的首要条件，只有想好了目标，前进才有动力，奋斗才有方向，工作才有效率。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最喜欢的人和最厌恶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
一种是鼻孔朝天走路，回家彻夜难眠的人。他们自鸣得意，无比坚信自己能获得大大的成功，遇到困难时首先埋怨出身不好，怨天尤人，悲痛万分。他们有远大的理想，相信自己能在五年之内住上豪华别墅，八年以后名字时时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自己的身影为万众瞩目，一举一动都是大众焦点。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为了年薪上五万，他们能疯狂工作12小时以上；为了年薪上十万，他们能对同事耍手段；为了年薪上百万，他们敢于以身试法；为了能流芳青史或遗臭万年，他们能犯下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罪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但无比明白什么是强人的定义。
一种是沉默寡言，只用心和身说话的人。他们的心永远揣着远大的抱负，不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欲念，他们的理想里没有自己，只有单纯而笃定的目标，他们想让中国人都住上廉价而舒适的房子，想让全世界人都能吃上新鲜的时令果品，想了解到底什么才是人普遍信仰的，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外星生物。他们一直在找能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一旦找到了就大胆尝试，失败了999次不过证明了有999种方法不能达到目的，不过总有一种方法可以成功。这种人是天生的苦命人，一心想和自己过不去，总是想为世界留下点什么，回报给社会点什么。
我喜爱的和厌恶的都不是我能达到的，我只想在自己憧憬的和自己能做的中间找个平衡点。我有爱好，这爱好赋予我另一个生命，并且我一定有毅力保持这个爱好一辈子，但我不会把爱好当作工作，好比我不会把情人当作老婆。激情来自不同的领域，如果把所有的激情投入到一件事情上，结果是很难预料的，这会让人格外幸福，也特别痛苦，这些都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理想只有三个，平凡而伟大，假如真能实现，我愿意用二十年生命交换：
1、给孩子提供他力所能及的且有浓厚兴趣的教育资源；
2、给妻子和亲人别人不曾想过的幸福；
3、在自己的爱好上有一点发展，能做出一点成果。
具体实施方略如下：
第一阶段：（25岁——26岁）一年之内，试着保持这些习惯：每天写日记，每天80个俯卧撑，每天至少1小时阅读，每天都和父母聊天，每天读15分钟英语。如果难以保持这些习惯，一年后再作其他打算。在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三件事——我在公司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是不是多余的，如果是多余的应该怎么改变现状。
第二阶段：（26岁——30岁）五年之内，争取弄明白这些问题：1、如果我的角色不是多余，我怎么把这种角色魅力转变为一种实力，也就是我怎么做到在公司的地位得到巩固，用什么方式体现我的功能不可替代性。2、如果我的角色是多余，我需要转换另一个角色，我应该是在公司发展呢，还是应该换个天地。我不是要跳槽，而是确认我要不要开始对另一个专业的从头学习，还是借我现有的资本开辟第二战场，如兼职做点什么。3、想清楚这辈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愿意过得舒坦而没有什么成就，还是以事业为重，拼尽全力，放手一搏。4、无论以上假设如何发展，两个目标坚决不动摇，一是在公司扎根工作五年不动摇；一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并结婚安家不动摇。
第三阶段：（30岁——40岁）十年之内，找到能协调以下问题的方法：1、家庭和事业应该如何兼顾，如果不能兼顾，是否能协调以及如何协调。2、孩子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方法选择与教育资金来源。3、我的爱好（自由）与工作（生计）如何协调，我怎么从爱好中解脱出来，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试着解脱。
方法总是出现在问题之后，但方法总比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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