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

（1840-1939）

马相伯活到100岁，我们还是惋惜他走得早了。像他这样的人，多一些好。

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今镇江市）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从小受洗，也成了天主教徒。所受的教育首先是宗教的，然后才是世俗的。

他胆挺大，12岁就敢独自往上海读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徐汇公学，然后是小修院，大修院，一读20年。30岁成为神学博士后，被耶稣会授予司铎（神父）的神职。32岁时，他被任为徐汇公学的校长。

神学要读这么多年吗？据说是要大学毕业才能开始读神学。特别注重语言课，要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学数理、天文和哲学，才能钻研神学经典。此外还要培养锻炼品格意志，严格修行。

可是马相伯并没有也不可能与外界隔绝。外界怎么样？列强日亟入侵，中国日渐沉沦。上海有了外国人管理的租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烧得只剩灰烬；太平天国兴而又亡，捻军也同样命运。内忧外患，他不能平静。他和耶稣会有了矛盾，毅然脱离教会还俗（天主教信仰不变），转而投身洋务和外交活动，曾到过朝鲜、日本、美国和欧陆各国，见到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心为之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大学。但是，20多年过去，受种种限制，空怀报国之心而已。1899年，他辞去官职，回上海徐汇，潜心研究他从小喜爱的天文。如此又过了13年。

蔡元培那时任教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每天经过其寓所，先跟他学拉丁文，然后去学校上课。

不久，出现学生抗议学校无理开除同学，结果更多学生被迫退学。蔡元培介绍一些学生到马处学习文化科学，效果很好。马想到不如办间学校，使更多的学生可来学习。

于是，1903年，63岁的马相伯创立了震旦学院（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办学要钱，马变卖祖遗田产，又将手头所有的5万银元全数投入。借教会的多余房屋为校舍。来读的学生有邵力子、李青崖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陕西革命青年于伯

钱玄同

（1887-1939）

他和刘半农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性情中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刘我已说过，此文说钱。

钱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出世时爹已62岁，他12岁时丧父，16岁丧母，是大他34岁的异母长兄钱恂照看大的。他对长兄很敬畏，畏更多一些。

钱父晚年得子，对他期望殷切，管教严格，3岁就要站着认字，一站几小时，站得脚僵硬了不能走。钱从小身体孱弱，不爱运动，形成恶性循环，40岁就要持杖而行，病多，心情也就不好，焦躁，易怒，很情绪化，有时不能控制言行。他有一句名言，说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但他活到了52岁，有十几年是属于“该枪毙”的，他却不再提这话了。

他19岁去日本留学，章太炎因鼓吹革命在上海坐了牢后，也来到日本，为同盟会主持《民报》。章是国学大师，也应请给年轻人讲文字学，周树人（鲁迅）作人兄弟、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去听课。日本的屋舍里铺席子，师生围着一张矮桌席地而坐。老师上课4个钟头，也有闲谈时，钱话多而急，大家叫他“话匣子”，又因在席子上指手画脚，忽前忽后，鲁迅和许寿裳就又给他取个外号“爬来爬去”。

钱小时受传统教育，是忠君的，稍长，看了章太炎的文章和邹容的《革命军》后，一变而激烈排满，主张复古，复汉族的古，越古越好，所以给自己取名“夏”，表示不是夷狄，是正宗的华夏人。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剃头担子一头热，这边很热闹，旧营垒那边却静悄悄。战场上没有敌军，这个仗怎么打？钱玄同等沉不住气了，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由他化名王敬轩，投书《新青年》，说了一大堆反对白话文，反对用标点符号，反对用外国词……总之，精心设计好一块靶子，再由刘半农为文逐条痛加批驳，批倒批臭。这种做法，《新青年》同人并不都同意，但钱、刘两位青年可谓运动的积极分子，勇气可嘉，方法不足为训。

鲁迅起初也不热，在所住的绍兴会馆里钞古碑，钱去聊天，对鲁很不以为然，力劝鲁甚至是逼鲁写白话文作品。这一逼，逼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此前，胡适已开始写白话文诗，钱也很热心和胡探讨，有批评有建议，鼓励加鞭策，胡后将所作编成《尝试集》。两部新文学的开山之作，钱都是义务助产士。钱的这些可爱之处，令人难忘。

刘湘

（1889-1938）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四川也一度盛产军阀，像香蕉，一串一串的；四川人幽默，爱摆龙门阵，把军阀的丑事当笑料，还特会给他们取外号，我前天提到刘湘，他的外号是“孽龙”，为了争权夺利，他敢向堂叔刘文辉开战，且战而胜之；刘文辉（刘文彩就是他亲哥哥，其事迹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是大名人呐）善于敛财，外号“金龙”；田颂尧和红军打仗老输，损兵折将，又受上峰斥责，常窝着一肚子气，外号“闷龙”，另一外号是“冬瓜”；邓锡侯狡诈滑头，外号“水龙”，另一外号是“水晶猴子”。

言归正传，今天主要说刘湘。他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又被选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当排长。辛亥革命后当营长。以后，拥护袁世凯，和讨袁军、蔡锷的护国军作战有功，就团长旅长的升上去，1918年就是师长了，驻防川东，可利用长江与外界交通，也可控制长江，不让其他军阀采购的武器、器材通过，甚至没收，这对他非常有利，帮助他以后战胜其他军阀，成为“四川王”。

四川军阀多，派系多，彼此大大小小的战争达数百次，刘湘打仗，败少胜多，他有本事，加上得地利。先是联合一些军阀把对他威胁大的刘存厚，然后把比他资格老的熊克武赶出四川，他就成了四川军阀的老大，身兼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政府主席。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他这个变色龙衡量形势，觉得要参加，于是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在后来的新军阀混战中，刘湘支持蒋介石。

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论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刘湘当旅长时，堂叔来找堂侄谋出路。在刘湘的支持和帮助下，刘文辉自己拉起一支队伍，迅速发展，30年代初，叔侄的军力已不相上下，地盘则叔叔的还要大一些。一山不能容二虎，亲人逐渐变了仇人。

1931年，刘文辉买了200万元的外国军火，从上海船运回成都，在万县被刘湘部下扣留。叔叔亲自到重庆找侄儿要求发还，说破嘴皮也不行。咽不下这口气的叔叔也来拆侄儿的台，收买其部下而希望削弱其队伍，另一堂叔刘文彩甚至收买刺客想要侄儿的命。于是战争爆发。这场“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32年打到1933年，结果侄儿获胜，把叔叔刘文辉赶到了川康边境，不能再威胁他了。

韩复榘

（1890-1938）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随后侵占北平、天津，稍后继续向山东进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违反最高当局的命令，不战而逃，致使山东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1938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集第一、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与会的韩复榘扣留，随即用飞机将韩押往汉口。1月19日，由何应钦任审判长，对韩进行军法审判。1月24日，韩被处决。这是抗战以来首次对不战而逃的高级将领处以极刑。

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父亲是秀才，教私塾，家境尚好。从小跟父亲读了点书，但生性好逸恶劳，稍大后又成为赌棍，终日沉溺，输多赢少，久之债台高筑，为躲赌债闯关东，流落他乡，迫而投清军当兵，冯玉祥是他所在营的营长。

赌徒有赌徒性格，打仗不太怕死，屡有战功，这就能升官，十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军长总指挥什么的，是冯玉祥手下的大将之一。

冯玉祥参加了国民革命，但和蒋介石并不是推心置腹的革命同志，彼此各有私心，矛盾难免。蒋笼络山西土皇帝，握重兵的阎锡山，压制和排挤冯玉祥，双方剑拔弩张，大仗眼看就要打起来。

蒋介石策反冯部的韩复榘和石友三，大把银子之外，又各许以省主席之职。

冯玉祥的队伍是西北军，因地方穷军队也穷，冯管部下很严，有家长作风，常当众面训斥部下，毫不留情，韩因有时不听命令以及娶豫剧女演员当小老婆等多次被冯斥责，早已怀怨。面对蒋的名利诱饵，韩和石见钱眼开，又感到是可以有块地盘，独立发展的良机，于是两人都叛冯投蒋。

老蒋把冯玉祥的实力基础掏空了一半，冯玉祥悲痛又无奈，只好宣布下野。不过，今天下去，明天又可上来，能下能上，不是了不起的事。

韩复榘最后捞到了山东这块地盘，当起了省政府主席，统治山东前后八年。他并不是

唐绍仪

（1860-1938）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唐家镇人，生于何年有多种说法，采其一。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出口生意，他小时在上海念书。父名唐巨川，所以他字少川。

1974年，清廷接受曾国藩等建议，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他不知怎么入选了。在美国先读哈特福德中学，毕业后升读哥伦比亚大学学文科。国内的顽固派一直看不惯，去番邦跟洋鬼子能学个什么，孩子都变成洋鬼子了。1881年，清廷决定让他们回来，也不再派了。这批最早的留美学生，包括詹天佑，都不受重视，灰溜溜。

1985年，唐绍仪才进入税务部门工作，不久被派往朝鲜，结识了袁世凯，袁欣赏唐的才识，用为英文翻译。唐在朝鲜10年，进一步增长了才干，在袁回国后，接替袁处理清廷在朝的外交等事务。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和任山东巡抚时，唐都追随左右。

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推荐唐任（天）津海关道（关长），是司局级了。

1904年，英国派兵入西藏占领拉萨，唐奉派与英国交涉，结果损失了一些利权但保住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升任外务部，继而邮传部的侍郎（副部级）。1910年升任邮传部尚书（部长）。邮传部管理铁路、航运、电信、邮政等新兴事业，职权、地位重要。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名唐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倾向政党政治（他于此时加入同盟会），想实现责任内阁；袁喜欢独裁，想继续搞一言堂。两人产生矛盾，唐只干了3个月就不干了。袁后来想做皇帝，唐反对。

此后，唐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但又不完全同意孙中山的政见，所以他一时在朝一时在野。在野时常住上海。

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他虽然是国府委员，管不了什么事，他也不太想管。

曹锟

（1862-1938）

北洋军阀时代，古怪事多，荒唐人多。

却说这个曹锟，居然是花钱收买了500多个国会议员而当上了总统的，人称“贿选总统”。在行贿方面，他可说是创造了世界纪录。

他是天津人，父亲曹木生在大沽当修造木船的工人，要养活一大家人，他是曹家的第三个男孩，他的黯然到来使家里更黯然了。

曹木生要强，不想孩子将来比他更窝囊，勒紧裤带让男孩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字，再走着瞧。

曹锟长到了16岁，世道还是乱，家里依然穷。老爹看不出有什么脱贫致富的办法，想让曹锟也干他那一行，但小子说什么也不干，那就去种两亩地，也不干。你要干啥？

当小贩，卖布。可以走街串巷，活也轻松些。曹老三从小喜欢热闹，爱交朋友，性格豪爽。

那时没有城管，但小贩少不了受军警的气和欺。他受不了，20岁投淮军当了兵。23岁被送到天津武备学堂，5年后毕业，到宋庆的毅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又过了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把他弄去了，那年32岁，从此跟随袁世凯，袁叫干啥干啥，当官的就喜欢这种人。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也混成了师长。

1912年，蔡元培、宋教仁等书呆子来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这是个馊主意，以为南京革命党势大，袁会规矩些。

经亨颐

（1877-1938）

浙江上虞人，小时在家乡念私塾，18岁去上海，寄住在伯父经元善家，伯父经商，办学，又热心慈善事业，是上海浙商的头面人物。

慈禧太后绞杀了维新运动后，余怒未消，打算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大阿哥”（皇位继承人）。伯父和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通电谴责反对，经亨颐也签了个名。清廷恼怒，要抓人。经亨颐随伯父去澳门躲避。

1903年，经亨颐留学日本，学师范，后参加同盟会，并认识了他后来的儿女亲家廖仲恺和何香凝（廖子廖承志和经女经普椿后结为夫妻）。

经亨颐有志于教育，热心教育，会办教育。辛亥革命后，他任浙江第一师范（包括其前身）校长达10余年，并兼浙江省教育会会长。

把教育办好，要请好老师。一师有些什么样的老师，看看名单你就会把舌头伸出来：李叔同、夏沔（去掉三点水）尊、陈望道、马叙伦、蒋梦麟、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什么样的师资阵容呀，个个都是重量级！

经亨颐提出要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说“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以“勤慎诚恕”为校训，要求学生养成“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精神，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健全的公民，有用的人才，社会的栋梁。

提倡人格教育，经亨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不任用私人，不贪污受贿，作风民主，遇事商量，办事光明，财务公开。他也因此而充满人格魅力，各方俊彦愿意来校任教，和他一起培育英才。

学校声誉鹊起，名闻遐迩。吸引很多优秀学生就读，学校更为出色，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形成良性循环。

看看部分学生的名单：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刘质平、曹聚仁、冯雪峰、俞秀松、潘天寿、查良镛（金庸）……，真是群星灿烂。

郑孝胥

（1860-1938）

汉奸有大小之分。郑孝胥做过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的总理国务大臣，如编个汉奸排行榜，该列前几名，应属特大汉奸。

汉奸的心态值得研究，他们图个什么，为着什么？

郑孝胥的科举和仕途都是很得意的，22岁考中举人第一名，即所谓的“解元”，在他的家乡福建闽候，确实很有风光，为人所重的。32岁去日本，不过3年，从中国使馆秘书，继而领事，到驻神户、大阪总领事。

35岁因甲午战争随公使回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已经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层官员了，宣统三年（1911年），当上了湖北民政长，差不多是省长了。清朝覆亡之后，他以前朝遗老自居，仇视民国。

他在上海本有住所，为长住计，又购置新寓，名之曰“海藏楼”。生活不但没有问题，甚至可说是很优裕，因为他写得一笔好字，被认为可与于右任相比美。他卖字的收入不少。

有钱可和遗老们常有文酒之会，吟咏唱和，居沪期间，他写了千余首诗。也被认为是“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他要如此终老，会以杰出的诗人、书法家留名后世。但他还是鬼迷心窍，走火入魔，掉进了无法洗刷的罪恶深渊。

清朝被推翻之后，溥仪还在故宫里保持一个小朝廷，并且在1917年由张勋摆弄，出来复辟，做了13天的皇帝。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等一伙余孽赶出了宫，他们就去了天津，仍然暗中保留这个小朝廷。

郑孝胥在这个前后奉召来到溥仪的身边，作“皇上”的近臣，溥仪越来越信任，甚至是信赖他。因为郑对未来很有信心。他把儿子郑垂带来，父子一起干，这就是信心。他的高论是：清朝亡于共和，共和会亡于共产，共产会亡于共管。共管就是列强共管，那时一定要皇上出来君临，局面才能稳定。所以日夜盼望列强共管。这个列强，包括日本在内。盼了几年，没有结果。他就在1928年去日本活动，广泛奔走于政客、财阀、浪人头目和军队头目之门，吁请他们鼎力相助复辟“大业”。

熊希龄

（1870-1937）

提起湘西的凤凰，首先叫人想到的是沈从文、黄永玉。凤凰名人不止这两位，还有熊希龄值得一说。

熊希龄科举一帆风顺，秀才举人进士，一直到点翰林。但他不是死读书的呆子，赞成维新，拥护变法。

陈宝箴以巡抚身份在湖南推行新政，他热心襄助。当时办了个时务学堂（蔡锷就是其学生），梁启超当教务长，他当校长。宣传变法的《湘报》，湖南第一份真正的日报，也主要是经他手而创立并主持的。他还负责南学会的日常事务。

后来慈禧太后老婆子突然绞杀维新运动，陈宝箴被革职，他的职也被革了。

慈禧老婆子后来也许有些醒悟，变法还是有利于大清，有利于自己嘛。所以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政治气候变得宽松一点了。熊希龄作为随员，跟五大臣出洋了。眼界扩大了，个人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回国后，在湖南办学，在东三省参与管理财政工作，又当过奉天盐运使。

入民国，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唐绍仪组阁，任财政总长。去职后，任热河都统。

1913年，出任国务总理，是他官做得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在官场中最苦恼的时候。

他有抱负，想组成第一流人才的内阁。谁最有本事谁入阁。

可是，他上面的总统是个像老虎样的袁世凯。袁世凯要把他的亲信安插进来，尤其是军事财政外交这些要害部门，都要抓在自己人也就是他自己手里。熊斗不过虎，只干了5个多月，干不下去，不干了。

陈三立

（1852-1937）

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著名维新名臣陈宝箴的长子。父子两代都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以维新变法而使国家富强，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干出了一番事业，可惜中道生变，横被摧残而不果。

陈宝箴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得到一个可以推行新政施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其时已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他无意于乌烟瘴气的京师衙门，弃官不就，随父去了湖南。

湖南自曾（国藩）左（宗棠）以来，人才辈出，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湖南人敢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有担当。陈氏父子就是借助这种地利民情，又广为罗致人才（梁启超、黄遵宪等），同心协力放手大干，办起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创办《湘报》，成立“南学会”，着手兴办工矿实业，一时风生水起，气象兴旺。陈氏父子就是打算把湖南的事办好，作全国的榜样。目的是效法明治维新，使国家富强。

可是，忽然晴天霹雳，慈禧太后倒行逆施，大开杀戒，百日维新被腰斩。陈氏父子被横加“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打击很突然，太沉重！

陈三立随父亲回了江西，两年后移居南京。不久，父亲忽然“以微疾暴卒”。另有材料说，是慈禧太后密诏赐自尽，自缢而死的。其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陈三立遭受了怎样的家国之痛！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陈三立只有“独善其身”，余事作诗人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是夫子自道心迹。

他在南京的青溪桥畔“购屋十楹”，名之曰“散原精舍”，和诗友唱和往来。他先学韩愈，后学黄庭坚，成为“同（治）光（绪）体”的健将，甚至有人推崇他为“祭酒”（主将）。

试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