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谢幕，智慧之灯却永远照亮未来
他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过年以后，任先生就住院了，病情一天天恶化，对于先生的离去我们早就作了心理准备。当天送别任先生后，我们又到了任先生的家里，这时得到消息说季羡林先生在同一天也去世了，内心非常震动。”
巨星双陨，天人同悲。这一天早上，北京异常安静。随后几天，北京阴风呼号；三天后，下起了小雨。7月13日，设在国图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的任继愈先生灵堂里，许多学者纷纷赶来，有很多老学者都是拄着拐杖一天赶往两个灵堂。谈起两位先生的逝世，许多老人泣不成声。
那天，陈力委员忽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他说，“任先生见证了国图20年的发展，他的离去对国图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季老和任老都是我们上一辈学术最具代表性的学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和学者，二老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如今浮华喧嚣的环境下，他这样低调的学者很难得。平时开会时，任馆长总跟我们说要有小学老师培养人才的胸怀，把自己的全部都传授出去，教出比自己强的学生。”陈委员说，“从普通员工到部门领导，他都亲自了解情况，有一位员工要生小孩，但又怕耽误工作，任先生就专门找她谈话，告诉她工作很重要，但生小孩更重要。”这些日常细节至今深深感动着陈力委员。
夏天慢慢地过去，痛失学界两位大师的悲痛慢慢缓和。余悲久久难散，却又闻噩耗:10月13日，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逝世。进入秋天以后，科学界再次巨星双陨:10月29日，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贝时璋先生在北京逝世；仅仅过去了一天，10月31日，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京逝世；11月28日，“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去世……
如今，在没有“大师”的日子里，陈力委员一直在想:大师继承了上一辈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不会断，会一代代传承下去；下一代人一定会在各自领域用不同的方式、角度和表现形式，继承大师的优秀传统；大师去世，全社会反响强烈，这首先是对“大师”文化精神品格的敬仰。
回忆起任老住院的最后几天，陈力委员说:“他已经很迷糊了，还在重复讲一些开会和改稿子的事。他就这么敬业，2008年下半年，因为癌症要动手术，但一出院不久就又坚持回到馆里工作，我劝他多休息，他还开玩笑说，你们在银行有100块钱的存款，而我只剩5块钱了，我要用光它。”
“许多大师都是这样，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辜负一生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时间，全心全意扑在自己的领域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力委员感慨地说。
大师走了，但大师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全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遗产。陈力委员说，“比如任老有‘三不’: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这‘三不’原则，任老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遗憾的是，这‘三不’之于当今学术界已经如同是‘风中之烛’。”
大师走了，但大师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星空，他们一生的道路是未来“大师”的航标灯。当前，许多人都在呼唤未来的“大师”，期待新的“大师”。对此，陈力委员认为:一、大师是有传承的，在传承的基础上有创新，这是大师走过的路，也是未来大师的路；二、大师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不是凭空产生的，未来大师都有自己的时代，应该在自己的时代里积极进取；三、在学术的传承、时代的积累和精神的积淀外，大师对学问(领域)有执着的追求，这是非功利的。
“尤其在当前社会注重功利性的情况下，不能为了做大师而成大师，大师不是很快就能成就的。因为有大家对大师的期待，目前很多人对一些学术人物进行包装，这是成不了大师的。因为有包装，就有虚假的东西掺在里面。而大师最基本的素质是:真实。”陈力委员说。
陈力说，任继愈老先生90岁生日时，他给去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的信中表达了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并尖锐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他们相继西行，而任继愈之忧，钱学森之问却并未了却，留给我们沉重的思考。2009年岁末，他们的诘问已引起全社会关于教育体制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大讨论。“目送他们的背影，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格外沉甸甸。”
刘皓明谈荷尔德林
2009-11-29 04:59: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白谦慎
荷尔德林对中国的文化圈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他的名字是个高频词，但似乎直到最近，我们对他本身所知甚少。你为什么会想到翻译这部诗稿？而且这本书也不单纯是部译作，里面有大量的注疏、文献整理，耗费心力可想而知，你下这番工夫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皓明：荷尔德林研究是我准备已久的一个计划。在德语文学这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里尔克的。但是在着手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在西方文学中的研究重点其实是荷尔德林。为此我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只是直到2005年，我才有时间和勇气开始写作这部书。关于开始的时间，我想提一个似乎偶然的前后联系：2005年夏，我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喀什。结束以后回到美国，便开始写作这部书。这次万里之行，可能在无意识中给了我写这部书的勇气和动力。
听起来有点玄妙，算是某种感应吗？在西域和德意志之间，在你和荷尔德林之间？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体验吗？
刘皓明：如果说感应，可能存在于一种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学中。荷尔德林除了去过一次法国西南，在那里见到过海以外，一生主要在其家乡士瓦本地区度过。但是在他后期诗歌中，存在一种宏观的地缘和历史战略，从印欧远祖的种族和语言起源，到希伯来希腊的精神遗产与继承，再到当下和未来的海外殖民与霸权，其脉络是清晰完整的。2005年夏，我走在我们的西域的路上，在平地看茫茫戈壁，在空中看绵绵天山，对汉唐时代军人、官吏和商贾当年往返于这样的路上，不免有所感叹。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玄妙的感应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层次的感应。
空间的确能给人这样宏观的感觉。具体到这部书，它也有一个奇妙的空间，一边是德汉对照的诗，一边是你的评注。可以说一边是诗人，一边是你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的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呢？
刘皓明：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让我用不那么玄妙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中国，关注西方文史哲研究和出版的人都意识到，从译介到深度阐释的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国内的阐释，更多是直接翻译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著作。这种方式有较大的偶然性，常常把某一领域里无足轻重、有争议、甚至被推翻的论著翻译过来，给中文读者造成这就是某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权威乃至终极阐释的印象。例如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我以前就这个问题发过一篇短文，我的书中也有专门一节更详细地追溯其来龙去脉；在里尔克阐释领域，例如无批判地介绍和传播天主教的阐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介绍式的阐释方式应该向自主的、独立立论的阐释方式过渡。
这样做，对译者和学者的要求，肯定要高得多。
刘皓明：这是不言而喻的。过去做中国的学问，讲究个目录学。比较基础的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当然做具体的某一科，又有更专门的目录学。所谓目录学，就是要熟悉文献。不仅要熟悉各种版本、各种传承的原始文献，也要熟悉所有次级文献。向深度阐释的过渡，就首先要下目录学的工夫。这样，才能有一边是文本，一边是评注的空间对应。否则，文本难成为文本，阐释也不是阐释。把这个道理上升一下，上升到你说的精神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玄妙的高度，这就变成了一个以我为主还是以别人为主的问题。以我为主当然不能靠自封，而首先要从全面占有材料开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根本没有为主的意识和欲望，那就只能为他人做牛马走了。
这其实已经涉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主体性问题。
刘皓明：是的。在中国，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起始于形势所迫，一开始就是被动的。然而的确是产生于时势，虽然反应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几乎一开始就去认同“被压迫民族”、拿舶来品为深植于本土文化的感伤主义张目等等。可是现在，对西方人文的研究却大多走爱好和风雅这一路，当然冠之以种种别的说法。这同西方的所谓汉学形成鲜明对比。汉学诞生于欧洲对中国的侦察，你看莱布尼茨关于中国的通信，他对传教士报道的关于中国的任何题材、器具等都进行最详尽的追问，并立刻拿来同欧洲的东西一一进行最详细的比较。这样的汉学很快就成为为殖民、贸易、军事和政治服务的“实学”。反观我们的西学，常常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了对西方文化景仰、崇拜、羡慕的表达方式。没有批判意识、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求真意识，只有类似于“小资”式的自我情感的宣泄。这是很危险的。
你觉得这跟我们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错觉有关吗？
刘皓明：我们从最早引入西方人文学科那时起，就一直在把我们自我无意识的定势态度、情感和联想方式投射到西方人文学科中，比如中西一体说，比如内功修养模式，等等。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显示出，我们的投射是失真的，建立在这种投射基础上的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会遭到失败。如果我们对这种本能的投射不反思，不把对西方人文学科的理解和研究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西学，就会永远停留在介绍、艳羡、想当然和盲从的层次。
这种投射不是解释学所谓的前理解吗？你所谓的真不也是相对的吗？
刘皓明：解释学强调的是理解的主体和理解的对象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个动态关系必须是良性循环，其结果是理解的深化和扩大。它不应成为堕于恶性相对论的借口，不应成为智力惰性的口实。
你是否觉得这些年来频频出现的人文精神的说法，基本上是这种投射的产物呢？
刘皓明：如果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物化的、恋物癖的对象，就像宋代以来人们对古玩的态度那样，那它肯定完全是我们传统中最没落最颓废的一面的投射。这种所谓人文精神没有求真欲望，没有思辨的严谨和勤劳，其实质是精致的娱乐。然而乐趣从来都不应该是学术和科学的领路者，甚至都不是文艺的原则。这不是我说的，是康德说的。
说到乐趣，我想请你谈谈你诗歌翻译的风格，因为这直接涉及乐趣问题。你的翻译风格过去有争议，这部书中的翻译部分，是否还会有争议？
刘皓明：肯定会的。回答风格问题之前，首先说说内容。这个翻译，更不用说评注研究部分，旨在于成为我刚刚讲到的“实学”。也就是说，首先要求真，不以辞害意。我的目的首先是让读者知道荷尔德林乃至他的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在想什么，这些思路和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引导到哪里去。读者如果期待用这部旨在成为“实学”的书中的这些诗歌文本，来印证和强化已经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荷尔德林”形象，他们的期望会落空。他们会发现，这个荷尔德林跟所谓“诗意的栖居”，跟所谓“纯诗”，跟举世皆浊我独清，跟所谓圣徒的形象，乃至跟房地产，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在风格上是反乐趣的？
刘皓明：“反乐趣”有些人听起来或许有些极端，但是恰恰因为是反乐趣的，所以它旨在于成为审美的。从这个原则出发，我的翻译在风格上，确实有意不同于流行的当代中国诗歌和诗歌翻译的语言观。我最早在《杜伊诺哀歌》的翻译中，就开始了一种风格的构建，只是里尔克的诗歌实在不是最好的对象。现在荷尔德林这部书，无论在原文文本的性质上还是我自己的思路上，都能让我更系统地进行这种构建。关于这个构建的出发点、规则、语言资源、目的等等细节，我已经在书中做了交代。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文本卷的翻译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语言构造，有其严格的内部结构要求。它首先服从于求真的原则，就其自身的结构而言，它就像交响乐，一般听众听起来是声音，听到至多一个旋律，但是这些声音、这个旋律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和声、对位、配器等等的结构原理。这样的语言风格同流行歌曲判然有别。只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会嫌这样的音乐繁复、不够甜、不够腻、不够流利，会说听不懂。但是要知道，像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这样的语言作品，其审美效果不是靠弄点情绪、弄点感觉得来的。它是一种极为精密的构造的产物，荷尔德林自己的诗学观就是这么讲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没有真的内容，只求风格，就成了里尔克早期诗歌那样。但是里尔克自己也痛切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生都在试图改变，至于改变的成功与否，是有争议的。
把这样更真实的荷尔德林引入汉语的语境，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乃至更广大范围的读书界有何意义？
刘皓明：意义不在于为我们变换了各种头面的风花雪夜甚至残山剩水的趣味提供给人以安慰的印证，而在于展示一个民族最有前瞻的先知如何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启蒙、新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建国和全球霸权等各种迫切要求中为其民族定位和定向；不在于为泛滥的个人存在感触的抒发提供新的共鸣，而在于示范世界上一个主要文明在精神层面如何为其民族构建历史和规划未来、如何在精神层面为自己建立包含了奠基、受命、磨难、辉煌、维新和复兴等诸阶段的意识形态。
你是说，荷尔德林的作品对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我们的当代文化和精神生活有典范意义？
刘皓明：纠正一下，是示范的意义。我之所以对德国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学有这样的兴趣，在于它同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处境相类似。我以前发表的一篇讲周作人的英文论文早就说明了，这两个文明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效法他们。我们与他们之间有根本的差别。而且德国后来的历史也是不足法的。但是作为示范，我们必须理性地、无感伤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荷尔德林和他身后的这个西方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在严格意义上的学界之外，我想我的荷尔德林的翻译，可以促进有心的读者深入质疑中国文化中关于诗歌本质的集体无意识。
好，你刚才说明了翻译的系统性，那么这种系统性或者精密性在评注卷中有什么样的反映呢？
刘皓明：简单地说，评注卷也是具有高度系统性的。评注卷通过阐述式讨论和注释式的材料展示的结合，通过密集的互指、互证，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积累式和扩展式的证明和论述，构成一张精密的阐释的网。著者的观点就通过这样的网来表达。
看来，这种阐释原则你已经思考得相当成熟，并且认为这是最有效地全面展现荷尔德林思想的诠释方式。
刘皓明：至少可以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体现他的思想和作品的整体性、复杂性和系统性。荷尔德林的诗歌不是对个人存在感受的抒发。他之所以有了这样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作品同柏拉图、维吉尔、但丁等人一样，始终是关于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的位置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地缘政治学和历史学，他的诗歌作品因而就是最充分意义上的历史语言学作品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城邦，荷尔德林这样的诗歌，正是这个城邦的城歌；而里尔克那样的诗歌，肯定要被连荷马都不容的哲学王驱逐出境。然而在现当代中国文化中，我们似乎无意识地把远低于荷马的、肯定会被柏拉图驱逐的小曲奉为诗歌的圭臬，甚至非要把荷尔德林的诗歌打扮成这样的小曲不可，否则就根本无法接受。
尽管你做了这番考虑，可能仍然会有消极的评价，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刘皓明：我只能希望，人们先耐心看看我翻译和诠释的荷尔德林究竟在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先搁置一下自己对风格、语言，乃至荷尔德林的预期和成见。如果我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尽量逼真的荷尔德林，就是我对汉语语境中建立真正的西学的贡献了。
如果说真正的理解者，一定是同样思过的思考者，而非仅仅是跟随者的话，是否可以说你的志向不仅仅是成为一个荷尔德林专家。可以简单地说一下你未来的研究计划么？
刘皓明：十八世纪末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内的德意志思想史将一直是我研究的主要领域；在诗歌翻译和诠释方面，作为荷尔德林研究的一个反向延伸，我已经开始了罗马诗人贺拉修的翻译和诠释工作。我希望这个研究路途最后能引向古希腊的品达。
期待你的下一部著作，希望它尽早完工。（转）
附记：
11日，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公演。贺岁片车轮战一触即发——
2010贺岁片：“笑面虎” 虎虎生“威”
2010年是中国农历虎年，中国电影贺岁片率先“虎”了起来。在经过《熊猫大侠》、《花木兰》、《刺陵》的第一阶段预热后，11日，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公演，一只“笑面虎”冲出来，宣告贺岁片争夺战正式进入了高潮。紧接着，2009年年终将有《十月围城》、《未来警察》和《暮光之城2》轮番上映。进入2010年，争夺战将进入白热化阶段，《阿凡达》、《孔子》、《锦衣卫》、《花田囍事2010》、《大兵小将》、《苏乞儿》已排队到了2月中旬。
记者发现，经过2008年《非诚勿扰》等贺岁片的“浪漫式疗伤”，再经过2009年建国60周年期间大型史诗正剧的庄严肃穆，2010年贺岁片以《三枪拍案惊奇》开始，走出了一条“喜剧化”路线。
冯小刚的“冯氏喜剧”目前还在“潜水”。众所期待，继《集结号》、《非诚勿扰》连续两年贺岁档票房夺冠后，冯小刚2010年将在“喜剧化”大战中亮出什么牌？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国内某知名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在策划与冯小刚合作2010年的贺岁片，主题将围绕体育，将以跳水为主，而且有意邀请“跳水皇后”郭晶晶出演女主角，片名初步定为《新女跳水队员》。
群“星”闪烁依然是今年贺岁片的主打品牌。“笑星”尤其突出、“明星”整装上阵，“喜气”中有一股子“虎气”。
小沈阳的第一部电影、张艺谋奥运会后的第一部喜剧电影……这些张氏“元素”早已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熊猫”再来，“花木兰”再来，“警察”再来，“囍事”再来……在历年贺岁片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票房“号角”轮番吹响。煞有老虎胃口大，只要吃票房，一切在所不惜的气势。
周杰伦、赵薇、谢霆锋、胡军、甄子丹、周迅……这些“大腕”普遍主演了两部贺岁片，这些荧幕的不倒“旗”，一树就是“俩”。颇有口袋不掏空、绝不善罢甘休之理。
红了几十年的香港“四大天王”也毫不示弱，2010年贺岁档更是同时出现。刘德华主演《未来警察》、郭富城主演《风云2》、黎明主演《十月围城》、张学友主演《全城热恋》。在“追星”的一代人眼里，短短一个贺岁档就把“四大天王”的新面目看全了，既能怀旧也能欢笑，开心自不可言。
歌星来得更不少，周杰伦把发专辑的时间挤出来，一捧就是两部影片《刺陵》和《苏乞儿》，俨然是电影界的一线明星。王力宏、郑中基、刘若英这些老牌“K歌之王”现在也为电影忙得不可开交。
说相声的、跳二人转的、做主持人的、做模特的都来了。郭德纲献上了《三笑》，小沈阳献上了“三枪”；主持人刘仪伟和谢娜献上了《火星没事》；当红女模林志玲献上了《刺陵》。
业内人士认为，“追星”是电影商业化大势所趋。对于明星重复率高的现状，现在也成了观众和业内共同面对的困惑。有观众说，“现在每天都能看到刘德华。”
北京新影联院线一位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看电影的普遍还是年轻人，许多年轻人看电影本身就是冲着明星来的，讨论的多的也是关于明星的演出。对于电影的内容其实要求不高：适合自己的心情就够了。保持这样的心情，看一两部贺岁片能看更多的明星其实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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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规划批复速度和数量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新版图日渐清晰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是国务院今年批复的第8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今年中央批复区域发展规划的速度为历来罕见。
今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等8个规划。今年批复的区域经济规划数量是过去3、4年的总和。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决心和力度。
有专家表示，随着以上8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已形成东、中、西部并行、东部沿海地区较为集中的新区域经济版图。
据悉，今年批复的经济区域中，除了继续关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还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图们江区域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旨在推进我国东北、西部和中部的协调发展。
有媒体表示，12月5日，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国家发展区域经济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区域经济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据了解，中国沿海已形成了“三大五小”(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与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江苏沿海、海峡西岸、北部湾)开发格局，中西部地区也在奋起直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我国正在努力改变以往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而强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解决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崛起”主角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南部黄河入海口沿岸地区，包括山东省的东营、滨州和潍坊、德州、淄博、烟台市的部分地区，共涉及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山东省的1/6，总人口约985万人。
从我国沿海发达区域来看，黄河三角洲还不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区域，经济总量与青岛市相当，但除去以胜利油田为龙头的石化产业和以滨州魏桥集团为代表的纺织产业外，其余产业大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规模以上产值项目少、产业链不长。
按照新近出台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将成为环渤海地区具有高效生态经济特色的重要区域，成为我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
“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相比，黄河三角洲面临发展与转型的巨大压力，要在生态和发展两方面协调发展，找出一条发展和保护双赢的道路。国务院批复《规划》，为黄河三角洲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一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这位专家发现，逐渐成形的我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包括以下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环渤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
2009年有9个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范围从东部、南部延伸到中部、西部、东北等地区。而从整体层面上来说，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崛起”主角。
据悉，今年批复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进一步保持了“面朝大海”的趋势，江苏沿海经济区、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横琴、海西经济区等4个经济区都是对我国沿海经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沿海地区经济基础比较好，发展速度快。我国今年为了实现GDP“保8”的目标，发展沿海地区是必然选择。
他表示，中国的地形就是三级台阶，西边高、东边低、中间几个三角洲或者大平原，但是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的条件刚好是相反的，是东中西。从“九五”计划开始，党和政府的文件就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在“十五”开始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后来是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在“十五”时期投资了将近1万亿。但是，东中西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那么，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就是使这个差距逐步缩小。在西部大开发之前，东部跟西部大概差1.5个百分点，后来逐渐缩小，这是很不容易的。东部12个省市，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但这个数字主要是靠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几个省，它们大概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现在的区域政策就是希望5到10年有新的“马”出来。
他表示，从珠三角、长三角、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到包括辽宁沿海区域和滨海新区在内的环渤海区域，加上最近获批的黄三角和山东“蓝色经济区”，全国沿海将连成一串漂亮的“金项链”，到2020年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沿海的整体经济框架将形成。
十年决策 应“危机”而动
有专家指出，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突袭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沿海地区遭到了近30年来最大的打击，外需一直拖我国经济增长的“后腿”。因此，我国将扩大内需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希望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来拉动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带火”了珠三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拉动了长三角；21世纪后，滨海新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则为环渤海地区和北部湾两地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如今，各地新提出的区域经济规划如雨后春笋。淮海经济区时隔20多年后再被提起，环渤海地区的唐山湾也正在酝酿，“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今年第一次被提出。此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重庆“两江新区”都已向国务院申报。
200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对这一趋势分析说:抗“危机”中各区域转型提档，东部沿海新一轮大规模产业转移加快了速度。中西部地区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或企业，已经亮起了“红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发地区更多的是瞄准了有带动力的大项目以及由此引进而形成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不再是落后产能原封不动地移地，而是以转移促转型，转型带动转移，甚至是一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提升式转移正在进行。产业转移的内涵正在发生着可喜变化。
管理困局待解 配套政策是关键
在“十一五”规划出台时，当时有专家提出警惕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冲突。据了解，针对这些情况，在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振兴东北办被撤销，设立了相应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内设司局；刚成立的中部崛起办则与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合署办公。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一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认为，我国目前调控区域发展的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有时会造成相关项目和政策的重复；部门间职能分工不明确、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同也会导致各自出台的政策互相矛盾。
他建议，单独设立区域经济管理机构，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或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将目前由不同部门负责的分散的区域管理职能集中起来，统筹考虑对各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方向。
《200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核心，一是稳定国内外两个市场，特别是扩大内需，缓解当前的困境。二是充分利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资源价格走低的机遇，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鼓励科技创新，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产业提升和优化布局，立足长远，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状况。
实践证明，稳定的金融系统是我国经济抵御金融危机“寒冬”的中流砥柱，能否有金融、财税等配套政策支持，才是获批的区域规划能否修成正果的关键。
真名士自风流
孙炜
吃了快一辈子新闻饭的我，已经对所谓的“白事新闻”很麻木了，但是，对于王老的故去，我还是心有所失，感觉内心空空如也。无奈地，我回了一条短信:“唉，又去了一位真名士！”
看新闻，知道王世襄先生本人生前愿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也不设灵堂……
我感觉，直到他去世前的那一刻，老人家依旧是我心中的那位老人——不愿意与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人呆在一室！
拜识王世襄先生，大概是八十年代的后期，或者是九十年代的初期。在我的印象中，他快乐得像个老小孩，总是乐呵呵的。不讲究穿，但吃什么？怎样吃？却非常有学问。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大活宝”，架鹰捉兔，溜狗逛獾，无所不玩，所以他也承认自己是个“玩家”。我曾经听他的朋友当面“斥”其为“纨绔子弟”，他也是乐呵呵的，不反对。
我对王世襄先生的认识，除了他是世界级的研究中国古典家具、杂项的鉴赏大家之外，还知道他在抗战之后，为抢救中国文物免遭流失海外的厄运，做过许多贡献。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清损会”。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
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他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200件。所谓长春存素堂丝绣，原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收藏的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天下。(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1800件。这些藏品，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大多属细软一类，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为无上精品；(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
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六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定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具体的接收单位为北平故宫博物院。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
作为具体经办人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宝的追寻任务，更由于他在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科学作风，使这些工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即使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他因所谓的“接收大员”的历史问题，再次经受严酷的“审查”，关进看守所，上手铐脚镣，被关押拘禁一年多，并且查遍了北京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
这些历史情况，2004年我写了相关的文章，已经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
其实，我发现与他亲近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如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郁风等先生，也总是乐呵呵的，对生活充满热爱与宽容。如今，丁聪、杨宪益、郁风等先生都已经作古了，现在去天堂的路上又增加了一位王世襄先生！
这些令人尊敬的老前辈，我发现他们有些共同的特点:出身名门，博学多才、性格开朗、虚怀若谷，风趣幽默，而且，在新中国也都曾经做过全国政协委员。
先说丁聪先生。他一直要求我们叫他“小丁”——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就在三四年前，我见老人家最后一面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对我说:“你是人民政协报的？你们报社的孙炜现在干吗呢？”让我哑口失言。我理解，这是丁聪先生留给我的最后的一个幽默故事。
杨宪益先生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天津任中国银行行长。他早年留学牛津大学时，与学妹、英国女孩戴乃迭相爱，并成为了夫妻。杨宪益是喜爱收藏的，但是与王世襄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我的记忆中，北京故宫收藏的一幅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的大字书法作品，就是杨宪益先生捐赠的。
杨宪益先生喜欢喝酒，以酒当茶。他把白兰地叫做“苏格兰茶”。
有一次在北京的“两会”上(大概是1992年)，他喝了不少“苏格兰茶”，给我们讲了很多又很“荤”的故事。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吧，依然跟我们年轻人打成一片，心境是如此的灿烂。
我认识的这些老前辈都是非常谦虚的人。
他们对于学问，懂就是懂，不懂决不装懂，而且绝对不给自己戴高帽子。
前时杨宪益先生去世，见报道写他是中国的“译界泰斗”——我心里紧张了好一阵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杨先生生前听到别人这么称呼自己，他一定不会答应的！幸好，他老人家已经故去了。他再也不必去理会那些庸俗而无聊的称呼了。
所以，我长久以来就非常痛恨和鄙视那些管自己叫“大师”的人——可能，就是因为与这样一些文化名人交往中认识到，真正博学的人，根本不在乎别人管自己叫做什么！
附记：
11月初，记者抵达安徽芜湖时，看到满城的墙壁都绘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形象，顿时仿佛走进了一座动漫的乐园。原来，迄今国内同类展会中最高规格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性展会——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会10月26日在这里刚刚落下帷幕。
10月26日至11月1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无疑将被载入中国动漫史永久的记忆中。它是我国动漫艺术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艺术在国家美术殿堂得到集中亮相。11月17日，记者来到中国美术馆，感到这里有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快乐的童年、美丽的记忆，还有振奋的心情:在感受了手机动漫的迷人魅力后，你会迅速被一棵种在巨大投影屏幕的全3D“动漫历史之树”所震撼。五楼展厅里，我国动漫艺术的未来向你投来“默契”的笑容。一走进五楼展厅，你只要迅速从机器中选择了一个自己喜爱的动漫形象，然后对着摄像头做鬼脸，屏幕上的动漫形象也跟着动起来。在未来里，你和动漫仿佛只有一面镜子的距离，几乎伸手可触。我国最早的原创漫画公司——天津神界漫画有限公司，将《三国演义》的流水线创作实景复原到了展览现场，12位漫画创作者，熟练地操作着12道漫画生产环节。一位游客感慨地说，“这是产业，更是艺术啊！”
2009年，中国动漫界一片欢欣鼓舞。上半年，第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邹建华在会上表示:“中国动漫产业已经进入最好的发展期，2009年中国动漫产量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有业界人士更是称2009年中国动漫产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因为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积极发展网络动漫等新型消费”。
还有人士称2009年或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的“元年”。因为今年7月22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且提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文化产业”等八项重点工作。当时有媒体评论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通过，动漫新媒体品牌最受益。
这一年的辉煌，绝不是一时的成就。中国动漫，算来至少经过了5年时间的积累，才终于磨出了一只成功的“羊”(《喜羊羊与灰太狼》)，从而打了一场长达10年的“翻身仗”，出现了今天走向大繁荣的景象。
记者了解到，自2004年首个“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在上海挂牌成立后，5年时间里，我国各地共建立了动漫基地70家，其中国家级基地52家，地方级动漫基地18家。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动漫产业。在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32号文件就提出，中国要在5年—10年内跻身世界动漫强国。
据悉，为扶持动漫产业发展，国务院曾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等有关文件。
近5年，我国内地动漫产业规模迅速提高。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有5000多家动漫企业，有1200多所学校开设了动漫专业，学生将近50万人，每年大概输送10万毕业生，去年年产动漫作品总量达13万分钟。
这些成绩的到来虽然有点迟，但还是让人备感欣慰。近几年，在经过了《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冰川时代》系列等国外动漫电影的轮番“轰炸”后，我们又在好莱坞的《功夫熊猫》里，被“人人都能成为大侠”所深深“惊憾”。眼下，国人终于缓了一口气，能在国产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感受到一丝亲切的“甜蜜”……
“大动漫”浮出水面
中国动漫鼎足全球动漫新格局
备受鼓舞的2009年中国动漫界，迅速开展了“大动漫”产业观的探讨。
“‘大动漫’产业观能让我们看到动漫产业究竟有多大。”17日，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动漫处有关负责人在“中国动漫产业高峰对话”上指出，“业内还缺乏批评的声音，甚至对于动漫政策也缺少相关评价，我国动漫产业目前急需建立一个理论指导和评价体系。”
“为什么叫‘大动漫’？就是受众面宽、产业链长的意思。”北京电影学院动漫学院院长孙立军首次这样表达，“中国‘大动漫’产业该怎么发展，国家要怎么扶持？我觉得在于两点，一是取决于动漫产业在文化方面的公益性，二是我们的‘大动漫’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明，则从国际动漫产业历史上的三种模式(日本的完全市场化运作、美国的大资本模式以及韩国政府扶持主导)及其和我国动漫产业的关系上看待“大动漫”。“应该总结国际动漫发展的三种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才能形成‘大动漫’。”
当前，全球动漫业发展以欧美和日韩为强大。美国迪斯尼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动漫界的一种典范，日本则在美国模式的延伸上开发了自己的模式，从而避开了好莱坞大制作的特点。
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大广电、通讯以及网络用户群的中国，正在开始成为一种全球动漫新模式的实验场。张晓明把中国的这种“大动漫”模式表述为:以满足每一个个人的全面需要为中心的网络发展模式。
他说，“新技术和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受到全球瞩目，我们有近7亿手机用户，有超过3亿的互联网用户，而且还以每年增加1亿的速度在发展，最活跃的消费群体30岁左右，他们将创造未来的新的动漫产业模式。”
张晓明还表示，这三种模式在我国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全球动漫或将形成多种鼎足之势在中国落地，而中国动漫也将形成一股新的鼎足力量。
当《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换成小人书、漫画书，成为了我国儿童的床头读物，动漫就开始在我国年轻一代的心灵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我国内地电视里上演的各国动漫其实旗鼓相当。日本动漫有《阿童木》、《圣斗士星矢》、《聪明的一休》、《机器猫》、《花仙子》；美国动漫有《变形金刚》、《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中国动漫有《葫芦娃》、《舒克和贝塔》、《黑猫警长》……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最初的5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动漫几乎出现了一片“空白”。2004年左右，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当时还普遍沉浸在日本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美国好莱坞的《狮子王》等外来动漫作品中。加上网络游戏迅速崛起、国产电影商业化试水，当时风生水起的文化产业里，中国动漫几乎是名不见经传。这使得中国动漫在晚于国外二三十年的历史条件下，又留下了一块文化产业化进程中的伤心之地。从此，这场“翻身仗”一打就是十年。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我国的动画片总产量仅为4.6万分钟。直到2006年才跃上了一个台阶，年产量为8万分钟。而且，反映国家动画片水准的影院片，从1999年的《宝莲灯》开始，到《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只有区区5部。而且，成功的只有一只“羊”。
即使到现在，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国产动漫的出版现状其实并不乐观。据可查的2005—2006年中国动漫产业投资分析咨询报告指出，在当下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动漫原创作品中，来自日本的占60％，欧美占29％，而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在内共占11％。
在艺术与市场之间
中国动漫寻求本土破题
“国际上有一个观点，中国动画作品是纯正的艺术品，没有产业上的成功，以至于中国动画流派被称为‘艺术流派’。”著名漫画家颜开说，“而我们这一代漫画从业者要想在和欧美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取得艺术和市场的双重成功。”
举艺术与市场双重成功的例子来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是对日本文化的新塑造，《狮子王》则成功借鉴了欧洲的传统文化，《花木兰》、《功夫熊猫》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出了新意……这些成功的动漫电影，都在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作源泉。
说起我们自己的动画电影，很多人都会想起《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小蝌蚪找妈妈》、《天书奇谭》等影片，它们不仅为中国捧回了国际艺术大奖，也是几代人心中童年最美好的影像记忆。
“缺乏传统文化考察，正是目前我国原创动漫作品最为突出的弱点。”中国动画学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就我国动漫界的要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技术层面的突破，而放弃或者淡化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诠释，那么最终完成的作品必将是没有灵魂的，更加难以获得艺术和市场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
他说，“传统水墨元素带来的深远意蕴，让中国动画从诞生起就站在了一个高点，而民族特色的缺失，也是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眼下，传统水墨元素在国产动漫中已经不常见了。但我们愿意相信，这个中国动画诞生时的高点，或许正在等待着后人的登攀……
同时，“喜羊羊”也来了，带来了欢笑和欣慰；“灰太狼”甚至成为了当今金领、白领女性青年择偶的“标准”。中国动漫，“爱”之有理！等到了“怎么爱都不过分”的时候，相信中国动漫将是真正的“大动漫”！
（下）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一条壮阔的河
人生有两种苦难 中间隔着一条河
相遇时我们渡河 什么话也不说
碰到一起了点个头 看河水在眼前流过
当时河里住着什么 水下的生活也不好过
人生有两种生活 中间隔着一条河
我在思念一条河 河岸很宽阔
像鲸鱼的大白鳍 容得下一只老虎往来
老虎只和秀秀好 老虎最爱秀秀了
秀秀每次都去老虎的窝里睡觉
回来嘴里还衔着老虎毛
我在思念一条河 岸上的芦苇会唱歌
阳光雨露 蔬菜瓜果
火红的野兔
跑进火红的野火
你来之前是砖瓦匠
你来之后是打鱼者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下大雪的河
老兵总是起得早 猫狗打架他最先看到
老兵的胡须都很黑 下雪时都白成了灰
打鬼子的二鬼 今年抱了孙子
一手好棋艺 渐渐荒废了
再也找不到人下棋了
说什么呢 二鬼都走了好几年了
怎么昨天还看到二鬼呢
在哪里 在村子边那两棵老柳树下
我还叫他来着 说怎么舍得跑出来下棋哟
他还招呼我说 来 就和你下一盘
你下了吗 我没下
我说改天吧 今天要买鱼
我在思念一条河 那几年修大堤时的河
镇上的男人都来 是毛主席的人都来
秀秀也去了 跟在他爸爸后面
提着个篮子 说是一碗饭 饭里有鸡蛋
鸡蛋秀秀给我吃了 说饭要留着
那几年村里最安静
满村子只看到秀秀跑来跑去
晚上狗叫得厉害 猫也叫得厉害
秀秀跟我说她每天晚上都梦到老虎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一个人在大堤上想秀秀
秀秀正红着脸蛋 过着嗑瓜子和吃花生的生活
秀秀成了你的老婆 这怎么可能呢
当年你就是比我多一辆自行车
我在秀秀家吃过晚饭 还喝过酒
她爸爸从大堤上回来我们就一起喝
我们还煮过一条大白蛇下酒
秀秀的爸爸和我说过 秀秀要是喜欢哪个
肯定把每天的鸡蛋都给他吃了
我偷偷地笑 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在思念一条河 河里住着一条大白蛇
村里有人看到过 说要等一千年
才能看到飞翔的大白蛇
谁能等得到呢 秀秀望着我
我在思念一条河 河边只有狗子家养了信鸽
有一天 狗子家的屋角上掉下一条大白蛇
狗子沿着河 撕心裂肺地喊 撕心裂肺地说
大蛇吃了我家的信鸽 大蛇吃了八只信鸽
只剩下一只信鸽 吓得再也不敢飞了
大白蛇 要再等两个一千年
才能看到飞翔的大白蛇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一条壮阔的河
南边有高山 北边有城郭
河上千帆过 有时 有白鸟飞来
有时 有野鸭飞来 有时
只有一只大鹰
从空中盘旋而过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一条壮阔的河
河水很平静 有时起风也混浊
只有一条船 只有一首歌
只有两个人 只有你和我
数完了星星数月亮
数完了月亮数太阳
数到了九个太阳
一起看飞翔的大白蛇
我在思念一条河 一条壮阔的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
说一只老虎 正在梦里醒来
……秀秀 信鸽没了 日子还过不过
2009-11-24~29，北京
灯火辉煌中，七八汽车碾过马路时一曲交响
莫扎特行走长街指挥几个难以捕捉的音符
深入地下几层曾是过去王朝晚宴的高台
当你走向空中象一只小鸟在树枝间移动
深夜只留下几棵凛然如铁水交织的古槐
在忘却一段深情前应该怎样行走西北大漠
沉浸于一出不需上演永不谢幕的故事
远山之下遥想登顶时眺望到一条
养育王朝子民也养育万千流民的长河
水冷城墙古老。似乎只有这是真实的。
黑鸟拍动千里羽翅隐瞒关于天空的幻想
群山以上空气擦响永不停息之嗡鸣！
几乎是一个无人在意的音符
坠落脚下在朝天挥舞干戚以前
皇宫日晷无法推演时当何月竟似来年。
秋日离去前，众鸟自由穿梭于皇帝脑际。
金粉洒扫长安。似乎只有这是真实的。
我曾经这样到来，望月，行走天涯，
时光如米香时灶火将熄今日何在谁家你家？
无人醒来之长夜月照新城肋骨碎裂之间
谁受煎熬能领会一声汽笛意想不到的调号
催人心肝如黑鸟入云群星备阵明日黎明
又如长河已逝芳草故地瞬息间昨日千里。
日兮月兮一年。似乎只有这是真实的。
——如堕凡尘。逝者永逝于长河永存。
11.22 北京
全国政协常委 曹其真女士，曾经在安徽合肥度过了四年校园生活，离开安徽40多年后，再次重返故地，她对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感触颇深。她说，“安徽的变化很大，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许多澳门同胞来安徽不多，此前对安徽的了解也不多。但是，国家的一切都是澳门同胞关心的！”
曹其真女士平时习惯喝绿茶，往往首先想到西湖龙井。曾经有一位朋友给她送了安徽的太平猴魁，她很惊讶安徽的绿茶叶子这么大，味道这么好，竟然以前不知道。她说，“在香港、澳门，许多人都知道阳澄湖、太湖的大闸蟹，但是对安徽芜湖的江蟹知道的不多；一些建筑界的朋友全世界看建筑风格，但是很少听朋友说来安徽看建筑。”
曹其真女士对安徽的城市建设、旅游开发以及徽菜、安徽茶叶、安徽建筑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建议加大宣传，做好品牌效应，“你宣传好以后，自然有人来投资。”
全国政协常委廖泽云也是第一次来安徽，他坦言很多时候来祖国大陆都是到上海去，在他心目中，安徽、江苏和浙江是连为一体的，各自的特色不是很鲜明，所以一直没有特地到安徽来。廖泽云常委这次黄山之行后，对安徽的旅游文化改变了看法，“希望有时间再到安徽来，也希望明年能在澳门看到安徽的宣传。”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新城市建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金城，也是第一次来安徽，然而他对安徽已向往了多年。“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一些地方演出过‘黄梅戏’，现在安徽黄梅戏的许多国家一级演员都去过澳门，这说明澳门和安徽在文化交流上的空间很大。”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苏树辉，对安徽的文化遗产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环节是传承和弘扬。“安徽的历史文化积淀很深厚，在地理上有很多优势，黄山在历史上就是‘三省通衢’，相信安徽有条件吸引游客和商旅；在古街的保护和管理上，也很值得澳门借鉴。”
“这次考察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在11月7日的反馈座谈会上，安徽省政协主席杨多良感慨地说，“在安徽的6天，考察团成员上高山、下基层，到城市、去乡村，与当地的人民群众、干部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在安徽的点点滴滴、时时处处，都体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的爱国、爱澳之心。我们要如同澳门人民爱澳门一样，安徽人民也要爱安徽！”
黄山以前称古徽州，自秦置郡县，距今已有2300余年。历史上这里先后设立了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考察团本次考察的大部分地方即在古徽州一带。
古徽州山川秀丽，文风昌盛，民间习俗自成一统，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徽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也是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的徽商的故里。这里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中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的原产地，“文房四宝”中徽墨、歙砚等名特产品和传统工艺品的故乡。
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的清以前历代名人中，徽州人占五分之一。这里涌现了新安画派始祖渐江，戏剧家汪道昆，“扬州八怪”中的罗聘、汪士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著名理财家王茂荫，明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戴震，“红顶商人”胡雪岩，享有“南黄北齐”盛誉的国画大师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国学大家胡适等历史名人。
“厉害！厉害！”在绩溪龙川胡氏宗祠，全国政协委员、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梁庆庭先生赞不绝口。
胡宗宪尚书府、棠樾牌坊群、徽商大宅院、鲍家花园……畅游在这些历史古迹中，让人恍然觉得若非鬼斧神工不可能出现在眼前；歙县老胡开文徽墨厂即今仍保存着古墨的生产格局，“千捣万杵”等十几道制墨工序让人惊叹不已。
“走近徽州，步入那一个个由白墙青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精美的雕刻和让人无限遐思的天井组成的徽州民居，仿佛走进了梦中的故园，回到过往的淳朴岁月。”正如绩溪的一位解说员告诉记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徽州梦’。”
关于“徽州”，生长于江西临川的明朝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欲识金银气，须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诗中的“黄白”，指的就是黄山和齐云山。诗人在开头两句把徽州描述成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地方：要沾财气，多半得到黄山白岳之间的徽州去。这种对徽州的向往之情，留下了一个“痛”处。
诗有序说：“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原诗句为：“一生痛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后半生之“痛”，确实来自徽州。在他穷困潦倒时，朋友建议他去徽州，无非希望他在徽州寻求复出的机会，这机会应该还是寄托在许国身上。
如今，站在歙县古城内的许国八脚牌坊面前，仍然可以感受到许国当年在朝廷的身价和地位。虽然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许国退了休，但他既曾是皇帝的老师又是重臣，只要他愿意推荐，汤显祖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友人吴序当是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许国，以消除隔阂，重修师生之谊，以改变困境。
至于“无梦到徽州”，是诗人徽州之游未果，还是诗人做梦都没有想过要来徽州？不管怎么说，徽州的小小庭院，确实是许多人“梦”开始的地方。这里的世家生活、宗法社会、宅邸建筑，寄托着传统中国人的梦想。在上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并不是现在的沿海地区，而是徽商和晋商，其中尤以徽商为突出。
“这里的家规、家训都是很完美的。”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表示，澳门现在有“家国情怀教育”，以后有时间也要带学校的老师、学生到黄山来，认识祖国壮丽的大好山河，激励老师、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学习之情；希望安徽能根据丰厚的旅游资源，精心设计旅游路线，开发诸如“红色之旅”、“文化之旅”或者“新红色之旅”的系列旅游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