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他集合了市场和学术精英的智慧。金融衍生品的原理并不复杂，只不过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应用了比较复杂的数学方法。他的主要有点是提高了风险管理的效率，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加了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可选择性。

本轮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又出现了一股反金融衍生品的逆流。人们将金融衍生品当作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对金融衍生品的反感并不是始于本轮金融危机后，在金融衍生品产生之初，就遭到过公众和政府的质疑。弗里德曼和默顿.米勒都曾经提出过有力的反驳。我想，也许这两位经济学家太认真了。我想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王小波曾经讲过：不能因为一个进城的农民不理解一个复杂的化学变化过程，我们就应该取缔化工厂。化工厂是现在科学的产物，不仅一个农民可能理解不了，我作为一个文科的知识分子，也理解不了。而且化工厂的存在也具有危险性。但我仍然认为化工厂的存在是合理的。又如，现代交通工具如汽车飞机等确实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反对现代交通工具。我们可以遵循如下原则：（1）让懂行的人去运作这些工厂或交通工具，不熟悉的不介入，如工程师需要评审，驾汽车需要驾照

在农村老家，我的一个大堂哥是上访专业户之一。农村干部的许多做法，他都看不惯，加上他天性偏激认真，因此专门和农村基层干部对着干。布置下来的任务，他总认为有问题，顶着不办。过去我们俩还挺能谈得来，因为我不赞成他老上访，不对他口味，所以也不怎么和我说话了。有一次村干部抓住他私扯有限电视线的事，狠狠地罚了他一次款，还给他录了像，让他出丑。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上访的脚步。他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他找了个烧锅炉的工作让他去，不过几个小时的路，他三天后才到达了。急得女儿都要报警了。原来坐汽车时，碰到了我们村另一个老兄去上访，他就先跟着去上访了。
这另一位老兄是一个银行退休干部，叫同乐，每个月有两千余元的退休工资。他上访的原因是，按照中央政策，土地是几十年不动的，但我们老家当地前几年的土政策是根据户籍变动，定期调整土地，结果他女儿出嫁，土地被调给别人了，他认为这不符合中央政策，到各级政府去上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和我堂哥一拍即合，让我堂哥跟他上访，车费餐费一律由同乐负责。村里的另一个闲汉听说后，为了混吃混喝，也要跟着上访，但同乐说，你跟着可以，费用自理。搞得他很扫兴头。
上访人员中也有女士。

    我有一个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晚宴招待一个韩国客人及其夫人。我朋友根据其对韩国人的固有印象，认为他们比较呆板严谨，不苟言笑，礼貌有余，洒脱不足。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过于繁琐无趣、礼多至人厌的糟粕都被韩国人继承去了，我们自己留下的不多。尽管我朋友很想畅饮一番，但拘于国际礼仪及一项情愿的对韩国朋友个性的认知， 晚宴一直在友好但沉闷的气氛中进行。
    这个韩国朋友在山东沿海城市经营企业，是很懂点汉语。他有点突然地附在我朋友的耳朵边耳语了几句。我朋友的脸色忽然变得比较疏朗。中韩客人的晚宴忽然很有了纯中国人在一起喝酒的欢乐甚至有些放纵的气氛。几杯就下肚，场面变得十分混乱。玉液催得主客醉，直把酒乡作故乡。我的朋友是扶着墙出去的，韩国客人是被驾着出去的。第二天再见到他们，韩国客户还没怎么醒酒，其夫人却十分高兴。此后，我朋友的银行和韩国的客户合作得更加和谐愉快。
    至于那天韩国朋友到底跟他耳语了什么，朋友一直当做商业秘密谁也没告诉。因为我不在银行工作，他就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而且嘱咐我千万别说出去，我也谨守诺言，一直没说出去，只是把它写

和普通人相比，有的人个子可能太高，有人可能个子太低；有的人身体正常，有的人身体有些残障。这些对大自然而言，都是十分正常的事。譬如在有些偏远的农村，那些有些残疾的孩子在村子里不会受到什么特别的对待，他们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上树下水，因此心理都很健康，有的甚至还很能干。严格意义上讲，大家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差异是自然而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在电视上看到，“小巨人”赵亮一出门就被人围观，搞得他门也不出了。人都有好奇心，看到一个“巨人”，自己内心惊讶一下就算了。譬如在街上看到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士，你很喜欢看，那也不能盯着跟着看，那样会使对方反感，也不礼貌；但对一个长的很高的人，你想看的时候，却盯着跟着看，却不觉得让人反感，不讲礼貌。
有时候，疏远对方，给对方让出空间，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人当做和你自己一样的人对待，把所有的生命当做和你自己一样的生命对待，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我们可以站在众生平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人到了四十几岁，发展的大致框架基本定型，前程几何，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不致有太大出入。所以孔子说：四十不惑。但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前程则未可限量。所以孔子说：后生可畏。在长期的观察中我有一个发现，许多聪明过人的年轻人并没有很大造就，相反，那些看起来有些木讷、不是那么聪明的年轻人在后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继续思考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将自己定位于能鸟，所以做事就不够勤奋，为人也不够谦虚；那些看起来有些笨的年轻人将自己定位于笨鸟，做事勤奋，为人谦虚。在许多事情上反而比聪明人做的更好，这些成绩差异的日积月累，形成了后来成就上的分野。

我想：一个人不论其是聪明还是愚笨，有点笨鸟意识，总不是坏事。在这个世界上，能鸟和自以为是能鸟的人太多。如果自己真是笨鸟，每天比别人早起一点，早飞一点，就未必比别的鸟落后。如果自己是能鸟，把自己当作笨鸟，比别的真的笨鸟起得还早，那一定会飞得更远。这是我活了四十多年的心得，与年轻人分享并共勉。

有一次要买电器，有个懂行的朋友告诉我，不要买最新潮的，也不要买很便宜的，买主流的，就是价位在中间略偏上一点。新产品在推出的时候往往比较贵，且性能也可能不稳定，而太便宜的往往是要落伍的。而价格居中的，往往是技术上成熟，使用者最多，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用过若干年，真好也需要自然淘汰了。这就是所谓购物时的中间路线。
找对象的时候也是如此。譬如很漂亮的女孩子人人喜欢，但往往不是结婚对象的最佳人选。因为漂亮不是一种免费的品质，你看着漂亮，别人看着也漂亮，就会吸引太多的狼的窥视，难保让个别狼得手；另外，漂亮的女孩子一般比较骄横，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婚姻的品质。当然如果长得丑，男士们也不会很心仪，尽管中国俗语有：人生有三宝，丑妻薄地破棉袄。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在丑人堆里为自己淘老婆。如果是长相中等，略有姿色，则会是结婚对象的最佳人选。从外在环境而言，没有那么多不怀好意的惦念，从内在品质而言，不易生成骄横跋扈的性格。最宜长相思守。
再譬如，打仗的时候，做前锋比较危险，殿后也比较危险，最不危险地是居中。无论敌人从前面过来还是从后面过来，都可以避过锋芒。
在社会生活中，中间就是主流。那些

金融中心问题是属于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范畴。在中国，谁做中国的金融中心，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本来我认为很少城市有资格来竞争一下，其实不然。譬如，上海和北京谁来做，北京和上海当然各不相让，最后是上海占了上风。既然大家没份，我就当区域金融中心吧。于是包括天津、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大连等等的城市又加入到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每个城市的学者都在为自己城市的金融中心资格问题进行论证，好像大家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任何论证好像都没有什么新意和想象力，就像晚清秀才的八股文章。

我就想：谁如果想做金融中心，你就默默地做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吆喝呢？吆喝有时候会招狼。后来有官场人士告诉我：其实，许多地方政府也许并不就那么非建金融中心不可，要的就是吆喝：吆喝有两个作用：一，让大家知道我在努力干事；第二，出题目向上要政策要钱。其实不只是金融中心，如，各地方政府都在争历史文化资源，两个县争哪个是潘金莲的故乡，要开潘金莲纪念馆。

现在的区域经济金融竞争，演化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策竞争，这种政策竞争，并不是围绕地方百姓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围绕地方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主要领导人政绩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了

最近看到郭德纲的一篇题目为骂专家教授的文章，仔细一看是骂宋祖德及其哥们的。我想，这肯定是宋祖德先惹郭德纲的。因此又查到了宋祖德骂郭德纲的文章。这两位仁兄，一个走上层娱乐路线，一个走上层批评路线。落实在身体上，都是下半截。因为他们都是脑袋拄地的。

历史上我觉得俞伯牙的境界比周瑜高。因为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没有钟子期听，俞伯牙宁愿不弹琴。而周瑜的时代多了个诸葛亮，就慨叹“既生瑜，何生亮”，心胸何其狭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是何等荣幸之事。

尽管这两个伙计在网上骂的热闹，恨不得对方以世界上最惨烈的方式去死。但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这两个人更惺惺相惜的了。他们都爱对方甚于爱自己。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爱好，这个志向很高尚，就是在脐下三寸的狭小空间，频频过招。谁也不肯率先撤退。他们是出于尊重才和对方对骂的。因为不骂人，可能会死；不被人骂，也可能会死。

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好像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特别的信仰。有人慨叹现在是信仰危机。杞人忧天的并不只是中国的某些人。国外的某些人也有一种说法：带钱带色在一个荒僻之处遇到一个人，不怕对方是伊斯兰教徒，不怕是基督教徒，就怕他什么也不信。

我也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士，对各种宗教和政治道德信条，我都报一种审视判别的态度。但我也绝不是危险分子，对这个社会绝对有建设性作用。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是独生子女，传统道德信条也很少，但我依然相信他们很有前途，国家也很有前途，国家的前途也不会败坏在他们手中。为什么呢？

一个人的信仰，实际上是他全部生活经历、成长经历和教育经历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强行灌输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每个人的信仰和信仰程度不同罢了。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危机。记得教育家蔡元培说过，要用科学艺术来代替宗教信仰。科学可以富国，艺术足以陶情。有了生活的富足，内心的充实，那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信仰宗教也是人的一种合理选择，但不信仰宗教，也不会带来道德和信仰的危机。任何道德的极端主义，反而会带来虚伪这个副产品。所谓的信仰危机，可能是说，全民不再共同信仰一个主义了。即便是这

据说，毛泽东的晚年很悲凉，这诚然和他的事业和人生的际遇有关，也和他的大智大勇有关。这个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风浪的老人，一定感到了人生的荒凉。一生中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将对手都斗趴下了，他一定感到很空落。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他处在无人能及的高位，也因为他有无人能够企及的心智。他一定很需要一个朋友。
感觉人生荒凉的可能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在极高处的人，是无与伦比的强者，一流的政治家、艺术家、商人。他们会突然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可追求了。一类人是在极低处的人，他们丧失了得到人生美好事物的一切机会，感到绝望。感觉人生幸福的人，是那些在山坡上的人，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看前面的人，自己还有没达到的目标；看后面的人，感觉自己很应该满意。生活事业上有小小的进展，都会让人感觉不错；稍稍奢侈一把，自己就觉得自己潇洒。凡俗人生里有最多元的人生滋味。但是就像我，居住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某个单元，也常常会有人生的荒凉之感。有时半夜醒来，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记得台湾的耕云禅师说过：人信奉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安详。安详何来？我从所有的宗教里面也没有得到答案。就像佛教说的，修行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