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作品
插画
失量
手绘作品
国画
油画 水彩 水粉 装饰画
速写粉本
书籍装帧
书法篆刻
早期作品及涂鸦
历史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
历史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它的名字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它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结果是日寇枉费心机。
源流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四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考古学家们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可以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近年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可归纳以下三点：
(1)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2)陶器。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3)墓地。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和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和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发展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的宏观环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纵观世界地理，西辽河地区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通道的东南缘，连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确定了自古以来处于辽河西域衔接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冲，是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和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中心之一。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期的游牧文化这两个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西辽河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溪沼遍布、草木丛生。
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半个世纪以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磨盘、石刀、石纺轮、陶器、骨制品等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先后在这里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红山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祭坛、女神、宗庙、积石冢，这三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姑且不论。我们有必要提出对玉猪龙的造型探讨一番。内蒙古考古专家布谷先生认为：玉猪龙，国内外收藏不少。其个体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红山文化特定产物。已知其分布范围北起赤峰北部，南至辽宁西南部，以此距离为直径的一个圆。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
艺术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文化遗址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尤为辽宁大学古文化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黄康泰先生，积数十年对古文化的研究和田野考查的经验，在有关专家指点下，征集了千余件红山文化系列玉器。其中除了含盖上述各类型制的玉器外，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人先生，积数十年之辛，其收藏之红山古玉器中堪为一绝的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国之瑰宝。
红山文化近年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牛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表明赤峰是龙文化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关键词】：图腾崇拜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dragon in earlier Shang Dynasty is complicated which belongs to the worship of original dragon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mythology that is Da Yu cutting into the mountain for controlling the floods, and hopes to prov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pig-dragon among original dragon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related mythologies, Chinese characters, archeology and folk customs. Meanwhile, by discussing the gods and spirits in earlier Shang Dynasty mythologies such as Xi Wei, Zhuan Xu, and jades from Hongshan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duty of pig-drag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related rite for witcherafts.
在中国的大地广泛流传着大禹化兽开山治水的神话，此类神话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之《启母石》：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则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其中的“熊”在其它的版本中有的作 “×”（此字打不出，乃“能”下三点），而 又常与熊的本字“能”纠缠不清。有关这三个字的神话主要集中在禹与其父鲧身上。《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史纪•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鲧之羽山，化为黄×，入于羽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鲧死化兽属于图腾崇拜神话中“死后返祖”之类盖先民认为死亡是人返回自己氏族的图腾。
而鲧之死又正是禹之生，《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缉《归藏•启筮》云：“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这当是图腾感生神话的“产翁制”变体。母系氏族时，先民不知道男子在生殖中的作用，认为生育是图腾入居妇女体内的结果。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殷契。到了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时，男子为凸显其在生育中的作用，以装的形式使人相信他也是生孩子的人。这种男子争夺产子权的制度在中国西南一直保存到清时，袁枚《新齐谐》和马可•波罗之游记中都有记载。
由是言之，鲧死所化之兽即是其图腾，也即是禹。关于鲧所化何物，袁珂先生言：“《尔雅•释鱼》止云‘鳖三足，能’，不作×，《说文》亦无×字，知×是后起字。徐灏《说文解字注》‘能’字下，谓改×字，下体作三点，以为三足鳖，此为世俗所造。然据《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束皙说，此字晋时已有。是字本作能，后人于能下加三点以为 ，以符《尔雅》之说， 又讹为熊，是书传所谓鲧化黄熊者，即黄能。熊不可以入渊，惟能可也。”[1]（P497）
可见，鲧化黄能，禹亦当是黄能。因开山治水在先民想法中非人力所及，故须化身为图腾，借其之力。所以，禹开山所化之兽当是能，所谓熊者，当为×，又皆为能之误也。
而能为何物，《尔雅》之说颇不足信，唐善纯先生考能为龙属[2](P343-345)，极有见地。我认为，说能是龙属，倒不如说能是龙祖之一，也就是一种原龙。能应是龙原形中最早最重要的一种——野猪。
从文字方面看，豕仍带有野猪之义，《说文》“豙，豕怒毛竖。一曰残义也，从豕辛。”野猪带鬣方能“毛竖”。但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豕字已很难见到野猪的影子（图1），“家”字中的“豕”亦如是（图2），只有一疑为豢字的族徽铭文，其中猪有长鬣（图3）。而被认为是熊的能字却保留了野猪的特征（图4）。显而易见，能是象形字，若其所象为熊，则肥大的身躯、巨大锐利的掌爪、如虎豹般的巨口尖牙当是最显著的特征，而能字中只具备大口及巨体而已。我们将能字与表示凶猛的食肉动物虎、豹、狮及偶蹄（与猪同）的非肉食性动物麋、鹿的文字（图5、6）进行比较。发现能没有虎豹般如钳状突出其锐齿尖牙的口，也没有虎豹般三叉或五叉以突出其利爪的脚掌。（其实猫科动物爪甲犹可内收，反不及犬科的熊突显。）它的脚部反和麋、鹿的偶蹄脚十分相似。
能的头部多突显其长嘴巨口和獠牙（图4-（1）、（2）、（3）），特别是图4-（1），大头、大耳、大口、双獠牙、弓背、偶蹄、短尾，分明就是一只未经驯化的野猪。特别要指出的是，犬齿露出唇外呈獠牙状的动物有偶蹄目的野猪、獐、黑麂等，还有象是门齿突出呈獠牙，熊、虎之牙并不露出唇外。能字突出其双獠牙，则是野猪明矣。
再看字义，《说文》释熊与能分别是：“熊，兽，似豕，山居”；“能，熊属，足似鹿”。这倒成了一个玩笑似的文字游戏。熊似豕，熊掌和猪蹄正是其主要区别，特别是先民狩猎时辨识动物，足印至关重要。能足似鹿，正符其字形，当是大野猪体状似熊却绝不是熊。
至此，我们再来看黄帝的图腾。黄帝为龙崇拜已是定论，但先商时期只有原龙，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龙。一般又认为黄帝崇熊，主要依据就是黄帝为“有熊氏”。而根据上文的考证，“熊”原为“能”，“能”是指野猪之属，因为先民将野猪和熊归为一类，在猪失去神性后，神化的“能”成为龙属，现实的“能”就成了“熊”。因此，黄帝“有熊氏”初文即是“有能氏”，此“能”是猪是熊还值得讨论。我们注意到，上文所考“黄熊”当为“黄能”者，就是黄帝的嫡系子孙——鲧。且自此后，常见“黄能”或“黄熊”的固定用法，如《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六韬》云：“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黄熊而献之于纣。”《左传•昭公七年》载：“今黄能入于寝门。”《国语•晋语八》也有相同的句子，不过能已讹为熊，说的是晋平公久病不愈，“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怀疑是冤魂厉鬼作祟，后子产提起鲧化黄熊的故事，建议祭祀鲧，治好了平公。鲧化者，是黄能无疑，故知“黄熊”多为“黄能”之误。且梦到猪认为是冤魂厉鬼并非偶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襄公游猎，“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彭生是襄公卸磨杀驴的牺牲品，其冤魂化为猪报仇，后襄公的足伤成为无知等臣属探伤袭宫的借口，襄公终被弑。可见猪（黄能）为厉鬼的说法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黄能二字的组合与黄帝之“黄”，有熊氏之“能”是否有关系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般认为黄帝之“黄”通“皇”，或是表示黄色或璜玉，唐善纯先生却认为“黄”意为兽皮，大有独到之处。其主要根据是：
1、甲骨文中的“黄”像一张头、腹、腿俱在的兽皮。“黄”与“鞹”（音扩，去了毛的兽皮）古音相近，是“鞹”的初文。
2、“黄”与突厥语中的kön（熟毛皮，皮子），蒙古语中的köm（稀有的皮毛）有关。
3、黄帝兴于戎狄之地，而北方各民族多喜以小儿所穿之某种兽皮为乳名。满人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的名字分别义为“野猪皮”、“小野猪皮”和“豹皮”。[3]（P173-174）
满人是夏亡后豕韦氏迁往北方的后裔，努尔哈赤之名不就是“豕韦”吗？“黄帝以雷精起”（《河图稽命征》），“轩辕，主雷雨之神也”（《春秋合诚图》），黄帝又曾骑龙飞升，神职皆与猪相似，其子孙又有明显的猪崇拜。故笔者认为“黄”更可能特指黄色的野猪皮。因为《本草纲目》中言，野猪虽然各地皆有，惟关西或有其黄。可见黄色的野猪和猪皮都是很稀有的，一下子统一了“黄”的颜色，“皇”的尊贵，与蒙古语中的köm也相符合。
是知，黄能者，即黄色的野猪，有尊贵的意味，故其神性特强也不足为怪了。
猪在上古之时有很高的地位，由野猪向家猪的驯化使它的神秘力量贯穿了狩猎和农耕时代。最早的图腾崇拜发生于旧石器时代原始狩猎经济基础之上，出于恐惧，先民对一些猛兽心怀敬畏，将其作为图腾使人与猛兽等同，以此祈求猛兽不加伤害并予以保护。有人认为崇龙乃由畏鳄而生，其实中国古文明源于黄河、黑龙江、长江三大河域，其中黄河文明发源于黄河上游，与黑龙江流域的燕辽文明皆处纬度甚高，而北纬35度以上就绝少有鳄，所以因畏惧而被最早最广泛崇拜的实当为猪。（猪与鳄、蛇等崇拜并不矛盾，皆是龙崇拜的重要“部件”，将在后面提及。）野猪虽是杂食性动物，但性凶暴，《说文》释“豦”：“斗相持不解也”，豦即剧古字，上虎下豕，正“豕虎之斗不相舍”也。野猪能与虎斗，足见其凶猛。人若被野猪咬噬，其獠牙造成的伤口往往在股动脉处，极易流血过多死亡。难怪猪犬齿会带上了神秘色彩，经常出现在大汶口、山东龙山、良渚等遗迹的墓葬中。
随着捕猎工具的进步，猪由先民敬而远之的猛兽逐渐成为猎捕的对象。这点在古文字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彘作野猪中箭状；隊即坠古字，作猪落陷阱状。但正面以网捕猪仍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野猪冲突之力极大，又易被激怒，日本有“猪突猛进”之词，与汉语中“狼奔豕突”皆是言之，故敢字即作人手持网迎面捕猪之形。这时的猪开始作为食物资源被神化，对猪的崇拜有了某种特殊关照的意图，先民企图通过某些仪式强化对食物资源的操控，如增加猎物的繁殖数量以保证狩猎的成功。
这种对食物的依赖形成的崇拜一直持续到农耕时代，野猪被驯养了，这本来就是农业定居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过程。“家”在甲骨文中作人下或屋下有豕状，金文族徽铭文中有人手牵两畜（或无），跨下一猪之形，即表示人将猪家化，当是家字。家猪成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为鹿、鱼等不及。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盆上，捆扎整齐的一束稻穗与猪纹同刻在一起，猪和稻成了畜与耕的代表。此时，猪被红山文化等广泛用作祭品，其中与神灵分享，乞求农丰畜旺的用意自不待言。
玉和猪龙有着不解之缘，猪崇拜兴于北方，我国古代主要玉料来源也在北方，王大有先生更认为“琢”作“豕族”人双手持器攻玉象，奉封豨为玉工之鼻祖。距今6000至5000年，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广大地区的红山文化是“玉猪龙”的家乡。在辽宁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墓葬，出土的环状兽形玉（图7-（1）、（2）），兽首吻向前突，前部并列一双鼻孔，吻部和眼周有多道线纹表现出皮肤皱褶，双耳宽厚，獠牙现于唇外，原形明显是猪。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一只“玉龙”（图7-（3）），“龙”身中有一孔，若系绳悬挂，头尾恰在同一水平线，当是悬挂的饰物。其头部有长且略上翘的吻，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有一对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单凤眼，颚底额头细刻方格网状，背有长鬣，明显是猪首。1987年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只形状相同的玉龙，称其为“玉猪龙”并不为过。
牛河梁的“玉猪龙”多发现于积石冢，每座积石冢中有一中心大墓，在一大墓中两条玉猪龙相背置于墓主胸部，当有引心中魂魄升天之意。积石冢之南有一山，山头轮廓似猪，称为猪首山，“猪首”面北，其正对十公里外有一“女神庙”遗址，庙、冢、山由北而南成一线分布。可以说，这片遗迹的选址与猪首神山有密切关系。“女神庙”因其中的陶塑女性像而得名，这些女神像皆腹部隆起，有孕妇特征，有的还以巨大的乳房突出女性特征，当是生育女神，有人认为即是女娲。神庙中又多有泥塑猪龙，有沟通人神之意。牛河梁环山出水，乃高禖之地，更证明此庙主生育。
巧的是在河南少室山的“启母石”附近，建国后仍有一“猪儿奶奶庙”，“塑有女神像，座旁塑着若干小猪。凡企求生育的妇女都到此庙烧香许愿，并献小泥娃娃。泥偶作捧桃式，求子者画红桃，求女者画绿桃（心形），并在泥偶头部拴红头绳。拜过女神后，返回时沿途用手作吆猪动作，怀揣泥偶，嘴发‘噜噜噜’之声，意为吆着小猪崽回家。如果真生了孩子，就必须到庙中还愿，并呈上小泥偶。”[4]（P346）此庙与红山文化之“女神庙”相距遥遥千里，悠悠五千余年，在神祗布设与职能方面却十分相似，绝非偶然。少室山在《山海经》中纪于《中山经•中次七经》，《中次七经》“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神皆人面而三首，其余属皆豕身人面。”显然河南猪崇拜也古已有之。
“猪儿奶奶庙”的吆猪求子仪式有明显的母系图腾崇拜痕迹。小泥娃娃作为一种“灵媒”，可以引入图腾兽的“灵”，再将其导入妇女体内，妇女感应猪图腾而怀孕。那“女神庙”中的女神是否也是受猪龙而孕呢？笔者认为应当如此。
现在让我们暂停，看一下的古文字中的龙（图8）。其形体作S或C状（正反皆可），大多数无足，C状者当是承红山环状玉而来，而S状的体形在辽西也有根源。在红山文化前，有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000余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与其地域相当，年代相继，考古认为分别处在农业发轫，农业发展，农业发达阶段，野猪—家猪一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属赵宝沟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了一件鸟兽图尊形陶器（图9），其中猪纹即是野猪首而S形蛇身，与龙字之身何其相象！再看龙首，其吻端上翘，正与陶尊猪纹及玉猪龙相符，也与图1-（1）的豕字相同。鳄类吻端扁至鼻孔而有隆起，且有足，与龙字不符。
龙首冠角，各家众说纷纭，皆有可信之处，盖龙角本非只一类也。我们看到龙角多有作小柄扇形或T状，家猪的耳朵不正是小柄扇状吗？图2-（1）、图3中的猪皆被突出了上翻的大耳，金文中的豨韦更有夸张的猪耳，牛河梁的玉猪龙双耳也十分宽厚，由此可见，如同獠牙成为野猪的标记一样，大耳是家猪的重要标记。猪耳可能也是龙角的一个源头。图2-（2）中猪耳作T状，当是猪耳柄上翘，耳面平于视线的摹描。图8-（12~14）之耳最似猪。众龙字下有双手者，表供奉也，又图8-（12~13）龙上方有“子”，意奉龙而得子，人为龙子，与上文两庙中奉猪与猪龙之意相同。图8-（1）、（2）、（5）中“龙角”为云纹，小山遗址陶尊之猪亦顶云于首。云角为镇服刑杀者，源于顶“辛”之龙（图8-（6~7）、（15~16）），上文提到《说文》：“豙，豕怒毛竖。一曰残义也，从豕辛。”（图10）文字中带辛之兽只此二也，绝非巧合。“豕曰刚鬣”（《礼•曲礼》），《山海经》郭璞注：“猪夹项有粗毫，长数尺，能以之射物也。”又《山海经图赞》：“刚鬣之族号豪豨，毛如攒锥，中有激矢。”豪猪又称“修毫兽”，鬣是野猪的特有标记，翁牛特旗出土的两只玉猪龙夸张地强调了长鬣，在文字中，如锥长鬣可能被抽象为尖锐的锥状物。妾字亦戴辛，有学者释辛为黥面刑具，亦如锥之尖锐利器也。龙顶之辛可能是猪鬣的抽象，同时也是其原为猪的标记。
总之，猪蛇的结合是最早的原龙纹，S型的蛇躯更有一种飞升的意味，可能是对猪交通天地神力的描绘。蛟龙之属的鳄类成为龙的直接描摹对象当是在夏朝之后。自伏羲、黄帝、颛顼、鲧、舜而至启，这些被奉为华夏之祖的君王将他们兴于陕甘、内蒙南部等北方地区的部族带入中原，更与南方的文化不断交流。渐渐，猪作为六畜之首失去了刚被驯化时神性，这位龙的母亲也就被崇拜者的子孙淡忘。南方文化的蛟鳄因与野猪习性和形态相似而继承了龙的神性，但却还是留下了龙母的姓：鼍（即扬子鳄）音与彖近，“彖，豕也”（《说文》）。扬子鳄称“猪婆龙”，蜥蜴称“猪婆蛇”，又分别称“江猪”、“山猪”，从猪也，当是猪蛇联姻，猪母生子，母系社会“姓”原从“女”。笔者认为此名是在鳄被认为是龙的现实形象后加于鳄的，也就是后人为从神化的猪身上抽象出的原龙寻找到鳄作为新的现实载体。
红山玉猪龙在商代得到了发展，从商早期龙形玉（图11）到中晚期（图12），其间猪的形象慢慢褪去，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猪耳由大变小，由扇形（图11-（1~3））变为心形（图12-（4~6）、图13-（3~4）），最终变成“且”形角（图12-（5~15））的过程，但猪前端上翘的吻这一重要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
《庄子•大宗师》列古时得道圣贤，以豨韦氏为首，曰：“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次在伏羲、黄帝等之前。成玄英疏：“豨韦氏，文字以前远古帝王号也；得灵通之道，故能驱驭群品，提挈二仪。”按《路史•前纪•因提纪下》有豨韦氏，次在有巢氏、燧人氏之前。由此看来，豨韦氏当是上古开天辟地之神。在汉墓画像石上的伏羲女娲像，有一种是伏羲执规画圆以象征天，女娲执矩画方以象征地，中间一人紧揽两人。陆思贤先生以为可称之豨韦氏[5]（P281）。颇符豨韦氏挈天地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豨韦氏是一个掌管天地、阴阳交通的神，这可能与先民以猪腹象征混沌未开的宇宙有关。
同为开辟混沌之神，盘古神话无疑流传更广，而在中原的盘古神话中，除开辟神话外，还广泛流传着盘古兄妹补天、合磨成亲、抟土造人这些本属于伏羲、女娲兄妹的神话，与南方的盘瓠神话相呼应。河南桐县盘古山神话中，盘古夫妻男称“盘古”，女称“盘古女”。巧的是如同与豨韦相配，女娲有一名曰“女希”。果真是巧合吗？有学者考证，伏羲、盘古、盘瓠声训相通，殆属一词，又希、豨、羲同声通假，韦者，或释为皮，或释为大，故豨韦氏盖即盘古也。或言伏羲乃女娲的男性化，则豨韦当是女希所化，后又讹为三人。徐旭生先生怀疑豨韦就是女娲，是有道理的。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云：“太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华胥乃伏羲之母，豨韦乃伏羲之母胎，胥、豨、羲亦同声通假，女娲称女希亦有人考娲、羲古音相近，一切皆可归到一“豨”字。郝懿行言：“猪彘声转，豕、豨、彘俱声近”。（《尔雅义疏》）笔者认为，华胥、豨韦氏乃源自北方一崇猪部落，伏羲父族雷泽当是以蛇或鳄为图腾（笔者倾向于蛇），其时尚在母系社会，故伏羲虽得父族之蛇躯，名却与母族相近。且母系社会时，图腾崇拜方盛，人即图腾兽，图腾兽即人。因此，女娲、伏羲之“蛇身人首”在崇猪部落中也就是“蛇身猪首”了。后世之人已认识到图腾兽与人的区别或不再崇猪，自然不明就里。
古籍中又有“封豨（封豕）”者，“封”可释为大，封豨亦豨韦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提到封豕乃有仍氏之女玄妻所生，其父乃夔。玄妻者，黑猪也，夔亦蛇鳄之属，也是猪蛇联姻的反映。即“旧说龙与蛇师（四脚蛇）为亲家焉”（《酉阳杂俎》）者。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载：
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门。
孔甲以刘累为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正说明豢龙之职一直由猪图腾的豕韦氏之后担任，更此龙可畜可食，非野猪为何？
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种璜类玉龙（图13），或认为即“虹”兽。从其突出背鬣来看，当是翁牛特旗玉猪龙缩短的变化（翁牛特旗玉猪龙悬挂时皆作Ω状）。其实所谓“虹”兽，甲骨文中作拱身双头，很可能取自于象征虹的红山玉猪龙双首璜玉（图7-（4））。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过一只双猪首三连环玉佩（图14），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发现过类似的双猪首连体陶饰。《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这些双首兽就是“并封”（图15），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封豨”。并封又称“屏逢”、“屏蓬”、“鳖封”，闻一多《伏羲考》谓并封、屏蓬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俱有合义，乃兽牝牡相合之象也。故并逢是将猪交配神化的产物，明显出于生殖崇拜。而丰、封在甲骨文中分别象蔓菁与植蔓菁之形，蔓菁是可无性繁殖的块根植物，易载易活，根叶茂大。植物的无性繁殖在先民的眼中当有自为牝牡的神秘意味（郭璞言豪猪即“自为牝牡”），亦与闻一多之意相通。
伏羲母华胥风姓，风、逢同音相通，且古语“风马牛不相及”，云牛马异种，不可合牝牡也，字义亦同逢，故风、逢一事。古无轻唇音，据古音学家拟测，风上古声母是复辅音[bl]。在多民族融合为华夏族过程中，复辅音渐次消失，遂失[l]变成“风”，或失[ b]变成“龙”，或衍变成双音节词“丰隆”。而《说文》言“庞”“龙声”，故龙古音又有一读与封、彭、丰、逢、蓬近通。伏羲又作宓牺、庖牺，一音之不同记法，伏、逢上古音近，伏羲者即封豨也。龙亦从风、逢而得音。联系上文徐旭生先生怀疑豨韦就是女娲的说法，可知伏羲（封豨）和女娲（女希）原来确为一体，即是象征兽牝牡相合之象的并逢，不过因为与蛇族联姻换了蛇躯而已，合则为一（即图7-（4）所象虹兽），分则为二（将正反S型龙字各一重叠之象）。
“风”衍变而成双音节词“丰隆”，是云雷之神，《离骚》云：“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淮南子•天文训》：“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又是导雨神。猪因其体色多乌，形似雨云，发声闷响似雷也成为了云雷之神。唐人房千里《投荒杂录•陈义》云：“雷之形……豕首人身，状甚异。”李肇《唐国补史》卷下言：“雷公……其状类彘。”《太平广记抄》卷六十二《天部•雷》引《录异记•徐俐》谓雷神“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引《传奇•陈鸾凤》描写是“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段成式《酉阳杂俎》八《雷》：“贞元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喫之。”皆以猪为原形，杂糅其它。这类神话广见于唐朝，当是唐代与北方各族的交流“复活”了中原的“神话化石”。反观《山海经•海内东经》与《淮南子•地形训》中“龙首人头”的雷神形象，亦可反证伏羲、女娲之“人首蛇身”当是“猪首蛇身”，上古猪人相通。
封豨又作封豕，是“主沟渎”的星宿。猪自古被认为是“太阴之物”，《毛传》郑笺：“豕之性能水”，郑氏注月令：“彘，水畜也”。既然又是云雷之神，成为雨水之神也很正常。这是因为猪与农业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紧密联系而被选为沟通天人的神物，用于祈雨、防涝等祭祀（更古之时当是巫术）中。我国传神话中的河神名曰“冯夷”，因冯古音又读“凭”，故又作冰夷、彭夷。“冯夷”即“封豨”音之转，冰、彭者，与并、屏通，亦即并逢。其实冯夷最早作“冯翼”，《楚辞•天问》：“邃古之初，谁道传之？上下未形，何以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即上文豨韦氏开辟之初之象。盖先民以封豨自合牝牡象征宇宙阴阳未分、天地未开。《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泊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雒嫔即宓妃，传为伏羲女。《淮南子•本经篇》说羿“擒封豨于桑林”，当是羿破各地封豨之后裔。
桑林是一支封豨族居住地，与牛河梁相似，是典型的高禖之地，地形和环境皆有雨水和生殖的双重含义。神话中与桑有关的地名除桑林外还有空桑、台桑、扶桑等，皆有相似的神秘色彩。
《山海经•北山经》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史记》载颛顼乃鲧之父，黄帝之孙。颛顼与猪有明显的联系，颛顼是北方之帝，尚黑，主水；猪被称为“北方之牲”（贾谊《新书•胎教》），色黑，亦主水。《山海经•海内经》又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多出韩流一世，而颛顼的这位父亲长首小耳，猪吻猪趾，是野猪之相。《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谓之梼杌。”《左传正义》引《神异经》“梼杌，状似虎，豪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能退。”有人以为当是鳄鱼，其实“虎足”、“尾长丈八尺”是否由鳄而得还值得讨论，“能斗不能退”正是“豦”字之义，鳄鱼捕食则是为保存体力，往往一击不中便不再追击。由此，颛顼一脉是有猪崇拜无疑。且颛顼帝所司之职无大于其“绝地天通”，使人神不能由天梯往来，以结束“民神杂糅”的状况。学者多认为是收众巫觋之权而专之，使巫术上升为宗教。此职能正与伏羲缘天梯建木登天之能相对，皆是掌管天地交通，与豨韦氏相同。
台桑即社坛附近的桑林，是禹和涂山氏野合之所，《天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桑台？”
扶桑是天梯的一种，又称扶木、榑木。伏羲之建木也或称榑木，皆通天地之神木。《十洲记》云：“扶桑在碧海之中，长者数千丈，大者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而生，更相依倚，是名为扶桑。”《十洲记》亦云：“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立。”可见这种神木的特点为“扶”，所谓“扶”者，两树相交，即逢也。扶桑实为树木中的并逢。
众所周知，孔子是其父与颜氏女野合而生，还有禹和涂山氏野合生启，都反映了一种带有蛮荒色彩的风俗，即“会男女”。《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桑林、云梦这样的高禖之地正是会男女的场所。在民间男女相奔时，帝王也作出表率，《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天子所御，弓矢于高禖之前。”即是说仲春时，王携妃嫔至高禖之地，按古仪模仿鸟兽交尾一样在高禖祠前于妃嫔交合（即“御”也），所幸者授予“桑弧蓬矢”以祈求生育。西方（包括西亚）古代多有神娼制度，妇女必须在婚前在女神庙内失身于外乡人，君王在重大节日时与神娼交合。这是一种宗教义务，弗雷泽在《金枝》中说：
人们认为他们的结合是促进各种动物和植物的繁殖所必需的，还有，这一对神灵的神话婚姻为人类两性的真正的、虽是暂时的结合所模仿，地方就在女神的神庙里，为的是要用这种方法保证大地丰收，人畜兴旺。
中国古代的野合也有相似的宗教（或巫术）内涵，而上古的“巫”即类似高级的神娼。《说文》：“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对神以男女之情相诱，即朱熹所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靠天吃饭”农业社会，故这种仪式又成为祈雨仪式，并与开山治水发生联系，猪在这一联系中成为关键因素。
汤曾求雨于桑林。民间更广泛以阴阳交合作为祈雨仪式。万建中先生在《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叁、十种主题个案的文化解读•赶山鞭形禁忌主题》中有详细讨论，其中引陈建宪言：“在庚子日都必须夫妻交合，两地分居的夫妻，政府还规定官吏的妻子必须探亲同房，以人间的阴阳交合诱使自然界的阴阳交合，从而达到祈雨的目的。”
各地的开山治水神话大致两类，一类为主人公化兽开山，以大禹化能开山为源。有一则大禹中州治水神话，情节与“启母石”相似，不过最后因河未开成，禹一怒杀妻为山，而其中大禹所化正是象征水的黑猪，可为“能”字考之旁证。其它还有汉张渤化猪开山、明姜村黑猪拱河等。
另一类是主人公赶石治水，其中之石多化为猪。情节大致相似，可归纳为：
2、
3、
万建中先生考证“鞭石”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求雨巫俗仪式，鞭是男性、阳的象征，石为“阴石”，“‘鞭石’是性行为的‘隐语’”。[6]（P213）猪与“阴石”因颜色形状相似，又皆属阴，故可互换。
得到如此珍贵的材料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分布于太湖周围、距今约5100~4200年的良渚文化。良渚玉器上多有被称为“神徽”的雕刻（图16、17），“神徽”以兽面为中心（前期只有兽面），上有一半身神人，神人或简化为兽面上方的小眼和横棱（如图16-（2）），有的兽面左右各琢一鸟。臧振、潘守永等皆认为兽面乃是猪面，王大有先生更明确指出“神徽”表现的是崇猪的封豨族与崇鸟部族的联合。从两鸟附于左右来看，封豨当占主导地位。有人根据兽生爪而非蹄，认为兽面表现的是虎。臧、潘二位以美国纽约东方艺术拍卖行的一件良渚式玉饰（图18）证明兽面是猪无疑。玉饰上的猪圆耳獠牙，有三个长长的爪甲，正与图1-（1）之“豕”相符。综合“神徽”和玉饰上兽爪不难看出，其爪甲直接生在脚掌末端，无鸟类发达的趾，当是兽爪，又长而不内收，当是熊掌。古人总认为熊“似豕”，熊与猪的这种融合可能就是能兽误为熊的原因之一吧。
一般认为，“神徽”中的神人是骑兽而升天，而图18中的神人却是在猪的后方，似乎矛盾。笔者认为，“神人”很可能是主持类似“御猪”仪式的大巫师（“神徽”上猪有长獠牙，已是抽象化的标志，与“御母猪”并不矛盾，且母野猪的犬齿也很发达），故“神徽”（或单独的兽面）多雕刻于祭祀用的器物上以表示持有者沟通天人的权利。“神徽”、“敬霞”、“鞭石”这些事物所存在的地域，古时皆是三苗之地。尧、舜、禹皆对三苗进行过亲自征讨，舜更重视文化征服，他们看三苗“不顺眼”的主要原因是“苗民弗用灵”，原始的摹拟巫术与中原的宗教化巫教不适应。“灵”古字上雨下巫，是特指祈雨的女巫，《楚辞》中的灵字多用如巫。“弗用灵”即是不“以阴巫下阳神”，不用神娼，那摹拟“并逢”时巫王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图腾兽——猪。因为猪是通天地的神兽，仪式的目的本就是“上达天听”，与骑兽升天也不矛盾。另外，骑兽动作本身在仪式中亦有“御猪”之意。
仪式中的猪因为又作为一种食物来源被崇拜，最后可能被宰杀献祭，这与图腾崇拜并不矛盾，在其他民族的古老仪式中亦有佐证。
【参考书目】：
[1]袁珂著 《中国神话大词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8年版。
[2][3]唐善纯著 《华夏探秘》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范明三著 《试论河南民俗美术的考史价值》 中国民俗学年刊 1999年版。
[5]陆思贤著 《神话考古》 文物出版社 1995年版。
[6]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7]转引自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原载潘朝霖 《崇尚母猪的水家雨水神“母猪霞”》（未刊稿） 1998年12月参加全国民俗学代表大会入选论文。
[8]转引自万建中著 《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原载潘朝霖 《水家祈雨活动“敬霞”试探》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89年4月版。
□辽宁日报记者/王 研2009.4.7.星期二
让孩子们更了解中国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在哪里？
历史教科书中不见牛河梁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向南鸟瞰
第二地点向西鸟瞰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祭坛
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
第二地点出土了玉猪龙，马蹄筒
第二地点出土了玉猪龙
第二地点一号冢第四号墓马蹄筒
二地点7号墓葬3人，都为二次葬，分别随葬玉璧和玉环。
14号墓出土了勾云形玉佩与玉镯
一号冢第21号墓出土了马蹄筒，兽面玉牌，玉琮形器，玉龟壳，双联玉璧，勾云佩，玉镯，大玉璧等等众多件玉器
第27号墓
27号墓出土的双勾形大勾云形玉佩：长28.6厘米
第9号墓勾云形玉佩与石钺出土状况
第11号墓玉方璧出土状况
第三地点为圆形单冢，冢界直径约15米，规模较小。出土的重要玉器有玉镯，玉臂饰等。
第三地点出土的玉臂饰
第三地点出土的玉镯
第五地点一号冢第一号墓
勾云形玉佩长20.9厘米
大玉箍直径7.5厘米
出土的玉龟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被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冢的上部多被扰乱。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中心大墓（第四号墓）
玉人，长18.6厘米
玉凤长19.5厘米
第十六地点的方璧
第十六地点的勾云佩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的棒形玉器：长分别为14.8厘米，15.5厘米和22.6厘米。
小玉鸟，宽3.3厘米。
双熊首三孔玉饰：长9.2厘米。
玦在眼窝内出土时的情景
牛河梁女神庙望猪山
牛河梁女神庙
复原牛河梁女神像
从“玉神物”说来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本质内涵-----朱成杰
摘
关键词：“玉神物”说；红山文化玉器；本质内涵；人与自然；人天合一
一、“玉神物”说的提出
“玉神物”的说法出自《越绝书》中风胡子与楚王的一段对话，是风胡子向楚王讲述兵器演进的历史时，特别加上的一句话，全文如下：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做铁兵，威服三军，天下向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越绝卷第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
2004年3月，杨伯达先生在中国文物信息网发布《“玉神物”解》一文，针对风胡子的这段话中“玉亦神物也”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了三方面的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的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灵吃的食物；3．玉是通神之物。
杨先生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玉神物崇拜，供神享用以及通神的灵物和圣物之总汇就是巫以玉事神的基本内涵……巫所引申创造的玉神物的论点或学说，它不仅赋于以自然生成的玉以神灵，使其从根本上、理念上、实践上等多角度区别于石，使玉跃进神灵世界。从此派生神秘的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和不同功能，而有别于其它各种自然物质。使玉除了固有的美学基因外，还获得了人为的神学成份及其神物的法力……以神物玉所制的事神用的玉器理应称为‘玉神器’，而不是文明时代帝王用于祭神的祭器或用于典章活动的礼器”。
这样的结论，在玉器研究领域是振憾人心的，是玉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丰碑。从风胡子的一句话，到杨先生的深刻诠释，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玉学玉文化关于史前古玉的一个暂新的学说，即“神玉说”。本人因多年结合红山文化探索宗教信仰问题，对红山玉器的理解一直是从“神玉说”角度，从中华民族文化奠基的深度，以及古老民族魂的高度来思考过红山玉器的本质内涵。故将自己多年对红山文化的探研与思悟，顺着杨先生“神玉说”的思路，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内涵做一小叙。敬请杨先生及各位专家学者斧正。
二、红山文化玉器的神物功能
风胡子所说的“夫玉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是在论述兵器演进时说到“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之后而补充的一句。他告诉我们在黄帝之时或以前，玉被崇敬为神物。关于黄帝时代距离现今的年代，史学界一直意见不一，有人说是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有人说是5000～6000年间。已故考古学家苏秉奇教授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现在学术界大多以为黄帝时代与红山后期的大致年代相对应。甚至有的学者(王大有)直接将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定位于以牛河梁为代表的辽西诸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所对应的年代。陆思贤先生甚至认为牛河梁女神庙中供奉的恰是黄帝的母系祖先女娲娘娘及其女儿们。笔者也同意上述观点，这样就可以在红山文化范围内讨论黄帝时代的玉器功用，考证风胡子的“以玉为兵”和“玉神物”之说。
如果说玉是神物或事神之物，那么红山文化玉器事的是什么神？其本质内涵是什么?牛河梁玉器多出自大墓，早有如郭大顺等著名学者，研究这些拥有精美玉器的墓主人，一定是从事神祉活动的祭司也就是沟通神灵的大巫。2002年牛河梁第16地点又有重大发现，出土玉人、玉凤等重要玉器，墓主人的神秘身份又使人扑朔迷离。要理解这些玉器的神秘功能，我们就要从拥有这些玉器的墓主人的身份入手，探索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从而揭开红山“玉神物”的内涵。
1．“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易道全息宇宙观
红山人已有了成熟的盖天宇宙观，东山咀和牛河梁的建筑形制都是按着南园北方的规则修建的。笔者于1998年发表的《红山文化与易学探源》一文，揭示了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其中指出遗址的布局是按着伏羲先天八卦的方位，取四阳卦和四阴卦中阳生与阴生的震巽两卦为代表，用一条巨大的S形太极曲线将这两卦的方位连起来，构成牛河梁遗址的主体布局（如图）。震卦就是女神庙和大型祭祀山台的位置，震就是太阳，表示阳生卦，日出之象；巨型金字塔形建筑就是巽卦的位置，是阴生卦，日落之象。而连接震巽两卦的中间，则按着标准S形曲线精心选址，在绵延数公里、高度相近的山岗上分布的正是那些随葬精美红山玉器的积石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震位的女神庙，供奉着比真人大三倍的女祖神及其女儿们，以及陶塑的龙凤侍神。神庙后面是近万平方米的大型方坛，构成庙圆（圆形主室）在南以象天；坛方在北以象地。在坛上祭天法祖，正是把天与祖先神视为等同，天的象征是太阳，人民受其恩泽类为万物，以象大地，故而在大型山台上人民祭天法祖，正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隆重写照。巽位的大型金字塔型建筑，因还未彻底发掘，性质不详，但其土石工程所动用的人力使这个建筑已构成遗址西南端的重心，与女神庙正好成东北西南正方位对应。而在震巽这两个方位之间，便是以S形曲线分布在各山岗上的积石冢，精美的红山玉器就与他们的神秘主人埋藏在这些积石冢内。为什么要取伏羲先天八卦的震巽两卦来布局牛河梁圣地呢？因为这两卦在先天八卦中五行同属木，震是太阳将出未出，巽是太阳将落未落之时，分别代表阳生与阴生，是四阳卦和四阴卦按卦序相衔接的中间纽带。故清•胡煦《周易函书》云：“木兼气形，故中处焉”，又云：“万物之生始于气而终于形…伏羲八卦雷风之始始于气也，山泽之形终于形也，在中者皆雷风之气，在外者皆山泽之形，以示万物俱由中起，气始形终，生中生外”。这段话阐明了牛河梁遗址这种特殊布局的内涵。震巽两卦是衔接无形与有形、阳与阴、天与地的中间纽带。故起到平衡阴阳，以中为度的作用。这种强烈的“尚中”理念，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这个“中”是天地之中，阴阳之中，这条S形曲线是表达这个“阴阳持中”理念的最好图形。它成为后来阴阳太极图的主线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埋在这条曲线上的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随葬精美的红山玉器。这些人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沟通天地阴阳的神巫，他们可以与象征太阳天的祖先神沟通。他们还可以与象征大地的人民沟通，可以向祖神表达万民的民意，还可以代表在天祖先神向万民传达神意。王乃万民之主，民意即王者意，那么这些人就是王者与神者之间，地位极高的祭司神职人员。那么他们所佩的玉器也就起到与他们的身份相一致的作用，是人与天(神)、与地(王)沟通合一的法器、神物。在这条曲线上的第二地点的东侧是圆形冢坛，西侧多为方型冢坛，中间是那座著名的三重圆祭坛。用特意精选并从别处运来的红色圭形岩石，尖朝上围成三重圆坛。每圈红色石头外又是红色的无底筒形器，红色象征太阳、天代表阳。冯时先生考证，此为《周髓算经》盖天七衡六间图的原始蓝本，代表盖天图，是遗址的核心。它表示天穹之中心，两侧的东圆、西方形冢坛表示太阳东升西落(禺谷与汤谷)，一阳一阴。最精美的大型玉器就出自这个地点。把精美的玉器与使用它们的地位显赫的大祭司葬在穹窿天的左右，就说明祭司与玉是现实中拥有最高权力的王者以及故去的祖先神实现最后与天合一的媒介。祭司是懂得阴阳法度、合和天地具有心身与阴阳两界沟通的至上圣者。他们具有类似于佛教天目之说的天眼，可以洞悉神灵世界。所以在第16地点所出土的玉人在前额处就有一个竖起的眼状凹坑，实则为天目也。这尊玉人就是一位大祭司的形象原型，双手抚于胸前是一种祭祀仪规。那么在祭司手中的玉，就可能是敬献给天神的享物或是证明自己身份的凭信之物，那为什么要用玉来做这种事神之物呢?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牛河梁红山先民的信仰理念是实现地、人、天三者的合一。祖先神供在震位类太阳以象天，王者统治的是“天”下之地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用什么来供奉在天之神灵呢?一定要取大地上最好的东西，既然天带表着阳、无形；地则带表阴，有形，那麽在普天王土之中取有形之神物(事神之物)，就一定要有它的原则。我想在选择神物的材料时，除了它要美观好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能。大地之有形乃为山石，但大地之上先民们可以视为最好的东西并非土石。那么，大地之上什么才是原始先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呢?
2．玉本质与水崇拜
水是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存在第一需要物，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水应是最先被赋于灵性的自然崇拜物。红山古国时期，西辽河流域植被茂盛，水域深阔，水族生物如，龟、蛙、鱼、蚌等十分丰富，笔者曾与同好考察过大量的红山文化遗址，它们多建在水域西、北侧的阴面高地上，而那时河流的水位线是非常高的。我们曾捡拾过巨蚌的蚌壳标本，说明当时有极深阔的水域。红山古国的先民多以渔猎为生，他们最初萌动的艺术与宗教情结，应该与水有关。所以首先产生水崇拜的图腾，那就是水族生物，最后集合为“龙”，龙就是水族崇拜物。待红山古国乃至此前的先民从石中辨识出玉来时，最初那种对水的特性的理解与崇拜，成为玉石分化的一个重要动因。玉在质感上除了硬度这一项外，有着与水太多相似的特性，如透明、温润、清凉、纯洁、细腻、深邃。而且美玉是不易得到的稀有之物，物以稀为贵，它又具备水一般的灵性，加上玉本身的刚性，可谓是山石之精配水之灵，那么玉也就具备了刚柔相济的神性，刚与柔本身又是阳与阴的特征。在大地之上，水虽有灵性，但不能成器物；山石虽有形，却无水之灵性，只有玉才兼具了大地之上最好的两样东西的特性。所以被祭司大巫选为事神之物，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再加上玉的光泽有阳光一样的特性，以此大地之上的精灵之物与天相合而取悦于在天之神，最后取得天、地、神、人相合一的理想境界。
如果用杨先生提出的“玉神物说”来理解红山玉器：第一，它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这种以玉为载体的神灵，包涵了大地山川和水之精灵，它被认为是大地之上最有灵性的东西，所以才有资格被选中用以事在天之神。第二，玉是神之享物。根据阴阳平衡持中的信仰理念，在天之神属阳，在地之神属阴。所以玉神被送给天神做礼物，是天之神最需要的，也是最恰当的，有阴阳和合之意，所以是最好的享物。3．玉是通神之物。玉即有阴阳之性，本身做为地之神物又是天之神物的祭品，所以玉本身就是可以沟通天地之神的法器。许慎《说文》：“神乃申也”，神（）字本身就是一条太极曲线，表示沟通阴阳之意。再回想到牛河梁的S曲线布局，这个字的原始字意是否也源于此呢?
如，玉猪龙、玉龟、玉蛙本身就是水族崇拜物做成；勾云形大佩，就是云篆符，黄帝是轩辕氏，本名天鼋氏（就是龟）；还有通天地的筒形器等。
以上是红山玉器的本质内涵，其它的可以视做此本质的引伸和瑞化。
新出土的玉凤在墓主人头部，这件大型鸟类器物可以视为红山所有飞禽类玉器的代表，据挖掘此墓的辽宁省考古所王来柱先生研究、查阅大量的鸟类动物资料后，发现与此玉凤最为接近的是一种称为鹄的鸟类，它飞得很高，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那种。鸟是太阳神的化身，以玉做成的鹄鸟正是一种取悦太阳的神物，同时可以表达逝者实现灵魂升天的愿望。龙与凤分别代表地与天，阴与阳，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图腾。
玉的质地本身具有永不腐烂的特性，再加上被赋于的神性，它还具有使亡者灵魂升天与祖先神相合一而获得永生的功能。牛河梁所构建的“天圆地方”、“背方州抱圆天”
的“盖天说”天人合一全息宇宙观，是红山先民普遍的信仰理念，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合谐关系实现生命与信仰永恒的美好愿望。红山玉器正是表达这种观念的物证，是中华民族皈依祖先神的通灵神物。它所蕴含的人天合一的文化理念，正是现代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的危机以及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的法宝，是接引人类精神回归自然伊甸园的绵绵福音。
作者:《辽宁师专学报》编辑部
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的文章。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玉人、玉凤及相关问题
作 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来柱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Ｍ４出土玉人、玉凤等８件玉器，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发掘者，笔者想就玉人、玉凤及相关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玉人，出土于墓主人盆骨左外侧的腹部，顺置，反面朝上。淡绿色软玉，背面见有深浅不一的红褐色沁斑。裸体，立姿，体形圆厚。整体形态作祈祷状。人体外轮廓线用片切割技术砣出，并在颈、腰、踝等关键部位，着力打磨，将人体分成头、躯干、腿、足四部分，各部分转角圆缓，琢磨光滑；胸廓与上腹分界线处、腹股沟处、两腿及腿足分界线处亦见有片具切割与修整痕；五官、上肢等细部用阴线雕刻，线条宽短而概略。整个造型优美，神态生动传神。背面在颈的两侧及颈的后部对钻３孔，呈三通状。通高１８．５、宽４．５、厚２．４厘米。
玉凤，侧面平视造型，体量大。嘴阔而扁平，具有嘴甲，长喙带钩，便于在水中捕食，腿短，着生在腹下较后部，绒羽发达，具有大型游禽的特征；长颈，飞羽上扬，翅长而狭尖，又具有大型飞禽的特征。这种集游禽和飞禽于一身的大型鸟类，只能在'鸿'、'鹄'等雁形目下的科、属中去寻找。玉凤颈极长，弯曲略成'Ｓ'形，背羽上扬，尾羽略下垂，背羽和尾羽之间有空隙，岂不正是天鹅在水中游姿的绝好写照吗？前额长有粗壮的疣突，可进一步确定为天鹅属中的疣鼻天鹅。疣鼻天鹅又称赤嘴天鹅，俗称'白天鹅'，飞行快速而高，可飞升８００米的高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２００公里。天鹅古文献中称作'鹄'，从具象写实的角度，玉凤或可称作玉鹄。据相关资料，距今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正值大理冰期之后，全球气温普遍上升，雨量充沛，气候处于相对稳定的暖湿阶段。燕辽地区，山地、丘陵、湖泊、高原、平原和河流交错纵横，植被为温湿性针阔叶混交林，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有利于候鸟的生存与繁殖，歇息与迁徙。可以说，自古以来，燕辽地区就是亚洲东部候鸟迁徙的主要通道。在今天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达里诺尔湖，还被称作'天鹅湖'，每年十月中旬，在这里栖息的天鹅最多时可达五、六万只。每年春季，天鹅从长江以南飞来，途经达里诺尔，到北极苔原带、西伯利亚、黑龙江等地繁殖；秋季，在达里诺尔休整，再飞到南方过冬。红山文化先民们对天鹅情有独钟，是因为天鹅不仅可以常常见到，而且还代表着幸福和吉祥。天鹅来，太阳向北半球回归，万物复苏，农业丰收，百业兴旺；天鹅去，太阳向南半球回归，万物萧条，寒冬来临。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天鹅的来去还代表着春种秋藏、寒暑交替的季节指示物作用。玉凤用自然界中的天鹅来具象写实，表达了红山先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另外，天鹅的飞羽更换，则为一次性全部更换，故暂时失去飞翔能力，常隐蔽在湖泊草丛中避敌。这种习性也为红山先民们近距离观察天鹅提供了便利条件。牛河梁第十六地点遗址附近古河道纵横，河床淤沙厚达１０米，表明当时水域很广，或许，天鹅也曾在此生活栖息过。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泥塑鸟翅，就酷似天鹅的飞羽同红山文化的其他动物形玉器一样，玉人和玉凤的具象写实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物象模拟，但玉人和玉凤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所要表达的是红山先民的世界观和宗教情感，在玉器造型上还表现为夸张和构成。仔细观察玉人造型，就会发现，头部奇大，大大超过正常成年人头高与身高之比１７．５的人体共性比例，既不符合人体头顶至肚脐与肚脐到足底的大黄金分割法则，也不符合头顶到咽喉与咽喉到肚脐的小黄金分割法则。这绝不是红山先人们在艺术造型上的幼稚和无知，而只能是主观上的夸大与刻意。重视对头（首）部的勾勒与雕琢，忽略对脚（足）部的简单刻画，这历来是红山玉作的一个传统。这种夸大可以为面部五官的精雕细琢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这种刻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巫者首先是一个智者。
如前所述，玉人为巫者形象，墓主人将其佩挂于腰际，表达一种怎样的含义呢？首先，在巫术意义上，接触性巫术讲求'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后仍继续发生相互作用'，即曾经接触过的事物就是永远相联结的事物，按照这一原则，墓主人将玉人佩挂于腰际就是希望在施法时能够得到前辈巫师或已逝的巫师的帮助，从而提升自己的法力，同时表明墓主人也是一个巫者，并可以和前辈巫师单独沟通；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巫者通过对通神权的独占来取得对社会管理权的有效控制，墓主人腰挂玉人，表明墓主人是前辈巫师或祖先巫师的衣钵传人，继续享有对世俗权力（或人群共同体）的有效管理；其三，在人生层面上，墓主人为男性，玉人为女性，玉人正面和墓主亲密接触，是否蕴含阴阳调和、祈求丰产丰收、人丁兴旺的寓意在其中呢？玉凤枕于墓主头骨下，又是怎样的含义呢？辽宁东沟距今约五千五百年的后洼遗址下层出土的人鸟同体滑石雕像（ＩＩＴ１④：５９）或许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一谜团。其正面为人头，反面刻一回首卧伏的天鹅，天鹅在下，人头在上，和玉凤枕于头下的体位关系何其相似，这是原始接触巫术的又一例证。第一，墓主借助天鹅的飞翔能力，期冀生前时常和天神沟通，以知阴晴晦暗，季节更迭，用以指导稼穑、渔猎捕捞等经济活动；第二，人死只是肉体的死亡而不是灵魂的死亡。人死如睡觉，和天鹅的沉睡状相映成趣；双目圆睁，弯颈回首，表明天鹅在前边开道，引领着墓主的灵魂飞升天国；沉睡之中保持着清醒，静卧之中隐含着升腾，正是原始巫术中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具体写照；第三，红山的先民们希望墓主的灵魂死后飞升天国，并在天国继续保佑着他的子民们幸福安康，这又是人的神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河北围场下伙房出
赤峰巴林右旗博物馆征集
故宫博物院
法国吉美博物馆
瀚海拍出
赤峰敖汉旗博物馆
牛河梁出土
天津博物馆藏
大英博物馆
台湾故宫
赤峰征集
故宫博物院
赤峰地区征集
旅顺博物馆
原辽宁文物总店征集
天津博物馆
通辽地区征集
台湾私藏
残件哈佛大学福格东方艺术馆藏
韩城梁带村考古西周墓出土
有文字符号的猪龙
赤峰出土猪龙
天津武清
河北阳原
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出土
国家文物局藏
首都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辽宁建平县征集
辽宁牛河梁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