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今天，一份文件贴在工厂的告示牌上：

1997年的金融风波后，企业一蹶不振，生产陷入了低谷，企业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到了新世纪03年，企业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我们由国有职工身份转变为民营员工，领导由厂长书记变为了董事长、总经理。改制以后，名义上我们是企业的股东之一，但工作、责任、权利实际上与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收入更加大幅的下滑，一些虫们更能拚命的啃食企业，如一根生产配套用的铁链商家的卖出价不到20大洋，但发票上赫然是每根将近40大洋，一些虫更是采购十数年都用不完的标准件，堆积如山的放在仓库睡大觉，一些莫名的餐费一顿高达数千大洋，却不见揽来什么订单，反证有人不用回家吃饭，天天莺歌燕舞，吃的、喝的侃的天花乱坠（偶尔我也被拉作陪），到了最后，大肆的变卖机械生产的设备，一些师傅昨天下午还在开的车床设备，今天早上来就没有了，还将大部分的车间出租，收入仍入不敷出，欠债累累，银行数次封杀帐户，而到手的工资如下：

今天是5月4日，我带领学生到发电设备厂进行参观。记得前一个学期，我带一个数控班的学生上课，曾经有同学问我：老师，哪数控车床的车刀长什么样？与我们家里的菜刀、柴刀差不多吗？听到学生的这种问话，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第二天，我给学生带去了两把车刀，让学生自己比较…..

来到了工厂，看到了熟悉的机械设备，听到了隆隆的    机器声，看到师傅们勤奋努力的工作，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看看学生们认真、仔细的听讲，感到很欣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建设，我的老家从农村一步步变为城郊、城市、城市中心，但儿时的记忆，却总是停留在那低矮昏暗的厨房，贴着牛粪的外墙，更忘不了那与大伯们聚会时的鸡尾锥与鸭屁股！

    位于南宁市西平桥外的茶庵村，以前是荆棘遍地、杂草丛生，日寇空袭南宁时，不少城里的百姓就跑到我们村子附近躲避日寇的杀戮。我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个教书先生，祖母在家务农，很少的薄地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父亲的兄弟有的住在村里务农，有的外出打工自谋生路。我父亲十九岁那年披着一个麻袋，就到了南宁城里给老板打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我们兄弟能回到茶庵村的时候，父亲常常在一些休息日带我们回村里探望伯父们。遇上如春节这样的节日，伯父们会宰一只鸡或者一只鸭，亲手做上几味拿手小菜招待我们。好几次我发现，伯父们在饭餐开始，谁做菜谁都首先用动筷子拨动某个特定地方，夹出一个鸡尾锥或者一个鸭屁股，美美的品尝起来。回到家里我问父亲：伯父是不是把鸡尾锥和鸭屁股特意的藏起来让自己能独自享用？父亲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原来父亲的几个兄弟对这款美味都情有独钟，是谁做菜玩这个

    2008年过去了，盘点一年里忙碌的工作，竟然将自己也吓了一跳：

元月带了一个班到桂林第二机床厂实习，期间与桂林的网友荷叶、河边人见了面；

三月上课后上半年带了一个班的理论课，三个班的数控实训课，全系四个大班的电工上岗证的考证理论、实训课；

作为学院的督导员参加了全年的督导工作；参加系里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系的精品课程录像；

6月7月8月放暑假期间带了两个班的糖厂职工电气控制技术的理论课、到了来宾的凤凰糖厂上了糖厂员工的技术课、带了一个班的糖厂员工的高级维修电工班的理论、实训课、在市里带了三个电气高级、技师、一个高级维修电工、二个的中级维修电工理论及实训课；

9月上课后带了三个班的理论课、三个班的数控实训、两个毕业设计组的论文指导、一个班的论文答辩；

学院评估专家听了我的课，获得了好评；年终参加了系里两个课间的制作；

参加了鉴定中心的数次考评工作、出席

    到生产队的第一时间，生产队里就安排我到一位叫二叔的家里同吃，几十年来，我就称曾经与我同吃一锅饭、饱受了饥饿磨难、经历了蹉跎岁月、心地善良的二叔为房东二叔。但我却不与房东二叔家同住，与我同住在一起的是另一位二叔、一位三叔、两位四叔和一位五叔。那时的知青们大都将三十到六十左右的男性村民称为阿叔，女性村民称为阿婶，年纪再大的就称为阿公、阿婆，年纪与我们相差不大的我们就称兄道弟了。我们五十来户的村子里，二叔、三叔、四叔、五叔有几十位，他们的辈份很复杂：就拿与我同住的几位阿叔来说，他们的年龄相仿，都在四、五十左右，但五叔的辈份最大，是一位二叔一位四叔的祖辈级的辈份，剩下的一位三叔、一位四叔是五叔的侄儿辈。

    六十年代的末期，我们所在的生产队虽然里城市只有三十多里地，但也属于远郊了，虽然脱离了刀耕火种已经很多

1969年12月到1970年的6月，大队在政府的资助下，自筹了一部分资金了安装高压输电线路，我作为大队高压线路的采购员在结束了采购任务以后，回到了生产小队出工，同时也在大队的碾米厂继续我以前的碾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