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改稿班上的讲稿

    小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汪曾琪说，最重要的是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哲学书上讲的思想，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考。这意味着作家的身份或者存在意义，什么是作家，作家干的是什么事情。

    作家想告诉读者的是：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直觉，是生命与生活面对面的碰撞，是这种碰撞之际发出的第一声叹息。在这方面，我特别敬重诗人，因为他们发出的叹息往往比小说家更快、更直接，他们首先感受至了骨头后面的冷暖。小说家的感受也能深入骨髓，而且是一种钝伤式的，是隐伏着的波澜。换个说法，他们对生活巨大的力量心知肚明，他们会在“经历”之后发出长久的啸声，是欲哭无泪和欲说还休。既是记忆的保管员和记录员，也是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想像者”。

    我写完最近一部长篇后，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欲说还休。比如生命无常，我只有深怀恐惧，却又不无敬意，因为生命是那样坚韧与脆弱。对弱势人群的无助，我只有恻隐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对环境日益恶化，只有不满，却不明白它对我们自身到底有多大的伤害。对生活中极不公平的现实，只有人云亦云似的议论，却无多少自责。

    写作的人，我想，这些是必须思考的，在思考中检阅自己的言行。在言行中将我们的感受诉诸笔墨。

    当别人介绍某某是著名作家时候，我用的是一把比较苛刻的尺子去检验。看他是否够得上“作家”二字，在我看来，“作家”无疑是、也只能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人，和发表多少作品无关，和在什么样的媒体上发表作品也无关，和是否能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更是无关。

    作家写作是一项事业吗？我想问问各位。

    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和普世精神的率直。

    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拉马戈说，我们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这句话我很喜欢，也想了很久。我们充满欲望，但我们对神的世界极为不满。虽然我们的声音有限，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对“作家

   已经是4月中旬了，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大部分时间用来修改长篇《洗骨记》和《纸房》了。这两个长篇将在下半年发出来。《洗骨记》的修改相对简单些，一是刘醒龙提出的修改意见很具体，便于动手。二是这个小说相对单纯，改起来比较容易。《纸房》就不一样了，从四年前正式动笔写成长篇那天起，至今已经改了十三次。第一稿30万字，第二稿25万字，第三稿24万字。改到第八稿时，干脆重新写了个提纲，完全推倒重来。当然，主要情节一直没变，同时也相信这是一个值得写的东西，因此才一直不厌其烦地修改。把修改过程中不适合的章节拿下来，单独形成了一个中篇《为什么总是忧伤》、两个短篇《飞鼠》和《蚂蚁搬家》，还有一个较早的短篇《鼠疫》。这一次修改，听取了《中国作家》方文的意见。他说，如果不想改的话，不改也可以。他认为一是前面部分节奏慢，二是用力过度，反失自然。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因此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修改。武汉作家墨人钢看后，提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他说：“前面有几件事情，不是节奏太慢，而是节奏太均匀了，建议疏密上作调整；增加一些闲笔对于小说趣味性的调整也很重要，闲笔的运用往往闲而不闲，貌似拉家常实则围绕主题。其实中间和后面一部分也可增加少量闲笔，长篇太紧凑了一点……”我一下就找到了修改的办法。

    经过如此反复的操练，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小说创作（其他包括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必须回到正道上来，必须走正途。随意性的写作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自讨苦吃。就是说，应该具有一种意义感，把人普通的痛苦，生存境遇，失败的经验，对生死的理解，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人性为基准面，把笔触深入到事情的内部。古往今来，大作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但他们无法解决现代人所遭遇的困境，或者说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切，必须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甚至领会：人活着为什么是这样的，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人生中还有哪些别样的可能；敬畏之心、仁爱之心、同情之心对他人有何影响，对自己有何影响。文学应该成为除宗教之外，对人都有教益的东西。当然，它不可能是另一种宗教，它来源于生活，理应映照出生活最现实和最不现实的人文和理想的图景。那么，写作者必须是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人。

4月16日正午上班前匆草

蚂蚁搬家

这天早晨，大雾弥漫。王光线上完茅房，弯着腰走到旁边的菜地，准备摘一张青菜叶揩屁股。他的手刚伸过去就咝的一声缩回来——手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痛得他急忙把指头含在嘴里。蹲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有尾针的黑蚂蚁。他轻轻一抖菜叶，把黑蚂蚁抖落到地上，然后一脚踏上去，把它辗进黑土。再摘菜叶，他小心多了。菜叶上没有蚂蚁，但他看见地里有许多蚂蚁正在匆忙地奔跑。它们从不同的栖息之所爬出来，一个跟着一个，以蚂蚁大军的行军速度向菜地之外的什么地方奔跑。

太阳出来，大雾散去，纸房的人全都看见了这个奇迹。数不清的蚂蚁从各自不同的部落里跑出来，排成队奔跑。蚂蚁的队伍遍布大地，起初像麻线一样势单力薄，但麻线越来越粗，直到变成一根巨大的绳子。被太阳照射到的地方，这条绳子熠熠生辉。这是几十种不同种类的蚂蚁，有体型超常的大蚂蚁，也有小得能从缝衣针的针孔钻过去的小蚂蚁。有黑色的，黄色的，还有红色和白色的。有长尾针的脾气暴躁的恶蜇子，也有性格驯顺的大头蚂蚁。那些从松树上下来的油蚂蚁，闪着菜油一样的亮光，身上有一股暖烘烘的臭味。平时不爱成群结队的红蚂蚁走得最快，因为它们的腿最长，头上还比一般蚂蚁多了对触须。白蚂蚁是走得最慢的，它们好像全是近视眼，必须把头放在地上小心地探测才能看清自己该走的路。

它们像涓涓之水，慢慢汇成了一股洪流。这洪流在天光下似乎一动不动，悄无声息。但站在面前，那种流动的速度和眼花缭乱的颜色，还有连绵不断的沙沙声，都让人感到肉麻和恐怖。那不是在走，而是在“梭”，整个一条带子在梭动。这条大带子的速度并不快，可看那些一刻不停地挥动的小腿，你会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它们不能抵达。它们脚下的路像老屋的门把手一样光滑，这是数以亿万计的小腿制造出来的奇迹。有种黑蚂蚁身上有一对小小的翅膀，竖起来，就像准备随时起飞。可没有一只飞起来，而是和其他蚂蚁一样划着六条细腿远走他乡。有些蚂蚁并不是走在地上，而是走在其他蚂蚁的身体上，像乘坐人力车一样。

青草出发的地方（下）

长甩甩咧了咧嘴，他的嘴讲干了，不禁让人想到，能给他一杯先人们喝过的那种草汁就好了。虽然手边没有榨草汁的工具，但如果有了那种草，总会有办法榨出那种又解渴又特别长力气的草汁来。可以用擂钵舂，也可以用擀面棒在锅盖上擀，要不就用锤子在石板上锤。说到弄吃的，后人似乎一点也不比先人笨，甚至比他们的办法更多，就连一块普通的萝卜，也能弄几十种花样出来，凉拌萝卜丝、萝卜炖排骨、萝卜干炒腊肉、水煮萝卜片、酸萝卜炒鸡杂。长甩甩的女人做的风干萝卜在冉姓坝堪称一绝，萝卜晒干后，撒上盐像洗衣服一样用力搓，搓好后放在糟辣椒里面，浸过八九天就可以吃了，那味道真是特别，有点酸有点甜还一点点辣，清脆爽口，是最好的下酒菜。萝卜还是最解渴的东西，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用镰刀把皮削了，几乎就是一包水，咬一口就会流出清汪汪的水来。不过长甩甩的表情又紧张又严肃，没有要喝水的意思。他是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老头，对先人们饿了吃草渴了喝草汁的生活从不过多地奢望。他这副样子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让人对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感到害怕。

“当时没有人说瘸子大爷的不是，是因为说不出口，打完仗后，瘸子大爷自己觉得对不住大家，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再也没回来。现在又过去了这么多年，不能不说一说了。做事得问清根缘……”

一只夜鸟突然惊叫了一声。夜晚的寂静犹如旋转的羽毛。一声狗叫，旋转的羽毛停在空中，纹丝不动。

长甩甩环顾四周，似乎在问，还说不说呢？一只小飞蛾停在他的烟杆上，合上翅膀，一动不动，像是又多了一个听故事的人。

“有一个老者，专门为大家立条款，叫款爷，恐怕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吧，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从今以后，凡是生下来身带残疾的小孩，都要趁他还没长大把他掐死，免得他长大了自己不方便，还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尤其是在和其他村子打仗的时候。

“执行这个命令的人，名叫硬面。他是冉姓坝第一个生下来后就开始吃粮食的人，他妈就是那个跳擦耳岩的女老先人。硬面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只齐那些吃草长大的人的肚脐眼高。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人要六十多岁才算成年。已经成年的硬面要是和现在的

   这个小说寄了哪些杂志我都不好意思说，有大刊物也有小刊物。有的回信说寓言式的写法，意思不大，有的说难以理解，一是方言问题，二是文本所指不知何意。而更多的，是没有理睬。最后投到《广州文艺》，终于发了，但我原先的很多想法已经被消解掉了，原先想写的东西也不想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