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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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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今年的7月12日,骄阳似火,燠热难捱。傍晚,市里的气温终于降了一些,这时候,应该是避暑山庄里最惬意的时候了。从宫门一脚跨进门里,恍若隔世,门外热浪逼人,门内凉风习习。园子内,只见湖水涟涟,荷叶田田,一团团的树荫像一把把连接起来的无边的轻纱伞盖,遮住了烈日,把游人护佑在凉风绿影中。游人有的散步,有的打拳,有的坐在湖边欣赏着荷面上正在被晚风掀开的荷苞。

 

   当我正漫步在芝径云堤上时,赫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在题着康熙御笔“芝径云堤”的牌匾下面,是那座美丽精巧的绿色拱桥。她左右临湖,跨湖连堤。堤上柳树成荫,绿叶婆娑,小桥美如玑珠。因为她太美,总是把游人的目光吸引过来;因为她太幽,游人总是要在这里悠然穿行。可是此时,小桥被一道厚厚的棕黄色的肉墙堵住了一半,只剩下一条狭窄的缝隙供人通过,而且,这堵墙久久定格在游人的眼里,看样子没有一点散去的意思。这道厚厚的棕黄色的肉墙是由男男女女的一群人堆积而成。在这世界著名的名苑里,在国内外游客的视野里,几个中年大汉旁若无人,只着短裤,露出壮硕的上身和大腿,撅着屁股,十个脚趾头挑着一双拖鞋,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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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类需要和谐,需要进步,因此在不同的团体中都建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就是人追逐名利的规范,大家在这种规范的制约下取得的名利,就不会或很少遭到质疑。规章制度是保证一个团体和谐发展的宝典,但人们费尽心思把它制定出来后,它得到保护了吗?有什么能够让它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种东西叫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权,官能随便把规章制度扔在垃圾堆里,自己取而代之。没有人保护规章制度,官就不同了,官时刻受官保护着,一级一级的官就像一个家族中一级级的辈分,爷爷护着爸爸、爸爸护着儿子、儿子护着孙子,自己打骂管教可以,但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辈分,是因为小官怕大官,大官怕大大官。因为怕和有求于,小官贿赂大官,大官贿赂大大官。官与官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互利互助关系。所以形成如家族辈分一样的保护关系。而规章制度在没有任何权利的保护下,轻而易举地被官取而代之,被官抛到角落里无人理睬。

 

所以,在一个团体里,有了官,就没有了规章制度,有权制止或处理错误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团体的官。官说处理就处理,官说不处理就不处理。

 

中国人要比个出人头地,分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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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5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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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个民族的事情需要有人来管,这个管理组织是从这个民族大集体中抽选出来的,它的职责是管理民族的安全、温饱,使其脱离苦难,获取幸福。管就是官,官就是服务。官们逐渐从劳动的群体中脱离出来,为整个劳动群体服务,劳动群体提供他们的生活来源。官和劳动群体相互服务,相互依存。

 

可不知是从哪个历史环节出了毛病,这种平等的相互依附的服务关系被打破了,管理组织向劳动群体收取管理费,收多少,管与不管,怎么管都有管理组织说了算,服务与被服务双方没有一个起码的合同,服务主体对服务费的去向没有知情权,对自己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没有要求权、参与权,对出现的问题没有没有解决权。这种平衡的关系完全倾斜到了上下两个极端,服务于人的管理组织变成了强抢强压的强权组织,他们破坏民众的安全,掠夺民众的财富,给民众制造灾难和困苦,成了让服务主体惧怕、痛恨、敬畏的恶兽群体。管理组织与劳动群体由相互服务相互依存,变成了人类两个最大的对立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牧羊人,劳动群体是羊群。群羊是牧羊人的财富来源,他们从有劳动能力的羊身上抢夺、骗取、敲诈财富,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没有劳动能力的小羊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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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文革中的文字狱和反右,无不昭示着以君为本的霸权政治。百姓不能随意读书、随意写字、随意说话,生活像被一根绳索牵着,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被绳子勒着走,稍不留神,就得坐牢,就得丢命。君主制的统治,就是将人像猴子一样牵着走的统治,就是一个人自由,部分人半自由,剩下的人没自由,就是大一统。这种大一统的统治其特点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许乱说乱动,要统一思想。也就是不光要用绳子把人牵着走,管住人的身,还要管住人的口、人的心。《说文解字》对“思想”的解释:“思,就是人脑的活动;想,因希望得到而思念。”企图管制人的思维、扼杀人的希望,就是不允许人的思想存在。历史上,无论出现多少种思想最终都会被一种思想代替,这种思想注定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自从君主制的大一统的统治出现,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就始终是对立的,从来是被统治者服务于统治者,从来就不曾出现过服务型的政府。

 

这种强权压制成的统一思想,实际上是民无条件地服从于官,从民中产生的诸子百家等广泛的种种学说,最终都被压制成帝王的一种思想。这样,共性也就形成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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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5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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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每到传统节日,尤其是清明节前后,总能看到空中烟雾弥漫,火警警笛阵阵。不用说读者自明,都是因上坟祭祀所致。祭祀不但要烧纸钱,还要烧“衣服”、“房子”、“汽车”、“彩电”。活人有的,死人也要有,只不过全是纸糊,全烧成灰后才能“享用”。家家户户都烧,山上烧、十字路口烧。过去人口少还看不出来,现在人口急剧增长,只见群山烟火皑皑,城市烟雾笼罩,空气呛人。

 

祭祀能抒发哀思,是情,能对逝者表示敬意,是礼。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实用功效,就是祈祷逝者保佑后人。这些原因,完全能让上坟祭祀活动千古流传。祭祀是一种宗教方式,有多少种宗教就有多少种祭祀方式。有的念经,有的送鲜花等,但实在找不出有哪一种方式像中国“烧”这样把一种个人行为弄得大张旗鼓,又火又烟,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知道你孝敬有礼。但你给他人给社会造成如此祸害,那点孝敬礼就成为自私害人了。念经能把情、礼、祈祷通过经词一并实现;送鲜花呢,传递给逝者一种美好的情感。现在有专门生产花者,不用担心花草资源的枯竭,如果为了经济,还可以就地取材,采几支鲜花,意思到了便是。种种都不张不显,简洁干净。有种种简约实用文明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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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5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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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一当了一把,马上就与众不同,他掌握了一个集体,就由一个人的能量增加到了一个集体的能量。因为,这个集体的财权、人事权都在他手中了。这可不得了,每个人的前途、名利都受他支配着,如涨工资、晋职称、评优秀、选先进、提拔官,都在一把手一句话。有的美其名曰“评选”,可都是提在先,评在后,如果一把在评选大会上稍有引导,就如吹起一阵风,评选是一定要随风倒的,实在不行,还有提前“运作”,就是估计把意见相左的人,个别瓦解。底下人搞“运作”叫串联,上边搞“运作”叫做做工作。搞串联是别有用心,破坏团结,当然要制止;做工作是领导的职责,是分内之事,是理所当然。你想辩驳吗?会议的讲桌前坐着的永远只有一把,也只有讲桌前才是讲话的地方,如果一个群众从人群中站起来,面对众人讲与一把相左的话,一定招惹一身怪异的目光,并且立刻有一把身边的人用各种藏头露尾的话要挟他立即住口。弄好了,一把不理他,弄不好,他从此在一把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也就再也没人敢理,也就在单位里一落千丈了;如果他当面不说背后说,更好了,有的是正找他的把柄当果子奉献给一把哪!人家凭什么替他保密?大家都在一个名利场里,平时争来争去,早就互相嫌多余,早就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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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中国几千年来讲君臣、官民、父子。臣忠君、民敬官、子孝父。不忠不敬不孝,是大逆不道。只要有人际圈子,都要有上下尊卑。单位里有领导与群众,家里有父母与子女,甚至在一个自动组成的朋友圈子里,也要有一个制约于人的尊者,也会分成三六九等。

 

在上者拥有绝对权力,有绝对权力者就是绝对的正确,是没有错误的。在国家,君临一切,国家武器——军队、法院、监狱等全掌握在君主手中,全国人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在社会,官是由君提拔出来,是君的臂膀,也就是君的一部分。官的身后是君,靠着枪和权,官对民有绝对的支配权。百姓对官只有绝对的服从;在家庭,官方制定出来的“规”是父母在上,子女在下。一切的“清规戒律”都是官规,官规只规戒官,不规戒君;只规戒民,不规戒官;只规戒子女,不规戒父母。

 

在上者因为有枪有权,因而有绝对的支配权,在下者没有枪和权,因而是绝对的服从者。服从者对支配者必须百依百顺,否则就会毙命,就会坐牢,就会棍棒伺候。

 

从古到今,就有“官与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官与民从未有过“同罪”,法律面前从未平等。官治民一治一倒,民告官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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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5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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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一个集体里,老大高高在上,指挥一切,说一不二,他管辖着多少人,就拥有多少人的势力。所以在中国,真正的权力都是以管理人数的多少成正比的。

 

中国是官本位,能扬宗耀祖的只有官,你修鞋卖肉的千万富翁也不行。有权就有钱,中国的四大民生问题,绝不包括官,你看哪个权力者的孩子住不上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就不了业?不但不,还能住别墅,上国外,看名院,进机关;有权就有位,你看哪个官不前呼后拥?不坐高级车?不被人贿?不在场上坐要位?老大既一把,老大既官上之官,官如此得意,老大就更得意了。

可仔细瞅瞅,老大能得意几分?中国最能体现老大性质的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了。遍览皇帝的结果,大部分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被害,活过50岁的少之又少。

 

先说老大的近臣们。因为老大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因此,无数人抢这个老大的位置,整天琢磨着把老大赶下台,自己占了去,以伸直腰板,一吐当臣子时低眉顺眼、处处隐忍的恶气。就如同背负千斤,拾级而上,离至高点几步之遥时,那种一卸包袱,抢上终点的急迫心情。他们对这个占着本应属于自己位置的人又恨又怕,因此阳奉阴违,把他的丑事想方设法传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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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口号能喊出来的,不是文字能界定出来的,而是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了这个人,人们的精神也就有了准绳,有了依托,有了安全感。这样的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比如西方有耶稣,有穆罕默德;东方有孔子、老子,有释迦穆尼。再小的民族,你去打听吧,肯定有一个他们所崇拜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有大德大智,曾给这个民族带来大利益,于是大家便把他举起来,作为这个民族的脊梁而依靠而崇拜。于是,这个人便会放在众人的目光上被照得没有了一点阴影。一旦出现差错,就会让众人大惊小怪,是人们所不允许的。因为这个人如果出现了毛病,他的脊梁的作用就会在人们心中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大家所依托的精神榜样有倾倒的可能。但他毕竟是人,有人的七情六欲,毕竟要犯人们常犯的错误。他的错误会使他摇摇欲倒。可是,人们还得靠他的能量和智慧来作为依托,总不能因他的摇摇欲倒而天天担惊受怕,心里没底吧。于是改变不了的东西,就只好承认他好了,认为那缺点不是缺点,错误也不是错误,而是一种这个人特有的东西。这样一来,脊梁就变成了一个好好的脊梁,一个十分安全可靠的脊梁了。既然没有了缺点,他也就不再是人,而是人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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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法制是治国之本,是和谐之本。我们平头百姓,如果法律都靠不住,还能靠什么?一个国家法律的可靠程度,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是看律师的地位,二是看民众的法律意识。一个律师即便胜券在握,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对法官说:“别着急,这件事要搞清楚,慢慢来。”于是,无论受侵害者如何追问,总是得到“还有待调查”等模糊的答复,任你再大的耐心也会被这“慢慢来”拖垮,再大的案子也能在“慢慢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受侵害者不甘心继续上告,那得准备好再去碰若干个大钉子小钉子,准备好将毕生投入到上告之路,准备好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小老百姓与大官比,好比蚂蚁比老虎,再大的理,再大的任性也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权力和金钱。没权没钱的,要么在等待中麻木,要么倾尽身心去挨挤压。所以,中国人摸索出一条经验:不摊事,摊了事也忍着吃亏。在事情面前,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算了吧!”因为打官司比摊了事还要麻烦得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轻而易举地就把案情模糊成面目全非。有的实在忍不了的,就纠集一些人打一架再说。因此,在法律软弱的国家,国民会分为两种极端:一种是隐忍退让,一种是霸道蛮横。

 

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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