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上网的时候电视里说中国0.4%的人手里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

“让一部分人暴富起来”是我的最新签名，出处就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我觉得暴富更贴切，是我今天看书的时候突然想到的。那时候我正好看到了社会保障的相关关系，有讲效率与公平的，也有讲社会发展进步的，说是社会保障能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和评价标准之一。

我想先讲公平与效率。公平如果从历程分，自然是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很显然，在一般情况下，起点的公平讲的是教育公平，过程公平讲的是规则公平，结果的公平是在前两个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再附加一个再分配的公平。

中国的教育，好不好，不用我评价。但是就是这种教育，有些部门都搞不公平。今年重庆没把事情做精细，出了个纰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静，不是因为今年，是多年的怨愤一下子都爆发了。而教育部居然公然袒护，拿出一个“保护说”，就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不是保护孩子，是保护官场的需要。所谓31个被取消录取资格，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是否被取消了资格？上梁不正下梁歪，教育部都敢这样公然对着舆论干，下面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教育也不再是单纯的教育，教育是拿来被产业化的，成为了宏观调控的利器。为教育买单的同时，教育迅速贬值，在各大高校纷纷叫嚣自己是造就人才的时候，当各大高校使出浑身解数造就高就业率的时候，我们已经沦落到去劳动力市场都未必有人要你的地步了。但是有钱或者有势的呢？成绩好点的可以搞个民族加分去个好学校，成绩差点的就出国吧，反正我们不怕失业，玩着吧，飙车撞死个人，钱能通神。

只要有钱或者有势，就能造就一个有利的起点，绝大多数人，输在起跑线上。

伏地魔被称为“神秘人”，或者代称“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中国历史上，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事情很少，仅有的几次，都不陌生，其实起因大多相似。我曾经听有些学者说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中国人现在仇富心理特别重，不是因为改革的问题，是因为这种畸形心理在作怪，是见不得别人好而不反思自己不努力。不过我想大多数人都记得，当初是大家一起支持改革的，而且改革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太穷了，说明我们是“患寡”的。提出先富共富理论的时候是大家都支持的，因为给我们的前景或者说许诺是共富不是悬殊。

我看过《激荡三十年》，里面的人有个共性，几乎都乘过政策的春风，有人是幸运的，靠擦边球完成了原始积累。也有不幸的，在政策收紧或完善了之后迅速崩溃甚至身败名裂。这至少说明了政策对这些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用同一种政策，风向一变之后逃得快的人一点没事而动作慢的就“投机倒把”了，这样的过程能算是公平的吗？有能力拿到计划内价格的钢材再利用两套秩序的差价赚取高额利润的，都是什么人，这样的过程公平吗？当然以前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原谅了吧。那近一些，征途大家不陌生，史同学靠的是什么？开箱子赚钱。前段时间盛大网络居然出了100元人民币开一次的箱子。开箱子的实质是什么？赌博！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不开没人强迫你，但是我可以对公安局对法院说我开个赌场没强迫人来吗？就是靠这种手段他们迅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这样的过程公平吗？

当财富的原始积累充斥着灰色的时候，我们与当初目标的距离，还能缩小吗？

如果起点和过程都是公平的，那产生的结果就是分配自然没有话说。但是起点和过程如此不公平，再谈结果的公平，还有意义吗？好在我们还有社会保障，这个叫再分配。我们一直在拼命宣传德国搞全民福利使财政接近崩溃的事情，其实我不相信什么崩溃论，西门子光是帮我们搞个动车组的“自主知识产权”就赚了多少钱？于是我们的宣传几乎都是社会保障不能养懒汉，要可持续发展。可是至少不养懒汉，你得让人活下去啊，活下去的同时，你要保证人能满足至少是子女的发展需求啊，不然他们凭什么自力更生？不养懒汉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要靠救济过日子的人都是懒汉，或者说至少可能是懒汉。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新济贫法就是要强制受保障的人劳动，这样的说法和新济贫法有什么区别？一面是轰轰烈烈的教育产业化，一面在再分配的时候不能保证受保障家庭有足够的钱受教育，教育贷款确实是有，但是贷款是要还的，现在的就业情况，能让人有信心吗？再反观那些低保的救助，要靠低保的多数是因病致贫的，这个低保吃饭穿衣服都未必够，谈什么治病？郑功成在教材里讲社会保障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帮助社会成员恢复生活以适应市场竞争，就现在的水平，做得到吗？

老毛搞大跃进和文革的时候经常讲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区别，所以我们总是安慰自己说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绩是九个指头，还有一个指头是敌人在搞破坏。所以所有的折腾都有理了，比如某些同志可以把一个城市的路挨个修一遍，再修一遍，继续修一遍……总之生命不息修路不止，以前讲是规划失误要造造宽，现在是修前40米修后还是40米，区别是重新铺了下，改造了下路灯……扯远了，别的不说，一个医保改革，折腾来折腾去，快二十年了我们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养老金改革，我真想问个人账户从11%减少到8%的那个3%去了哪里了？

我前几天和我妈说，我说其实真的在进步着。我说你收入涨了多少，物价水平才涨多少，不要整天抱怨了。我妈想了下说好像是的。我接着又问，那为什么我们还总是觉得钱不够花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以前的教育医疗住房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统统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效率了，这些都市场化了，而且特别贵，而且还不进CPI，所以造成了我们感觉东西都没贵太多，收入涨了好多但是就是不够花的问题。今天我更清楚了，大家可以去问问自己的父母，当年自己的收入和平均收入比的比例是多少，现在又是多少这样一下子就清晰了。

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合理的收入分配是梭形的，中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主动力，这样才会和谐。现在呢，0.4%的人有70%的财富，我想用倒金字塔形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那应该是个T形的吧，如果上面那个棒子的重心没找准的话，会是多么可怕。

我们现在是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这个数据不是我乱说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恶心我们的数据，是我们自己的权威部门拿出来的。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钱是可以生钱的，但是只有当作为资本金的钱够多的时候才能生钱，而且越多生钱的速度越快，一个更为可怕的数据是中国的财富向富人集中的加速度是12.3%。而一直以来我们津津乐道拿来攻击美国的最常用说法是人家20%的人占有了50%的社会财富。

我感到了毛骨悚然。

对这个城市的记忆，很多都与电车有关。

我和她说起这个城市不断消逝的电车的时候，她只微微一笑，淡淡地说一句，“哦，这样啊。”

钱塘自古繁华，这个马可波罗笔下遍地黄金的“世界上最华美富贵之城”，与许多城市一样，拥有解放路，也拥有延安路。48年前的1961年4月26日，有一路电车，途经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解放路和延安路，在拱宸桥和城站之间不断奔波。

记忆里的这个城市，道路狭窄但是路旁的法国梧桐都遮天蔽日，那时候的香樟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最主要的行道树，林荫小道到处都是，圆圆胖胖的公交车在梧桐树中穿来穿去，车上总是会传来售票员那不耐烦的售票声。记忆里的这个城市，夜晚总是很早来临，那时候没有夜生活，天一旦黑透，路上就会冷冷清清——车少，公交车收车也早。印象中只有去姨奶奶家可以稍晚些回家，因为电车总会运行到子夜时分。

小的时候出门似乎总是和电车有关。去外婆家坐154路，去阿姨家坐的是151或者152，如果在外婆家要去武林门，那就该坐153路了。以前母亲三班倒，父亲的假日又不在周末，于是放假了我就会被母亲送到外婆家住，无聊的时候，外婆总是会带我去坐154路。这是一路环线，就在这路电车上，我从环城东路出发，经过环城北路，经过延安路，经过解放路，又最终回到起点。很喜欢听电车起步时候的电流声，很喜欢电车加速时候的推背感，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的颠簸和摇晃。

前几天找到了一张城站的老图，夜色中的城站古朴而安静。这个20世纪40年代由日本人建造的车站，在50多年后的改建中荡然无存。图上有两条电车线，一下子勾起了对于老城站的回忆。我没有在老城站坐过火车，只是在电车经过的时候会远远地看到，那个如一个大庙一样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城站的广场并不是那么美好的东西。似乎每次经过总是乱糟糟的，空中的电车线网也是密密麻麻，不过也正常，那时一共只有5条电车线路的杭州，有3条要从城站过。倒是现在的城站广场，没有了电车的相伴，依然那么凌乱，不能不说是个讽刺。

昨天是母亲的生日，提前一周就和老师请好了假提前回家。在中河路上，我看到已经迈入中年的151路电车，与线网擦出一道明亮的火花。这是这个城市的第一路电车，她曾经被冠上“1”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编码，从她出生到她第一个伙伴的诞生，她整整等了16年，从那以后，她有过10个兄弟姐妹，但是在31年之后，她又重归孤独。就在不到10天以前，她离开了她整整相伴了48年的城站，一个就算在改建的时候她都不曾离开的地方。这路在40多年间都不曾改变过大体走向的电车，见证过这个城市的变迁和发展，而如今，尽管在一连串打击下，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和现实妥协，她让出了解放路，让出了延安路，现在又让出了城站，但是她依然顽强，依然向着北面那个她自出生以来就相伴的地方，默默地出发。

插蜡烛的时候，为插几根曾经有过争论。年华的逝去，并不影响母亲在我心目中永远美丽，这个把我带到世上的女子，有着东方女性所固有的一切品质。她品尝过这个世间的艰辛和痛苦，如果说我有佩服过别人，那么只有她，一切的困难都不曾把她击倒，哪怕是在曾经，那几个最有理由绝望的年头。

夜晚，从饭店出来回家，等车的时候，一辆电车驶过，在路口一个优雅的转弯，辫子上闪过火花，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和母亲说起这个城市的电车，她只微微一笑，淡淡地说一句，“哦，这样啊。”末了，又补充一句，“该有的，总会是有的。”

是的，就像小时候的我，跟着外婆，在环城东路上了154路电车，绕过一圈以后又回到起点。从物理学上说，位移为零，但是路程很长，经历很丰富。正如这个城市曾经壮大过的电车队伍，尽管今天低潮，但是依然顽强。

一座城市，一路电车，一个车站，一条马路，就足以串起所有的过往和回忆，这个城市的记忆。

人可以老去，记忆不远去。

2009年5月27日

杭州的夏天似乎是一下子就来的，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太阳就开始毒辣得让人窒息；今年的“5·12”也似乎是一下子就来的，就像去年那撼天动地的三分钟一样，来得那样悄无声息。

那是格外多舛多难的一年。从年初罕见的大雪，到一波三折的火炬接力，再到五月的地震，加上艳照风波，所有的事情轮番变化，快得让人甚至麻木。年初赶在大雪来临之前从成都回到杭州的我，庆幸之余绝对不会想到，此行和那里的种种，近乎是永诀。我依然记得那个下雨的午后，一个人走在那个西南城市略显陈旧但干净的路上，满怀的是即将离别的不舍，爱上一个城市，短短的三天，足够了。

一年了，那惊心动魄的三分钟过去了整整一年了。回想去年的那天，天似乎也是很热的，初收到短信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会把它和那样一场灾难联系在一起，没有经历过那样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有多少人会意识到那三分钟的沧桑巨变。三分钟，一百八十秒，多少房屋被夷为平地；三分钟，一百八十秒，多少人家破人亡；三分钟，一百八十秒，多少人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

一年了，那惊心动魄的三分钟过去了整整一年了。一年，灾难也似乎在渐渐远去。最初时的紧急动员，最初时的捐款捐物，最初时每天挂在网上追看灾区新闻，最初时大家整天满脸的泪水，现在想来恍若隔世。时间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让局外的人随着它的奔走逐渐淡忘，却让置身其中的人被它折磨得益发痛苦。一年，灾难似乎从未远去。不断传来的灾区干部的噩耗一次次提醒我们，灾难远没有离去，梦魇，其实一直都在。

前几天看报，一张孩子的墓地赫然在目。一座座墓碑上镶嵌着一张张稚气的脸，无一例外的是每座墓碑上都刻着三个如鲜血般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三个数字和那三分钟，或许会成为无数人对于那起灾难的唯一记忆。一年，短短的一年，或许你依然生活在失去亲人的阴影中；一年，短短的一年，或许你依然居住在闷热的板房中迎来灾难后的第二个夏天；一年，短短的一年，或许在远离震中的你对于那起灾难已经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但是生活终将继续，希望必然延续。

就如那个收到了母亲临别之前祝福的孩子一样，他将在母爱的陪伴下延续母亲的生命；而同样是在灾区，无数的孕妇告诉我们的，是希望，是未来。

     昨天凌晨，山西省又发生一起重大矿难——位于陕西省古交市的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下午三点已经造成73人死亡，113人住院。消息震惊全国，安监局局长亲率工作组前往，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也纷纷做出批示要求抢救被困人员。

　　山西是我国煤炭的重要产区，是资源大省，素有“煤海”的美誉。作为重要的能源，煤炭素有“黑色的金子”之称。近年来山西省矿难频发，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仅在去年，上任不满1年的山西省长孟学农因为溃坝事故而引咎辞职。或许是考虑到山西的实际情况，原国家安监局局长王君接任其职务，没想到不到半年时间，晋省又传噩耗。

　　发生事故的煤矿自2004年起就保持着零死亡纪录，堪称同行业的佼佼者。笔者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了如此重大的事故，是不是因为保持了安全生产纪录五年，就开始自满，于是一直绷着的那根弦就开始放松了，思想就开始麻痹了呢？

　　联想到前几日看到的一则新闻，我军某部为了让官兵时刻注意操作规范，在一次训练中采用了催泪瓦斯代替以往的模拟环境，从而让不少未按照规定佩戴防毒面具的官兵纷纷自食其果，受罪了不说还被记不合格。现在事故的原因还没有调查出来，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能保持五年安全生产纪录的大型煤矿，一个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一流自动化设备的大型煤矿，一个矿主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大型煤矿，出现如此恶性的事故，和工作上的疏忽必然是分不开的。

　　发生了事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以及此后的落实责任，但是这些，都已经于事无补。事后最重要的，应是排查隐患，加强规范操作的教育，毕竟人命关天，又岂可马虎？

　　淘金人因为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凶险的人心而往往在淘金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有着“黑色的金子”美誉的煤炭，又怎么能够重蹈黄金的覆辙。不希望我们每天用到的电是由矿工的鲜血发出的，不希望北方冬季的暖气，是用矿工的鲜血温暖的。今天屯田煤矿以血的代价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不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矿，还是为种种荣誉所围绕的模范煤矿，在安全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越是模范，就越该当心！

今天韩正市长来到东方网与网友对话，笔者特地去翻了翻网络留言板，发现总数超过7000条的网友留言中，最激烈的争论，莫过于上海市该不该放开落户条件。笔者倒认为，这样的争论并不会有结果，在笔者看来，放不放开落户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本质却是各地目前不均衡的发展现状，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最终解决落户问题。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对人的束缚颇多早已广为诟病。而统揽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以及此后的种种政策取舍，都围绕着资源分配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资源分配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倾斜，因此如上海之类的大城市不论在教育上、经济上还是在交通上以及种种各方面都占有了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享受这些社会资源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拥有上海市户口。拥有了上海市户口，意味着可以以更低的分数考上理想的大学，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意味着可以享受更为便利的出行和更为现代化的生活，这些都是外来人口的流出地所不能享受到的待遇，因此对于外来人口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外来人口在上海工作，同样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同样缴税为上海的发展做贡献，因此理当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是外地人反复强调的理由；而城市人口过剩，居住环境变差，社会治安混乱也成了上海人反对放松落户限制的主要原因。应该说二者都有道理。外地人与上海人一样交税，上海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甚至是管理这个城市以维持其运转的上海市各级政府部门，都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地区分哪些是由上海市民纳税的，哪些又是由外地来沪人员供养的。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上海人，当然也包括存在人口流入现象的现阶段几乎所有城市的居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无偿占有了由外地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创造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外地人却不能够享受自己的成果。

但是，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尽管当前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或者专家和学者能够给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值，却的的确确存在。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口，城市就必然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会在交通的组织上带来巨大的麻烦，也会增加人的出行成本，而拥堵的车厢和街道，无疑会降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伴随着诸如上海这样的城市大量人口涌入的同时，在人口的流出地，却产生了包括留守儿童、劳力不足等社会问题。当地的经济由于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而发展缓慢。长此以往，社会发展就会更加失衡，地区差异将更加扩大，而人口的流动，也必将愈演愈烈。

其实不论是何种限度的放开落户限制，诚如今年第三期《南风窗》所言，目的都是为了获取人才，因此还是存在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甚至这是一种为了获取人才的权宜之计。试问当所有的所谓人才都汇集到了中心城市的麾下，当所有的发达地区都对人才放开了落户的限制导致大量人才涌入之后，谁又去建设欠发达地区呢？

因此，目前的人口流动，一方面造成了流入地人口生活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出地发展速度的缓慢和社会问题的产生，这实际上是一种“双输”而非“双赢”。笔者倒觉得，与其在这里争论是否应该放开落户限制，倒不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大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当故乡的机会不比上海少的时候，当故乡的生活和上海不相上下的时候，故土情深的中国人，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一份或许并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呢？

有位网友的意见说得好，目前我们应该讨论的，或许不是该不该开放落户，而是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加大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带动一大片一起发展。笔者拙见，当祖国处处是上海的时候，再来讨论上海开放落户与否，似乎就不会有这么多口舌了吧。

2月9日晚，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发生大火，大火足足燃烧了近6小时，导致1名消防队员牺牲，7人受伤，预计造成损失将超10亿元。根据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失火原因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据有关人员表示，事故当晚现场可能燃放了A级礼花弹，而A级礼花弹的燃放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必须审核后才可施放，而引发事故的礼花弹的燃放，事先并未通过审核。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讨个喜庆，一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风俗传统之一，王安石在他的名诗《元日》中就有过“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描述。随着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的烟花爆竹也较传统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了各种仪式和庆典上的常客，奥运开幕式当晚在鸟巢上空燃放的焰火，想必依然令所有人记忆犹新。但是由于和火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安全问题一直为人所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曾因为安全隐患而陆续叫停了烟花爆竹的燃放，于是乎没有了烟花爆竹的大年年味一下子少了很多，路上也略显冷清。90年代末，也许是出于拉动内需的考虑，这一禁令开始松动，到目前，全国200余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允许燃放烟花爆竹，但是往往对燃放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品种有着严格的控制，应该说，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燃放，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我国每年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进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数额巨大，其中几乎全部都是因为违规操作而引起的。2006年1月，杭州市拱北小区永宁坊因烟花爆竹发生一起大火，20层楼上的一户人家被烧个精光，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肇事的烟花口径就超过了规定的范围，而这次的央视新楼配楼大火，也是属于违规燃放，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违规烟花爆竹流入市场？

每年的烟花爆竹销售都是由各地政府严格控制，颁发专门的执照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内销售，应该说这类地点销售的烟花爆竹都有比较不错的质量，安全也相对有保障。但是每年也有大量的烟花爆竹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市场销售，这些烟花爆竹部分的口径等技术指标在规定许可的范围内，但是质量极差；部分质量上倒未必有问题，但是技术指标都超过了规定的要求，属于严格控制私人燃放的品种，但是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形，都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我们常常心痛地看到有关报道见诸报端：诸如有人被延迟或提前引燃的烟花爆竹炸死炸伤，有不懂事的小孩捡来“哑炮”拆着玩而酿成惨剧，更有不少人因为烟花爆竹带来的巨大的噪音而难以入睡甚至突发心脏病。是什么原因导致违禁的烟花爆竹屡禁不止呢？

笔者特地查找了一下相关的法律，发现我国在烟花爆竹管理上的立法依然是个空白，目前仅有国务院在2006年颁布实施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由于该条例仅仅是一项行政条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法律的约束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立法，到目前为止，非法制造、储存、买卖烟花爆竹尚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储存烟花爆竹最后导致爆炸的，也只能按照危险物品肇事罪量刑，往往量刑较轻。而燃放烟花爆竹致人死伤的，尽管可以就最终造成的后果按照刑法的相应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往往由于此类案件侦破困难，责任难以落实而被不了了之，因此目前相关的违法成本较低。

国人往往抱有攀比心态，改革开放富起来后这样的暴发户心态更是有增无减，落实到烟花爆竹上，就是比谁的更大更高更好看。在规定许可范围内的烟花爆竹大家几乎都一样，因此众人只能将搜索的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蓝海”——违禁烟花爆竹。正是看到了这样广阔的市场和相对而言极低的犯罪成本——被抓最多不过是罚款不过是拘留几天——不少人铤而走险，干起了制作和销售违禁烟花爆竹的勾当，也许罚的不够重，他们几天就能赚回来了吧。

因此，要彻底解决烟花爆竹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或许只能是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人的思想和道德素养，克服所谓的“暴发户”心态，崇尚节俭，适度合理地消费；另一方面，则是要完善立法，堵住法律的漏洞，大大增加此类违法的犯罪成本，简言之，就是罚到你倾家荡产，判到你牢底坐穿。

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怎可以儿戏呢？

    短短四天之内，上海赴美国两个旅游团接连发生两起车祸，而地接方都是美国银河旅行社。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哗然，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地接社一而再地发生问题，目前依然不得而知，但是相信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有关部门一定会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纵览国内评论，矛头都一致指向两起车祸的肇事方即美国银河旅行社。的确事故是由美国方面造成的，美国方面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国内相关部门是否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呢？

　　首先，是否对境外地接社的资质进行严格认证，美国的资质认定是不是和我们中国的标准一样？相关部门有没有引导国内旅行社去恰当地选择合适的地接社？事故发生后就有当地华人连线报料说，银河旅行社在当地口碑不佳，在旅游车公司选择上可能存在问题。旅游主管部门网站公布的“管理职责”第五条中，就有对相关车辆的监管条目。那么，在中国游客可以往美国组团旅游的时刻，主管部门是不是有严格条文对美国资质和中国资质进行过比较对比？如果严格管理惨剧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了呢？

　　其次，笔者了解到，目前北美游往往行程紧凑，十天时间走完北美两国十几个城市的不在少数，这样的行程安排，是不是妥当？在美国，旅行社的司机开车时间有严格限制。每几个小时，就要停下有休息时间，并严格做好车辆行驶路线和开车时间登记，警察随时都可能上车抽查。出事的旅游车上，从目前报道中看到只有一个司机，从出事的时间上可以看出，他的开车时间可能已违反了美国的规定。这样看来，这位司机疲劳驾驶就有很大的可能了。

　　如此行程安排紧凑成为一个惯例，又怎么可能从源头上降低车祸发生的可能性呢？不知道相关的旅游主管部门是否对出境游的行程安排有过监管，是否对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而在行程上安排过紧甚至不当安排的现象有过纠正，如果真正能够站在旅行者的利益角度上出发，这样的事故应该都可以大大减少吧。

　　第三，是否规范了旅行社在相关经营活动中的行为。据了解，第一起车祸中有不少遇难者是由于发生车祸后被甩出车外才不幸罹难的。上车后导游是否尽到了提醒的责任，如果导游提醒并坚持要求系好安全带的话，至少这部分旅客是不是就能幸免于难了呢？旅游市场细节的规范，有关管理部门是否做到了呢？据我们了解，美国一些好的旅行社，上车后导游都严格按要求让每一位游客系好保险带的。笔者的一位朋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美旅游时，导游上车后的讲解，都是用英语，普通话，广东话说三遍。

　　最后，相关部门是否缺乏必要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1月30日事故发生后，直到五天后同一家旅行社另一起事故再次发生后，才由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通报要求暂缓与肇事旅行社的相关合作。笔者在咨询相关专业的朋友后得知，旅协仅仅是一个行业自律协会，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因此旅协的这个通报也只能是对旅行社的建议，不会产生现实约束力。相关主管部门在车祸发生后的作用，却始终不清不明不白。对媒体的解释是这家地接社旅行社是有资质的。就是没讲清楚，对这家地接社租小公司的车辆，司机长时间开车造成的后果，是不是属于有资质但违反职业操守，有关部门没有正面回答。也许，他们最近太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思考。

　　试想，如果车祸发生后第一时间由主管部门牵头，立刻组成相应工作组，中止与该旅行社的合作，彻底排查美国游各团队的安全隐患，那么至少银河旅行社决不会有机会在四天后犯同样的错误吧。

　　笔者在主管部门网站上看到其管理职责中有如下描述：“监督、检查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受理旅游者投诉，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短短的一句话，不到四十个字，包含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次事故中相关部门是否真正做到了这十五个字，是否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之谋“利”了呢？是否真正心系人民之“利”并尽全力去保障了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学历越来越高，而能力越来越弱。这弱化了的能力，是否恰恰就是为民保利、为民谋利的能力！

　　如今逝者已矣，除了愿生者坚强之外，更重要的是吸取事故中的教训，所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相关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起责任来，让同胞的鲜血不再流在异国的土地上，让同胞的泪水不又一次地落下。

　　惟愿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愿所有同胞的在天之灵能够安好。

庆闭幕 商大学子齐欢腾

喜开社 各院首脑共聚首

10月24日下午，第27届田径运动会完成了所有赛事成功闭幕。为了庆祝这一盛事，同时也为了庆祝XZ社的成立，来自两个校区的近20位学生会主席欢聚下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

XZ社方社长由于社会活动繁忙，未能准时前来参加庆祝大会，但是她提前发来了贺电的行为获得了在场所有是XZ和不是XZ社成员的一致好评，因为她也被大家要求提前去格莱美下沙店排队取号，可谓是众望所归。

昨夜的XXY酒店灯火通明，昨夜的XXY酒店气氛祥和，以环境学院XXY为代表的内桌和以工商管理学院XXY为代表的外桌在各自的头儿XXY的领导下沿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进（ps一下，XXY是两个人和一个酒店）。由于方社长耍大牌，因此大会初期基本陷于山中无什么，什么称大王的状态，有两个副社长的外桌一直选择默默狂吃来避免社长到了之后来外桌的事情发生。由于副社长们集体噤声，因此内桌的所谓总管就开始嚣张，甚至连一直入社无门的某自封荣誉会员者和品级最低的XZ社小干事都开始有点无法无天。此外，另一一直想取两位副社长而代之的野心家也在内桌不断兴风作浪，因此内桌气氛一直处于失控状态。同时，该野心家还不断蛊惑内桌的善良的人民骚扰外桌，受该不法分子的蛊惑，以金大妈徐大妈为代表的一干人等频频骚扰外桌人民，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失控状况在社长先生和社长的陆续到达后得到了改观，方社长力挽狂澜，有效控制了内桌局面，同时开始实施了对外桌的有组织的破坏计划。其中上文提到的野心家为了博得社长的好感而甘于充当打手，频频来外桌骚扰包括两位副社长在内的众多善良而无辜的人民。来自杭商院的小助理用相机拍下了他的所有暴行，这是内桌对外桌实施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活动的罪恶铁证！

庆祝大会的气氛在交杯酒活动中达到了顶峰。此后，围绕两位当事人的感情问题，现场在徐大妈的组织下紧急召开了主席联会，会议的议程第一次达到了九项之多。联会在徐大妈的主持下于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展开，会议开始后的初期，与会的各位紧紧围绕社长和社长先生的感情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集思广益，为二位挑选了最合适的洞房地点。在即将被送入洞房的时刻，二位双双离席。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因此以徐大妈为首的一干人等开始偏题，在徐大妈逼到在座的和在站的各位主席纷纷选择了错误的性取向后，众人终于意识到原来徐大妈才是潜伏在人民内部的最大敌人。在所有在座的和在站的各位打算对其实施报复行动后，徐大妈慌忙结束了本次主席联会，但是胜利终将属于人民，我们来自杭商院的小助理已经摄下了联会的所有过程，等待徐大妈的，将是历史最公正的审判！

由于遭到了酒店方面的蛮横破坏，庆祝大会不得不移师格莱美下沙店。一路上，XZ社的会员和准会员们横扫KFC店，一群人走过，只带走一个甜筒，留下了无尽的嘈杂。

在第二会场的大会过程中，社长先生以一曲优美的钢管舞把气氛第一次引爆，此后一直难有超越，直到XZ社两位猥琐派人物即XZ社总管和唯一小干事联手一曲闽南语歌曲后把现场气氛猥琐到了极至。在凌晨两点开始的游戏环节中，包括记者在内的众多社员遭到了主办方的粗鲁对待。整个庆祝活动在今晨6点全部结束。

以上是本次活动的全部报道，未经XZ社允许请勿转载引用，请继续关注XZ社的后续活动。

昨天上午一二节下课后，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富有磁性的男低音（姑且让我这么说吧）。于是发生一段对话。

我：你是谁啊？

某男：大四的，你是学生会主席么？

我：是的，你是谁啊？

某男：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是学生会主席就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见个面吧？

我：哦，那你有什么事？

某男：我有什么事不重要，等见面了我再和你说吧，你什么时候有空的。

我（大脑进水小脑串线中）：好的，我下午没课，我先去上课了。

某男：哦。

我那个怕哦，拼命想是不是有人找了个特务来跟我寻仇来了，当然我比较坏，有人来寻仇也是正常的。于是我给某男发短信问他是谁，3条短信后他终于和我说，我叫xxx。我一想不对，没听说过这个人么，难道真是寻仇来的啊，妈妈呀，我完了。于是我给某草和某猪发短信问，这里要鄙视一下某草，日久见人心啊，居然不回我，还是猪好，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汗，不过他倒是给了我一点建议。于是我又短他，问他什么事，他居然告诉我了，摘录如下：

我想成立一个帮同学摆脱心魔的组织，你可能不能理解有些内向的同学内心的那种煎熬和痛苦，我咨询过心理老师的。宣传方面我需要学生会的帮忙，我需要你。

妈妈呀，他不会是想把我吧，汗死。我怎么看怎么像邪教么，难道他有这癖好？于是我又问大洋彼岸的某人，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不过我肯定他不是来寻仇也不是来把我的了，不过我貌似掉进了一个更大的洞里（杭州话叫汪宕）。我决定了不好见他的。于是我说学长下午我临时有点事情，不能见面了。他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我说。我心想说说还能怎么滴，说就说。于是乌鸦嘴开始了！！

我说，我说，我说下午系主任要找我办点事情，可能不在学校。

然后他说要不一起吃饭，给他20分钟就成，我说我中午要开主席联会，不吃饭了，他说要么他来我教室等我，一起走过去，10分钟也成。我不鸟他，过了会儿他说电话也成，我还是不鸟他，他说求我了一定要见他的，我吓死了，汗。

下了课我去开联会，老郭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验资办完了没。我说办完了，什么时候要，他说让我今天下课给他拿到系办去。刚挂电话某男电话来了。

我（假装不知道）：你好，请问哪位。

某男：我就是刚才那个啊。

我（继续装）：刚才哪个啊？

某男：那个xxx。

我（还装）：哦，原来是x学长啊。我跟你说啊，你那个事情学生会不管的啊，要找团总支或者社联的么，学生会不管其他组织的宣传工作的啊，找我也没用的啊。

某男：没事，我也不想你帮忙了，来见个面听我说说好吗？

我（狂汗中，然后诅咒自己）：呃，要不过几天吧，今天下午我要去给我们系主任办点事情，不在学校啊。

某男：blablabla……

我（假装无辜）：哎呀我要开会了，学长要不下次再讲，不好意思啊。

然后直接把电话断了。这时候老郭马上电话来了。

我：郭老师。

老郭：这样的啊，我刚看了看我这星期时候都排满了，就今天下午有空的，又要麻烦你了。你先去吃饭，吃了饭之后来省民政厅，我在那等你，把我的名章和验资报告拿过来啊，你抓紧出来啊，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无比无语加郁闷中）：呃，好的，那一会儿见。

我，我，我还吃什么饭啊，NND联会啊不用开了，直接爬过去民政厅好了。于是我回了趟寝室，1点15分上的B1，一直到5点15分回的学校，在民政厅呆了20分钟，其他时间都在车上。更可气的是老郭居然又没把东西搞全，又白跑，下次居然要我一个人去的。

话说某男事件的后续：

（之前某男给我发短信要宣传部长的号码，被我拒绝。）

某男给我发了个短信：你这主席怎么当的，这点事都办不了，你不要当算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团委都同意把你号码给我了，你却连宣传部长的电话都不肯给我，我又不是大灰狼（大灰狼不是我搞出来的，原文就是这样的）。

我（短路状态）：不好意思啊学长，这个我真的很难办。要么哪个老师把我号码给你的你就让哪个老师来让我帮你做事，我一定不推辞啊。我真的很难办的啊，上面都管着我的啊，下面都盯着我的啊，我容易么我。

后来晚上我听某胖子说他把某男打发到心理梦工厂去了，汗。

事件总结：联系公交车抛锚事件来看，我有一定的超能力，乌鸦嘴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以后不可以乱说乱诅咒了。

我容易么我..

公交车抛锚事件后我在校内网的更新截图:

我开始后悔接下这么多活。

我一直在想两年大学我收获了什么，我看见曾经一起共事的人一个个离开，有释然的，有逍遥的，也有伤感的；有人从此不再过问，有人却依然对这里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人心有不甘，也有人志得意满。

大一的时候，校会的述职大会上，见到了一批人的离开，无不是哭得双眼红肿的，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校会没有感情，我没有经历过无话不谈的友情，没有感受过部长对我们的无微不至，所有人都很忙，忙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没有一丝的犹豫，从此再无牵挂。

久铭决定离开的时候，我请她去杭师的食堂吃了顿饭，我说了好多希望她能留下来的话，可是她终究是走了。其实我知道后来我们都选择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干事心中的惶惑与恐惧，不过人总是要学会适应的吧。后来有了大一下不堪回首的新闻部，不过终究是做出了第一份电子杂志。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二仅仅是过了一个学期就有那么多人选择了离开，其中就有我曾经最信赖的朋友，大概是人各有志，就像在新东方，Roy说一个善良的人，最起码的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不应该去干涉。

站在大三的当口，回想起六年前和三年前同样面对“三”的时候心中的那份惶恐，心中多了一份释然。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愿意去新闻部重新做干事，我不喜欢外联部不喜欢文艺部不喜欢青志，我独独爱着我的新闻部。很感谢叶老师，是她激发了我对写作的爱好。在家的时候，我会经常翻翻小学的时候象征写作最差的灰色本子，回想小学时候语文老师对我的奚落和嘲讽，那时候，恐怕连我自己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爱上写作吧。我整整用了四年灰色的日记本，八本灰色的日记本，被我悄悄放在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看着这些本子的时候，没有一点怨恨，相反，还有一丝好笑，命运，或许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我选择了离开，和我的朋友一样，离开了这个曾经为之工作过为之奋斗过的地方，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同样选择了离开，与他们或许有点不同的是，我有点不舍，更有点不甘。

我想我会记得9月8日的。那天我背了会单词，上了两节课就去图书馆一直坐到了晚上。很安静，没有了恼人的短信和烦人的电话。那天似乎过得特别慢，不一样的大学生活，我想这大概就是我需要的吧。但是只有一天，仅仅是短短的一天，第二天接了一个我曾经做过的工作，我想我大概是进水了，竟然又接过了这个工作，之后某人找我谈，之后被他要求去介绍大会。我没得选择。

上课的时候，曲亮给我们讲国内最优秀的人从本科开始的轨迹。刚刚看了一个部长的博客，说的真好，本来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两个人，因为一步迈得不一样，于是就开始越差越远，再无同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可能。曲亮说学过西方经济学，就要学会随时都考虑成本收益问题，两年大学，我失去了时间，又得到了什么。

去谈经费的事情，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已经没有了那份激情和勇气去和别人争论什么，我理解他，可是谁来理解我呢。在我和他说起那些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却又无比苍白的理由的时候，在我说起那些谁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的时候，在我节节败退的时候，在我终于妥协退让的时候，为什么他从咄咄逼人到得寸进尺，最后轻松地喝了口水，报我以一个轻蔑的微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选择强势，甚至连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我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要克制，不要去争，不要动气。后来回寝室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怪他，也怪自己没有用，已经选择了离开，又何必作茧自缚。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阳台上看着天空，泪水不经意间滑落；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想着白天发生的林林总总，又免不了觉得可悲。有人有如火般怎么烧都烧不完的热情，我没有办法，只好陪着他一点一点玩下去，我不知道耗完这个学期，当我最后一次站在学生会的述职大会上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像去年一样拿着一篇稿从头不停顿地读到尾，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流着眼泪说出我很怀念我很不舍之类的语言，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这样一群人，有没有勇气再一次站在那个讲台上，做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述职。

我很想时间可以慢下来，我很想天不要亮，我想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表，我过了这么久办公室排的时间表，我累了。很多人说学长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年听了太多赞美的话，也有太多诋毁的语言，又有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静静地看着夜空；有谁会知道，这个人，更多的时候选择了避开熟人的目光，一个人落寞地，静静地走在小路上，或许只有在路上一个人走的时候，才是他最轻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