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

马勇（本报书评人）

　　《中华读书报》刊登的《梁漱溟婚姻中的两个小问题》（9月17日第12版）虽然在资料的使用上显得不太“专业”，但文中所反映的“两个小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梁漱溟不似其他现代作家诸如胡适，有人专门进行“花边新闻式”的研究，梁漱溟主要是个思想型的人物，专业研究者的兴致也主要在思想的层面，所以这些并不足以影响思想家思想进程的“小问题”基本上不会引起专业研究者的重视。不过问题既已提出，就应该有个明白解答。
　　其实，梁漱溟的两次婚姻情况都很清楚，所有的资料都在梁漱溟个人的文献中，这些文献主要有《悼亡室黄靖贤夫人》、《记念先妻黄靖贤》、梁漱溟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文章中，诸如《伍庸伯先生传略》等。只是在这些文献中，或明说，或隐含。关键就看读者的知识背景与辨别力了。
　　年轻的梁漱溟一心向佛，无意于婚姻和家庭。直至其加入北大，开始在知识分子圈中活动，不免有了争强好胜的世俗心，出家为僧的想法越来越淡。于是其友人伍观淇就将自己的妻妹

《民族魂——教科书变迁》，汪家熔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3月第一版，16.00元

  学术笔记

  
     毕  苑
    
     如果说教科书是联接精英意识与民众观念的管道、塑造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模型，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我们看看近代教科书的编写者，就知道此言不虚，那会是一个近代文化史的先贤祠：杜亚泉、林纾、张元济、蔡元培、胡适、顾颉刚、朱自清、竺可桢、叶圣陶、丰子恺、王光祈、林语堂、周建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塑造了与此前不同的中国人形象，由此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新形象。
     正因为如此，近代教科书研究越来越引起众多学人的关注，深入的研究成果已如星辰闪耀。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汪家熔先生的新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确有其特点。汪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此著反映了“出版史”眼光下的近代教科书。著作分晚清学制改革

直言直语

杨小洲（本报书评人）

　　谈文化名人旧事或逸事的文章结集是近年颇流行的一件事，仅在刚过去的一年里，便可列出《历史的棱角》、《乱世浮生》这类史料出自他人笔下的集子，前者称“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后者号“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史料颇多可疑处。另有《旧痕新影说文人》、《曾经风雅》这种虽出于自己访问调查却难免杂入自我情绪的集子，大抵以拔高传主为义务，多猜测与想当然的描述。这现象很使读者犯难，一来对作者所费的精力深感可惜，一来为作者信手给历史人物事件下结论感到可悲。以此而言，我比较赞同李辉《与老人聊天》和李怀宇《访问历史》那类录音式的问答，由受访者自己回忆，作者只做真实记录，尽量在书中少些作者个人的影子，目的只在给历史留下档案，以供别人研究。
　　前些日子读张昌华所著《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景》一书，对旧时文人故事的纪实这类书籍颇以为虞。作者在是书《自序》里说：“写这部书亦属‘偶然’。从写第一篇《‘化外之

《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34.00元

热读

承公侠

史实或无多新颖之处

    国际新闻界的重镇《纽约时报》，对国人来讲，影响不小。史学界有人专门搜辑清末民初该报在我国的现场报道，算作口述史之外的另一种新史料，用来颠覆带有传讹色彩的教科书之类。自1929年至1941年，该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的当下报道与事后叙述，其史料价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就我有限的阅读量，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阿班发表于《纽约时报》新闻作品的结集及其汉译；而他的在华回忆录

《四院 沙滩 未名湖》，乐黛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2.00元

陈洁

　　为什么爷爷姥姥的陈谷子烂芝麻听得你心烦？你却肯花钱买自传或回忆录来看？都是老人们的久远回忆，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仅仅因为能写书回忆的多是名人。好的回忆文章是非常个人的，却不自恋，不是纯粹的“个人秀”，而能够将私人记忆和公众记忆结合起来、沟通交流，互相印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四院沙滩 未名湖》是本好书。
　　书的副标题是“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那是乐黛云在北大的一个甲子，书中近三十篇文章分两部分，大半是个人经历，小半是回忆北大的老先生老朋友，还配了她的很多私人照片。所以说，这本书是乐黛云的私人回忆，还打上了很鲜明的个人痕迹，字里行间分明

　　　　　　　　
　　 眉睫
                                    

　　今年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一直很想写点什么。我虽不是北大人，却心向往之。近读许君远先生（1902—1962）的《我怎样投考北大》《记北大的教授群》《写作二十年》等文，都是回忆五四时期的北大。这些回忆文章发表于1947年的《人人周报》（许君远的大学同学万梅子主编），由于其人早已名没不彰，这类小报又难以寻觅，所以这些文章到了今天已经无多少人问津了（《许君远文集》亦不曾收录），但它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读来甚是有趣。
　　许君远，河北安国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8年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到天津任《庸报》编辑，1931年复任北平《晨报》编辑。1936年担任上海版《大公报》要闻编辑，兼编副刊《小公园》。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担任《文汇报》编辑，后调往香港《大公报》任副总编辑。1941年香

求疵录

马军

　　为写一篇有关梁漱溟婚姻的小文，我查找了大量资料，却发现不少报刊书籍实在错讹良多。
　　梁漱溟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夫人黄靖贤是哪一年去世的？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1934年，2008年5月14日《大河报》B24往事版转载《人物》的一篇文章《梁漱溟的两次婚姻》、2008年6月12日《楚天金报》第44版载《梁漱溟——“最后的大儒”的两次婚姻》一文，2000年第2期《民国春秋》祝彦写的《梁漱溟的两次婚姻》一文以及王开林著《新文化与真文人》（中华书局2006年版），均持此说。另一种说法则是1935年，王林、万金凤著《大师的风度与风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张昌华著《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均持此说，且以第一种说法居多。
　　一个人不可能去世两次，到底哪一个年份是确切的？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看一看当事人梁漱溟在其夫人去世后第三天写的《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答案便可知晓。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梁漱溟写道：“我夫人姓黄，……二十

书评论坛

姚宏越

    因为过去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所谓的书评，编辑部的朋友时常戏称我为“书评家”，对于这个称号，我是不敢认的。
    我以为，真正有价值的书评，当如文之按语或书之序跋，对书中未尽之言做一补充，如果书评人与作者还曾有过交往，那么谈谈陈年旧事，完善书作者的形象，写成一篇背景介绍亦可。最不当取的是对书中内容的简单概括和片面摘录。对书进行概括，训练有素的小学生便可做到的；而摘录的目的或许仅是增加“书评”的篇幅罢了。点评几句未尝不可，不过点多了有略美之嫌，点错了又让书作者耻笑，这个火候不易拿捏。
    给一本书写书评，无非两种观点，非褒即贬。一些貌似持平之论其实都暗含着一些欺骗性的言论。想赞扬的，末尾提几点不足，但并不影响全局；想批评的，在文章前面也多欲抑先扬几声，终究还是否定的论调。实际上，无论赞赏还是批驳，都赶不上挑几处“硬伤”出来，这样作者会佩服你的学识，读者也能从“书评”中获益。
    至于“书评家”这个称号，不仅我配

《中国经济史》（上、下卷），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85.00元

黄敏兰（本报书评人）
　　
　　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花费11年时间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上、下两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它以88余万字的篇幅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又颇具有机结构的体系。据作者所说：“本书系采用‘大历史’的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
　　本书不仅“博大”，而且“精深”。它从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中勾画出两千余年中国经济史演进的轨迹，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作为台湾学者，侯先生自有其独特的眼光。他以西方经济史作为参照系，通过中西比较，发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