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中心

周锐

 

等待中心的主任看起来二十几岁，但他对我说他已经一百零五岁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一场车祸，使他的脸上几乎没留下什么像样的部分。他要修复他的脸，医生告诉他，会有一些好心人将自己的五官捐给他的，但他要有耐心等待。于是他来到这个等待中心，让人家把他冰冻起来。就像鸡呀，鸭呀，为了保持新鲜就得塞进冰箱，这样，他就能一直保持他二十几岁时的新鲜了。

“我在这里等待了八十年。”主任说，“第三十二年我等到了捐给我的嘴唇，它们比原来的厚，因为来自非洲。第四十六年我等到了鼻子，是一位希腊朋友捐的，希腊鼻子可是世界上最挺的鼻子呢。耳朵是一对老夫妻的，他们一人捐给我一只，所以我是在第五十五年和第七十一年分别等到这两只耳朵的。你瞧，左耳朵上还有个耳环，是那老太太故意留给我做纪念的。直到第八十年，等来了下巴，所有的零件这才齐全了，他们就帮我安装到一起。”

这位等待者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最后还当了等待中心的主任，他愿意为新的等待者热情服务。

我不是等待者，我身上里里外外的零件全都棒棒的。我很愿意当“被等待者”，我想来看看都有些什么人在这里等待着，等待

                       黑底红字

                                              周锐

 

大师今天吓了我一跳，不，应该说吓了两跳。第一跳是，他竟然浑身名牌，经得起鉴定的真正名牌。大师的家境跟我差不多，属于温饱型的，没有“实力”这样阔气。第二跳是，他之所以被称作大师，是因为他的怪话连篇，能把女生说得哭鼻子，能把男生说得想揍他，可是他今天非常循规蹈矩，甚至只叫名字不叫绰号，使我很不习惯。

大师悄悄告诉我，他以后再不会说怪话了。

你痛改前非了？

不是，我把怪话卖了。

我对大师哼了一声，他这话本身就是怪话！

大师一本正经说：真的，就是用怪话换的这身名牌。

他说他是别人介绍的，找了个特别的网站，网上交易。

　　“老大！”电话里传来小妹的声音。不再是汉诺威打来的国际长途。她已经回到南京父母身边。这次探亲还带了我的小外甥。儿子起劲了，立即要求去南京，去和他的表弟会师。去年在上海，小哥俩玩得挺投缘的。
　　正值放暑假，嫌这个“大王”不好安排，他愿自投罗网，我们当然坚决批准。
　　儿子便着手准备给弟弟的见面礼。在他的建议下，先整理出一批适合四岁孩子的图画书，然后他提出：要带上黑的白的。
　　去年小外甥来时，我们拿两种颜色的加仑冰淇淋招待他，他吃得兴高采烈，管这叫“黑的白的”。确实是好东西，但要把它带去南京，我不能不反对。我不说“南京也有”，因为南京的冰淇淋确实不如上海的可口。但我总得顾及冰淇淋的化学特性，经过五六个小时的夏季旅行，难免会来个金刚变形……
　　可是儿子坚持着，为了表现他的手足情。
　　我便说：“这样，如果能坐上有空调的旅游列车，我们就来试一试。”
　　“好！”
　　其实我知道，暑假里是客运高峰，舒适快速的旅游车总是先卖完。
　　跑到西藏路售票处，谁知次日下午发车的旅游16次还有票，而且只剩两张，像为我们父子预留的。于是没有退路了。妻便去买来一

一
　　记得与已故艺术家阿达先生合作搞动画片时，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桌旁发呆，忽然屋瓦敲响，下雨了。雨不算很大，但屋顶开始出现渗漏，我顺手拿了个笔洗接住雨滴。但侵入逐渐加剧，我迅即扩大防线，又动员了脸盆、痰盂……最后是重量级的浴桶。是时也，盆中、盂中、桶中……诸响齐鸣，天籁大作。或迟疑如小鸡啄壳；或从容如青蛙入水；或脆亮如金锣频击；或沉密如征鼙紧催。受此氛围的感动，一个动画片构思油然而生：一位身居陋室的作曲家，为对付漏雨，把痰盂等家什摆到钢琴顶上，竟意外地从丁铃冬龙的漏雨声中得到一支苦求未获的绝妙的旋律，刚要记下来，雨声停止，他只得无奈地盼望再一次漏雨……把这初步的构思告诉阿达先生，他说很好，并认为此片的结局还可多想想，可以大团圆，也可以“转瞬即逝，再不可得。”……不久阿达病故，此构思悬而未决，最近阿达的同事马克宣先生决定继其遗愿，我们把这经过修改、丰富的漏雨的故事名为《命运交响曲》。

二
　　牙痛，终于弄到不拔掉一个不足以平疼痛的地步了。来到牙科，见医生为一老者拔牙，干脆利落，只用了几秒钟，便也面无惧色地坐上去。那医生在我嘴里东敲西打地检查了一番，开始动家伙了。

　　突然发现我的肚子起了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鸭”是我的牛仔裤。因为这种裤子最能显出人体曲线。我审视着自己的镜中侧影。
　　“照什么？”妻问。
　　我说：“你看，肚子……”
　　“嗯，是大出来一点。人到中年，自然规律。”
　　“哦？！”
　　“不过，”她安慰我，“你个子高，能‘借掉’一些。”
　　“你是说，人高肚子大，反而显得匀称？”
　　“是呀，象油条一样也难看啊。”
　　这话好像有理。但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如同秃发者垂青“章光牌”，我开始注意男性减肥的成功范例。有一前辈编辑主动传经道：“要想快速见效，只须半个月不吃饭。”
　　“绝食啊？！”
　　“只是不吃饭，饿狠了可以吃些水果。”
　　这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中午少吃一两，下午定要加倍补充。何况饥饿状态中也无法工作。
　　将老编辑的良方归告妻子，妻乃正色曰：我尚不嫌你胖，你却欲为谁瘦？于是罢罢罢，决定听之任之，再不与自然规律闹别扭了。
　　不久赴一聚会，同室友见我腹有便便之势，问因何至此？答以“自然规律”。朋友不同意，说自己发胖应该全面发展，怎么只让肚子先

　　八岁的儿子，拿来一副扑克牌，硬要给我“算命”。刚跟他表哥学了这一手，正十分技痒。只好让他“算”。洗牌、摆牌、抽牌、翻牌……很认真地忙过了，结论是：“你这个人，很坎坷的。”这种字眼不知哪来的。“钞票嘛，会有一些，但不多。”给他母亲也算一遍，最后指着那张关键的小3啧啧叹惜道：“你的命蛮苦的。”“怎样苦法？”“你想啊，嫁给这样一个人，样样事情都要你做，能不苦吗？”
　　苦命的妻子得意非凡。我眼见风势不利，便赶紧以攻为守，对儿子佯怒道：“你还替人算命呢，你自己这条命哪来的？全靠爸爸呢！”
　　这是真的。
　　八年前，当孩子的存在已被确认，我们开始做起物质和精神的准备。但这时来了位好友，他比我们冷静。我妻前一阵染过病毒性感冒，据好友说，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胎儿畸形。
　　不要吓我！赶紧去查医书。不幸的是，好友的记忆没出偏差，那些糟透了的“可能”历历列出：唇裂、腭裂、无脑儿……
　　想一想：生个小豁嘴，兔子似的，而且没脑子，不就是白痴吗？……我们没再想下去，很快统一了认识，不能要！
　　去医院，付了费，手术预约在一周后。这就算红笔勾决，我的孩子活一天少一天了。

　　马路上，与一女士走了个面对面，觉得似曾相识。赶在即将交臂而过之前，想起这是中学同窗，并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但她一片茫然。“不认识了？”她仍是摇头。我只好悻悻地走开，真有些悲哀。我在班里还不算默默无闻之辈，而且从外貌的变化来说，她肯定较我为甚。我那时甚至就坐在她前面一排，她看到我的时间应该比我看到她的时间多。一个人竟这么容易忘记过去？
　　开作协大会时，我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先生坐到了一起。我回忆起三十来年前，我才读一二年级，跟着祖父到处上饭店（大概因为困难时期定量不够吃，而饭店不计定量）。有一次远远地跑到提篮桥去吃饭，在地摊上买回一本任先生写的《红泥岭的故事》。任先生说，那是他的第一本书，当时才十八岁。我仔细地叙述我所记得的那些细节：工作队住在老乡家里，炕上睡人，炕洞里养鸡鸭……《白毛女》的轰动效应……任先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他为竟有读者如此印象深刻地记得他的早期著作而高兴。但我想不完全是。我呢，为了自己的高跨度记忆被证实无误？也不完全是。这应该是一种记忆交流所产生的共鸣性愉悦。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我就读的小学让我参加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的连环画座谈会。去了

    昨天（09年8月21日），87岁的沈默君先生因脑溢血去世。我大妹妹上个月从德国回来，打电话给沈伯伯，听他说：“你再不来就看不到我了！”知道是戏言，但妹妹还是顶着高温去了趟合肥。临别时沈伯伯对我妹妹说：“你还要来看我20次！”可见他对自己的健康其实很自信的。谁知前面那句戏言成了谶言。

    五十岁以上的人，知道沈默君的很少，但几乎没人不知道由他编剧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那句台词天下传诵：“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我去云南西双版纳插队，队里有个青年外号叫“张军长”，别人老是要他“拉一把”。京剧《红灯记》更是几乎人人能背，人人能唱，那是根据沈默君写的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

    在南京军区父执辈中，沈默君最出风头，也最坎坷。当然，我父亲也当了右派，也坎坷，可是沈伯伯在坎坷中见风流。他好像是结过四次婚，也许是五次，一个让人记不清他结了多少次婚的男人可算得风流吧。当右派一棒子被打到农村，聪明的他竟自学木匠，以此为生。他竟然让一位女民兵营长爱上了他这个右派。后来女营长是病死的，始终没离开过他。改革开放后他结了最后一

　　办公室的电话机坏了，比人的心肌梗塞还突然——我刚使用过一次，听筒拿到同事小Ｃ手里，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骨溜溜溜溜！”
　　咦，说是坏了，却还能响铃。
　　抓起听筒，“喂”了一气，对方毫无反应。
　　把听筒放下，铃又响起。“喂喂！”依然听不到回答。见鬼了。
　　用别的机子问总机：是在检修、调试线路，还是的确有电话打进来？
　　总机说：“刚才是有两个外线电话找你。”
　　亡羊补牢，只好拜托总机：再有来电请接隔壁房间，由同事传呼可也。
　　嘱毕，一边揣测着谁来的电话，一边有些疑虑。既然我这机还能“骨溜溜”地响，说明尚未完全丧失功能。干脆“完全丧失”倒也死心了，只怕是半风瘫，局部障碍——会不会我们听不见对方，对方却能听见我们？要是这样就糟了，对方听见我“喂”了两声就挂断，会以为我故意不予理睬，这多不礼貌。
　　我这猜想很快被证实。第二天上午，小Ｃ的女儿有事来找，在门房耽搁了好一会才被放进来。门卫老师傅曾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小Ｃ。连打几次都碰了钉子。因为打内线不通过总机接线员，不知道我们电话坏了。小Ｃ的女儿便听门卫们议论道：“小Ｃ这人一定和同

　　卫家角骨灰寄存处一号大厅。
　　清明已过去了四五天，大厅里的活人重又寥落。因为妻子刚经手术，这次我是独自前来看望祖父祖母。凝视着两位老人的遗像，从心底动情地默念：“公公！阿嫲！”这是按广东老家的叫法，从小我就是这样叫的。按常规要祷告一番，可我不知该祷告什么。如果他们能知道的话，自会知道一切，不用我絮絮告诉了。
　　但我的默念被打断了。声音来自大厅的另一角落。被成排的骨灰橱阻隔，我用听觉判断：两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大概是兄弟。
　　“好了，就保佑保佑吧……”
　　这是向他们的长辈发话。说“好了”之前，定是进行过一些类似“祭扫”的节目。
　　“保佑……身体健康，升官发财啦。”
　　“还有四季如意，”另一个补充道，但这样的字眼有些拗口。
　　“还有……”一个忽然福至心灵地提出：“保佑分到房子！”这一嘱托一定是最要紧的，因为两人立刻就分房问题发了一通牢骚。
　　再也想不出保佑什么了，于是再把“升官发财”、“分房子”之类的要求重复一遍。这也有必要，项目一多，容易漏记。
　　估计对方已经全都记住，重任在肩，需要最后鼓励一下，“保佑好了，以后我们会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