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周有一则新闻颇吸引眼球，大义如下。

7月20日，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台南县新化镇“共产山庄”举行。大会选举黄老养为主席。黄老养从没读过马列，也不懂“阶级斗争”。之所以要用“共产”为政党命名，理由是“用这个敏感的词语吸引尽量多的台湾人关注”，而且“跟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着干很爽”。台湾共产党党旗上，一颗红星特别画在了台南县的位置上，代表着我们的总部在台南。周围的四边形，是“共”字的变体，代表着共产党从四周围保卫台湾。弧形也好像当兵的钢盔，代表台湾的勇敢。

之所以台共能成立主要是由于6月21日台湾大法官会议最新释宪称，台湾《人民团体法》中“禁止（党名出现）‘台独’、‘共产’的字眼”的条款违宪。因此，黄老养和其“同志”们的第14次建党申请终于被通过。

作为法律人，这些关于台湾司法审查权的只言片语还真是感些兴趣的，在此记下一笔，留待后来查证。

　　　　　　　　　　　庙门紧闭为哪般？

因为“平安奥运”，北大从21号进入严格的安保状态，非北大校内人员也已不允许进入燕园，我刚才从北大西门出来，看见一对父子，其中父亲拿着相机，儿子捧了一个新书包，我在猜想父亲为了表扬儿子上学期的好成绩送他一个新书包作为礼物，并答应带他到北京来玩，同时也想自己的儿子在游北京的同时受点教育，所以来到这座名庙来受点熏陶，对呀，哪个当爹的不盼子成才呐？他俩儿站在这个庙门口左右环顾，儿子怯生生地读告示，父亲到一边找保安询问可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不得不离开，离开之前父亲让儿子在庙门口站着给他拍了一张相片。

我有点受不了这样的情境，每天从西门过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被拒绝的人们，每个人的脸上好像都写着“受伤”两个字。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北大有权利拒绝这些慕名而来的访客吗？

不行了，看了这道选择题整个让人晕倒：

反对欧洲议会对北京奥运会说三道四
反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公然支持达赖分裂主张
反对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上颠倒黑白
反对蓄意将涉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

【投票结果】 (本文来源：新华网 )

此民意选择题真可以说智商极其低下，根本没有调查民意的效果，更体现不出对不同观点的尊重，因为与选项与题干没有丝毫冲突，话语完全一致，真正是选了白选。

在下屈了一下尊，降下智商，模仿以上选择题出了以下题目：

请对比开档裤和牛仔裤两种衣服，从中选出您的倾向和喜好的：

Ａ张裁缝做的开档裤

Ｂ王裁缝做的开档裤

Ｃ胡裁缝做的开档裤

Ｄ周裁缝做的开档裤

Ｅ已开过裆的牛仔裤

投票　［查看结果］

　　　　　　　　　　　　　为什么没有110报警短信平台！！！

　　　　　　　　　　　　　　　　　　　　　恪周求剑

　　刚看子一则新闻让人火冒超过了三丈，一个委琐的男子在公交上先后骚扰三位女性，一位女士看不过去说了一句竟招致暴打，全车无一个吭声。实在可气呀。我一直有这种观点，即中华民族的良善传统早已在20世纪后半段这一期间给慢慢消灭净了，对好人进行逆向淘汰，毫无疑问也会对好的风气和好的传统进行驱逐。

　　今天我不想就此展开太多，就事论事地说说另一个问题。

　　那些公交上的壮汉们一个也没有出手，甚至出言相斥，或相劝，哪怕既不斥，亦不劝，仅打个110也好，可惜没人打，理由很简单，无非是怕报复。我在想，风气败坏不是一天两天了，类似的事件在各地也不是一件两件啦，难道政府就不开开窍，那些不敢报警的人不就是怕歹人听到报复他们吗，政府难道不能设立一个接受报警的短信平台，让此类事件发生时，有良知的人们可以悄悄地发短信报警，既保护了自己，也给这些歹徒点颜色，让恶行得到制止。

　　我知道那些短信平台，或者服务号码，对于运营方和管理者而言是非常来银子的领域，在这个权贵的经济社会里，难道这些高科技的玩艺儿只是让垄断者牟利的工具？到底什么时候能让政府想起来为公民福利来运营一下呢？

　　我有点儿怒了。

附新闻：华商报7月14日报道 公交车上遭遇性骚扰，使劲往旁边躲愣是没躲过，小声嘟囔一句，竟招来暴打。拖着满是伤的身体来到调度站，王女士很想问：“司机为什么一声不吭?”

　　炎炎夏日里，许多女性也许都经历过类似烦恼，面对“咸猪手”的张狂和冷漠的人群，她们到底该怎么办?

　　屈辱一幕

　　遇骚扰又遭打心里委屈对谁说

　　事情虽已过去一周，可王女士一想到那屈辱的一幕，就禁不住浑身颤抖。昨日，当她掀起裙子露出满腿的淤青和红肿，周围的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色狼猖狂 瞅准女性多次下手

　　7日下午6时20分，45岁的王女士从西安市太白小区乘32路去城里。车行至永松路站时，一名身高一米八左右、穿粉色T恤的男子移动到王女士身后，双手在她臀部不断触碰，“公交色狼!”王女士警觉地往旁边挪了挪，谁知该男子又黏上来。王女士只好向后走。

　　该男子又将手伸向旁边两位学生模样的女孩。看到两名女孩急得涨红了脸，双双对视着不停往同伴身边挤。出于义愤，也为帮女孩解脱困境，王女士跟旁边的一位女士嘟囔：“现在公交车上的流氓太多了，女人坐车一定要小心。”

　　闻听此话，那男子气势汹汹地朝她走来，用东北口音骂骂咧咧：“你说谁呢?”王女士惊恐极了，忙不迭地解释：“我啥也没说，我自己说话呢。”但即便这样也没有平息那男子的“怒火”：“谁让你多管闲事?”王女士的头发一把被拽起来，腿部胸部被男子重重踢了数下，还要把她往车下拉。

　　而这一幕，就发生在后车门装有摄像头的地方。公交司机一声未吭，车上乘客也纷纷避让，虽然王女士大声请求司机不要开车门，但车仍在何家村站停了下来，车门也被打开。该男子将王女士拉下车踢倒继续毒打，而车辆就停在旁边等待，直到男子施暴结束，王女士一瘸一拐上了车，车辆才缓缓开动。

　　屈辱一幕 越想忘记越难忘

　　经诊断，王女士腿部、胸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医药费花了500多元。8日上午她报了警，并来到32路调度站，可未能找到当时的那位司机。

　　在家养伤的一周里，王女士始终寝食难安。“如果司机当时能朝后面吼一句，也许他就不会那么猖狂……”“如果我周围站的几个大个子能帮我一把，也许他就把我拉不下车……”“如果车门不被打开，他就没有机会再继续打我……”王女士在心里设想了无数个如果，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她满身是伤躺在家中，暴徒却逍遥法外。

　　对话当事人

　　“一车大男人 怎么没人帮我”

　　昨日采访中，王女士数次落泪，她说给记者打电话也是下了好几次决心的。整个谈话中，王女士对于那个骚扰男子并未多提，她更多的是说到了冷漠的司机和乘客。

　　记者：怎么过了那么多天才想着过来找?

　　王女士：我一直努力地在忘记，但是越想忘记越记得清楚……那个行凶的我就当他是垃圾败类，我能想通，就是报警了多半也抓不住。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我，那口气憋得我难受!其实我知道，就是找到司机了也找不到那个男的，我就是想问问司机，你当时在前面的小电视里看到我被打，也肯定能听到我叫喊的声音，怎么连问一句话都不问?我叫你不要开车门，你还把门打开了，让他把我拉下去打，你心里到底咋想的?

　　记者：司机把车门打开，又等你上车才开车了?

　　王女士：是啊，这我就更想不通了，你让他把我拉下车，咋还又等我上车?可能是当时我在地上，他怕一开车把我压了吧。

　　记者：你帮的那两个女学生有什么反应?

　　王女士：小女孩我就不指望了，但我身边就站了几个大个子，可没有一个人阻止一下，后来上车我问一个男的：“他拽我下车，你咋不拉一把呢?”那人说，那男的身上肯定有刀，我咋敢拉你么。这些男的，你家里也有妻子女儿，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家人遇到这事呢?哪怕帮忙报警也行啊。唉，他们的正义感在哪呢……

　　记者：如果以后还遇到这事你怎么办?

　　王女士：我还能怎么办，我忍着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指认司机

　　两次未找出“冷血”司机

　　“身上的伤可以愈合，可内心的耻辱该如何洗刷?”王女士昨日上午给本报打来电话，并和记者再次来到32路调度站寻找那个“冷血”司机。但由于时间太久，王女士已无法确认。

　　昨日，每进来一个司机王女士就盯着看，但始终没能确定。“黑黑的，瘦瘦的，平头?”几名司机轮番猜测着。随后，一位女调度抄下了符合事发时出车的4个车的编号，让王女士自己去寻找。现场一名师傅说，司机正在行驶中，一般不可能到后面去看，但可在前面打电话报警。而女调度称，车不能随意开到派出所：“万一耽搁了车上乘客赶飞机坐火车的，司机负不起责任。”

　　该路车负责乘客服务的李姓队长说，既然王女士已经报警，他们会随时配合公安机关。

　　记者在含光路随机采访了3位公交车司机，他们均表示要是自己的话，应该会下车看看。对于王女士的遭遇，其中一位司机猜测：“打人的可能是那路上的惯偷或惯犯，司机也不敢出头，万一记下你的人，在暗处给你几砖头咋办?”

　　维特决定吞枪以结束自己生命前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提前预支一些金钱给他平时资助的贫人，这点透视出18世纪德国贵族的日常慈善的生活点滴，很有意思；维特交等仆人将自已借出的书全部收回，这一点挺让我新奇的，为什么一个将要告别世界将生命奉献给爱情的人怎么如此在乎生前借出的几本书呢？

　　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维特说要在天堂中等心爱的人，要在上帝面前拥用绿蒂，为什么维特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自杀是可以为宗教所原谅的吗？他难道对自己自杀以后升入天堂这件事一点怀疑都没有？越发觉得宗教的东西的确是自己所欠缺的呀！

　　最近的卡通，当然要说美国人打扮的可爱中国熊猫了，不过，我最近看的另一部动画片可要冷清得多，名叫《我在伊朗长大》。此片改编自一部漫画，用漫画和卡通来表达严肃题材我想都是某种冒险的尝试吧，尤其此片画面到了朴素至极的地步，并且黑白的处理，让人不觉吧制片人的魄力（当然也有些彩色的效果，有点类似于斯皮尔伯格的《名单》了）

　　下面分别贴影片两张截图，以及笔者费功夫找到了与影片截图相对应的漫画书中的一页～～

漏瓮沃焦釜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且救赵之务，宜若奉瓮沃焦釜也。”

请君入瓮
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兴曰：‘此甚易尔！取大瓮，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瓮中捉鳖
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这是揉着我山儿的痒处，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

宋·欧阳修《醉瓮亭记》：“醉瓮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瓮天之见
宋·黄庭坚《再次韵奉答子由》诗：“似逢海若谈秋水，始觉醯鸡守瓮天。”

瓮牖绳枢
汉·贾谊《过秦论》：“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徒之徒也。”
蓬户瓮牖

《礼记·儒行》：“筚门圭窬，蓬户瓮牖。”

桑枢瓮牖
《庄子·让王》：“蓬户不完，桑以为枢机而瓮牖。”

新成语：正龙拍虎

　　　　瓮中求安

余素爱梁任公，近日又看凤凰之《回望梁启超》，甚感获益，亦又多有唏嘘。老大中国如若再有百十任公，则少年中国早已诞世百年矣。

国人思想非以宽容合解为主流则中国必滞野蛮而不得出，当世余见众生仍以仇恨武装颅脑，以恶意揣度他人、他国及其世界，何其可悲。

今接触一些关于费边学社的资料，以为可作我老大帝国重大意义的推行也。

以下贴出部分资料以飨众人及未来之我：

相关网址：http://fabians.org.u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6%94%BF%E6%B2%BB%E7%B6%93%E6%BF%9F%E5%AD%B8%E9%99%A2

   激进主义的实质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中国而言，由于众多的因素，激进主义一向是很有市场的。这使得中国历史在一个水平上不断重复，傅斯年曾说“(中国历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这未尝不是激进主义导致的。中国人对一个好的社会的想象力可以说极度缺乏，想来想去，也不过是《礼记》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版本，不过实质上并无分别)，所以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行大道”？所以在起义的关头，往往以此为号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便已腐化无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从渐进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问“由谁来行大道”，不如去问“怎样行一个更好的大道”？
   费边主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其手段则为渐进主义。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渐进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反倒是在今天，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愤青群体的茁壮发展，即是一例。这多少是耐人寻味的。
    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简称“费边主义（Fabianism）”。

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

    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社会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所有权，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和一点一滴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
费边主义者

    费边主义者的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宪政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主张研究社会实况，以民主渐进温和的手段，透过选举投票来解决问题。企图以国家做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止土地私有制、工业国有化，以及实现各种社会福利。

    费边主义者参与协助英国工党（The Labour Party）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但其重要的贡献，实在于透过各种活动，包括学术的研究出版、演讲、座谈会以及暑期学校的举办，向社会大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与传播，唤起社会良知，鼓次改革措施，因而对于教师、公务员、工会领袖、国会议员等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一八八九年起陆续出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费边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

    费边社的得名，来自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费边来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命名。因此也有人认为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

    费边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前辈社会主义者们的激进姿态。萧伯纳说：“不是说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尽管费边社不认同暴力革命，但费边社的活动始终以支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为目标。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费边社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应该拥有生产工具。只不过由于手段的不同，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费边社代表人物
    西元一八八四年成立于伦敦的费边社，系由少数具有祉会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59~1947）、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华莱士（Graham Wallas）、威尔斯（H.G. Wells,1866~1946）与阿特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亚（Fabius）做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亚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 

    费边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肖伯纳和悉尼·韦伯，其成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代表作有《费边宣言》（1884年）、《费边社纲领》（1889年），1889年出版的《费边论丛》一书，为费边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该社还出版过几百种小册子和论著，并编有《费边新闻》和《费边季刊》等定期刊物，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费边牌社会主义。

（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

“针对他们的谰言,载泽上折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独不利于官。”因为立宪以后,当官的权力不如以前大,利益不如以前多,所以极力阻挠,他们不是爱朝廷,而是为了一己私利；那些说立宪利汉不利满的人,也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是为满人谋一人一家私利；同时驳斥了人民程度不足的说法。”

有意还是疏失——何炳棣笔下的罗应荣

恪周求剑

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史六十年》中有数段落文字专忆了罗应荣君，语不甚详，且有似是而非之处,摘录以下,以求大方指教:

“我的好友、张先生（即名列十三位重点保护的高级党外人士中的张奚若，所以才有以“十六字”批逆鳞而未受杀身之祸的“美谈”，这十三个人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恪注）清华政治系研究生罗应荣。容我略述罗不幸的一生，聊表我对他的哀思。。。。。。。足见其为人之尚义大方。可喜的是他研究国际公法极邀导师(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 Kelsen 老教授)青睐，两篇研究班文章皆获A + +殊荣，博士学位半年至10个月可望完成。我随即返加拿大温古华赶写论文的未了篇章。6月底接到他的信，说韩战爆发，已立即买了船票回国以图报效。我想快信劝他慎思已来不及了。。。。。。。过了几个月，大约已是1951年的春天了，忽接一封自香港寄来罗应荣托人转致我的密封的航空信箴，内中报告他回国后立即到北京自动请求'受训'，希望能进外交部为国效。在京盘桓数月，终因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进外交部只好到岭南教书。。。。。。。至于罗应荣，此后即无音信。直到我1971年10月12日重入国门，数日后访问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己并入中山)时，由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少将某君接见，始获悉罗应荣尚在该校，因早经被批为'右派'，既不准教书，又不许出来和我见面。他大概80年代初含冤而死，一生未曾结婚。”

而另一资料的描述的事实却是，罗君早于1971年11月，即某少将说“尚在该校”时，何先生寻罗君几乎同一时期离开此人世。且他早已结婚，其女儿在其父被划成右派时去世。以下引自王友琴文中部分文字：

罗应荣，男，生于1918年，广东兴宁县人。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50年回中国。1957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监督劳动”两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先在校园“专政队”中，又被以“殴打红卫兵”的“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劳改”的采石场被打伤后脑，得不到医治，于1971年11月死亡。
   罗应荣的妻子钱蕴若，毕业于辅仁大学英文系，是1980年代以后非常出名的文史学者钱钟书的堂妹。罗应荣不是很有名的学者，在文革后陆续出版的关于学者的书中，他的名字不见提到，他的遭遇也未曾见于书报。但是他的经历，可能在同辈人中比钱钟书更具代表性。

他后来考取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1948年到美国西雅图城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一年以后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国际法。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向往共产主义革命。
罗应荣回到中国后，先进入共产党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和接受革命教育。他的专业是国际法，他希望能进入新政府的外交部工作，未成。1951年11月他被分配去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在全国性的大学“院系调整”中随该校合并入中山大学，在历史系任副教授，是四级或者五级教授。因为他批评了学校里的一些不良现象，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底，罗应荣和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教员和学生，被送去农村“监督劳动”。他的女儿出世，他没有看到。他原有一切待遇被取消，每月只有20块生活费。他的妻子钱蕴若受到牵连。中山大学领导要她和罗应荣离婚，早先已经承诺要给她的职位不再给她。她没有离婚，但是因为在广州没有工作和收入，只好去了安徽省六安地质局。
    被“监督劳动”近两年后，罗应荣从农村回到学校。不准他教书。他被分配在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他做资料员的时候读了很多书。他英文好，大量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报刊书籍，摘录了大量的英文例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特别的机会，因为在别的地方根本见不到西方的文字资料。
1966年6月文革大规模兴起。罗应荣本来就是“右派分子”，所以很快就在中山大学被“专政”，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不能再进城和杨德平会面。他写了一张字条，想交给一个曾经跟他学英文的中学生，托其转交给杨德平，告诉杨自己的处境和情况。这个中学生的父亲吴重翰是中文系教授，也和罗应荣一样被划成“右派分子”。在递交字条的时候，被历史系的红卫兵学生看见，命令他交出来。情急之中，罗应荣把纸条子放进嘴里，想要吞下去。红卫兵和他争夺纸条，推来攘去。结果，红卫兵指控罗应荣“殴打红卫兵”。1966年底，法院以“反革命罪”把罗应荣判刑5年。
    罗应荣被判刑以后，被送去花县赤泥镇的采石场“劳改”。他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他和一些刑事犯发生了矛盾。1971年，在采石头的时候，他被人用铁锤在后脑上打了一锤。虽然他戴着安全帽，还是伤得很重。后来他得到“保外就医”，被送到广州他哥哥那里。
    罗应荣去医院看病，广州第一人民医院说他是“劳改犯”，不接受他。
罗应荣卧床不能走动，而且无医无药。罗应荣的哥哥每天到工厂上班，只能早上离开时在罗应荣的脖子上挂一根油条，让他饿了自己啃。没有多久罗应荣就死了。

以上是引文。何先生在1970年代曾经支持中国文革，曾说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由此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何先生可能有意排斥这些关于伟大革命的负面材料。谢泳曾说过何炳棣作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批人常以家国情感代替事实判断。试问这是史家应有之作风吗？

着实让人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