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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对成熟的定义:
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
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大学同学,为国腐败中……
大学同学,很小资的
学院老师,师大哼哈二将之一
学院老师,哈佛回来的
大学同学,美女环抱中
大学同学,贩卖人口中
师兄,中国石油
同事加哥们加老乡加师兄
学院老师,对我比较好
师兄,进校时拜的老大
师兄,MECER
大学同学,中广核
大学同学,LG
我高中时的偶像级人物
新版
同班同学,现在在美国
同学,也是我女儿,佳能
这个是我孙女,澳洲去了
同学,中航结算中心
国华的同事,清华土著
大款,德意志银行
读研去了
同居多年,阳光100
毕业论文导师
副院长,执行院长
本科班主任
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后主传》。
对“乐不思蜀”的某权威解读是:“本文写刘禅被俘至洛阳后竟然乐不思蜀的事迹,从中可见此人昏庸之一斑。”
最初我对刘禅的印象和某权威解释基本一致,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和阅历的增长,感觉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刘禅和历史上很多的亡国之君、昏聩之君一样,错误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不该呆在那个位置上。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宋徽宗赵佶更愿意成为一名画家和书法家,而明熹宗朱由校更愿意去当一名木匠。可惜他们都没得选,只能去当坐他们焦头烂额的九五之尊。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每个人的职业选择余地大了,同时也就迷茫了。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职业、怎样的生活方式,才适合自己呢。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对风险的偏好来加以选择。
现在官场上那么多贪官锒铛入狱,可以说是他们当初择业错误的结果。能够混到掌握实权的职位上,一般来说政府提供的薪酬和福利已经足够满足所有风险厌恶者的欲求。可是那些贪官全是风险偏好者,他们愿意为了更多利益而甘冒风险。假如他们选择下海经商,事业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日子可以过得尊严体面,完全没有必要呆在束缚极严的科层组织里面偷鸡摸狗。贪官们择业失误,个人悲剧导致社会悲剧。
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做点偷鸡摸狗的事情都怕得要死,完全没有一个成大事者所必须的气度和风度。这段时间,先是一个朋友希望我和他一起去谈几个楼盘的生意,都是以带8个0的为计量单位的生意。后来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些可靠的股票消息,如前段时间暴炒的600599、本周一大跌6个点时逆市涨停的000025。而我总是默默唧唧的不积极动作,心里总是在想:“赔了怎么办?赔了怎么办?”
我觉得我如果从事高风险的职业的话,那就跟大多数农民差不多,同是社会悲剧导致的个体悲剧。农民本来是风险厌恶者,却没有适当的就业机会,不得不从事高风险的种养殖业。又因为他们厌恶风险,在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情况下,各种权利就被轻而易举地被骗走了,例如土地处置权、农产品定价权等。
说到底,我认为择业不是看社会需要什么人,而是认清自己到底是个风险偏好者还是风险厌恶者。个体偏好跟家庭背景有些关系,例如中小学教师子女往往非常厌恶风险,农民家庭子女风险偏好比工人家庭子女要高,富裕家庭子女容易痴迷于智力活动,但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变动的,应该与同龄人相比较。
那么从社会的角度看呢?一个组织为了健康高效的原作,在任用成员的时候,不光要看才能,也要注重个体偏好的遴选,以适应岗位特点。例如需要承担责任政务官,与普通公务员所面对的风险就有很大差别。政务官需要风险偏好者,应该从社会上成功的律师、职业经理人等人群中拣选,待遇也应该与向他们看起。而普通公务员只要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待遇,无需高薪养廉。以中国庞大的公务员体系来看,社会也无法承担高薪养廉造成的资源浪费,因此信心满满的风险偏好者们应当慎重报考公务员。
总而言之,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择业没有最佳答案。也许成功也许失误,最关键在人生的旅途中要保持享受生活的心态。
——记于学生时代结束2周年
——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切·格瓦拉语录
实际上写微观文章比宏观文章难得多,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构成侵权和泄露隐私。所以本人声明在其中涉及到其他人的部分,如果发生纠纷,与本人无关。看来还不够,再加一条声明:以下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肯定是巧合。有这双保险,大约可以放心写了。不过,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话说小L同志最近很郁闷,因为他虽然自信满满,但现实却不按照他预测的来。这不,楼市又涨了,股市涨了又跌了,总之,一切的不顺让他很痛苦。
痛苦的经历,虽然消耗了小L无数的时间,也让小L终于平心静气地读完了几乎所有的投资和经济学书籍,水平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到后来,小L终于明白了,理论模型和技巧有千千万万,但最高的知识是哲学,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用那一个。炒股如此,其他领域也如此。
远的不说,说说最近火热的房地产吧。最近北京房价高涨,地产公司高价拿地层出不穷,引出一票人打嘴仗,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看多派,即房价还要涨涨涨,以小L所在院系的董藩为主要代表;另一派是看空派,即房价要调整了。
小L冷眼看这帮打嘴仗的所谓专家学者,年纪都在40岁以上。这个年纪、这个地位的人,没房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小L知道董藩有套房子在京师园,靠近奥林匹克公园的好地界,当年还买得很便宜。这两派打嘴仗,反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们都体验不到所谓的“刚需”是个什么玩意,还是让小L同志现身说法一下吧。
2003年的时候,当小L同志还是乡下土包子初进北京城,那时候看什么都新鲜,在北三环上看到一个房地产广告牌,上面大大的写着每平米4800元。当时小L唯一的概念就是“房价好贵呀,一平米相当于一年学费了”。可惜当年小L除了欣赏路边的PPMM,啥也不会,投资意识一点没有。如果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觉悟,早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多囤几套房,等着升值了。
然而当小L同志毕业之后开始人模狗样混社会要买房子了,却发现房价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前几天,小L同志坐了接近一个小时的地铁,来到5号线的最南端——宋家庄。找到了一个还在挖坑的地,被告之这么个不成型的破玩意每平米15000元。小L牙根痒痒的蹦出一句:“靠,这不是抢钱么。”小L明白,他的理想又落空了,现阶段解决住房问题看来压力比较大了。
小L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面临两条路的选择:其一,多渠道筹钱,现阶段买房;其二,相信自己的判断,坚信货币政策即将调整的态势,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必将带来房价的调整。
小L想了半天,犟脾气又上来了,我坚持坚持再坚持,反正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刚需”,不着急消费。
可以设想一下,就1980年代的万元户而言,如果他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希罕的彩电、冰箱和磁带录像机,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1980年代金价每克大约60-70元,目前大约270元,增值不到5倍;如果他当时买入大米并假定大米可长期不变质,那么30年间,每公斤大米的价格已从约0.5元上升到约3.5元。即便选择储蓄或者国债,30年来币值仍然会被消蚀2/3。所以,看准投资方向非常重要。
实际上整个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就是房地产的发展,自2000年来形成了这种财富流动模式:基层家庭(举全家未来二十年的财力)--->(按揭)--->各类开发商--->(税收)--->(各级政府)--->各类基础建设。这是一个病态的发展。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才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持续了30年,但很难想象它还能再保持这个速度持续30年,这段时间的政策使技术创新迟缓、结构调整不畅、收入分配改革难以得到真正关注。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回归,使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合理的关系。这才是最大的哲学。
经济学里有个名词叫做“吉芬商品”,它是指价格上升,消费者对其需求量反而增加的商品。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最早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土豆价格上升,但是土豆需求量反而增加了。这段时间,国内的楼盘似乎也成了“吉芬商品”。房价越涨,抢购的人越多,这与当年爱尔兰土豆价格上涨,需求量反而增加的“吉芬”现象正好“不谋而合”。
在罗伯特·吉芬的定义里,“吉芬商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该商品为生活必需品,该商品一旦价格上涨无其他替代品;二是购买者收入有限,对于该商品价格上涨十分敏感。吉芬物品特殊性在于:它的收入效应超过了它的替代效应。这也就是吉芬物品的需求曲线呈现出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原因。
我们来看看,房地产满足这两个条件吗?首先,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房地产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因为,还有很多替代选择,比如租房等。第二,在一线城市,普通收入者想依靠自己的收入买房,已经属于天方夜谭。综合起来,房地产似乎并不满足“吉芬商品”的特征定义。
不过当年罗伯特·吉芬在世的时候,没有金融产品,没有金融杠杆。实际上,在这么一个神奇的国度里,连债券都能做上五倍甚至十倍杠杆,房地产业的高杠杆也没什么惊奇的了。在我看来,房地产就是金融产品,它的结构和债券没有区别,租金等同于利息收入。房地产从开发直到销售,买地就可以不用全额付款,开发过程中可以有建筑企业垫资,房子不用盖起来就可以销售,等于是购房人借款,对于购房人来说,还可以用20%的资金撬动100%的资产。此外,最为要命的是房地产交易数据的不透明,现在别说成本了,就是房屋的实际成交价都是不透明的。
在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界,价格规律的作用已经失去了,只有继续上涨的恐慌预期才能促使人们出手,也就是说房子已经离开了一般商品的供需曲线,变成了类似证券的金融产品。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只能涨不能跌,越涨价越有人彻夜排号,越跌越无人问津(股票的追涨杀跌效应)。2007年直到现在北京市场的情况全都是在印证这一点,2008年5月之后很多开发商在行市不好时采取小幅优惠的措施被证明对营销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负作用,那时候北京每天的成交量经常出现两位数。
那么一件商品如果只能涨价,不能降价,结果是什么?必然是泡沫越吹越大,直到爆掉。事实上房地产在2008年就该调整的,到2008年底的时候,远洋、保利、城建等大国企由于资金链的紧张,拿出18000->12000这样的降幅。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锐减,一些地方已经到了发不出公务员工资的地步。事实上,地方财政已经和房地产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地方政府啥时候开始大举卖地的?2004年8月31日!从这一天开始中央政府正式授权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获取高额土地利润,这与房价飙涨时间段基本吻合。
之后,中央要保八,四万亿的投资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关键时刻救了开发商,房地产市场本来应该面临的调整,最后变成吹了个更大的泡泡。本来希望救了开发商,他们会增大开工量,配合中央保八;同时能多买点地,增加地方的收入,配合四万亿投资,度过经济危机的难关。可是这轮中央吹泡泡的“拯救”行动,让开发商不仅脱离了死亡危险,而且赚了个盘满钵满,而政府的目标却一个都没有实现。这个是让政府很不爽。估计就是因为这个才有了最近的混乱局面。什么央企高价拿地、土地成本和房地产价格比之争、收紧二套房政策、炮轰开发商捂盘、回收闲置土地等等。
房地产业遇到最大的瓶颈,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将导致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再。一旦房价不涨了,停滞了,房地产业会面临一个追涨杀跌的死扣,会发生很大范围内的利益洗牌。所以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今天,软着陆、良性调整的机会已经失去了,我们就搬个凳子等着看好戏吧。
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悄然完成了变化。
力拓的间谍案,中国再次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发出信号!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同时,中国资本输出升级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国内,民族资本将逐渐取代外资。国外,国家资本不再简单的以能源为目标,而是配合产业升级的产业链出击。
今天的世界,不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抗了,而是“买方市场”的世界。简单说,买家,就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对中国而言,美国是买家;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是买家。
买家所在集团,要向上游发展,吃掉供应商,这时,就是要要借机拖垮供应商。美国到台湾采购“晶圆”,标准做法是头年A厂下单500万,B厂下单100万,第二年A厂下单200万,B厂下单400万。B厂受宠若惊,立刻扩大产能,A厂咽不下这口气,大兴土木改造设备,到第三年,两家厂的产能合计1200万,美国人创造了多余的供应能力,成了真正的大爷。
80年代日本有赶上美国的趋势,美国所应的招数里面,有一招就是培养中国产能,抄日本的后路。所以今天,美国一定会找机会,培养其他人,来抄中国的后路和侧翼。中国要套牢美国,就要买美国国债,所以有了G2提法,有了中美对话。
那么,回到力拓门。铁矿石,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家,还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这,直接决定买手手里有几张牌,敢不敢掀桌面。
工业固然需要钢铁,但是这世界上最不稀缺的,就是“稀缺”两个字。
1)中国的钢铁消费量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大约是总保有量100亿吨),经济循环中产生的废旧钢铁再利用,加上本国低品位矿的选用,人口老化带来的市场需求低增长等等,会使中国的钢铁产能从目前的5亿吨变为20年后的2,3亿吨。而年进口矿石,也将从目前的约2亿吨,下滑到一个低位。
2)钢铁的高成本(经济成本和环保成本),使替代品不断涌现,有些更轻,有些不会锈蚀,有些更环保。时尚上,地球上没有一种自然资源是稀缺的,你稀缺就意味着你要么将要淘汰,要么已经淘汰,已经随便你去死了。
这个世界上,理论上说,唯一能炒股长胜(不是常胜,是100%胜)的,只有一个人:TG。道理很简单,TG可以不管不顾捂着,任你浮亏千千万,只当没看见,任何波长的周期,终有云开雾散一天。这再没人性的基金经理也扛不住啊。所以对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经济战争,TG只要敢下狠手,挡者皆杀。
铁矿石进口业务上,TG在前几年,收拾了对方的先锋(日韩抢先接受首发价,逼中国钢厂跟进),今年开始进击三矿商的中军。作为最大的矿石进口国,要求在首发价以外的一个VIP待遇,是合理要求。三矿正确的做法,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就是宁可卖两块钱的平价,卖五年,好过三块钱的高价,只卖得三年。给中国钢企甜头,中国钢企寻找替代矿源和替代产品的主动性就小了,利益集团一勾搭形成,三矿就活得长久些。关键是,中国是店,三矿是客。客大欺店,不是不可以,但最终是店比较狠。看不到这点,是老客们活得不耐烦了。
中铝入股力拓一案,明着中国吃亏,其中中铝有很大责任,是应该揪一揪的。但中国整体,未必吃亏,因为这交易发布前,中国有足够时间抄力拓股票的底,今天中铝还赖在力拓不撤,事情最后如何演变,很快水落石出了。
三矿的背后投资人,是英资和日资,反而澳大利亚和巴西政府,只是收税的干活,这几路小毛贼,都顶不住TG几天的。力拓,已经是TG囊中之物,鱼已在钩,TG正遛鱼呢。力拓2009年预计年产2亿吨矿石,其中中国应该会买9000万吨左右。如果中国发个狠,不尿你力拓呢?如果下次澳元波动,TG不帮陆克文,而是参加到狙击阵营呢?
今年澳大利亚的失业率是5%,但更严重问题是,在可怜的澳大利亚,你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工作。因为根本是岗位消失,经济体系没有新陈代谢的希望。铁矿石三矿商,张狂也应该有个量。
不知不觉间,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已有6000家之多。半梦半醒间,解放军完成了跨越式的发展。当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方面都面临升级的时候,除了恭喜还是恭喜。
刚刚在新疆发生的事件,把疆独放到了聚焦镜下。而在下观察的结果,无论就其领导人素质,还是说其恐怖活动原创能力,都不足为虑。
首先说其领导人素质。被吹捧为“维吾尔人的精神母亲”的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14岁远嫁南疆。“文革”中因“投机倒把”与前夫离婚。1981年,热比娅与现任丈夫结婚。上世纪80年代开始,热比娅开始经商,据称善于利用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敛财暴富。在担任阿克达工贸公司和热比娅公司法定代表期间,总计偷逃税款达480余万元;在出租、出售热比娅大厦过程中,因坑骗大量商户而被90余名商户起诉,部分商户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向热比娅追讨债务。2000年因触犯刑法,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2年。
据说其最崇拜的人是达赖。不是我看不起她。从这样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来看,其实她是毫无信仰的。2000年前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投机倒把”,将其放大一点,就是“不劳而获”。这样的人能有什么精神能力?!
此外,看其2000年后开始所谓恐怖活动的人生。活蹦乱跳的达赖因在西方世界受尊崇,成为其羡慕追求的对象。2006年热比娅成为“世维会”新主席。此前业绩有2008年库车爆炸事件和‘炸机未遂事件’。本次打砸抢事件则是完全抄袭达赖去年的手法。就原创性来说毫无价值。达赖何人?批着宗教外衣的政客而已。而彼对之羡慕至此,则又下之也。
拉登是个人物,凭其财力,能搞出撞倒双子塔这样的事,把美国玩的团团转对手还抓不着他。与之相比,我们敬爱的热比娅大婶就差远了。
或说,本次事件有大国背后操纵。即使有操纵,也不足惧。理由有三,第一,中央已先期设立新疆军区,这一类事件早已在预想之中。
第二,就新疆的地理位置来看。新疆虽然毗邻俄罗斯及其它前苏联国家。俄罗斯目前最关注的是北约东扩和在波兰和捷克的导弹基地。无暇东顾。虽然美国暴发户小二黑前两日访俄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时谈到这个,美俄在欧洲放弃对峙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它顶多只能通过武装越南等间接牵制中国,在东西方同时树敌的可能性不大。另外,西方正在崛起的印度,有巴基斯坦制衡。虽然亚洲银行等试图以西藏来牵制中国,不足以成一势力。所以中国西部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势力平衡,破局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虽然新疆与西藏相邻,各有一股反华势力,互为犄角。目前为止,还没有打过配合战,说明两者虽然都是一路货色,却又无心联合(当然,这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新疆治理,或有人说要回复毛泽东时代政策,这意味着阶级斗争解决民族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如果那样,需要把中国再变成一个穷国,回到三十年前。显然,土共决不会这样做的。或铁碗治疆,或屯兵戍边,或分新疆为南疆北疆,个人觉得,都是可选的策略,意在平息新疆可能的内乱,但对中国的未来战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就此事的处理,我估计当局会尽力缓解汉维冲突,将矛头对准疆独。以得国的法宝:团结一大撮,打击一小撮,将大事化小。阮次山认为为了在国际舆论上更有利,应该公布热比娅大婶的刑事犯罪证据,个人觉得也是一着掌握主动的先手棋。处理这一事件,有一地方大员足矣。
与疆独相呼应的,中国东北的朝鲜或有破局,但同样不至于对中国未来战略造成决定性影响。
金正日这次的手法更加下三滥,把中国好象也不放在眼里了,核试验搞了几次,导弹好象不要钱,一个接一个的放。但可以看得清楚的是,朝鲜并不愿意太开罪中国,导弹一个接一个的放,那都是针对日本美国,或许也有对中国示威的成分在内,但还没有公开与中国叫板。而这是中国在1847号决议中投了赞成制裁之后。
个人觉得,中国在此问题上无作为似乎更好。
假设金正日一意孤行,搞出了原子弹,其针对的目标首先是南韩,日本和美国。而不会是中俄。因为朝鲜与越南地理位置有别,后者与中国交恶首先因为柬埔寨问题,而除了统一南韩,朝鲜没有别的领土可霸。朝鲜海军似乎也不足与中国争夺海洋。而且,此次朝鲜的核问题,小二黑似乎比中国还要关心。就让他们去关心吧。
中国未来的破局当在南海。似乎也是土共正在做的事情。南海以及更广阔的海洋都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
越南已经提出了“陆守海进”战略,等于已经下了战书:要保卫其所占南海20多个岛礁(这几乎占了南海岛礁的一半,相当于在南海有既得利益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的总和)。
土共军方最近一系列的姿态似乎也是下定了决心:重型航母的模型在香港展出,是说中国要铁了心建强大海军;在海南岛的核基地已经在建设,是抑制越南海进;中国的舰艇编队已经游弋到冲绳岛附近,是为试探日本将在未来冲突中动手到什么程度;在意大利放风说中国没有更换世界货币野心,是消除美国疑虑。
中国要出击南海,越南可能是头一个敌人。而据英国BBC消息,越方已经在建造40余艘舰船,每艘在400吨排水量以上。同时在越南东北部建立大型军港和攻防基地以及对海的警戒雷达,加强对南中国海的监控。俄罗斯军方还准备向其提供导弹快艇和猎豹型护卫舰以及最先进的“红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
要越南吐出已经吃到嘴中的肉,不战可乎?!中国未来要一战而树军威,当会是对越南。
1、肉眼看假,慧眼观空,法眼见中。有如鹤立雪中,愚者见鹤,观者见雪,智者见白。
2、人往高处走,是人生追求;人往低处走,是追求人生。
3、无为,不是不为;不争,不是无争;寡欲,不是无欲。
4、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
5、行棋度子,崇尚随机应变,算它几步何妨;处事待人,谨奉豁达开朗,于是三思而行。
前一篇写物业税会让房价降,这一篇就写房价不会降,这不是自己抽自己耳光么?
不过近期现房和房地产股大涨,很多房企敢于大手笔拿地了,让我一头雾水。。
据路边社不可靠消息,物业税实施细则(草稿):
1、第一套免征(小产权、房改房、解困房不征)。
2、税率从1.25%起,每多一套再加1.25,最多5%。
3、房价由税务局委托评估机构按地域和户型确定(不针对具体房子,1-3年评一次)。
4、公布征收前购买的房子5年后开征,另有多种减免手段。
……
依此看来,房价跌不下去,我又被忽悠了...
2009年5月2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历史的治乱循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是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说白了,税收的事情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互相较劲的事情。个中恩怨纠结,早在建国早期就埋下了因果。建国三十年为了保家,改革三十年为了温饱,很多问题都还隐而不发,不过现在也是到该解决的时候了。进一步说,联系其他的问题,还牵涉到国内外的各种大小气候条件中的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调整。里面牵涉的利益千丝万缕,百转纠结。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强人政治时代了,看来中央打算在房产,土地使用权和地方信贷上彻底向地方屈服了。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简单回顾一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脉络,尤其是对1994年“分税制”的考察。中央和地方关系之间的矛盾并非始自今天,也不是始自1994年,中国历史上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都很多;这个问题也不独属于中国,美国甚至因为联邦和州的关系没有理顺而最终通过一场内战来解决。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基本问题。那么1994年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因为这一年“分税制”开始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奠定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新的格局,而之后的这十几年,谈中国经济,无论是利还是弊,无不或多或少得受之左右。有些事情,越是影响深远,当时可能反而越不容易被觉察,分税制就属于这一类。
那么,94年的分税制具体是什么背景,什么内容呢?简单来讲,分税制之前,强枝弱干,中央财政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神舟”飞船最后决策的时候,需要七个常委拍胸脯说狠话来保证经费,那么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十年其实才花了两百个亿。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却是当时中央财政状况的真实写照。其实何止国防,像免除农业税、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这类具有高度公共性的事情,当时哪有可能。
分税制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可持续的窘境而推出的。实现分税制之后,中央和地方按75%对25%的比例对增值税进行分成,在并不减少地方收入的前提下,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这里面的关键,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一改过去中央和三十个省分别谈判的格局,这是一个重大的有宪政安排意味的制度框架。
94年主要解决了中央的财政收入问题,但对地方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范。地方政府为什么有经营土地作为“第二财政”的动机,原因就在于此。当然除了动机,同样重要的还有手段,而“土地出让金”这种制度安排恰好提供了地方政府便于操作的空间。
2009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13023.58亿元,同比下降10.3%,减收1496.1亿元。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政府已经没钱了。在目前的形势下,地方财政的破产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最近几年的房地产支柱产业化——卖地供血的行为是在加速自掘坟墓,但回到台面上时,终究还有更多的社会政治因素牵扯在内。不过现在地方已经没多少好地可卖了,支出却是一大把,地方政府是真的没钱了。
面对现实,面对明天,或者今天就等米下锅,可能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地方债已经出现,虽然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步;但这一步走出去,一方面说明地方上实际的困难已经有多大,另一方面也昭示物业税的必然来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将物业税划为地方税收,如果要采取分税的话,也可以考虑给地方政府一个相对大的份额。
研究完了,后面就是开征,这也是必然的。从研究到实施,说不清会多长时间。但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看,这事随时就开始试点也不奇怪。
物业税的经济意义是,房地产不仅购买需要很高成本,持有也需要可观的成本。这样,持有房产也需要现金流来支持了。美国有1美元就卖的房子,就是因为付不起物业税与贷款了。
国家收物业税就白了就是在既得利益者头上斩一刀。物业税,显然会与房子的市场价值挂勾,这是各国通行的作法。有些意见认为,一套房免征,二套房或者n套房才开始征。这个办法不好,因为很难定义什么叫二套房,一家人几个身份证,谁知道共有几处房子?简单易行的办法,是给房产估一个市场价值,这个其实已经在做了,银行放贷都需要这个基准的。然后,规定免税额多少,比如北京的房免征80万的物业税,值100万的就交20万的税,象个人所得税一样。上海免100万,武汉免40万,各地自行规定。这样,穷人住小房差房,就不用交物业税,不会闹事就行。富人管它持有几个房用几个名字,反正都得交。
这对穷人的影响是,有些穷人每月收入不行,却因为历史的原因住着市中心好地段的好房,这些人会受重大影响。比如抄底买了个120平米的自住房,值200万,免税100万,还有100万的价值要交物业税。按国际惯例3%,这就是一年3万元,并不是很容易承受的,现金流不行,就抗不住。这种穷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把房子降价卖给承受得起的高收入人士。时间一长,穷人就被清除出“高收入人士”居住区了。
征了物业税以后,二手房主能不能涨租金转嫁成本,这也需要探讨一下。一般价值的房产,物业税本就没有或者不多,租金不会涨。价值较高的房产物业税成本高,会有加租要求,比如4000租金想加到5000。但能出这么多租金的人,买房能力也强,二手房主降价卖房,正好转去买房。所以,高价房产,有一个积极换手的过程。持有一大堆高价房产收租将不太流行,物业税成本太高,租不出去就亏大了,挣钱不易,房价上涨也不一定高兴。而买许多低价位房子收租是不错的生意,普通民众收入上涨,租金也能跟着涨。本来外国富人就不太流行当地主,自己住一个很好的房子也就罢了,买一堆高价房子放着太亏。
有了物业税,炒房会变得很复杂。象中国这样高达10倍的房价收入比肯定会成为历史。现在人愿意花10年以上的收入去买一个房,是因为没有持有成本,买了以后就成了房子涨价的支持者。市场稍热,二手房东就能挂出难以置信的高价,因为卖不出也不怕,索性胡挂一个。物业税一出,那房子涨价,市场估值上涨,要交的税多,也不一定能卖出去,房主不一定乐意。以后还会有炒房,但就不能倒来倒去“干炒”了,必须有现金流支持,与收入挂勾,上涨幅度会慢得多。
全国房地产值30多万亿,以3%税率计,就是一万亿的盘子,中央地方各分一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会分成物业税,估计各能增收5000亿左右,也不是一个小数。而且住房越建越多,房价慢慢涨,这个数会上升。有了这笔钱,就不用费劲地抬高地价了。合理的办法,是迅速低价推出地块,把地块建成好地段,建成一块就能多收一块的钱。让更多的人买房,建得越好,买的人越多,收的物业税越多。
物业税的开征可能导致房产的交易价格回归理性的范围,让更多有稳定收入的人能容易些买到想要的房产。当然对无固定收入,物业税可能成为一个很重的负担。政府的策略一向是杀富济贫的,而且这样的策略除了炒房的不会把谁谁谁搞破产,比当年直接抢了分地温柔多了。大富的人也不太在乎这几个钱,小富的人也不会过不下去,所以即使叫得再凶,也出不了大格。但是,这个政策最终会产生穷人聚集的住宅区域(貌似还不好直接叫贫民窟),就极不和谐,将来社会问题和隐患比较大。
国内被非典吓的,觉得甲型H1N1流感很不得了,一旦流传开来,会死很多人。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来看一个米国的数据:
States*
TOTAL (45)
时间截止:北京时间2009年5月14日0点。
也就是说:米国3亿人口,其中有3000多人感染,分布在45个州,死了3个人。
我们来看看死的这三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1个是从墨西哥过来的,原来就得病了;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这两个人本来就一身的病。
一个朋友在哈佛公共卫生管理学院专门研究流行病,听他说,他们开始也很紧张,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是一个新的流感,可能比普通流感稍微严重一点。他们隔壁栋发生了猪流感他照样每天照常上下班。
这些都只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媒体的导向威力是多么强大。其实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