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民主”非彼“民主”

——《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的误导

傅国涌

    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而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词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约翰·奈斯比特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就在2008年，当官方庆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过《江泽民传》的美国人库恩就出版了一本《中国三十年》，也曾走红一时，大为媒体关注，库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介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是的，库恩说的没错，三十年来，从毛泽东铁索下解放出

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

傅国涌

摘要：晚清以来，从梁启超到胡适最终获得突破的新语言，至少包含了这些层面，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民间语言替代庙堂语言、公民语言代替权力语言、常识语言代替革命语言、开放性语言代替封闭性语言。梳理胡适自少年时代办《竞业旬报》到提倡《大公报》和政府公文使用白话文的线索，新语言可以说是胡适倡导的“得寸进寸”道路的第一个支撑点，他从倡导语言方式的变化入手， 试图通过新语言带来新思维、新价值。以新语言的视角重新理解胡适的社会变革思想，以及和他的 “得寸进寸”推动社会演进的思路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看得见的东西，一滴墨水像露珠滴在思想之上它使无数人展开了思维的翅膀。”

这是1915年2月胡适在留学札记中记下的一句话，来自拜伦的长诗《唐璜》。

1912年11月10日，当他在报纸上得知梁启超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国时，在日记中写道：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傅国涌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覆巢几见能完卵”

——戊戌变法获罪人张荫桓

“傅国涌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做“康南海”，110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生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详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任户部左侍郎6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

戊戌变法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他与王文韶受命主持。没多久，政变发生，康、梁亡命，他和谭嗣同等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傅国涌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

“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他继续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更有天渊之别。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

   土楼人家

【傅国涌按：前些天和妻子去厦门旅行，顺便去看土楼，那些大山深处城堡式的建筑，从卫星俯瞰，如同朵朵蘑菇云，据说曾让冷战时代的美国担忧过。】

四菜一汤700年的东倒西斜楼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傅国涌

    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

重说蜉蚍撼树

傅国涌

    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读了我的《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一文后，送我一首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 撼树蜉蚍称大勇，奋臂挡车有螳螂。”

    我感到眼前一亮，以此看历史尤其有豁然开朗之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把撼树的蜉蚍和挡车的螳螂当作嘲笑对象，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定论，无须质疑，不可挑战。我们似乎天然地选择了站在可以遮荫的树，和可以载人的车一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不自量力的蜉蚍和螳螂，对他们既缺乏同情之理解，也不会有默默的支持，更不可能有公开的赞许。我们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似乎手中掌握了人间的绝对真理，蜉蚍和螳螂由此成为可笑、可怜、可悲的象征。表面上看，这两句诗似乎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妙之处，却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内心，一如万古长夜、一团漆黑之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烛光，与巨大无边的黑暗相比，诚然那是极不相称的，然而，如此微弱的烛光，却在刹那之间

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傅国涌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个联盟，包括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入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中，希望两党都不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