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儿：
   我常听到学生们讨论自由的问题，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其实，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并没有错，但如果不要法律制度，不要规矩，不约束自己，放任自我，那就成了错。我们中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约束，我们会活得更健康，事业更有成就，生命更有威力等等，孰不知，其结果恰好相反。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如果没有树皮的约束，小树就失去盔甲的保护，就不能长成参天栋梁；鸡蛋如果没有蛋壳的约束和保护，鸡蛋就只能成为坏蛋；江河如果没有堤坝的约束，水就只能泛滥成患；我们用一堆散沙堆积成一定的高度不容易，但如果把沙土经砖模制成砖坯而烧制成砖，就能垒成万丈高楼；一把火药，散放在地上，点燃它它只能变成一股青烟而已，但如果用纸把它一层层缠裹紧，再点燃它时，它就有很大的威力。腰因约束而让人有爆发力，树因约束而成才，水因堤的约束而能利泽于民、直达大海，火药因约束而威力倍增。那么，约束之于我们，那就是让我们免于受到伤害的保护，是让我们直达目标的快线，是让我们力量倍增的动力源。
    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无不是严于律自己的人，对他们来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自己；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警惕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这个世界上最需要战胜的只有一个人，也是自己。对别人要厚道三分，但对自己则要赶尽杀绝，这个赶尽杀绝就是对自己坏的习惯不能因循，对自己的恶的习性不能迁就。对自己的错误，不能原谅，不能推诿，不能一犯再犯，更不能嫁祸于人。如果这个社会上人人都能时时处处存好心、说好话和做好事，严格约束自己，不断战胜自己，这个世界定是太平世界。
　　追求自由没错，但就象没有真正的光明大道的规定和引导，我们就没法达到目标一样，我们只有对自己严加约束，才能通向真正的自由。这是心灵的真正自由。
  

                                                       2008年2月28日

中医活血化淤疗法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1999年旧作)
行为社

    在我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中，活血化淤一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在许多中药方剂的组成中都离不了活血化淤的药物。中医理论认为，人的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内阴阳二气的失衡引起的，而气血淤滞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行则百病消，血滞则百病生”，气血运行不畅，会使身体的阴阳二气出现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破坏阴阳的和谐关系，导致矛盾的激化，其结果就形成了人体疾病，因此，在确立治疗原则上，是欲补血先活血，血活自补；欲祛邪先化淤，淤化邪自去。所以，活血化淤不但是中医治疗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平衡阴阳、化解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这对于在新时期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启示之一：中医治疗讲究“欲化淤先活血”，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就是要把重点放在疏导思想、化解矛盾上面来。在我们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多讲究扶正祛邪，以树立正面典型为主，定几个方案，搞几个活动，做几场报告，就仿佛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家，而忽略了如何针对职工的不断变化了的思想、观念，不断产生的各种矛盾、困惑、疑惑、迷茫，去有的放矢地做好解释、疏导、化解工作，帮助他们解开思想上的疙瘩，而是表现出隔靴搔痒，无的放矢，方法简单粗暴，使“活血”工作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时反而会更激化矛盾，使问题复杂化，事与愿违，得不偿失，“活血”不成，“化淤”就更谈不上。因此，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时，不仅要避免高高在上，好大喜功，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从底上从根上切入，而且，还要把着重点放在发现问题与化解矛盾上，宜化不且聚，宜疏不宜堵，宜柔不宜刚，宜和不宜硬，宜热不宜冷，以情为主，辅以理喻，多用活血化淤、软坚散结之品，慎用性冷峻厉、强攻硬取之物，使问题和矛盾在微笑中冰消雪化，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富有成效。
  

   启示之二：同为活血化淤，中医治疗亦讲究对症下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则提醒我们要认真分析，找准症结，辩证施治，对症下药。

   对于不同的血淤之症，中医在治疗用药的选择上是颇有讲究的，不但要从是血淤还是血虚、血溢等方面进行辩证，以定是活血还是行血、破血等治疗方法，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性格等诸多因素，来考虑判断，确定不同的治疗方案，选用不同的活血化淤药物，使用药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既讲模糊性，又讲针对性，使药物各归其经，各行其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红花、丹参一起抓，川芎、桃仁一起用。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辩证下药，如果照搬本本，不去搞调查研究，不愿开动脑子，不去了解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思想状况，产生问题的直接的、间接的、主要的、次要的、内部的、外部的等一系列内内外外大大小小的原因，以及家庭的、社会的等影响，不去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去了解问题的症结，就无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有的之矢，而只能是盲人瞎马。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如果在方法的选择上不能恰如其分，应用A药而用成B药，或者方法僵化陈旧，尽管我们的用意是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可能轻则使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显，重则还会使矛盾激化，淤塞更甚，适得其反。这些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作大效果小，恐怕与此无不关系。
   

    启示之三：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合理，剂量适当，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就是要讲究方法的多样化和力度的适度化。

    中医在治疗上，找准症，选准药固然重要，讲究药物配伍，定准药物剂量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在药物的配枉上，中医讲究君臣佐使，一个方剂中，哪味药是主要的重如人君，哪味药位退其次列如人臣，哪些药是开路先锋，哪些药是镇后将军，不但要了如指掌，而且更要胸有成竹，妙存一心，如果配伍不当，就会主次颠倒，势成乌合，无法发挥集团军的协同作战优势，降低药效，甚至会起反作用。推之到思想政治工作上，它的启示在于，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活血化淤过程中，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避免工作方法单一僵化，死板教条，而是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确立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和辅助方法，讲究各种方法的有效配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人自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变性以及很多方面的不可测性、模糊性的实际需要，使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对这个对象，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成为一个“医人能手”，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艺术化、多样化、感情化，以达到破结消积，软坚逐淤，解开思想疙瘩的目的。
  

   启示之四：中医在活血化淤上，讲究三分治七分养，避免急躁。

   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要求我们要注重时间过程本身所固有的作用，不可求之过急过切。常言道，中医治病能治根。这固然与中医自身所具有的哲学基础、治疗方法、药物属性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也与中医治疗时的长时间的治养过程有直接关系，因为唯此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对身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节，而避免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有思想问题的，我们总是期望通过一两次的谈心就能治好他们的心病，达到我们的目的，对不能达到目的的职工，我们总是恨铁不成钢，耐不下性子沉不住气，有时会由此使乱麻更乱，死结更死，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被动。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宁安勿躁，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化动为静，通过一点一滴的灌输、引导，影响和改变职工的思想观念，化解职工矛盾，使思想政治工作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以古老东方哲学为基石的中医，在自《黄帝内经》至今的几千年临床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印证了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等观点，而对这些宝贵遗产批判地吸收、借鉴和运用，对丰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更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更好地搞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是有所裨益的。

清雍正九年碑记确证

韩文公故里在孟州苏庄

耿则伦   行为社   平超明

2006年11月20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此日上午9时许，家住我市赵和镇苏庄村的王成书、行为社二人，兴奋异常地叩开了孟州市韩愈研究会的大门，向执行会长耿则伦反映，在苏庄村，发现了一通清代雍正九年的古碑，碑记中有苏庄村就是韩文公故里的明确记载。11月22日，孟州市韩愈研究会及市电视台、《新孟州》报社等有关人员，赶赴苏庄村，在村西的清凉寺，看到了这块石碑。

    这通题额为“重修兴隆圣母殿宇兼金装神像记”的石碑，镌刻于清代雍正九年，是记载苏庄村圣母殿修复情况的石碑。此碑高120厘米，宽53厘米，厚7.5厘米，虽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岁月沧桑，但整个石碑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无漫漶。据村民们回忆，此碑原藏于本村的圣母殿内，1958年前后圣母殿被拆除后，此碑就流落在本村一焦姓村民家中，被当作案几置于院内，幸而碑的正面朝下置放，方免于日晒雨淋而得以保存完好。碑记起首句即是：“苏家庄旧属古尹村唐韩文公故里也”。这通碑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文公韩愈的故里就在孟州，就在赵和镇苏庄村。

　　在苏庄村，除了发现了这通石碑外，现存的重要实物、遗迹，还有韩愈的祖茔、韩家寨遗址和韩愈的望乡台等。

    韩愈的祖茔就在苏庄村，早已是定论。《河南通志》上记载，韩愈的先祖“自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文公父仲卿、叔云卿、伯兄会与嫂郑氏均祔葬于此”，又说“孟县之苏家庄，古尹村也。庄南土山有茔，周围大数里许，其东南隅有冢。……万历间（指明代万历年间），盗掘一小墓，其墓志铭弃棘中，樵夫负去，将为砧石，或争之不得，遂鸣于官，念其文，公子昶墓志铭也。此墓为韩氏祖茔无疑。”韩昶为韩愈之子，其墓志铭在明万历年间在苏庄村出土，上面记载：昌黎韩昶，字有之，小名曰符。生于贞元十五年，卒于大中九年六月八日，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孟州河阳尹村，享年五十七岁……”，此墓志的左侧，边沿上还刻有清代金石鉴赏家冯鱼山的鉴定题跋，此跋中云：“此志据县牍云：前明万历年间自孟县西北二十里苏庄出土，当时韩文公裔孙谨藏于家。按苏庄即古尹村，为文公祖墓。迨清雍正四年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孙法祖呈请世袭博士，经河南巡抚田公、富公再三核实，得此石为确据……。乾隆庚戌年（公元1730年）”。在赵和镇苏庄村一带，民间流传着“五里三丞相”的传说，从苏庄至上坡村不到五里的区域，历史上曾出了三位丞相，其中“尹丞相”就出在苏庄村，尹之家族亦世居苏庄村，故苏庄村在唐“安史之乱”以前称尹村。安史之乱后，尹村的村落也由村西的清凉寺附近，搬迁到村的东部，韩愈的家族也随之搬迁到了韩家寨（属苏庄村）。韩愈在其《祭十二郎文》中所言“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这里所说的“河阳省坟墓”，就是指苏庄村的韩氏祖茔。另从有关资料上可以看出，韩愈的祖上从后魏安定桓王到韩愈之兄韩会、愈之子韩昶以及其后数代子孙，皆葬于苏庄村的韩氏祖茔。在苏庄村，也一直沿称韩氏祖茔所在的北岭为韩坟岭。

    关于韩愈的出生地和他童年生活的地方，从史料上可以看出，韩愈的整个家族，是在韩愈15岁时值遇“五王”之乱、战火燃及中原大地时，于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迁居到江南宣城的。而在此之前，韩愈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河阳老家度过的。这在他的部分诗文中也得到印证，如在他的《寄崔二十六立之》一诗中，他写道：“旧籍在东都，茅屋枳棘篱。还归非无指，灞渭扬春澌。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新唐书》卷二八《地理志》中记载，在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至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的187年间，在韩愈的一生中，河阳一直属洛阳东都管辖，以“东都”概言之，也是文人常用的手法。在此诗中，韩愈所说的“耕吾疆”的农田及“埋吾陂”的墓地，都在河阳。洪兴祖在《韩子年谱》中也说：“它诗言伊、洛、嵩、颍者甚众，盖公屋庐坟墓，在东都河阳”。宋朱熹在校《昌黎先生集注》中亦引方崧卿的《增考》中的话说，“今孟、怀皆春秋南阳之地，自汉至隋，二州皆属河内郡。……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居之。……”。

    韩愈是孟州人，那么，韩愈的故里具体在哪个村落？却众说不一。韩愈在其与孟郊等的《会合联句》里云：“我家本瀍谷，有地介皋巩”，点明了他的家的位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在其《韩愈大传》中认为：“瀍，即孟津西北之瀍水。谷，指河阳县境内的谷旦镇，在今孟州城北十五里。韩愈的祖茔在今孟州赵和乡的苏庄，其地域正在瀍水东北、谷旦之西的中间，而又与黄河南岸的巩县、成皋隔河相望。看来，虽然是诗的语言，韩公自述其家的地域概念是很清楚的”，暗示了韩愈的“家”应在苏家庄。在苏家庄，不但现存有韩家寨的遗址，而且也在历代民间的口头上流传着有关韩愈是苏庄村人的故事。韩家寨是在村东北半岭坡上就岭势修建的院落。在韩家寨遗址正北的岭上，有一个黄土筑砌起的高台，当地人叫作“望乡台”，台高约5米，周长约60米。“望乡台”所处的位置正在苏庄村北岭的最高处，登台临眺，四面之景尽收眼底，莽莽苍苍，气势宏阔；往西，可望见500多米外的韩愈祖茔；往南，可清楚看到300米左右的生他养他的家园——韩家寨，让人叹为观止。现存的韩家寨遗址，所占的土地为苏庄村第八村民小组的耕地。据老年人回忆，韩家寨所占用的土地，包括其祖茔用地，皆为韩家的祖田，由于方便，故选择居住于此。另从地理位置上看，韩家寨北依高岭，且为岭的最高点，东西皆有土陂掩护，其形状颇象太师椅，从过去的风水角度来讲，也属于风水宝地，这对于过去的读书人而言，择此幽居，也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前些年，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还从韩家寨的窑洞内发掘出了一些文物，认定是唐代有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器具。从这些文物、遗址、历史资料和民间的传说看来，苏庄村韩家寨虽一直被认为是韩愈所生与成长的地方，但这么多年来，却又因为缺乏明确的指认性实物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此结论的确信。

    目前，从赵和镇苏庄村所发现的这通清代雍正九年的“重修兴隆圣母殿记”石碑，无疑是确定韩愈的故里就在孟州苏庄村的重要依据，这是截至目前所发现的能确认韩愈的故里，且把韩愈的故里具体确定到一个村落的重要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但进一步确认了韩愈是孟州人，是苏庄村人，而且也让多年的疑团悬念冰解冻释，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