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巴金老人等等，都在21世纪相继离开人间。 随着季羡林先生的去世，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见了。

    说实话，对于季先生，我曾经颇有微词，还写过专门批评他的文章。这首先是因为“国宝”的称呼，因为在那时的我的看来，“国宝”这一称呼背后，是他被中共的利用和收编。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都亲自看望过他，这也被中共塑造成是对知识分子“优待”的体现。那时的我刚刚读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常常用很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季先生，因此，年少轻狂，写文章对季先生进行了批评。

    但后来想一想，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严苛的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生存的太艰难了，季先生的一些书中，还是说出了很多普通知识分分子不敢说的话，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季先生应该的尊敬。更不用提他在学术上的造诣。

    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太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渴望，但又生不逢时，偏偏生逢乱世。乱世出枭雄，并且这样的枭雄是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真理的，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因

    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人类社会似乎一下子从文明堕入到黑暗的深渊，极权在大地上蔓延，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红色的苏联和中国。

生活的那样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想的？他们是怎么反思极权的？在极权之后，西方一大批思想家对极权和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徐贲先生所著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就是对一些极权研究学者思想进行的研究。读完后，我已经精疲力尽，但却感觉到一股极少有的思考冲动和满足感。

    一，对于灾难，我们都有记住的责任。灾难的见证者有把他们的见证传播出去的责任，为了不让人类再次遭遇那种厄运。于是在二战后，西方出现了一些见证文学，一些灾难受害者对二战的遭遇进行述说，尽管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这些见证文学的文字功底并不是顶尖，但由于其对灾难的见证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作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记住历史，记住历

    昨晚刚回到宿舍，就听张翼说，liu xiao bo（不能直接写了，因为第一个日记被删除了）被捕了，原因在于其想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原因荒谬绝伦，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时至今日，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下，还极少有政治集团敢公开地、赤裸裸地违背公民言论自由的原则，于是乎，要想思想控制，总是不得不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集体平庸的时代。人类已经很难产生影响后世历史的英雄。每个人都生活在繁琐的世俗中，追逐着世俗的幸福、平淡，为世俗而奔波劳碌。偶尔，也有人会对自己的意义产生质疑，他会思考这样庸俗的人生是否值得过？人生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可是，这样的思考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为思考的结果可能是无路可走，因为思考之后他又会被生活强大的惯性推着走。这是一个没有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

    无奈于世俗的生活，甚至满足于简单的幸福，但在内心的深处总有一个不甘的声音，这个声音促使人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尼采，一个疯子哲学家，从古希腊的源头，发现人的生命力衰萎的根源。但他最终没有找到出路，他的生命意志哲学，也不适合于机器声轰轰的现代社会。最终他不得不走向发疯的不归路。我常常震撼于尼采发疯的象征意义，一种没有出路的结局。这是否是现代人的命运？

     尼采是不幸的，但人类拥有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却是幸运的。不管你是否同意尼采的观点，不管你是否有勇气来实践尼采的哲学，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忽视尼采为我们寻找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尼采

  （一）  

   前些年，武汉的《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与西南大学学报联合主办了一个大陆新武侠的栏目，正式提出了“大陆新武侠”的概念。既然为新武侠，当然是相对的旧武侠而言。据我的粗浅理解，旧武侠当指金梁古温黄以及他们以前的武侠。据韩云波说，大陆新武侠的作者主要是70年代以后的武侠创作者。

    以《今古传奇》为载体，现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新武侠作者群，代表性的为凤歌、时未寒、沧月、步非烟、方白羽、小椴等人。其中步非烟在前两年就宣称要“革金庸的命”，要超越金庸。此言一出，受到诸多讽刺和反驳。似乎此言是大逆不道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其实不然，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宣称金庸并非不可超越的。金庸或许是前无古人，但绝对不会后无来者。 尽管从总体看来，现在还没有一个武侠作家能够超越金庸。但他们之中，已经有一些作品的某些方面超越了金庸。

     以凤歌《昆仑》为例。凤歌深受金庸的影响，这部《昆仑》我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感觉里面的风格和金庸类似。但也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因此金庸笔下的很多主人公，都是爱国

    当前几年以及前些天，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没有文学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界一片哗然，他们试图反驳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论断，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因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最盛行的就是痞子文学、美女写作、寻根文学。当这些被炒作的很热的时候，有一个作家一直静静地旁观着。他没有参与到文学的喧嚣中去，而只是微笑着，返回自己的内心，与上帝、灵魂对话。文学批评家没有给他以足够的关注，因为他们似乎是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这位作家。这是一位奇怪的作家。他没有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人生经历”，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残疾了，此后就过着轮椅的生活。批评家们不知道该对他的作品如何进行归类。他就是史铁生。

    最早接触史铁生的作品是在高中的语文教材上，就是他的《我与地坛》。记得当初在晨读的时候，一遍一遍地阅读这篇文章，被其感动得流泪，因为当初就感觉到我们竟然是如此的接近，因为当初我的努力学习，也并不是为了学习本身的乐趣，而是让自己的父母自豪。此后，进入大学之后，再次阅读史铁生的著作，是在实习的时候，当时极度无聊，幸好南方报业集团有个图书馆，并且对实习生开放，于是每天跑到那儿借书看。那

   首先要反思的是，最近两周玩得太多。球打得很多，人变得超级浮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整天的泡在图书馆。每次给家里打完电话，想到这几天没有好好学习，总会有一种负罪感。可是，负罪过后，却又往往被打球等玩乐所吸引。唉。以后不能这样堕落下去。

    这种堕落首先源于自己的贪玩，其次也是因为目标的丧失。此前当坚定不移地走学术道路的时候，每次在图书馆自习、每次看完一本书、每次写一篇论文，都能够得到一种成就感，所以那个时候也能够坚持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事。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现在当道路开始有了新的转向，当学术道路已经不如以前那样明朗，当自己对学术的期望已经开始降低后，目标突然丧失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己有时候甚至也怀疑起读书是否有用？写论文是否有用？学术是否像我想的那样神圣？当信念开始遭遇现实的逼迫时，一切都开始迷茫了。

    其次要反思的是自己的规划。对研究生的生活，此前曾经一直有着很完整、自己很满意的规划。但无奈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主义者。当面对着多变的现实的时候，我让自己的规划屈从了现实。2年过得昏昏噩噩，学术研究更

    在媒体作为单一的党的宣传喉舌的时代，媒体受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新闻舆论是单一的结构。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的多元结构，其形成应当说是在媒体的产业化进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经济的道路越来越窄，盛到各个报社碗里的‘饭’也越来越少了，各报都几乎到了吃不饱的地步。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我国报业在传播技术手段上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亟待更新改造，但资金没有着落。”[1]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底，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北京数家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递交报告，要求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财政部批准了这一报告，确定了几家报社实行“企业经营、独立核算、盈余留用”。在第二年，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再次明确新闻单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中国媒体开始了产业化的道路。[2]从90年代初期开始，媒体的产业

    稍微有点新闻学常识的都应该知道，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是作为官方的宣传工具而存在，这一本质属性并没有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而改变。而春节联欢晚会自八十年代开办以来，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新的民俗，当传统的春节逐渐削弱时，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春晚成为官方整合中国各阶层的工具，塑造着整个中华一家的虚伪景象。这是春晚的本质。

    每年的春晚，都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宋祖英、祖海、张也等歌唱家。这些人歌唱着中国的富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和谐，说实话，我对这些“艺术家”不屑一顾，在我眼里，他们在本质上是传统的“御用文人”。已经没有了艺术家的精神，而沦落为官方的宣传工具，成为整个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中国没有真正的艺术家，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结论。

     但我也已经期待着，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能够出现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哪怕只是极少数。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中专制的恐惧，而希图用市场来对抗专制强权，以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来实现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他们眼中，市场=

    对于现象学的喜爱，从非功利的角度来说，是出于纯粹的对哲学思辨的兴趣，出于对人生意义的寻求，试图通过现象学来领悟人生的本质。而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则是试图找到一个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

    许多学者都在宣称：21世纪传播学将会成为一门显学，对于这样的乐观，我常常不以为然。一方面是出于对传播学本身的偏见，因为对我而言，我更喜欢冷静的孤寂的文学史学哲学这些冷门学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国传播学界的不满。当学者们只能写一些关注现实的热门文章，而不对理论的创新抱有热情的时候，这门学科的未来走向也就令人质疑。现实的发展是需要理论来回答，但理论的发展依然具有其一定的自足性，理论不能完全“依赖现实”。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传播学界的浮躁已经使得多数学者丧失了对理论创新的兴趣，而只能写一些应景的文章。当传统的所谓思辨研究开始令人质疑的时候，定量研究又开始在学术界热门起来。中国传播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总是热衷于赶时髦，追时尚，而缺乏耐下心来做纯粹学术的兴趣。我虽然不满于中国传播学界那种似是而非的思辨研究，但也不愿意追逐定量研究的时髦。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