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教授在《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发表了《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一文，笔者读后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逻辑有些疑问，现提出两点商榷意见。

一、民粹主义的主体是谁？

   陈龙教授的文章主要是讨论网民与民粹主义的关联。但他对民粹主义的主体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一般而言，民粹主义主要有两种，即文化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但无论是文化民粹主义还是政治民粹主义，都是作为一种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有知识和政治精英来建构出来的知识和信仰。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出发点是以民众为本位，把民众当作真理的支柱而无极限地仰视、而非俯视和平视民众，搞民众崇拜。[1]它自诞生之日就面临着难解的悖论，即知识精英与公众的关系悖论。这一悖论在于，“民粹主义”是知识精英建构的自我否定的话语，它一方面要求知识精英要深入大众，向大众学习，但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却又不可避免地居于领导的地位。

    打球带给我的启示之一便是，应该有偶像，但也不能“神化”偶像。

    去年11月，刚接触羽毛球，对羽毛球几乎不懂，完全门外汉的状态。为了应付班里的比赛，一次我和张翼在5点——6点去打球，打完之后，时间到了，接下来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的场地，但他的球友还没有来，于是就拉着我陪着打。当时我完全处于被“虐”的状态，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高吊球，不知道什么是网前小球，用那个大叔的话来说就是：我如果不想让你赢，你一个球都赢不了。打了一局，几乎是2：21的结局，当时我对他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应该是我那个时候碰到的最厉害的羽毛球手。在当时我的心里，他甚至是教练级别的。于是他是我心中的羽毛球偶像。也算是我的羽毛球最早的启蒙老师，因为我跟着他学会了“回中场”这一重要的步法。

       之后，我开始看了些视频，努力按照专业的动作来练习，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年3月份左右，我约到了南大羽坛的高手“小小竹排江中流”。那个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有了些进步，沾沾自喜，但和江中流打得时候，依然是处于完全的下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那个时候

    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巴金老人等等，都在21世纪相继离开人间。 随着季羡林先生的去世，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见了。

    说实话，对于季先生，我曾经颇有微词，还写过专门批评他的文章。这首先是因为“国宝”的称呼，因为在那时的我的看来，“国宝”这一称呼背后，是他被中共的利用和收编。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都亲自看望过他，这也被中共塑造成是对知识分子“优待”的体现。那时的我刚刚读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常常用很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季先生，因此，年少轻狂，写文章对季先生进行了批评。

    但后来想一想，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严苛的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生存的太艰难了，季先生的一些书中，还是说出了很多普通知识分分子不敢说的话，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季先生应该的尊敬。更不用提他在学术上的造诣。

    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太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渴望，但又生不逢时，偏偏生逢乱世。乱世出枭雄，并且这样的枭雄是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自由和真理的，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因

    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人类社会似乎一下子从文明堕入到黑暗的深渊，极权在大地上蔓延，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红色的苏联和中国。

生活的那样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想的？他们是怎么反思极权的？在极权之后，西方一大批思想家对极权和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徐贲先生所著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就是对一些极权研究学者思想进行的研究。读完后，我已经精疲力尽，但却感觉到一股极少有的思考冲动和满足感。

    一，对于灾难，我们都有记住的责任。灾难的见证者有把他们的见证传播出去的责任，为了不让人类再次遭遇那种厄运。于是在二战后，西方出现了一些见证文学，一些灾难受害者对二战的遭遇进行述说，尽管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这些见证文学的文字功底并不是顶尖，但由于其对灾难的见证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作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记住历史，记住历

    昨晚刚回到宿舍，就听张翼说，liu xiao bo（不能直接写了，因为第一个日记被删除了）被捕了，原因在于其想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原因荒谬绝伦，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时至今日，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下，还极少有政治集团敢公开地、赤裸裸地违背公民言论自由的原则，于是乎，要想思想控制，总是不得不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集体平庸的时代。人类已经很难产生影响后世历史的英雄。每个人都生活在繁琐的世俗中，追逐着世俗的幸福、平淡，为世俗而奔波劳碌。偶尔，也有人会对自己的意义产生质疑，他会思考这样庸俗的人生是否值得过？人生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可是，这样的思考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为思考的结果可能是无路可走，因为思考之后他又会被生活强大的惯性推着走。这是一个没有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

    无奈于世俗的生活，甚至满足于简单的幸福，但在内心的深处总有一个不甘的声音，这个声音促使人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尼采，一个疯子哲学家，从古希腊的源头，发现人的生命力衰萎的根源。但他最终没有找到出路，他的生命意志哲学，也不适合于机器声轰轰的现代社会。最终他不得不走向发疯的不归路。我常常震撼于尼采发疯的象征意义，一种没有出路的结局。这是否是现代人的命运？

     尼采是不幸的，但人类拥有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却是幸运的。不管你是否同意尼采的观点，不管你是否有勇气来实践尼采的哲学，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忽视尼采为我们寻找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尼采

  （一）  

   前些年，武汉的《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与西南大学学报联合主办了一个大陆新武侠的栏目，正式提出了“大陆新武侠”的概念。既然为新武侠，当然是相对的旧武侠而言。据我的粗浅理解，旧武侠当指金梁古温黄以及他们以前的武侠。据韩云波说，大陆新武侠的作者主要是70年代以后的武侠创作者。

    以《今古传奇》为载体，现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新武侠作者群，代表性的为凤歌、时未寒、沧月、步非烟、方白羽、小椴等人。其中步非烟在前两年就宣称要“革金庸的命”，要超越金庸。此言一出，受到诸多讽刺和反驳。似乎此言是大逆不道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其实不然，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宣称金庸并非不可超越的。金庸或许是前无古人，但绝对不会后无来者。 尽管从总体看来，现在还没有一个武侠作家能够超越金庸。但他们之中，已经有一些作品的某些方面超越了金庸。

     以凤歌《昆仑》为例。凤歌深受金庸的影响，这部《昆仑》我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感觉里面的风格和金庸类似。但也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因此金庸笔下的很多主人公，都是爱国

    当前几年以及前些天，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没有文学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界一片哗然，他们试图反驳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论断，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因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最盛行的就是痞子文学、美女写作、寻根文学。当这些被炒作的很热的时候，有一个作家一直静静地旁观着。他没有参与到文学的喧嚣中去，而只是微笑着，返回自己的内心，与上帝、灵魂对话。文学批评家没有给他以足够的关注，因为他们似乎是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这位作家。这是一位奇怪的作家。他没有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人生经历”，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残疾了，此后就过着轮椅的生活。批评家们不知道该对他的作品如何进行归类。他就是史铁生。

    最早接触史铁生的作品是在高中的语文教材上，就是他的《我与地坛》。记得当初在晨读的时候，一遍一遍地阅读这篇文章，被其感动得流泪，因为当初就感觉到我们竟然是如此的接近，因为当初我的努力学习，也并不是为了学习本身的乐趣，而是让自己的父母自豪。此后，进入大学之后，再次阅读史铁生的著作，是在实习的时候，当时极度无聊，幸好南方报业集团有个图书馆，并且对实习生开放，于是每天跑到那儿借书看。那

   首先要反思的是，最近两周玩得太多。球打得很多，人变得超级浮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整天的泡在图书馆。每次给家里打完电话，想到这几天没有好好学习，总会有一种负罪感。可是，负罪过后，却又往往被打球等玩乐所吸引。唉。以后不能这样堕落下去。

    这种堕落首先源于自己的贪玩，其次也是因为目标的丧失。此前当坚定不移地走学术道路的时候，每次在图书馆自习、每次看完一本书、每次写一篇论文，都能够得到一种成就感，所以那个时候也能够坚持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做事。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现在当道路开始有了新的转向，当学术道路已经不如以前那样明朗，当自己对学术的期望已经开始降低后，目标突然丧失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己有时候甚至也怀疑起读书是否有用？写论文是否有用？学术是否像我想的那样神圣？当信念开始遭遇现实的逼迫时，一切都开始迷茫了。

    其次要反思的是自己的规划。对研究生的生活，此前曾经一直有着很完整、自己很满意的规划。但无奈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主义者。当面对着多变的现实的时候，我让自己的规划屈从了现实。2年过得昏昏噩噩，学术研究更

    在媒体作为单一的党的宣传喉舌的时代，媒体受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新闻舆论是单一的结构。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的多元结构，其形成应当说是在媒体的产业化进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经济的道路越来越窄，盛到各个报社碗里的‘饭’也越来越少了，各报都几乎到了吃不饱的地步。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我国报业在传播技术手段上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亟待更新改造，但资金没有着落。”[1]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底，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北京数家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递交报告，要求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财政部批准了这一报告，确定了几家报社实行“企业经营、独立核算、盈余留用”。在第二年，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再次明确新闻单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中国媒体开始了产业化的道路。[2]从90年代初期开始，媒体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