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子的BLOG

    朋友跟我聊起他的一件烦心事：春节期间，是同学聚会的高峰期，接连参加了高中、大学、研究生等好几场聚会。然而几场活动下来，他发现，同学会成了“攀比会”：比酒量、比级别、比谁有钱……身为事业单位一名普通员工的朋友，在这场攀比中败下阵来，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
    同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亲切的称谓。在青涩的学生时代，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虽然清贫，但也知足；虽然忙碌，但也充实；虽然有过争吵，但之后还会形影不离……一旦进入社会，这种同学之间的友谊，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最纯真、最美好的回忆。于是大家对同学聚会充满期待，他们不远千里，齐聚一地，就是为了追逐那份久违的青春情谊；哪怕只是回忆当年糗事，也会觉得亲切、温暖。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本只是叙友情、谈人生的同学会，却渐渐变了味：从当初的小饭店到现在的豪华星级酒店，聚会的地方越来越高档，攀比的心态也越来越重，同学会成了“成功”人士显摆自己的“炫耀会”；从最初的聊天发展到各项娱乐，聚会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一些同学会成了赌钱等低俗恶习的散播场合

    近日，从互联网上，一则“圆周率真的等于3.14吗？我们的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连数学也不例外”的消息引起了许多人的阅读兴趣，也引来如潮的转发和评论。
    这则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造谣者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常识性”论断：“从古到今，几乎所有国家的数学书上圆周率的值都是4。”接着说，“真实的圆周率等于4，在中国却是绝密”，原因是，新中国为了“禁枪”而把圆周率改成为3.14，并销毁所有民国时期的数学课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圆周率计算管状物体的用料，成功造出枪管和炮管，给政权带来不稳定”。
    他杜撰了一个敢为真理而献身的数学教授“吴驾翔”，竟然与华罗庚并称为“南吴北华”。说他坚持“圆周率值为4”，“在刺骨的寒风中”，“凛然站在后海的岸边，最后一句尚未说完，便被疯狂的红卫兵挂上石头沉入了后海。”连华罗庚都“一直不敢公开表达对吴驾翔的悼念之情”，声称“吴驾翔之后，中国再没有人敢公开支持圆周率等于4”。接着，指责新中国“人为改小圆周率的值”，为的是“让利用错误的圆周率算出的枪管周长偏小，用料偏少，造成枪管偏薄，和

    人类选择用纪年来保存和延续记忆，每一个年份的过去，都寄托人们对过往的追怀，更蕴育来年的诸种期待。辞旧迎新，在现代中国人的情感表述中，被负载于两个相近的时间点，元旦和春节——他们同时被寓意于告别和迎接，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二者不分彼此。1911年，辛亥革命功成，中山先生为“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改公历1月1日称为岁首“新年”，称“元旦”。时间流转，百年一瞬，政令俨然已成新民俗。而今两厢参照，元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公历，更多侧重国家运转与各类纪录；春节以及其承载的传统情愫，则退归到民间与社会的更私人层面。
    各类风俗，诸种传统，在华人文化的所到之处，传播，演化，发展。即便在同一时段的偌大中国，大江南北，所能收罗起来的说法与各色过年的细节讲究，也不一而足。自古“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惟一不变的，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百般期许。但即便是看似经年不变的各地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入新的元素。
    春节，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那是对家的一种依赖。在诸种传统与新规

    1月19日下午，龙年央视春晚剧组微博发布声明，由于赵本山身体极度疲惫，状态欠佳，将告别今年春晚舞台。此前，赵本山参加了两次带妆彩排，因身体欠佳曾吸氧20分钟才上台。赵本山从1990年首次参加春晚，除了1994年以外均有出席。
    从1987年名不见经传、连央视春晚现场都进不了的一位东北“二人转”演员，到在春晚舞台上足足待了21个年头、连续12年获得最受欢迎节目票选第一名、全国妇孺皆知的巨星，创下无人能破的神话，春晚也被公众诮讽为赵氏“一个人的春晚”。
    一场牵动亿万观众神经、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文艺盛宴，办了三十年之后，居然只剩下一道“菜”，无“赵”不欢，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与财政部4日联合发文，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另行收费。
    严禁各种乱收费的政策，总是以文件形式出台，在人们印象中，针对每种乱收费都是“禁令屡下”。如果把这类文件收集起来，大概不免要“汗牛充栋”，不仅老百姓对相关规定没个谱，怕是执行机关也被淹死在相关条文中。
去年6月，湖北省教育厅曾颁发《湖北省2011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方案》，其中就明文规定，所有幼儿园不得收取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但现在2011年过去，据武汉若干幼儿园园长坦言，赞助费他们还是照旧收着。国家三部委的禁令在层级上高一些，但终究靠省级教育部门来贯彻落实，既然省级禁令不管用，国家级禁令想必也前景堪忧。
    幼儿园这东西，从根本上说，其收费受到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大白菜、橘子产量高了价格就贱，生猪存栏少了肉价就涨。近两年幼儿园入园难、收费贵，根本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幼儿园总量不足

    在山西临县政府网站上，其辖下的安家庄乡党委书记曹莉的简历显示，曹15岁即参加工作，获大学本科学历。网友质疑简历作假。事后，曹莉的简历页面很快就被删除。(12月22日《郑州晚报》)
    按照《劳动法》中童工的定义，这位15岁即参加工作的曹书记，可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童工”了。
    官场里潜伏着“童工”，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曹莉不是第一个，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10年，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案发，王亚丽不仅12岁参军，而且12岁成为一家大型军医院的药剂师。今年10月，原临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沈庆华“13岁参军，15岁入党”，也是一个“童工”。
    这些官场“童工”，用心良苦的造假、改档案，其意图可谓众所周知。其一，是为了升官。干部年轻化，年轻就成为升官的巨大优势，一些官员在年龄上造假，无非为自己升官制造更多“官机”；其二，是为了保官。官员退居二线或者退休，年龄都有硬杠，为保住手中权力，在台上多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只好改小年龄，把自己变成“童工”。
    官场的“童工”们改年龄

    “不敢戴名表，改穿名牌鞋了”。一款价格约4000元、据称是意大利顶级品牌的鞋子，让四川省双流县副县长廖维忠备受关注。(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平心而论，官员有抽名烟、戴名表、穿名鞋的自由和权利，身为副县长，也应有资格穿名牌鞋。但为何一双名牌鞋，就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因为公众认为这双名牌鞋的来路不正，这种奢侈消费里存在腐败猫腻。
    一块名表，一盒名烟，一双名鞋，都让网友如获至宝，陷入极大的监督亢奋之中，这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如此外围的监督，很难一针见血——只有围观效应，很难有真正的反腐突破。毕竟，周久耕模式的反腐败并不容易复制。
其实，比一双鞋更值得质疑的是廖维忠被指倒卖土地事件。据报道，一位自称是“知情者之一”的网友“我是被迫的2010”，发帖指责廖维忠在任职西航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倒卖土地。针对网友的质疑，双流县委宣传部回应称，“该宗地的收回和处置均是依法依规办理”。但这种自查自纠式的回应，相信的人非常少。
    卖地事件比一双名鞋更“值钱”，更值得监督，更应该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