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开销：每天10圆

可能我有点儿“反动”——在消费文化似已成为主导文化的今天，我反对消费文化。

喏，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划开手机，不是跟广告打个照面，就是跟广告撞个满怀。或帅哥故作深沉，或靓妹暗抛媚眼，或花言巧语，或五光十色。目的仅此一个：你要消费！捂着钱包干什么？你看人家美国人民，借全世界无产者和有产者的银两消费，多爽！甚至我国权威部门都兴奋地广而告之

鸡的贡献

鸡年，买鸡画挂历。雄鸡昂首四顾，母鸡低头觅食，上端印有几行字——“古人云：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默颂之间，心想古人果然厉害，寥寥数语，出自何等境界，何等襟怀，何等情思！而这“鸡文化”落到今人手里，统统沦为超市里的标签：香酥鸡、麦香鸡、鲜香鸡、白斩鸡、坛子鸡、厨王鸡、竹筒鸡、烤童子鸡、巴子燻鸡、叫花子鸡，还有什么山德士上校肯德基……。较之古人，雅俗分明，高下立见。就说这鸡年吧，鸡眼巴巴熬过一轮十二载轮到自己了，却也没捞到半点好处，除了在电视除夕节目上以剪纸形象一晃露几次脸，还不照样在餐桌上任人戳食！至于五德云云，更是无人记起。

村上春树谈鲁迅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国》。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电视台的导演，衣装整洁，形象潇洒，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寻味的是，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这样的Q氏和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其一，“两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称畏惧的情念”；其二，两个Q同样处

青春与修辞

村上春树说他的青春终止于三十岁——三十岁时的一件小事。当时他同一位美貌女子在餐馆碰头，边吃东西边商量工作。因为对方同他往日热恋过的一个女孩长得太相像了，遂说：“嗳，你长得和我过去认识的女孩一模一样，一样得让人吃惊。”对方微微笑道（笑得极其完美）：“男人么，总喜欢这样说话。说法倒是蛮别致的。”就在这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村上觉得自己的青春帷幕也随之落下了，自己已然“站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里”。至于村上的青春帷幕何以因此落下，内幕自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村上的青春肯定和女孩、和恋爱有关。也不光村上，绝大多数人都难免这样。

校庆七十周年和六十五岁

1946——2016，吉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吉林大学是当今中国办学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著名北国学府。不过，对于我，重要的不是这两个“最”，而是“母校”两个字——吉林大学，我的母校。

十年前的六十周年校庆我已经错过了，十年后的八十周年我可能走不动了，所以我特别看重今年九月这次七十周年校庆。也巧，这次是被作为所谓杰出校友邀请回去的，代价是要我为在校的年轻校友们做一场讲座。我

来访的高考女状元

不瞒你说，我见过一位高考“状元”。北京市的高考状元，文科状元，女状元，女孩子。

最初“相识”是在网上。大约十年前我应“新浪”之约在那上面开了博客，每周发一两篇博文。当时跟帖最勤的网友有两位：“闲者”和“大岛”。谈的主要是文章、文学、文化。内容极够档次。至于两人性别，我把握不准。“大岛”显然同拙译村上长篇《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非男非女或亦男亦女的同名两性人有关，而“闲者”则难免让人联想起“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后来“闲者”给我来了一封信，来自北京。信是用自来

台湾村上译者领我逛台北

    台湾淡江大学找我去讲村上。我提出不光讲村上，要莫言村上一起讲，比较二者的同与不同。对方连声叫好，鼓励说大家肯定感兴趣。

     演讲完毕，主持人东吴大学L教授果然夸奖说“极其精湛”。休息时两位女学者特意告诉我，刚才的演讲让她们加深了对莫言文学的理解。还劝我在台湾多待一段时间，多讲讲莫言和村上，讲讲村上和莫言。态度之真诚，言语之热切，险些让我以为自己就是村上和莫言。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繁体字版村上作品译者、台湾翻译家赖明珠女士主动领我逛台北。看样子，她早已把昨天圆桌会议上两人就村上文体和翻译风格“打嘴仗”的场景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带我看了台湾大学、中正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总统府”，看了台北仅有两株的“加罗林鱼木”树中的花期正盛的一株，看了“101”，最后一站是颇有名气的“诚品书店”。店门口有个一人多高的红色繁体“閱”的立体雕塑。书店，书，阅。表里如一，名符其实，好！于是我站在“閱”的后面，把脑门夹在顶端两扇门之间，嬉皮笑脸，由赖明珠女士“咔嚓”两声按下快

就《异乡人》答深圳晚报：异乡与故乡之间

1、《异乡人》封面中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是村上的话。老师在序中也说：“故乡与异乡、故乡人与异乡人的错位与重合，这种若明若暗的地带，或许就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出发的地方，也是我出发的地方。”

是不是有些人生下来就注定要做一个“异乡人”？比如老师，少年时便有“看看山那边到底有什么”的冲动。异乡人身上，都有哪些特质呢？

——“异乡人”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性或实质性的。背井离乡，走南闯北，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用一千多年前王维的话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另一种是虚拟性或精神性的。虽然人在故乡，却总是怀有远方情结，总想离乡远游。例如少年时期的我，无端地怀有一股冲动，渴望知道山那边有什么。或者说较之眼前已知的，更对远方未知的东西感兴趣。应该说，这两种有个共同点：都源自个体对整体秩序、对周围现实世界的疏离情绪和孤独感。也可能是想像力问题——一切源于想像。

2、读老师的散文，发现老

方鸿渐博士与“尼姑庵”

    说起博士，我每每想起两位：胡适博士、方鸿渐博士。众所周知，前者实有其人，有可能是民国最出名的博士，连废帝溥仪都知道。某日胡博士得其电话：“你是胡博士吗？”胡博士当即屁颠屁颠跑去谒见。至于后者方博士，乃钱锺书《围城》中的虚拟博士，亦是吾国最早的冒牌博士。此君虽是冒牌，但比他的校长和身边的教授同事正派许多。他的清高、单纯和风流倜傥，一看就有别于那班俗物。若冒牌博士皆如方某，愚以为冒又何妨。

    至于共和国时期的名博士，我一时还想不起谁。究其原因，一是博士培养是近三十年的事，在那之前甚至把胡博士批得体无完肤；二是博士总量增长太快，快得很快超越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博士生产大国，没给早期博士留出声名鹊起的充裕时间。不容否认，起始博士相当金贵。尤其海外归来的洋博士，哪里都倒鞋以迎。或许之以高官，或许之以重金，或许之以豪宅，除了美女什么都敢许。可惜好景不长，无分海归本土

我和村上之间

     说起来，就村上接受采访的次数不算少了，几乎次次都被问及村上对我的影响。而我的回答每每模棱两可：有影响，又没有影响。说没有影响，是因为我“邂逅”村上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村上时年三十九——你想，一个三十六岁的大男人会那么容易受人影响吗？反言之，轻易受人影响的人还算得上大男人吗？也就是说，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面，我也好村上也好，各自的心都已包上了一层足够厚且足够硬的外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说有影响，主要集中在某种感悟和修辞。

以《挪威的森林》中大约人所共知的那句话为例：“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我真正认同这句话，却是在译完这本书的十七八年之后父母相继去世的时候。坦率地说，在世时我并没有天天想起他们，他们去世后我几乎天天想起。也就是说，因了死而父母同我、我同父母朝夕相守。亦即，死去的父母作为生存的我的“一部分永存”。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