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是一个特别温柔、却很有几份刚毅的知识女性。
小的时候,我的家住在一个城市的插花地段,就是后来所谓的都市里的村庄。家是两间小木屋,这小木屋据说是日本鬼子养信鸽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居住,所以村里就分给了我们家。屋前有一碧绿色的池塘,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环境污染,水就显得比较清澈。夏天,父亲喜欢躺在小竹床上,摇着一把扇子,讲我们家族里的故事,我听得是津津有味,其中妈妈的故事父亲讲得特别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父亲讲,妈妈家在解放前曾经是一个望族,外公一代出过三个县官。妈妈有十姐妹、三兄弟,其中她 的两个姐姐都在国外留过学,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外公不得以带领全家逃难到江西的赣州。那时父亲在蒋经国手下工作,很是风光,为外公谋得了一份在监狱工作的差事。作为回报,外公把他的女儿——我的妈妈许配给了我的父亲。
妈妈在做姑娘的时候,因为家道还算殷实,外公思想也比较开放,所以读了一些书,凭着自己的聪颖,妈妈的文化底蕴在她那一代人当中还算是佼佼者,这也就为她后来的一生奠定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基础。
解放后初期,父亲因为我奶奶不愿去台湾,所以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做菜农,以至于一直不得志,收入不高。而妈妈则因为有文化(这在当时的女性中是不多见的),先是作为村里的扫盲教师,搞了一段时间的社教,后来又当上了学校的老师。据说有一位很有地位的女干部看中了妈妈较高的综合素质,想把妈妈带到北京去发展,但是妈妈因为考虑到自己丈夫的历史问题和几个孩子需要她养抚,而且父亲也不同意,所以婉言谢绝了。
大概在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忍受不了农村的寂寞和清贫,因朋友之邀参加了当时一个全国性展览的组织筹备工作,展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父亲被留在了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但在随后的“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父亲可能是感觉到了政治气候的危险,便又回到了家乡继续务农,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过该有的一劫,受别人的牵连,被政府送进了监狱。服刑期间,妈妈既要工作,又要服侍年迈的公婆和几个年幼的孩子,而且不知道苦难何时到头,当时的妈妈年纪尚轻,可能还有几份姿色,便有好事者游说妈妈离婚改嫁,被妈妈断言拒绝了。我想:妈妈如果当时选择了那条路,毫无疑问就不会有后来更多的磨难和艰辛,但我们这个家就一定会毁了!
父亲出狱后,人的精神状态就基本崩溃了,性格变得有些古怪,平常言语也不多,虽然对妈妈在外面工作很是不放心,但又没有好的办法。生活还是要过的,而妈妈的工资以然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我和姐姐的出生,家庭的负担全部压在了妈妈的身上。文革期间,妈妈作为“五七”大军下放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里距家大概二十多公里,交通不便利。开始妈妈是在一个畜牧场里养猪,后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看到妈妈算是个文化人吧,就把她安排到了大队的小学里教书。或许是妈妈和大队书记谈过自己家的情况,大队书记就特批了一块自留地给我家。靠着这块自留地和养鸡的收入,我们家度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我的记忆中,那真是一段祸不单行的日子,开始是父亲的脚生了“脚背花”,脚背烂得都见骨头了,弄不好就会成为残废,因为他没有公费医疗,只能去土郎中那里治,每个星期必须贴一副膏药,一副膏药就是十块钱,每到星期天,不管风吹雨打,妈妈和只有十来岁的姐姐就必须去生产队借辆板车拉着父亲去几十里外的医院;接着在煤矿工作的大哥因为肺结核大吐血,几近死亡的边缘,妈妈又不得不赶去照顾。这所有的花费,都是靠了那块自留地和家里养的鸡。那时侯,妈妈从学校下课后,就得赶到自留地里去种菜,当她挽起裤腿露出雪白的小腿肉挑担粪桶在自留地上耕作时,曾经吸引了不少的眼球,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当地人的同情和尊敬。碰到赶集的时候,妈妈就把菜地里种的菜和鸡蛋拿去买,总能换回一些零花钱。而在平常的工作中,妈妈也是非常敬业,对当地的学生特别好,有时候因为他们穷,妈妈还会时不时地挤点钱出来帮他们买些本子或者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品,在和当地的邻居相处时,妈妈显得大度而从容,经常帮助他们做一些诸如代写家信、书写门联的事情。也许妈妈就是靠着这种人格的力量,得到了邻居们的认可,当他们知道我父亲和大哥的事情之后,就是这家送几块钱,那家送几个鸡蛋。其场面是很感人的,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但是妈妈在工作上不是非常顺利,记得妈妈学校的校长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中年妇女,她也许是对妈妈有一种本能的嫉妒,常常总是在工作中故意刁难妈妈,后来不知道她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父亲有历史问题,就更显得有些盛气凌人了,动不动就说我们是“黑五类”,年幼的我为此和她吵过不少架,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她断言我们家不会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我已有了十几年的党龄了),而且在我姐姐升高中需要政审时,她做了手脚,使得我姐姐不得不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但是妈妈在家时总是教育我不要跟她吵架,凡事忍让三分。
1976年,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中年丧夫无疑给了妈妈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她显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了,经常是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这种情绪延长了一段时间后,她还是挺了过来,她想方设法调回了家乡,并利用父亲车祸的赔偿,把那两间小木屋改建成了砖瓦结构的房子,使我们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1981年,我在参加全国的高考中,取得了超出体检线100多分的优异成绩,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最后竟然落选,当时我真是不想活了,妈妈没有过多地劝说,只是鼓励我明年再来!
晚年的妈妈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临终的前一年,她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想自己去选一块墓地,我有点惊诧于她面对死亡的坦然,在墓地时,她看中了一块墓前有三棵树的地方,并告诉我说,那三棵树就是你们三兄弟,我要你们永远陪着我!后来她因病在医院抢救时,表现得非常平静!临终前的表情没有丝毫的痛苦。
妈妈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以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教给了她的学生、晚辈很多,面对磨难、面对痛苦,她总是淡然处之,坦然应对。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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