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作家朋友发来短信，我才知道杨志广老师病逝了。听说他生病已经很长时间了，记得是去年的某一天，徐迅正巧和我通话，他说，中午要和庆邦老师去看杨志广。说他的病情有好转，我觉得他会挺过这道坎。谁想……
我与杨老师的相识是在2006年秋天。当时中国煤矿文联在河南义马举行了中国作家看义煤暨首届高级研讨班，在那次活动中，我与志广老师相识。我带了两篇小说给他，其中有一个中篇比较长，字体是小五号，很小。根据活动安排，我与志广老师及北京的几位作家参加了下矿采风活动。每到一处，都要观看专题片。有几次，我与杨老师邻座，我看到他一直在看我带给他的那篇小说。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后悔，那么小的字体，让杨老师受累了。
杨老师讲课那天我未能参加听课，因为我随团下矿了。回来后，听学员们说，杨老师在讲课时专门讲了我的那篇小说，他说写得不错。我很高兴，回来的当天晚上，便与淮南的江耶等人一同去了杨老师的房间。江耶的一个短篇杨老师也很喜欢，建议他修改。杨老师还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电子信箱。从义马回来后，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
后来，我给杨老师发邮件询问过此事，他没有回复，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直到去年六月在桂林见到柳营，才知道杨老师病得不轻。
下午4时许，感冒多日的我从沉睡中醒来，昏昏沉沉地打开了电脑。电脑的时间上显示的时间是16时10分，心想，3点零3分在徐州发出的那趟去北京的动车已经驶出了徐州站，心里不觉一沉。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时间，是因为我知道杨志广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8明日上午举行。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有踏上北去的列车。
我打开博客，收到了柳营的纸条，只有两个字：兄，好！时间是16时21分。我立刻去她的博客，看到了她3日下午写就的《送杨志广》）。文中记述了她与杨老师的交往。这让我想起了去年6月在桂林与她的相遇。那次，她曾对我提起过在协和医院看望杨志广老师的情形，当时她大致叙述了那次的经历，今天，她终于把文章写出来了。
我与志广老师今生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义马之行虽然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没有听到他的那次讲课，我的那篇小说也未能经他编辑发表，但他专心致志地阅读我的小说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浮现。
今天，我在中国作家网会员辞典里看到了杨志广老师逝世的消息，再看他的简介，1956后面竟然多了一串触目的数字：2009。杨老师英年早逝，令人痛惜。谨以此文，悼念志广老师，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杨志广 (1956～2009)笔名伊水。河北南宫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6年赴北京大兴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杂志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六指枭雄》、《正义战士》，中篇小说《吉祥天母》、《夏日的风》，短篇小说《下棋》、《打坐》、《最后一圈麻将》、《人妻》、《七彩蛇》，评论《并非深刻的理解和表现》、《马年说“海马”》、《无冕皇帝：未息的风波》、《喧嚣的文坛》，散文《蝌蚪与佛》，主编小说《白房子》，报告文学《黑脸》等。中篇小说《博格达山下的小车站》获河南省首届《奔流》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红桔》获首届城市文学小说奖。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氤氲出来的精神气质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白丁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在阳伞下的忧郁感伤之旅。由于他并不占据文坛上的优势话语，加之地缘的劣势，这就使他的创作像当今诸多作家所面对的写作对象一样，自身的边缘性使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沾染了底层的毫光。他倔强、执著的写作姿态，一如他作品的中人物一样，充满了痛楚，但并不尖锐，有强烈的情感，但又含蓄内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柔的写作。白丁的小说，为我们呈现了某种平面中众生的无奈、挣扎以及对昨天的忧伤的追怀。
白丁像观看自身一样来检视着大众的生存。他笔下的人物虽然脆弱命轻，却可堪重负，没有生活逻辑却有自己的轨道。无论生存的现状如何艰难，他们与现实或者抗争、或者顺从，但其价值却没有销蚀。《小舅子》正是这样的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小舅子李建东的故事。“在李建东二十几年的人生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嫁抛弃了他，没有感受过父爱与母爱。随着哥哥姐姐们成家，他体会的却是人生的孤独；远离乡土，来到矿区，希望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却化为泡影；婚姻的失败为他带来了更大的苦；为了孩子，他在城市打拼。幸福感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然而，坎坷与不幸并没有解构人的生存的欲望。就像余华《活着》中的福贵，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开之痛，最后仍与老黄牛为伴终老一生。李建东的生活也是靠着一个又一个的欲望来支撑的，也许，这正是生存的意义——一种最为本真的存在。虽然现实给他制造了无数的苦难，但他并没有因为苦难而放弃生活。也许这正是底层富含希望，有着不竭的生命力的所在。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在都市生活的时候，当我们为都市的繁华而慨叹的时候，可曾想过，正是无数的“建东”一砖一瓦的堆砌着繁华。他们却是繁华背后的过客，辉煌的楼宇下埋藏了多少他们的艰辛恐怕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当他们面带笑容，为一点点的幸福而感动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温柔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痛。
如果建东的艰难让我们给予底层更多的理解，那么，刘美娟（《开始或者结束》）等这样女性的坚强却赋予了底层更多的伤痛。她们承担了男权社会的道德重压和被抛弃之苦，但由此却获得了韧性和坚强意义上的精神升华。爱情的失足并没有让刘美娟成为生活的弱者，她用女性的韧性与坚强养育着自己的孩子。作者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可想而知，刘美娟的消失背后隐藏的是她独自生活所要面对的种种艰辛。与刘美娟有着相似经历的在《那时我一无所有》之中的“我”，为了成全好友的爱情而放弃了自己深爱的男人，为了疗治爱情的伤，“我”远赴他乡，他乡的经历体现着生活的黑暗与无奈。在这里，借用女性的艰难与挣扎，突出底层生存的艰难与惨状，无疑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对情感的抒发应该说是白丁小说的重中之重，当然，作家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显形情感，而是意在表露隐藏的情感压抑，或许可以这样说，情感压抑不仅属于文本中，更属于文本外。
首先，他描摹了女性情感的嬗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禁锢以及历史实际状况，中国女性的生存命运与精神状态往往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女性形象随之成为作家特别关注的形象。长时间以来，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太多观念化的束缚，如思想意义、道德建构等，这使女性形象处在失真之中。特别是底层女性原本就是处于一种非人性化的情境之下，观念化的束缚使她们大多扁平无力，而经验化的自在状态的书写才能使人物更鲜活生动。白丁便是这样来处理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当然这种自在状态是活跃的，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本原性随之发生改变。《海棠》之中的赵兰英，为了改变家庭的困境，以自己的爱情作为代价，仓促地嫁给了矿工李勇，开始了一段无爱的婚姻。当然，这样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悲剧的结局。但是，赵兰英的出嫁是合乎情理的，婚姻成为赵兰英人生命运的中枢，成为架通乡村与都市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在赵兰英身上，作者并没有加入任何关于道德的叙述，而是于无声之中让读者自己体悟。也许，赵兰英在众多的文学文本之中是孤独的，在大千世界之中与之同行的却俯拾皆是。如果说传统文化以三纲五常来责难女性背叛行为背后的道德操守，那么白丁却是有着更大程度的对女性的同情与理解。白丁小说在揭示当下底层女性情感嬗变轨迹的同时，注入了对女性行为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是道德化的说教，而是身临其境的体悟。作者试图在最为底层的社会中向我们揭示最为常见的情感压抑，婚姻的不幸，女性自身便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对众声喧哗的责难，作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之源。
其次，他反思了知识分子情感的困惑。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知识分子除了无力的思想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情爱是人的个性最具本质性的组成部分，不堪重负的他们惟有在情感的漩涡中寻求一种慰藉与欲望的满足。然而，情感是一把双刃剑，表象的背后潜藏更多的却是一种伤害与困惑。白丁在其小说之中，塑造的正是这样的孤独与软弱的知识分子群像，面对物化的现实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无奈与不堪之中情感注定成为其最后的港湾。然而，貌似宁静的水面之下潜伏着种种骚动与困惑，同时也昭示着作者对这种困惑的反思。《五月夜晚的女人》所展示的婚外恋的欲罢不能，正是因为久违的关心触动了他灵魂深处最为柔软的情感，喧嚣的都市，物质与欲望的高度膨胀，人与人之间陷入了情感匮乏的沼泽，越是挣扎，越感痛苦。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理想之中的乌托邦被现实击打的粉碎，他们只有沉沦于情感的慰藉之中，实现片刻的虚幻的理想，以此来反抗现实的虚伪。然而，这种反抗是苍白无力的。当“他”认识到这种情感的虚假时，可能连那点无力的思想也都不复存在了。《带刺的玫瑰》之中夫妻双方的共同背叛、《海鸥山庄》之中师生之间的暧昧情感以及《关系》之中U与R的互相安慰，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主人公在寻求一种情感慰藉与欲望满足的同时，大多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
此外，小说中情感背后的悲剧之淡。悲剧表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或者说是放在一种人为结构中的生活。在悲剧欣赏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审美意义上而非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可以说，悲剧无疑使作品、形象更具有深刻性，同时，更加凸显作品的现实意义以激发读者的深刻思考。白丁小说之中，正是以一种对理想化生活的美好憧憬来书写着情感背后的悲剧。《杀人者》之中的李东平，情感的危机，引发了复仇的悲剧。《一件风衣》之中由于兄弟之间的内讧而导致妻子的死亡；《玩笑》就是因为长久的情感隐藏无处表达，在无聊的生活玩笑之中导致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种种悲剧读来平淡而不曲折，但确实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沉重。他们确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审视悲剧的真正意义，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于审美之中体认深度，在日常平淡的悲剧书写中反思背后的原因。这是白丁小说的另一种值得看重的向度。
白丁是一位喜欢向昨天探望的写作者。经历了世事的复杂与无奈，在爬满沧桑的岁月痕迹中，用平静的心态来追忆往昔岁月，于夕阳之中咀嚼生活中曾经忧伤的味道，这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经验的沉淀。《看园子的老人》写了一位老者从现在开始追怀过去的点点滴滴，打开了藏匿于老者内心的隐秘之门。老者与周爱琴曾经的爱情以及周爱琴与赵麻子的结合，积淀于老者心中尘封已久的情感往事随着老者的讲述而层层揭开。曾经的伤感、喧嚣的世事给了老者太多的伤害，以至于在无力面对现实之中寻求一条逃离的小径。无数的偶然，铸就了老者成为花房的主人的事实。“在那里种花养草的，很悠闲，比和人打交道强多了。”安静地生活，除了对现实的逃避，我想更多的恐怕就是看透世事之后人生的淡然和从容。《握住你的手》同样是以时间为起点、以追忆的方式来怀念往昔的情感忧伤。时间从现在跳跃到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的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与其说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回首从前，不如说是白丁在宁静的怀旧之中表达对日常生活的真切感受。这里有疼痛也有幸福，有冷漠也有温暖。这里不仅有怀旧，还有挣扎，也正是这种挣扎成就了今天成长的结果。对于过去时间的留恋使白丁笔下的日常生活显出一种苍凉感。爱情的遗憾、成长的艰难无疑是这种苍凉的体现。
在以时间作为叙事起点或终点的同时，白丁的作品中也呈现着因果报应的微量表达并以此为其所构建的温柔底层服务。《一件风衣》、《赌徒马三刀》大体就是叙述了这样一个命题：前进与联合是要好的朋友，在众人眼中，他们无所事事。偶然之中，前进成了抓歹徒的英雄，也因此获得了一件风衣，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前进与联合有了各自的家庭，依稀不变的是风衣的价值，也因此成为事件发生的根源。联合的留宿，风衣的丢失，前进的种种怀疑，妻子的刚烈与死亡，事件的焦点都聚集在风衣上。联合与前进的友情几近终结。然而联合外出归来使事情发生转机，真相在一种神秘的气息之中大白于天下。毒誓在他人身上应验；马三刀是一个嗜赌成性的人，再多的救赎对他来说都没有真正的意义。灵魂深处的不自救注定了他结局的悲惨。为了获得钱财他编织着感人的谎言，感恩在他人生的字典之中没有任何意义。贪婪使他丧失了人最宝贵的财富——生命。这是宿命论的观点在白丁小说之中的实践。人性的善与恶，都难逃命运的审判。表面上看生命是无常的，不可把握的，但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作者自身精神世界的语码。作品之中主人公的心理与情感体验是无法与作者的生命体验分开的，很多是属于作者的心声，同时为生存探寻尺度。白丁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用自己对生活的直接体悟来书写人生，书写平凡的生活。他用一种自在状态塑造着底层的人物形象，摒弃观念化的束缚和思想的羁绊，在这种书写背后我们不禁体会到一种生活艰辛所带来的痛，只是这种痛不是剧烈的，而是温柔的、含蓄的。当然白丁也是有所欠缺的，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深加工，都是需要在以后的创作中逐步完善的。小说思想的深邃性随着作家的成长而加深，这一点也是值得期待的。
（原载《文艺新观察》2009年第3期）
周景雷简介：
周景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男，1966年9月1日出生于大连。先后在锦州师范学院、辽宁大学、复旦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并于2004年至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现为渤海大学教授、艺术学院院长、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和辽宁省社科成果同行评议专家。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类文章50余篇。主持省级及国家级社科项目十余项。已出版专著《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小说走过新时期》，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三等奖、省社科联社科成果一等奖和《当代作家评论》奖。
德国女作家赫塔·缪勒
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新网10月8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德国作家赫塔-缪勒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
个人简介：
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她以写作罗马尼亚裔的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著称，从记忆、梦与内心出发。
代表作品：《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与《河水奔流》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中国作家邳州行”活动举办
“中国作家邳州行”采风活动9月9日至11日在江苏省邳州市举行。杜卫东、范小青、吕先富、储福金、范培松、邱华栋、姜琍敏、傅晓红、王维平、徐大隆、周立民、梁弓、白丁等作家和徐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雪春参加了采风活动。
邳州，古称下邳，位于江苏省北部，城区坐落在京杭大运河与陇海铁路交汇处，是东陇海产业带上重要的节点城市。邳州文化底蕴丰厚，人文景观和自然景物众多，近年来成功创建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作家们先后深入到邳州市规划馆、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中心、农业示范园、江苏台雅纺织有限公司、银杏博览园、铁佛寺、小萝卜头纪念馆等地进行了采风活动，解读实现了“洼地崛起”的邳州现象，并结合文学创作举行了座谈会。
铁佛寺
博物馆一角
九龙佛塔
银杏挂枝头
天下水杉第一路——邳苍公路
（没带相机，在中国邳州网上下载了几幅照片，以记此游）
——读余同友的中短篇小说
毫无疑问，最能体现余同友创作特色的正是开篇的《欢喜团》，它通过男孩小砖的视角，恰当、准确地表达了作家的思想。父亲有病，母亲和姐姐去城里打工，母亲在充满死亡和病菌的医院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姐姐却在发廊里干着见最见不得人的营生。这一切都因为家里穷。村里的李国良老师因嫌弃拒绝了姐姐的爱情，那个鲁哥打来的电话虽是点到为止，却成为小说中很重要的细节，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主人公小砖是个懵懂的男孩儿，对大人的痛苦他没有兴趣，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他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吃欢喜团，这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起码要求，在小说里，这也成了一种来之不易的渴望。正是他的不谙世事，让这篇小说在流溢着家人团聚的欢喜的同时暗藏着悲伤的情调。小说在艺术上相当成熟，仅有七千字的篇幅，却写得含蓄、内敛、节制、细腻，人物形象丰满，构思巧妙，布局合理，叙述语言充满张力，不动声色，却能让人体会到内在的激情。
这种温情的叙述风格在《小秘密》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巧珍的丈夫在外打工，和一四川妹搞在一起，渐渐疏远了妻子巧珍。小裁缝来为两个老人做老衣，吃住在巧珍家，巧珍有了报复丈夫的念头。但这只能藏在心底，由于小裁缝的突然离开，这只能成为她的一个小秘密。正像院门边的那棵大雀舌树住进了一只鸟一样，巧珍也视为一个小小和秘密而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小裁缝和巧珍之间的感情写得微妙又恰到好处，而更让人感动的是巧珍的内心，面对丈夫的感情背叛，她没有表现出嫉恶如仇；她有些喜欢小裁缝，但她也只是喜欢而已，并没有越轨。谁的心里可能都会有小秘密，巧珍的小秘密是小裁缝还是住在树上的小鸟？或者兼而有之？小秘密让她兴奋，也折射了她的孤寂。她说，“死鬼，你要过年再不回来，我可真要把秘密告诉别的男人了，你一辈子也莫想知道了。”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温和的情感也只能珍藏在巧珍这样的村妇心中。
《乡村瓷器》里的王翠花和四喜的故事也发生在如今的乡村。成年男女倾巢而出，涌向城市，农村只有留守女，老人和孩子，四喜因是残疾，所以留在村里。这种背景，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瓷器和欢喜团都具有象征意义，王翠花和四喜之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正像那件瓷器一样，一碰便碎了。乡村诗意的描绘，情节的淡化处理，情景交融的叙述，都让余同友的短篇小说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分析余同友的中篇小说，你会发现迥然不同的景象。虽然在主题上它们一脉相承，但风格上，他的中篇小说更侧重故事性，情节曲折、丰富，矛盾也更加尖锐突出。
《青蛙搬家》讲述的是一出现代生活的闹剧。因为建开发区，村庄要搬迁，葛庄人全都到城边的楼房里去住。为了多分房子，葛庄人争先恐后地办理离婚手续，就连八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也在子女的安排下加入了离婚的行列。“我”爸葛咧嘴和母亲离婚，找了城里的下岗女工张翠兰，只借一个月，要付对方一万二。等房子一拿到手，马上就办离婚，这样便可以分到两套住房。可是后来政策变了，离婚再结婚的安置户房子一律按市场价1800每平方米，谁有钱谁就买，“我”爸葛咧嘴却不愿意复婚，他留在城里和张翠兰一起生活了。“我”妈和那个女人发生争执，最后因故意伤害罪被捕。玲子的爷爷当初不愿意离婚，说离婚了见阎王爷不好交差。现在形势变了，玲子的爷爷却离开了人世，老太太找到村干部要求复婚，她说：“老头子都走了，可我还和他不是夫妻，老头子到阴间要骂我哟。”可是，和死人复婚不符合规定，她只有以泪洗面了。这篇小说写的是乡村的消失，可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来写，他重点写了商品经济大潮对村民生活的冲击，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可以抛弃道德和法律，不惜以牺牲原有的生活秩序为代价。同时也暗示着，乡村在城市化强大的压力下，再也无法固守传统，伴随着自然风光一起消失的，还有纯朴的民俗。小说具有黑色幽默特色，又是一首充满忧伤情调的乡村挽歌。
在这类小说中，我认为《我们村庄好风景》写得最好，王立正和方金钟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让人震撼。虽然小说以王立正的妥协而告终，但这种悲剧的结束，更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不尽如人意。
王立正从城里打工回到梅溪村，便萌生了搞旅游的想法。十里冲的三个山宕本来就是一个可供开发的野生态自然区，可是王立正的想法没有得到女朋友的支持，也被村长嗤之以鼻，最要命的是，方金钟那狗日的掌管着罗城洗头房一条街，发了，村里的大闺女都跟他去了城里，王立正的女友美凤也吵着要跟他去洗头一条街做事哩。王立正要在梅溪庄搞旅游，原因很复杂，他想挽留住女友，想让家乡富裕起来，想和那个狗日的方金钟叫板，可是，他的对手势力强大，他毕竟势单力薄，他设置的广告牌被方金钟派人偷走，他女朋友要进城去洗头房做事，王立正动用女友的老爹来阻止她，可是老人却有让女儿进城的理由：想娶他的女儿美凤，最低也要在镇上有房子，美凤的三哥还没有娶媳妇等等，最后，王立正亲自去洗头房，此前专门给派出所和电视台、报社打了电话，结果，他被堵在洗头房的包间里，王立正对着镜头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这就是洗头房，洗头房里哪有什么好事？他是想通过电视镜头告诉所有人洗头房的真相，同时把自己出卖了，人们都知道他做了不光彩的事。最后，王立正选择了逃避和妥协，他进城开洗头房去了……乡村被城市取代，我们村庄好风景也将不复存在；道德被金钱击溃，稀有珍贵的民情沦为泛滥的世俗。最后的乡村诗意消失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点一点被抽空。如果我们不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也不从生态环保的层面上去论述，只从文学的角度看，作家这种忧患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评论家周景雷在《从历史的维度出发》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乡村日渐转型和传统文化日渐没落的时代，我们人类应该怀着怎样的精神和境界，去坚守和关怀那些渐渐失去的东西？”余同友提出了问题，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余同友笔下的乡村也不全是迷人的风光和纯朴的民风，封闭、古板、落后、丑陋都是客观存在。在劳力全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村落，也有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比如《夏娃是个什么娃》里的那帮人。这篇小说写得别致，有几条交叉的线索，杨利文和苏眉都是犯了事儿逃回乡里的，杨利文退伍后外出打工没有挣到钱，跟着战友张立新在城里打砸抢发了横财，而且手上有条人命。苏眉在夜总会里出卖肉身，在被嫖客老金打了一巴掌后，趁老金熟睡时偷了五万块钱逃之夭夭。李光荣是个老鳏夫，靠死去的儿子的补助费生活，他买了名叫夏娃的进口塑料女孩，用来自慰，并且收费出租，这些人都聚在余珍珍的家里打麻将。由于胡芋藤对李光荣不满，去报案，刘公安来找李光荣的时候，杨利文心虚地打倒了刘公安逃窜了，苏眉也招供了。小说的故事性较强，结尾出人意料，有欧·亨利小说的风格。小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败和民情的沦丧，对现实有所揭露和批判。
余同友的小说题材比较泛，比如《暗劲》，写小职员张克胜为了把妻子调到罗城学校，想方设法巴结教育局局长，在陪局长外出游玩的时候，局长家的那条狗让他非常恶心，他一直忍耐着，到最后，他终于把装有银行卡的信封交给局长，当他再次遇到那条讨厌的狗时，那条狗又一次扑上来舔他的脸，他再也无法忍受了，朝那条的眼睛狠狠地打了一拳，一条腿用足了暗劲朝狗的腹部踢去，狗在地上打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幕恰好被局长的夫人看到了。无疑，张克胜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是人与狗的故事，折射的是人际关系，小说写得妙趣横生，读了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燃烧的草垛》写的是两个时代关于草垛的故事，几个看似没有关系的片断，放在一起便凸现了深刻的寓意。这是一个忏悔的故事，主人公亚光最后的自裁是内心压抑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人们的情感变得无比虚无和脆弱，甚至不堪一击。《站在稻田里的旗》表面上看写的是代沟，其实是两种价值观的体现。省委书记亲手颁发给张生全老汉的那面红旗，是他一生的骄傲，在老房里挂了快三十年了，可是，儿孙不让张老汉挂在新建的楼房里。他先后把红旗送给校长、村长和开砖厂的细狗子，没人愿意要，他只好把红旗插在稻田里充当稻草人。红旗是一个隐喻，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它代表着无上的荣誉，也成了张老汉的一种情结。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红旗不再神圣，可是，红旗最后只能插在稻田里充当稻草人，这倒是具有了反讽的意味。
在我看来，余同友的短篇要比中篇写得精彩，可以看出他技巧的娴熟和叙述的从容。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短篇，还有《77张烟壳》，这篇小说写得比较空灵，飘逸，记忆，时空，人称转换，儿童视角等等，运用自如，行文流畅，文笔老到。反观他的几个中篇，我觉得写得稍嫌老实，手法显得单一，叙事技巧不多，某些情节过于冗长，节奏缓慢，阅读时有沉闷之感，这在《野鸭汤》和《点灯》中尤为突出。《蜗牛班》有现实意义，具备了新闻的某些要素，虽然主题不错，主人公齐建成这一教师形象也很感人，但从整体看，文学性不够强。
我认为，余同友小说中最具价值的还是那些描述乡村生活的篇什，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余同友的小说，大多“以当下乡村为背景，深入乡村肌理，探求后工业时代乡村文明的失落，以及失落中新的可能性。”透过文字，我看到的是作家执着的写作姿态以及在写作中保持的那份责任意识。面对纷繁的世界，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在余同友的心底，始终有故乡的存在，始终有乡村诗意的存在。他对乡村诗意的书写，也就是对写作精神的守望，于是，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温暖和感动，这便是余同友小说的个性和魅力所在。
读曹明霞的长篇小说《看烟花灿烂》的时候，我正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情绪低落，一时难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忧愁。说实话，读完小说，我的心情轻松了，这是拿我和那林氏姐妹以及她们的亲人们比较后的感受，我觉得自己幸运多了，自己的那点苦闷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掩卷后我又不能释然，另一种痛感又击中了我，虽说林静和林红姐妹于我是陌生的，可是，她们的遭遇又让我不能不让我深感同情和不安。我想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人靠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曹明霞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向世人提出的质问。读罢小说，你不难找到答案。人活着离不开必要的物质生活，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就是勇气，或者说是信念。人一旦没有活的勇气和信念了，那他就无法活下去，即便活着，也和行尸走肉无异了。
这无疑是一部悲剧。生活中有许多悲剧都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无事的悲剧”，这些不起眼的人与事加在一起，构成了影响命运的要素，对人构成了致命的打击，还让人浑然不觉。鲁迅在谈到悲剧的成因时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这是有远见的。在《看烟花灿烂》中，作家通过两代人婚姻的悲剧，正是诠释了鲁迅的这一观点。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婚姻悲剧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尖锐的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冲突，我愿意引用评论家谢有顺关于“冲突”的一段论述，他说：“在我认为，小说内部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情感的冲突，故事的冲突，另一种是存在的冲突。只有后面一种冲突，能够进入某种文化母体的中心，进入时代的内部，从而说出价值谎言的真相和人生的全部危机。”曹明霞在《看烟花灿烂》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林家婚姻悲剧的根源，刘香兰和林大山的结合正是这样的悲剧。刘香兰母女逃难到了北方，为了生活，嫁给了林大山，祸根就这样埋下了。林大山原本是林场的职工，可是林场倒闭了，他便失业了。为了家人的生计，他曾因投机倒把被游街，从此便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成了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刘香兰是个有文化的南方姑娘，无法与自暴自弃、粗鲁无礼的丈夫交流，面对身患血友病的儿子，她万念俱灰，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父亲“想用酒解千愁，”母亲却用一死“来了却她的万事休”。林家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她们后来的遭遇在父母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不仅林大山和刘香兰的婚姻悲剧是存在的冲突带来的结果，林氏姐妹的命运也是这种冲突造成的，她们父母的婚姻悲剧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延续。林静继承了母亲的优点，有文化，也更传统。林红却无所事事，只好找小香打麻将混日子。存在的冲突或许只能用亲情来缓和，林红对姐姐爱得深刻，为了姐姐她可以不惜一切，姐妹俩的那份亲情感人至深，她们只有相互搀扶，才能在险境中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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