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上海人”感受轻轨

　　　　　　　　　　费修竹

　　我和老伴原先都在上海上学，分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迁出上海市，去安徽支援内地建设和参加工作，当时是十七八岁和二十岁多一点，而今一个七十，一个七十三了。在外地，人家都称我们是“上海人”，这样的“上海人”聚在一起总是说上海话，讲讲上海的山海经。由于多种原因，我俩总要隔许多年才回上海省亲一次，及至到了上海，虽操沪语，但总夹着外地口音，上海人说我们是“外地人”。综合两种称呼我们就称自己是“外地上海人”。解放以后，年年都有大批上海人支援全国建设，我们猜想，这样的“外地上海人”总以百万计数。

　　今年因为老伴家兄弟姐妹团聚，我俩十月底来了上海，感觉大上海虽然人多汽车多，因为有了四通八达的好几条轻轨，迅速分散了人流，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我俩乘着一忽儿在地面或地下、一忽儿升上高空疾驰的列车，感觉比外地确实强得多了，引得我们这些“外地上海人”也相当的自豪。为着去各个兄弟姐妹家看望，两个年

我与老伴来到江西湖口县石钟山，缅怀苏东坡老先生在此的经历

敝人在长江游轮上与内弟元来谈心

　　近日接得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原新闻写作课老师、现年九十一岁高龄的邵嘉陵先生寄的印刷品邮件，内是复旦大学今年９月１８日出版的《校史通讯》。这份邮件不幸让官方的一个什么部门的人员拆开过，剪了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口子，还好，终于还是放进了邮局设的邮箱里，让我取到。里面是什么“违禁品”呢？里面是复旦大学公开出版的一份报纸，上面主要内容是《新中国早期复旦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还有是《四十年代复旦新闻系的系徽、系铭和系歌》。现我将我们系的系歌抄录如下，请列位看官看看：

复旦大学新闻系系歌《民主和平》歌

民主是大家的要求，

这就是程大通青年时期拍摄的毛主席肖像

这位就是安徽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七十六岁的徐承伦教授

　　　　　这是徐承伦教授的面部特写

　　　　　讲了一次陈独秀

　　我们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的文史馆员，如郭因、徐承伦、徐永龄、吴昭谦、沙宗复、童本道等，都在“安徽历史名人讲座”中开讲，唯我没有讲过一堂。我自告奋勇要讲陈独秀，徐承伦教授帮我出主意，说，你是办报的，就讲讲陈独秀如何办报的怎样，我说好，他说可以讲讲陈如何办《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我说好吧，就把题目订在《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说说陈独秀的报刊生涯》。

　　出题目后要做讲稿可不容易了。我先读陈独秀的传记，后再读陈独秀的年谱，还是资料不够。此时，徐承伦教授借给我好几本书，我又参考了从网上下载的多种参考文章，再参看有关的刊物上的最新资料，渐渐的对陈独秀办报办刊生涯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从省文史馆与我商定题目到我开讲，总共一年半时间，我

昨天,六月二十八日,敝人的小孙女费茂林两岁了,我和老伴给她当了两年的保姆,其中的苦累不消说得,也因此而欢乐无穷哩!

我小孙女像个小大人

我的儿子媳妇和小孙女'全家福'

　　敝人今天被发到一张《合肥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调查问卷》，我逐项填完后认为还有许多内容是这个卷上所没有的，于是，我写了几行字如下：

　　四个问题请合肥市领导参考：

　　第一：合肥市几乎成了“狗的天堂”。请在早晨去看看市府广场，那里大狗成群，小狗成堆，养狗几无限止，狗患严重，狗屎多见。狗咬不到坐小车的大人物，只会咬步行的小老百姓；

　　第二，合肥市“没有人行道”。请看看人行道成了车行道，成了路边车间（安庆路就是），成了停车场，停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卡车等等（亳州路、六安路、安庆路、淮河路上多见）。

　　第三，合肥市“没有盲道”。虽有盲道，但盲道上始终停着各种各样的车，或是让人摆了摊。盲人无法走，也从来没见有人管。

　　第四，合肥市公交车的线路“开玩笑”。公交车线路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是来回一条线，但独独合肥市不这样。如：１３８路，向南行经过六安路安庆路站，向北行不在这一条线上了，却是拐到了

朋友

你见过春的妩媚

体会过春的和暖

穿过那新绿丛丛

惊异那红雨蒙蒙

朋友

你可曾经历过春的变幻

刹那间寒风袭来

普天价黑云幢幢

三月淫雨四月风

五月冰雹六月雪

猝不及防　来势汹汹

听　闷雷沉沉

看　闪电划破苍穹

似刀如箭直刺心胸

啊啊　啊啊

没有过这样的声音

哒哒哒　劈劈啪

哗啦啦　轰隆隆

被劈头

省邮电管理局门前两个铁磴设在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的地上，谁也难以提防！

这两个铁磴的高度正好绊人，说不定哪天又要绊倒老人或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