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内外兼修,始终如一......
上海电视台编导,主任编辑。编导制作了百余部专题片、纪录片和280多期专栏节目。读他的文章,让人感受的是文学,而不仅仅是生活。
冗繁教学之余,她的花园总渗透缀满果实的蜜汁......
一年四季,二百个男女老少辛勤耕耘的田际......
在光和影之间书写,视线聚焦或延伸,从而成为理想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
借海为自己命名,她又成了其他比喻性语言的来源:金子般执着、美好......
在书写急邃消失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主体性外延的文字,叙述始终屈服于它们的精神......
一位老朋友的老部下,她的文字让我久已消失的记忆通向了遥远深处的台阶......
博客名让人浮想联翩,其起实那是唤幽灵的魔幻方法。一位关注美国大学排名、关注普渡大学的人......
一起在普渡大学访学的同胞,“事业能拼搏、生活会享受”是这位博士后的人生格言......
其率真和自我,像母亲房中的孩子,正午拥抱的情人......
几百篇编译美文被刊登、转载,这种劳作是将翻译赋予一系列文学创作的艰苦尝试,需要扎实的中英文功底,更需要把词语的意象复活的能力
整日东奔西走,但从不缺少揭穿种种思想伪装的力量和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博士,但思想从不被形而上学的臆说所支配,而是对现实与理论对抗的深刻透视......
关心身边的一草一花,关注当下发生的每一件事,在这种行为中记录者和所阐释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形成或者发现外在于文本的种种意义......
有了女儿,就多了一份儿女情长,这种个人和家庭的精神体验能否成为文学研究的再语境化源泉?
为了儿子的学习而停博,让人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甚嘘唏。衷心祝福......
沐浴在信仰的光辉中,优美的文字时常唤醒我们倏忽而逝的意志......
宠物狗、外甥......大概不会有比这更能曲径通幽的精神习惯了。
一位踏实、安静的同事。
淅淅沥沥的冬雨中,我到南京接聂珍钊教授。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手机中告诉我的房号错了一位,在我与服务员的交涉中,聂老师竟然在房间内听到了我的声音。这么多年了,老师还记得学生的声音,倒让我一时感动不已。连续在南京师大和南大作了两场讲座,聂老师累了,车子出了玄武湖隧道,坐在前面的我听到了他轻轻的鼾声。
毕业后,我与聂老师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在南京,他参加《当代外国文学》的会议,我匆匆忙忙从扬州赶到南京,正是午饭时间。因为不是会议代表,略作汇报后我就想离开。聂老师一把拖住我说:“没关系,饭钱我来付。”
第二次是去年暑假,聂老师电话中介绍我去长沙面见湖南师大副校长蒋洪新教授。办完事已经是下午3点,而我们约好了晚上6点在武汉见面。去长沙火车站,才知道最早的火车至武汉也要到晚上7点以后。我当机立断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驱武汉。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已近傍晚。江城万家灯火,黄鹤楼依稀可见。老师、师母和即将赴美留学的宝贝儿子已经在饭店大厅里等候了。也是这次见面,聂老师介绍我去美国普渡大学访学。在美国的半年,聂老师及其学术思想便常常成为我与罗斯教授之间谈及的话题。记得罗斯曾经问过我:“你导师是搞经典文本研究的,你为什么钻到后现代文学理论中?”对此,我无言以对。罗斯是美国文学界莎士比亚研究权威,聂珍钊教授2007年在芝加哥大学做高访时,应邀到普渡大学作了一次关于《哈姆雷特》的学术报告。《哈姆雷特》是他们的所爱,聂老师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哈姆雷特的复仇,而罗斯的学术兴趣则聚焦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在文本(script)、舞台(stage)和电影(screen)中的不同艺术表现。在美国,真正让我着迷的却是罗斯教授位于Battle Ground家的地下室里那几十部不同版本的莎翁戏剧电影胶卷。
聂老师的扬州之行,是我毕业后第三次与他见面。在何园“寄啸山庄”的圆门前,老师驻足而观。我明白,这似曾相识的名字已经将老师的思绪带到了英国约克郡那个阴沉的荒原。那是一个19世纪爱情与复仇的离奇故事,艾米丽把自己心底几近撕裂的痛苦借小说人物之口倾吐而出;而眼前则是中国清末富甲一方的盐商为自己母亲建造的私家花园。一片荒原,一座花园。我们自然要感谢杨苡将梁实秋的译名《咆哮山庄》改成了《呼啸山庄》。
聂老师给全院老师和研究生作讲座的当天正逢大寒节气,这段时间当合下雪。可直到晚上,空中依然没有雪花飘落。教室外,细细的雨丝从天而降;教室里,聂老师正用他一贯的文本细读的本领,一步步演绎着哈姆雷特的复仇与伦理两难。
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冬日,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轰动了京城,连演二百场,场场爆满,许多观众都是排一夜的长队才能买到戏票。我问聂老师:这样的场景今日可会重现?老师微笑不语。
今年的省外国文学年会在扬州召开,因为要换届选举,大家自然都很重视,我也和院里一帮人整整忙了个把星期。开会期间,天气突然转冷,但瘦西湖校区专家楼里的空调开足了热气。周五晚,在焦急的等待中,学会会长王守仁教授、《红与黑》译者罗新璋先生以及八十多岁的老作家、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系列作品的译者梅汝凯先生等一行冒雨从南京驱车赶到。
周六晚,院里宴请与会的代表和专家,我与梅汝凯先生恰巧坐一桌。梅老每年都参加年会,每次在开幕式上总要讲几句。他那浓浓的盐城口音,总是让与会的年轻研究生们感到纳闷。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眼前这位貌似老农民的人与一位老作家和资深翻译家的身份相联系。今年与会的梅先生没有在开幕式讲话,但仍然坚持参加小组讨论。无情的岁月以沧桑的形式雕刻着老人的面孔。这位因翻译了数部波兰小说而获得波兰文化十字勋章的译者,这位被打成“右派”而几十年遍尝人世艰辛的老人,这位奖掖后生、积极扶持年轻作家和翻译工作者的伯乐,席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老先生是痛苦的回忆,还是醒悟后的感伤?
我在网络上查到了《南方周末》资深编辑朱又可写的一则与梅汝凯先生相关的短稿。几年前朱先生在北京与梅汝凯先生开会同住一室数日,梅汝凯给他说起一件几十年来最“费解”而萦绕于怀的事:上世纪50年代梅先生曾供职的南京某报社的“一把手”,看到厕所的电灯开着,随手把它关了;但他同时,不动声色地,在他单位的一个同事调动到外地以后,居然以报社党委的名义特地“追”去一封公函,建议远在天边的新单位将该同志划为“右派”为荷云云。梅汝凯积八十年人生经验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对公家的一个不值钱的破灯泡如此爱惜,却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此冷血,他的心里能容纳一个灯泡,却容纳不下一个人!”
这几天,看到过去的老同事Z君频频出现在央视节目甚至是《新闻联播》中,报道中远公司油轮在挪威触礁事故,突然想起了与他在学校共事时的一些往事。这位目前央视驻伦敦的记者离开教师岗位前后的种种曲折,我至今记忆犹深。近两年春节,他回国打电话到我家,可惜我都不在。
此君为人低调,性格内向。本科毕业即报考北外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未果,选择留校。几年过去,时过境迁,这些年轻教师事业和人生的选择大多悄然变化。当年留校仅三名男生,一位辞职经商,还有两位考上外校研究生便一去不返,此君便是其中一位。留校的第二年,他便提出报考,学院没有同意。工作第三年,考研的教师太多,按年龄排队没有轮到他,他便悄悄报考。待录取后要调档案,他与学校之间又出现了瓜葛。最后,他还是走了。三年报考的矢志不渝,三年北外的寒窗苦读,现在来看,他没有辜负自己的选择。两年前的一天,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已经分配到央视工作。一年前的一天,我又突然收到他即将派驻伦敦的道别短信。
我依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上完课到他们单身汉宿舍,用一个过来者的故事,与一帮刚刚毕业的小伙子们海阔天高,主题是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告诉他们,当年的一个县级市,虽然只有我一人考取了英语专业,但我的理想是选择上北二外,将来做一名驻外记者。只可惜没有被录取,读了四年书后继承了父母的职业,以至于到今天女儿一直挖苦:“要是当年数学算分,大学定与你无缘。”
女儿的话应当是对的,当年我是全国最后一届文科兼报英语专业,数学不计入总分。
我至今依然对数学心存畏惧。一次在楼上办公室,看到学校主楼广场上黑压压一片报考艺术类的加试学生,其中女生占多,心里开始嘀咕:也许他们都是数学不好才不得不选择了所谓的艺术。
我至今害怕女儿会遗传我的数学基因,以至于每次考试最关注的也是她的数学成绩。六月份与查理夫妇道别,我说:“我还会来美国的,到时我会把女儿送到普渡大学读书,但绝不选择文科。”
我至今依然选择性地对数学教师怀有某种天然的崇拜。一次,我问一数学教师:“你难道天生有数学头脑?”对方回答:“我数学天赋一般,但最讨厌英语。”
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招收弟子,首先是选择数学最优秀的。同事中的几位子女曾经是全市的高考状元,数学皆是满分。今年又一位同事的儿子考上清华,数学也一直是其强项。在美国遇见的留学生,不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就是南开数学系的。
我不知道Z君数学成绩怎样,但他当年报考英语专业时数学早已算入总分。四年本科英语,三年大学英语教师,三年国际关系专业硕士,今年三十岁不到就做到了央视驻伦敦的记者。这使我想到了同是英语科班出生的水均益和芮成钢。随俗沉浮的水均益,依然是央视的龙虎人物,但他的英语听起来已经让人很难入耳了,看他主持的《高端访问》,听他在总统、部长们面前讲的几句中式英语,有时实在是无法忍受。但英气十足的芮成钢,选择主持经济类节目,英语却那么的地道和娴熟。
如果数学能力是天赋的,那么语言的问题也许更加复杂。在美国一次坐班车回宿舍时,听到一位中年同胞男子与美国人在讲英语,我心里又发嘀咕:有再好的语言环境,他的英语也是纠正不过来了。对中年人而言,他们已经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有人擅长移花接木,也有人精于假以辞色,那都是为了生存,与语言天赋和能力无关。
天才未必能够一辈子享用天赋,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按照其理想和兴趣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人的才能,岂是天造地设?那些事业有成就的天之骄子,又有几个没有背后的酸甜苦辣?所谓田父之获或者渔翁之利,那些都是天上的馅饼。我所在的学院去年毕业班有几个英语特棒的学生,有同事力劝他们报考自己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而我则强烈唆使他们选择“改行”。结果,两个考到了北大法学系。
《三国志》中曹操曾经对胡昭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在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如今大多权力在握的人,已经没有了曹操的雅量去面对比自己位卑的被选择者。在一个多元诱惑和全民物质狂欢的年代,是随遇而安还是矢志不渝,是随俗沉浮还是独立超然,我们很难选择。即便选择了,大多又与天赋和兴趣无关。多少人,宏大理想,一生空抱;又有多少人,为了实现夙心往志,在权利面前的身段不再坚挺。梦想着能够“际会风云”,但大多只能“上膺天命”。如果让一个学者在校长之位和院士之间做出选择,大多人会选择前者,因为他(她)能够获得掌握别人命运的权利和快感。
我要祝福远在伦敦的Z君,他终究选择了自己的理想。显然,这一切来之不易。
中午吃完饭,和女儿一起看西藏台的《西藏风情》,解说员忽然用了“大快朵颐”这个词语,于是便问女儿成语中的“朵颐”是什么意思。女儿极不耐烦,被我好好批评了一阵。也许,每学期数次的语文考试都会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她已经无动于衷了。但我还是打开了电脑,查到此成语的出处,让女儿耐心地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回国一个多月,这种“大快朵颐”的滋味,我在许多同事和朋友所谓为我接风的话题中真正体验了。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一坐就是一桌人,酒过数巡,烟雾缭绕。学期结束,大家找各种话题在一起聚聚,这本是正常的事,但何必都是同一个理由?此番盛情,让人如何得了?前几天,又接到一个所谓“接风”话题的电话。我说我都回来几十天了,天天见面,何来接风之由?但人家不高兴了,于是甩下一句话:“听说请你要排队啦。”听了对方的抱怨,我一时语塞。这样的饭局,又让人何来的高兴?
十几年前,在校机关工作时,陪酒是工作范围内的职责之一,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恐怖。记得一次南大来人,某一年轻同事喝高了,最后被送往医院挂水,领导来到医院看了一眼后留下一句话:“让你来陪酒,又没有叫你喝成这样。”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也促使我冀盼早日离开那个染缸。后来来到学院工作,班子里各有分工,所谓陪酒之事自然少了许多。每次办公室主任来电话,我都要仔细辨别:是让我去陪酒呢还是我分管之事。
在美国请人吃饭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六月,在我即将离开普渡大学回国之前,我在英语系三楼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则通告,说明我将在当地一家华人餐厅举行告别答谢晚宴,因为这家餐厅没有售酒的执照,于是也同时说明下午三点先行在一家具有印第安传统的酒吧聚会,六点再各自开车前往餐厅,并附上酒吧和餐厅地点示意图,请打算出席的人在通告右下方的格子里留下姓名和email地址。除了查里夫妇和系主任夫妇,我是单独用电话邀请之外,当天还来了15个在格子里留下姓名的人。其实,这次答谢我也是模仿系里教师们私人宴请的通常做法。
回国后不久参加了一位老领导女儿的婚宴。宴间,音乐嘹亮,直刺耳膜;同桌人频频外出敬酒,通常我一人独坐留守。当晚的喧闹让我想起了在美国参加几次规模较大宴请的场景,些许的嘈杂中,更多的是简单随意和自由自在。
这几天,三位华裔人士和着烦躁的夏季,在中国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搅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有两位我们热情相拥,还有一位遭到万人唾弃。
我们总是擅长从人家的父母祖辈那里挖掘某种情感和关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当朱棣文来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校方即复印了其父母在该校的学籍卡作为礼物赠送。只可惜,我们的一番好意对方并不领情。朱棣文演讲除了开头礼貌性的一句“很自豪我父母是清华人”之外,两个半小时的演讲,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台下的清华学子进行了一场奥巴马政府主导的新能源方向的科普讲座。幻灯片是用简化汉字做的,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但从头到尾他嘴里没用冒出一个汉字,而且没有事先人们所设想的答问环节,也许这位部长已经厌倦了诸如“中国文化对你成长和事业有何影响”之类的提问,也许是免得回去面对国会的质难。事实上,无论是安排同为华裔的杨振宁坐在台下恭听,还是让朱棣文外祖父任职过的天津大学授予其名誉学位,这些柔情攻略都改变不了朱棣文宣誓时就承诺过的只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宗旨。同样,担任过华盛顿州州长、曾经倾力把星巴克推销到中国市场的骆家辉一下飞机就提到了“力拓案”,与澳大利亚那位讲的满口娴熟汉语的总理遥相呼应,给中国施压,又让我们心里感到一阵冰凉。
朱棣文和骆家辉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在中国经济GDP一路高歌的鼓噪中,两位华裔美国部长把原定九月的旅程提前了两个月,于是乎,许多媒体竞相拿两位部长的华裔背景说事,试图从两位美国高官的中国血脉中寻找到某种可以放大的介质,为中美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抑或政治及文化关系找到异质共生的纽带。美国人有把家庭合影照片、毕业证书放在办公室或者挂在办公室墙上的文化习惯,但当朱棣文拿到父母的学籍卡时,不知他心里是否认同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化感受。如果我们的做法是试图为这位美国政坛新丁营造特殊的基因文化氛围,而让其认祖归宗的话,那就过分低估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商,也愚弄了国人的智商。其实,此时此刻,哪怕是一丝一毫膨胀的“基因文化观”,纵然遮蔽得严严实实,也会映射出小国寡民的畸形心态。
第三位华裔即是“力拓案”的主角胡士泰,一位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华裔。目前媒体披露的事实是胡士泰等力拓员工贿赂了参与今年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所有16家中资钢铁厂的管理人士。我国官方迄今对外披露的胡士泰等犯罪事实的核心词汇是“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胡士泰与朱棣文和骆家辉不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而后归化为澳大利亚人的华裔。于是乎,网络上对其一片“严惩不贷”的呼声,大家都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竟然培养出这样的民族败类所不齿。
2008年12月14日,十冬腊月,我打开了你这本厚实的书。2009年6月10日,花褪残红,我即将合起这本书,把你装进我的行囊。
装载着你给我的一切,我就要和你告别。
我删除了计算机里储存的文件,取走了邮箱里最后一封来信,任凭清晰的瞬间带着你的体温飞奔。
我喜欢驻足你“纪念堂”里星巴克的那个角落,阳光倒进咖啡,将心情放进记忆。
我喜欢聆听你站台的雨声、湖岸的风声,
我喜欢沉湎于你三楼借书处的那一片安宁,每当轻轻按响桌上的电铃,就会有微笑翩然而至。
我喜欢凝望你绯红色的教学楼宇,在园囿花树中寻找消失的铅色荒芜。是你让学术在自由中结果,是你使思想在辩论中生辉。
我记住了Ross教授的睿智,办公室里发黄的中国挂历,见证了这位莎士比亚研究权威对古老东方的向往。他送我的两本专著,我将永久地珍藏,还有他留在扉页上的友谊以及这半年中对我悉心的安排和照顾。
冬天,从你身边出发,我去过纽约、华盛顿;春天,与你暂时分手,我踟躇于芝加哥、波士顿街头。再回到你身边,我才发现,唯有你春深似海,花柳十分。我终于明白,依靠你的肩膀,在春天里扬帆,事业上才能修筑坚固的码头;站成你的姿态,咬住一秋的圆润,就不会在事业中衰老停歇。
何时与你再次相见,是以游子的心情,还是来客者的凝望。何时再看烟花璀璨,共听长风不息......
(摄于哈佛大学“欧文”旅店。征得Charles Ross教授本人同意,置于博文之中,以资留念。)
致谢:
感谢叔叔婶婶、Qin Ni和William在纽约对我的安排和接待,难忘家庭聚会的温馨和Korean Grill的味道。感谢Qin Tong去机场接我,感谢Robert Qin、嫂子和两个侄儿来参加家庭聚会,亲情令人感动。爷爷奶奶天堂有知我们兄弟和妹妹在纽约相聚,定会感到安慰和高兴。
感谢Keith及女友在纽约给我的向导和曼哈顿傍晚的那一顿意大利餐。
感谢Wang Yang和Feng Jin陪我在飞扬的大雪中拜访耶鲁大学,来回驱车10多个小时去华盛顿DC。
感谢Mike Wang一家在达拉斯热情、细致和周到的接待,玩的真很开心,同学友谊难忘。
感谢Qiao Liang和嫂子在温哥华发出的热情邀请,把希望留到下一次旅程,再来看你们饲养的20头赛马和那片迷人的蓝莓园,再到海边钓螃蟹,哥儿俩聚聚。
也要感谢Minjian从洛杉矶发来的邀请,也一起留到下次吧。
还要感谢Lao Yan、Jianping和
Guanglei寄来的香烟。感谢Xiaochun寄来的药、Lao Qiu寄来的硬盘、Lao
Cheng寄来的学校信函以及领导和同事们的问候。
还要感谢诗英、海沐、瑶的小花园、踏雪无痕、倪老师、寅在海南、有容乃大、一叶、毛毛、花儿语茶、James Pan等朋友和博友以及我的许多学生,在我生病期间通过博客这块园子送来的温暖和问候。
更要感激妈妈、妻子、大姐和哥哥在爸爸生病的困难时刻,让我这次来美访学得以成行,感谢你们对爸爸的悉心照料。感谢父亲一再的要求和叮咛。特别感谢女儿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写email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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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知道我就要离开美国,便约好开车带我去离拉法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蒙蒂塞洛,算是送行。那里有两个很大的人工湖,一个叫谢弗湖,另一个叫弗里曼湖,湖边有许多A字结构的休闲屋,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年轻人在惊险的过山车上狂叫,而家长们则带着孩子在清澈见底的泳池里嬉戏。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Charlie问我要不要坐一趟摩托快艇,我摇摇头。也许看着别人快乐,自己也已经感到满足。
我们走进湖边农庄一个家庭式的酒坊。白色的房子,暗红色的屋顶,门前有一个较长的回廊。屋后是一个带篱笆的院子,里面两棵高大的枫树看上去足有百年的光阴。风铃声中,女主人热情地倒上白葡萄酒,让我们先免费品尝。大厅里,除了吧台,只见古老的挂钟、灰暗的台灯,还有一台旧式的钢琴。楼上的房间里陈设着精致的礼品和各式各样的酒具,一尘不染,自然温馨。做酒的地方在地下室里。
Charlie告诉我,蒙蒂塞洛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遭受过一场毁灭性的龙卷风,小城几乎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为了重建这座城市,人们利用当地建造大坝的机会,硬是在昔日的玉米地里,沿湖建成了人造沙滩,还浪漫地称之为“印第安纳海滩”(Indiana
傍晚,我们又赶到一户人家,参加孩子的高中毕业晚会。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四个同学的家长共同举办的。四个硕大的庆贺蛋糕上写着他们即将入学的四所大学的校名:普林斯顿、纽约、普渡和印第安纳。旁边四个标着名字的礼盒几乎盛满。
夜幕降临,草地四周竖起了一只只火炬。燃烧的香茅油的清香漂浮于空中。
依稀的烟火中,我终于明白,自然条件恶劣的印第安纳州建造了美国中部最大的人工湖和“海滩”,也许,不竭的创造就是他们永恒的快乐之海吧。在半年的访学期间,我结识了许多享受真正快乐的美国人。他们为周末度假而快乐,为每天跑步健身而快乐,为孩子学业成功而快乐,也为帮助他人而快乐。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又依然为艰辛的工作而保持着快乐。
真正的快乐不是白驹过隙。湖边的欢声嬉闹是一种快乐,草地上腾升的烟火是一种快乐,而对我来说,酒坊里的静谧怀旧也是一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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