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进校”与“女足内讧”背后的观念混乱 黄全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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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羊网
2008-03-31 15:2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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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森林石屋-黄全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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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引自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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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智慧的孩子 - 天赋教育在美国>>
于今年五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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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进校”与“女足内讧”背后的观念混乱 黄全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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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更是一个好东西
前段时间,俞可平先生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让人为之一振。但可惜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前提是什么?俞先生没有指出来。一个论述缺乏明确的前提,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教育”不仅是“民主成为一个好东西”的前提,而且在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88年前,五四运动把“D先生”(Democracy,民主)和“S先生”(Science,科学)请到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圈,人们又开始重新谈论两位“先生”。我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请来“E先生”(Education,教育)。正是因为没有“E先生”作铺路石,“D先生”和“S先生”才会如此步履艰难。
18年前我选择了“E先生”作为我攻读博士的专业。因为我深信一个古朴的水桶定理:“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也就是说,“D先生”和“S先生”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E先生”的行程。而教育正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那块“短板”。
为这个教育优先的观点,我与许多人争论过。
38年前,我到并不算太偏远的壮乡插队。某日,我到公社领“插青”学习资料,得知“珍宝岛事件”爆发。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回村子,农民正在粮库开会。我一把推开大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不好啦,中国和苏修打起来了!”全场错愕!村长紧张地用壮话询问我在说什么?有人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他悠晃起二郎腿说:“我还以为生产队的牛掉下山了!”人们哄堂大笑,有人竟捧着肚子笑翻在地上。全村唯一的“知识分子”是村小民办教师,本身也就初小文化,加减乘除还行,读报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也不知他是怎么给村长翻译“苏修”和“珍宝岛事件”的。但我深信:要这些朴素的农民去接受民主思想,去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人民的素质,决定了民主的质量,甚至是民主的性质。
鲁迅的<<药>>讲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人问,这到底是“华”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三)
到底什么是“玩”对道德养成的意义?
成年人喜欢把自己的生活逻辑,搬到孩子的世界里。既然成人干活、吃饭、学习都有个目的,那么孩子的行为也应有个目的......
我认为,我们虽然可以在“玩”中启蒙道德,养成道德,但并不是每一个游戏,每一次活动,没一次玩耍都非要有一个道德的目的。
其实,在孩子的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孩子的游戏活动是没有直接目的的。孩子间的打打闹闹,根本谈不上什么目的或意义。但从孩子的情感,心理发育上看,又不能不承认这些活动,在孩子发育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成人不应该用想当然的方式去看孩子的活动,去安排孩子的活动,去划分什么活动有意义,什么活动没有意义。
我反对刻意地去划分孩子的什么活动“有意义”?什么活动“没有意义”?但我赞成要坚决阻止孩子的一些“有害”的活动。
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不屑于把道德和“玩耍”有机地连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刻意地去划分孩子的活动是否“有意义”。
我们总是把道德看得高高在上。因此,“玩耍”要为道德服务。也因此,不屑于主动地把道德融入“玩耍”中。
我们实在需要走出道德的误区,去思考:
如何在“玩”中启蒙道德?
如何在“玩”中体现道德?
如何在“玩”中培养道德?
道德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道德也并不总是板着脸孔的说教和灌输。道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启蒙和培养。而“玩”在孩子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玩”是孩子道德启蒙的摇篮。
一个小小的儿时的游戏,也可能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二)
在“玩”中启蒙道德,养成道德的问题上,有两个误区或说陷井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以为道德就是严肃的说教,以为道德与“玩耍”无缘。
在西方,一说起道德,就让人想起肃穆的教堂,想起道貌岸然的神父,想起苦口婆心的传教士,想起深不可测的牧师……
在中国,说到道德,让人想起孔子,孟子……难怪,西方人把“儒家”,叫作“儒教”。
道德总让人觉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因为,人们总以为道德是通过道貌岸然的说教建立起来的。其实,道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语言。但,许多人却一定要给道德披上说教的外衣。让人以为道德就是说教,弄得道德很高尚,像个板着面孔的老先生。
“玩”曾经与资产阶级情调,与“玩物丧志”什么的搭上了界。这样一来,“玩”就当然与崇高的,一本正经的“道德”沾不上边了。
如今,虽然已不太可能给“玩”戴上什么帽子,但“玩”仍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儿戏”。所以,“玩”还是不太容易与道德挨上边。
如何在“玩”中启蒙道德?如何在“玩”中体现道德?如何在“玩”中培养道德?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的“意义”。或者说,过于注意把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两类。以为只有”有意义”的活动,才能对孩子起到教育作用。因此非常反对“无意义”的活动。
于是,郊游就要体现集体主义,春游就要体现“莺歌燕舞”的乐观主义,游览长城就更要体现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似乎只有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才能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这是对“玩”的一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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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之一)
来过美国的朋友,大多都对美国良好的社会公德印象深刻。红灯前,很少看见有人乱闯。要排队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连退三舍”,但也大多是井井有条,不会有人“加塞”,“插队”。
从1994年起,我每年都回国。在美国国内坐飞机时,一点不用为登机着急,没有人会同你“争先恐后”。但一到洛山基机场,或者其他国内同胞多的机场,特别是乘搭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要登机,没有一点“奋斗精神”恐怕不太行。尽管大家都有座位,但也都要“奋勇前进”一下才过瘾。你说是国内的公共汽车,上得慢了,没有位子,甚至上不了车,挤一挤抢一抢,从逻辑上说还可以理解。这国际航班,付了一千多美元,座位早就准备好了,乘客是“一个不能少”的,比张艺谋那个电影还严肃。但大伙儿还是无端地神经兮兮,慌慌张张,推推搡搡,跌跌撞撞,好像是上飞机不要钱,又好像是座位要被别人抢掉……。见我愤世嫉俗,于是有高人指点不开窍的我:抢上飞机不是抢座位,是抢占行李的空间。我看不见得!不信,有机会你注意看一看,行李多的抢,行李少的也抢,没有行李的同样抢。有一次,我从上海飞昆明,途中飞机要在贵阳降落,让部分飞贵阳的旅客下飞机,再让部分从贵阳飞昆明的乘客上飞机。我们这些从上海飞昆明的乘客,在贵阳机场候机厅稍事休息后,再重新登机回到原来的座位继续飞昆明。我的座位靠窗,外边还有两个也是从上海飞昆明的乘客。结果在贵阳机场候机厅重新登机时,本来我排在前面,但那两个乘客非要抢在我前面登机。宁可在我要进靠窗的座位时再站起来让我进去,也一定要抢在前面登机。行李早在上海时就安放好了,还有什么可抢的呢?不是莫名其妙吗?如果说抢上飞机是怕没地儿放行李,那么,抢下飞机又是为什么呢?飞机尚在跑道上滑行,乘务员一再告诫不要站起来,但许多人还是神色紧张地站起来东张西望,并且唯恐天下不乱地抢着搬行李……抢什么抢?大家都得到转盘处认领大件行李,而且谁的行李先出来也只有天知道,因此就算你先到行李转盘处,先出机场的也不一定是你。如果说抢下飞机是为了抢时间,也还有些逻辑性,但你看看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下了飞机悠哉悠哉地闲逛,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了。
每每看到同机的美国乘客冷眼旁观的神情,我心里痛。
我还注意到国内的一个“电梯现象”:电梯的门一开,里面的人还没出来,外面的人就抢着往里面挤。有时候该出来的出不来,该进去的进不去。于是,电梯的门在人们的慌乱中关关开开……不信,你注意观察,从南到北,都能见到“电梯现象”。
英文里有一个短语“SHARE WITH”,译成中文是“分享”的意思;另外还有 一个短语“TAKE TURNS”,是“轮流”或“互让”的意思。
美国孩子在玩耍或游戏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听到这两个
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谈“高考之存废”
羊城晚报 2007-07-07 15:09:05
不能为了公平牺牲教育本质
本报记者 邓琼
人物档案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专家,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中国高考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记:请你评价一下中国30年高考制度的得与失。
答:我明确地肯定,高考赋予每一个人神圣而公平的竞争权利,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否定“文革”蹂躏知识和摧残人才的倒行逆施,所以恢复高考功在千秋,功不可没!但是,
“以分取人”的先天缺陷,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天就留下了隐患。如果说,30年前高考的指挥棒是“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尊重知 识”被异化为“尊重考试”(那也是知识,但是已知世界的知识),“尊重人才”被异化成“状元崇拜”,这就是高考的异化,异化的高考。这也就是今天的高考。
高考的根本错误在于其评价制度和评价标准。国家选拔人才到底是要“复印”干巴巴的分,还是评价活生生的人

本报记者 邓琼
曾多次接受过我们有关“高考”话题采访的黄全愈先生,谈起他自己的高考,竟是用这样一段话开头的:“我们这一代人对高考有着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 有的特殊感情。小时候,曾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农家孩子没钱,上不了学,只好躲在学堂的窗下偷听。没想到,我们后来也成了‘高玉宝’……”
苦苦自学待时机
1966年“文革”爆发时,黄全愈刚读完初二。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继续升学成了梦想,于是他到农村插队,一去就是三年,也把初中的校徽偷 偷戴在上衣口袋里整整三年。后来,黄全愈好不容易招工回城,工人一当又是七年。同辈中许多人都生儿育女了,他还在苦苦地自学那些学了又忘、忘了又学的初 中、高中的数学。“当时,我在等什么?学来干什么?全然不知……”黄全愈今天想来,仍然十分感慨。
最近黄老师整理旧物,发现自己在1976年写的一份要求上大学的申请书。“当时工厂有一个保送到某外国语学院读书的名额,若考英语,应该没有人 考得过我。但家庭出身不好,我能做的就是表表忠心而已。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坐在静谧的书房里,读一读这封半通不通的《入学申请书》,真是感慨万千。现在 的小年青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在‘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中挣扎的感觉。当然,也无法理解那种眼睁睁地望校门兴叹的心情”。
只有曾经被剥夺读书权利的人,才能体会到没有书读只好去背《新华字典》的苦闷心理,黄全愈说自己当年对知识的渴望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1977 年10月,一位朋友到南宁出差,给他带回一本《高考复习大纲》。当他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知道,当晚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入睡了的,用油布包好小册子,从市郊的工厂踩自行车回家,一个多小时,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暴风雨和我……”
“落第秀才”被补录
那时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的。但黄全愈自认为不是那种善于应考的急才,再加上有点志大才疏,所报的志愿与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所以一开始落选 了,差一点没能进入七七级这个群体。但后来七七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 录取。于是,发“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落第秀才”为“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因此,黄全愈被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录取为一名插班22 的“走读生”。
黄全愈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
最终还是学教育
1988年,黄全愈又抓住了另一个学习机会,来到美国。学中文出身的他虽有选修电影专业的机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教育专业。因为他深信,五四运 动的缺陷在于没有请来“伊先生”(Education,教育),只请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其 实,“伊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铺路石,后面两位能走多远,全看“伊先生”的行程。
简介
黄全愈,生于柳州,壮族。198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旅美教育学专家,1988年赴美讲学,1989年获美国Villanova大学“人的组织 与管理科学”理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Miami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 化交流,所著的中美教育比较系列《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生存教育在美国》、《“玩”的教育在美国》 等书,在中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
儿童运动能力发展的四个阶段
美国的运动生理学家,一般把孩子的运动能力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两岁半。
在这一阶段,孩子的神经系统正在发育,一些基本的运动机能正在形成。如:爬、走、抓、打、推、眨眼、摇头、说话、做出各种表情等等。所有这些最基本的能力都将成为孩子今后智能,体能的发展基础。
第二阶段从两岁半到五岁半,也叫“早儿童期”。
在这个阶段里,正常的孩子应该具备一组最基础的运动机能。这些能力包括:跳,跑,踢,抛,接,滑动,转动等等。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却是孩子今后运动能力和智力能否进一步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孩子六岁时,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些基础的运动机能应该让他们能够正常地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晚儿童期”的过渡性机能运动期。
这个阶段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体育运动阶段。孩子参加到各种儿童体育运动中去,如儿童足球,儿童篮球等等。儿童的体育运动项目同成人的项目不同,其竞争性,激烈性都不很强。但儿童运动项目,却为孩子运动机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在足球运动中,孩子的跳、跑、踢、抛、接、滑动、转动等能力,可以得到综合的运用和发展。使手,眼,脑,四肢,肌肉,神经,心理得到平衡的发展。
十岁以后,孩子进入少年期,然后进入青年期。这个阶段的正常发育水平应该是走向“特殊运动机能发育”的阶段,即培育特殊运动才能阶段。
美国运动生理学家的这种分类基础,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就是关于运动能力的发育同智力发育的关系。比如两岁半以前的孩子,其相应运动能力的发展,可以促进孩子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有一种专门为婴儿设计的,用脚蹬着玩的玩具,孩子的脚每蹬到玩具一次,玩具就会发出快乐的音乐声。音乐声使孩子更加兴奋,鼓励孩子再用力蹬。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蹬、听、笑的动作,都有机地串连在一起。孩子在愉快地玩玩具的过程中,其运动神经系统的基
发表于<<同舟共济>>2007年第五期
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兼答温家宝总理的提问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1月20日,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温家宝总理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是围绕六个议题进行的。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问题。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非常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的“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了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点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
体育教育(“玩”的教育)的误区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一般中国大众对搞体育的人的形象概括。应该说,这可能是中国体育文化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最大的误区之一。
许多人的认识是:体育就是体育,体育同学习、同智力、同素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体育被归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类。
搞体育的孩子,要么是在学习上比不过别人,不得不走“旁门左道”;要么是心有旁骛,心思不在学习。其实,如果你认真观察一下,球类玩得好的孩子,一般都很聪明。只不过,他们的聪明可能不是“书呆子”类的聪明,更多的是美国孩子说的那种“街头聪明”(Street Smarts)。即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能力强一类的聪明。
反过来看,学习好的同学似乎又不太在乎搞体育。似乎搞体育就在智力上低人一等。当然,当父母的也不太愿意让孩子搞体育,说是孩子“蹦蹦跳跳”多了,心会变“野”,以致不能专心学习。
运动能力与智能有没有关系?四肢发达,头脑就必然简单吗?
现代教育把体育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体育直接关系到孩子运动能力的发展。而智能的发展与人的运动能力的发展又息息相关。
从一个婴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智力与运动能力是怎样相辅相成,互相交叉地发展的。
孩子是在与他人、与事物的接触中,在运动中建立起自己的智力库的。一个躺在摇篮中的婴儿,第一次用手抓住了一个小小的摇鼓。他无意中摆动手臂,摇鼓发出了响声。这个小小的动作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天地。他认识到摇动某一个“玩意儿”就能产生某一种“响声”。
肢体的动作与大脑的思考息息相关。
坐立或走路,每一个动作的开始,都会使孩子的智力发生质的变化。孩子从躺着到可以坐起身来;再从可以坐起来,到可以到处走动,他眼里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变化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孩子老是躺在小床上,他的眼界,他的世界就是那么巴掌大。当他可以走动时,他的眼界,他的世界就大不相同了。他所能看到的图景都会变成信息充实孩子的智力库。
所以说,肢体的动作与大脑的活动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