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母校。上海变化不小,最起码车站如此。不再是原来那个破旧的、一出门便是很多黑司机的旧车站。动车直接停在了虹桥车站。第一次从那里去五角场,我并不知道距离的远近,为了赶上和别人约会的时间,我选择了出租车。正值中午十分,出租车在车辆稀少的高架上飞速前进,掠过的一幢幢大楼,现在如此陌生,以前也未曾相识。
我毕业后导师就一直在韩国教书。从日本回来没有两年就去了韩国。他显然对国内的很多情况并不太熟悉,这包括我们的大学教学制度。但是好在,他身上并未显出日本人特有的肢体语言。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这次匆匆启程,又不曾带什么“土特产”,只能在他家楼下的超级市场里选了一件具有安徽特色的“黄山毛峰”。倒了一杯水之后,我导师带有愧疚之声说,我也没有什么项目可以帮你的。他知道我这次来沪的目的。我无言。毕竟,他远离国内已经不少年头了。“不过,我认识一个人你可以去找他的,他的文笔非常好。”他说。“那真是太好了,是谁呢?”我想,一向沉默的导师既然如此开口,这个人必值得我去拜访的。“他叫施小炜。最近翻译了村上春树的《1Q84》。他一直在日本,呆了
亲爱的,你来这个世界已经有十来天了,直到现在我才提笔写下一些文字。为父懒惰,事事总是慢人家一拍,见谅!
我们等待你的呱呱坠地已经足足十个月了。在人的一生中,十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因了满含兴奋的期待,这十个月对我们来说,着实有点焦急呵。
你妈妈在预产期那天去食堂吃饭,单位的阿姨说,你妈妈似乎还没有动静,不像即将临盆的样子。于是你又推迟了几天,才来到这个世间。你为什么不愿意早一点来到这个世界呢?虽然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至少,这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呀。
也许是受了史书的影响,你妈妈在产房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天象。书上不是说牛人出生,一般都伴随着不同寻常的天象么?《旧唐书》说,唐太宗李世民出生的时候,两条龙在门外嬉戏了三天才离去。就连朱重八出生的时候,《明史》也如此记载:“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这个城市虽然离我的家乡不是那么的遥远,但是因为回去少的缘故,在这里也算是客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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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时候会难免回忆起家乡的饮食来。记得陈丹青在《退步集》中说,那些客居海外的游子拼了命地回来,很多时候是因为胃里的那几条馋虫。和山水比较起来,大约饮食在回忆中是最能让人回味无穷的了。它有有形,有色,还有味道。
因了妻子即将临盆的缘故,岳母从老家赶来照顾。于是,便能吃到比较地道的家乡菜。就像今晚的鱼。
岳母把买回的混子(草鱼的一种,又叫鲩鱼,家乡的方言叫“混子”),宰杀干净了,仔细地把鱼肉分切成一个个长五六厘米,宽约三四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拿出一个干净的白瓷碗,撒一点盐,浇上一点生抽,腌制了半小时后,拌上生粉,生粉一定要多,以能盖得住鱼肉为准。准备停当后,拿出锅,倒入色拉油,点上火。
当能感受得到锅中的油逼人的热浪的时候,便把一块块的鱼陆续放进去,慢慢地炸,当拌了生粉的鱼块呈现金黄色的时候,便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再拿出另外一只锅来,点上火之后,倒入色拉油,爆一点葱花和姜丝,然后加入一
香港著名作家曹疏影在采访中问章诒和:“您觉得这次写作与以往散文写作相比,是否能说出某些散文写作中难以说出的东西?对什么样的题材您才会选择以小说来写。”她回答说:“牢狱生活对我精神伤害太大,太深。·······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
一向写作历史散文的章诒和在年近古稀之时选择了向小说写作进军。纵然小说的写法与历史散文大大不同,但是小说也需要生活,并且追求着一些体现人类本性的细节真实。她的那些经历曾经是她的苦难,但从这个角度——写作小说的角度来说,这成了她的优势。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监狱没有任何外界干扰,也没有任何内部断裂,直到它的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它不可能被打断。它对人的压力也不可能被压断。”监狱作为“改造人的场所”,它以铸造主体开始,以形成客体结束。因此,发生在监狱中的一切似乎都异常的极端,因而具有书写人类自身的典型性。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反映的一样,在监狱里,有的人疯狂地想逃跑,有的人最终却离不开监狱生活。
鉴于一直以来对于章诒和作品的阅读预设,我在整
我的初中是在一个北方的小镇上渡过的。那是一个很典型的北方小镇,两层外部贴满白色瓷砖的小楼沿着街道两旁一字排开,楼下是店铺,楼上住人。
那个时候录像机并不普及,于是每逢集市的时候,都会有前卫的人家,在家里腾出一间房子播放录像,1元钱看一次。那个录像厅的旁边是一家照相馆。为了显示自己的照相技术出色,他们会在门外挂满他们的“作品”。摆出各种在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姿态。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张两寸的免冠照片——那上面是一个小姑娘,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同学,并不同桌,但是这并不妨碍有时我们会前后桌说话。为此我屡次被老师驱逐出教室,站在门外面壁思过。她有着一个神秘的父亲。操着一口无人能懂的语言的他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店,做着焊接铁器的生意,可能还维修自行车,我的记忆已经不清楚了,因为他脏乱的店铺以及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表情拒绝了每一次我们的试图靠近。同学间有人说,他是上海人,下放来的知青。我并不知道“知青”这个词的含义,我只是在隐约觉得他冷漠而神秘的同时暗自疑惑,上海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那时对都市的想象就是我们这个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冯小刚的新作《唐山大地震》,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写下自己的感想。有的教授读了一页的《喧哗与骚动》就能写下上万字的精彩论文,我为什么不能看了预告片就写下这些文字呢?
据说拍这部电影的初衷起源于唐山市政府对于表达现代唐山的影响力诉求,他们觉得大家记忆中的唐山就是那场大地震,而今天的唐山早已今非昔比,即使不像北京上海那样现代而又时尚,至少他们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社会的苦难,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于是他们找到冯小刚,这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导演。在玩了一阵子的商业大片之后的冯小刚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要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拍”。显然,最终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是多方协商与妥协的结果。唐山市政府希望通过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展示现代唐山的形象,冯小刚则希望能在电影中加入自己对大地震的理解。这样的冲突体现在电影中就是,既要表达温暖的人性,又要带上主旋律色彩,这种生硬的糅合显然已成了这部电影的硬伤。
初步得知冯小刚要拍《唐山大地震》,我还以为是要拍成纪录片,但随即我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汶川地震的灾难至今我们还心有余悸,花费巨资去试图记录几
2009年的2月,年届60岁的村上春树在中东领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个设立于1963年的奖项,不太长的获奖名单中,有着苏珊·桑塔格、库切、奈保尔、博尔赫斯的名字。村上春树应该知道这个奖项的意义,因此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在高墙与鸡蛋之间,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1q84》是村上春树蛰伏5年全力打造的“综合性小说”。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84年。在这个躁动的时代,1984年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的与众不同根源于1948年,一名叫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家写了一本名叫《1984》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凭借着自己的天才般的想象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极权社会,在他看来,1984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必定有一个说一不二的老大哥,没有了娱乐、没有了私生活,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虽然这个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奥威尔不幸言中,但是1984年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发展成他想象的样子。1984年,前苏联继续充当着东欧及西亚地区的老大,但是明显地已经力不从心,5年后的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似乎又暗示着世界向着民主与文明的道路又近了一步。总之1984年不能算做一个很糟糕的年份。在日本,也许唯一糟糕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的
我在读书上总是后知后觉,当我在网上下载到这本书《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离图书的出版时间已经7年了,我不知道该放在我的电子书架的哪个位置上,这是一本社会学著作,还是一本信度很高的口述史,抑或是一篇篇散文缔结而成的文学作品?
在没有翻看这本书之前,我蛮横地将之归入“文学类”,因为我始终认为,如烟的或者是不如烟的往事,无非都是经记忆过滤之后的夹着些许甜蜜伤感的自我抚慰之作。但是在我利用一个周末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不得不将之归入“历史类”,毕竟,这不是一部文艺作品。
当然,在简单的文体归类问题上的纠结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书的复杂性。正如许纪霖所说,按照史学的观点来看,过多的细节描写对于一本历史著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虽然我们早有司马迁以汪洋恣肆甚至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写史的传统和先例,但是人们的历史真相的渴求并没有让司马迁的写史传统让人完全认同。“那些有大量对话和细节描写的史书,可信度并不高。”许纪霖说。章诒和不是司马迁,她不是站在
我想,这个夏天的南非,即使不能让约翰·麦斯威尔·库切产生家一般的感觉,但是至少能让他觉得,这个养育他的地方,不再像他一直以来的写作那样又才气逼人却相当低调。当希腊的主帅穿着羽绒服指挥比赛的时候,地球的其他角落的很多人正在经受着这个燥热而又高潮迭起的夏季。
尽管南非是个富裕的天堂,有着超长的海岸线,金黄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怡人的气候,以及热情奔放的女人,但是殖民时代的阴影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美丽、多金而涤荡殆尽。活着的曼德拉似乎已经被推上诸神之位,但是在库切的笔下,这片土地依然充满着偏见、破碎、争吵等后殖民时代的绵长余绪。
德班、约翰内斯堡,因了足球的缘故,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的中心。足球在这个表面全球化而实质民族主义日益强悍的世界里,似乎越来越有宗教的味道。它有着严密的组织、以奢华的球技影响世界的布道者,以及自发的狂热的崇拜者。世界上没有哪一项运动能如此牵动世界的神经了。它不仅牵动着男人的神经,也让众多的女人以及美女趋之若鹜,在镁光灯的中心以及之外表演着。有人说,足球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也有人说,足球因为它的平等而成为一种隐喻
说实话,我曾经也竟过了一个被泪水轻易感动的年龄阶段,别说是郑大世在全球观众瞩目之下傻且真的泪水,即使是煽情的励志广告抑甚至是路边一个外表很朴实的人默默做着一件不起眼的事情,都能让我感动,或者引起我的无限喟叹。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隐约发现,在这个越来越纷扰的世界里,我变了,即使没有变坏,我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动了。似乎善良之于我,正渐行渐远。
郑大世在国歌响起泪流满面的时候,我在沉睡当中——我还没有狂热到熬夜看球的地步。第二天,我是先看到评论,然后才特意找来视频,看了一下,郑大世确实很真挚地泪流满面——虽然他已经极力在克制自己的感情,无奈感性泪水背叛了他的理性的内心。
网上很明显的是两派人,因了对巴西还算是不错的表现,其中一派便开始高呼“朝鲜精神”,似乎是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凭着假想就能刀枪不入(也许,他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大炮)。另外一派对这种精神很不屑一顾,著名记者李海鹏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我是越来越胆怯了。有人说,至少朝鲜队的精神值得学习,我倒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