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成明,男,70年代中期出生,江西广丰人,现居东莞,做过10年乡下中学教师,文学硕士,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青年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山花》《青海湖》《散文诗》《佛山文艺》《辽河》《文学港》等报刊杂志发表习作400多篇(首),有诗作入选各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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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在汹涌的街道上踽踽而行
那个人在喧嚣的宴会上独坐一隅
那个人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喝茶
那个人在电脑上驱赶一群汉字
那个人喜欢睡懒觉,晚上有点失眠
那个人每天去四楼的健身房打球,做力量锻炼
那个人像姚明和易建联一样在寻找状态
那个人早餐要吃掉一碗米粉,一个鸡蛋
一个玉米棒子,外加一碗豆浆和一碗稀饭
那个人能大碗大碗地喝酒,却滴酒不沾
那个人每天洗冷水澡,每天准时穿过广场
那个人的脚步比风还快,脸色像落叶一样平静
那个人很想回到乡下老家种田,守着风声和犬吠
那个人还在九楼上仰望星空,俯视尘埃中的灯光
那个人祈祷故乡的钟声之下,有一块属于他的土地
那个病入膏肓的人啊,他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
针 眼
祝成明
一根细细的针,那么瘦,那么脆
身上还微微带些黄色的锈迹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它锐利的针尖
像蝴蝶一样,翻飞在指缝,老花镜片
和那首唐诗中。偶尔总有一丝血
几滴泪花,沾湿了这绵长的布线
我们往往忽视了这根针的眼睛
它是和针尖一样细微的部分
它更迟钝,笨拙,尽量镂空身体里
本来就不多的铁,抽出一个更小的眼
让部分和整体,破损和牢固,慈爱和金属
保持必要的联系和畅通
透过这个缝隙,我们看到夕阳下
墙角那个模糊的身影在晃动
针头刺进衣裤,一下,一下
针眼牵着细线向我们疾步走来
2009-7-16
首先是对数字的偏好和独特运用。
在他的诗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或化约或精确的数字跳跃在文字之间。如“三千里之外的母亲,高举着春天的锄头”(《这样的时光是奢侈的》);“17路车穿过2005年的最后几条大街”(《我在阳光明媚的冬日离开贵阳》);“村庄中间有四棵大樟树,一字排开/四朵绿色的云彩覆盖了半个村庄/最大的一颗樟树老爷爷,1000多年了/树围6.45米。……/这个叫做沙坑的村庄,找不到一粒沙子/有7口井和4个小水库,缺少一条河流/一条柏油马路连着广丰县城,距离/朋友们的酒杯和诗稿只有32公里/一条水泥路越过田野,与柏油路垂直交叉/轻轻的接了一个吻,然后分手/赶赴更远的村庄。20米之外就是浙江/村里出了3个小官员,若干大学生,几个老板/和1个写诗的,也有4.5个光棍(我算半个),1个疯子/年龄最大的是我的奶奶,92岁”(《这个村庄叫沙坑》;“卖斗笠的女人,一刻也没有逗留/甩下二十座山,十五道桥和十个村庄”(《卖斗笠的女人》)。
在我的经验中,语言的概括化约和精确具体是诗歌常用的两种表现手段。以数字的使用为例——最基本的数学常识告诉我们,数是对事物的抽象。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讲,人首先经由具体事物的经验感知而学会将实物抽象为数的概念。因此,从实物到数字,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概念的过程。在语用实践中,人们常常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来使用数字。有时候,概括性的笼统指代的数据能造成一种阔大气势,如“千锤百炼”“千山万水”等;另一些时候,一些具体的数据则使得陈述似乎更加真实可感,如百分比、小数等。通过数字的运用,在诗中还原生活的具体实在。数字在诗词中的运用古已有之,如: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支花
十九月亮八分圆,七个才子六个癫,五更四鼓鸡三唱,怀抱二月一枕眠
一名大乔二小乔,三寸金莲四寸腰。施得五六七点粉,妆成八九十分娇
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诗中对数字的运用可谓充分与巧妙。在国外诗歌中,数字运用也有精彩范例,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即是。数字运用无疑增强了诗歌表现力。成明大约深谙此道。
再有就是陌生化手法的不懈实践。
这样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可以到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寻求支撑,谓之“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备受推崇的冯至之《蛇》亦早有此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