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天的新闻，我很少看电视。但前不久有一次例外。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七集专题《自然之子——达尔文》，却让我看得兴致昂然。我最关心的是，这位大师到底怎么便感悟并最终发现了“进化论”？尤其是在基督文化孕育了上千年的西方文化环境，这一颠覆性理论的提出，最初，曾产生了怎么石破天惊的、动人心魄的回响？

    在西方，由于基督教义的长期教化，人们总是通过 与上帝的关系、通过《圣经》启示的人类起源来证明自己的高贵，通过爱神和爱他人来寻找人生的意义。那么，当达尔文用勿庸置疑的证据向世界宣告：人和所有微不足道的昆虫、鱼、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原来同宗同源！而喜欢向人呲牙咧嘴的大猩猩，与人类血源尤近。还有，他告知世界，在丛林里是没有爱的，只有弱肉强食——先是英国的绅士、接着是整个西方世界听到这些可怕的信号，他们曾经多么的愤怒、惊慌甚至恐怖？毫无疑问，他们的世界整个儿被毁了。

    关于这个，中国人也许很难理解。中国人的生活里是没有上帝的，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忙于在世俗生活中寻找人生的含义，比如祖先崇拜，比如传宗接代，比如

    车到普者黑，黄昏的天空已快黑净。正好，群山笼罩在苍茫暮蔼中，便尤其安闲和静谧，都市人焦躁不宁的心很容易被安顿下来。早听说这儿风光酷似桂林：千亩绿畴和百里湖光，还有喀斯特山峰一座座拔地而起。“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这是曾名躁中国某诗人称道桂林山水的。我没想到神呀仙的，云南风景就是云南风景，和在此世代生息的云南人一般不张扬，不做作，都是些朴朴实实的真山真水：和桂林相比，形似而神不似。

    古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中秋节？我想，大约因为世俗生活太累吧。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日子让他们把自己迷失了，于是需要选择一个时刻，让大家在世俗的狂欢中同时停一停，面对明月之夜，一起去仰望天空，一起去记忆早已失落的、属于童年的好奇心，并在经历了疲惫的人生跋涉之后，认真思考一些超乎世俗理念的形而上命题：宇宙的永恒，长河的浩渺和人生的须夷，然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余下的人生该怎么过，才真正具有意义并且快乐。

    在全世界的世俗风情中，这实在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日。

    一直喜欢这则谚语：“从小就想游历天下，可游历了天下回来，才发现自己的家乡最美。”现在我想把这句话改一改：“从小就想游历天下，可游历了天下回来，才发现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上层统治的。虽然无人理睬，处处碰壁，孔夫子依旧带着自己的弟子和自己的社会理想周游列国，并乐此不疲，；希腊哲人柏拉图则敢于大胆宣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此断言虽与实际南辕北辙，但他却绝无兴趣去游说某个统治者，只是埋头构造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以此为乐。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朝闻道夕死可”的道德理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浩然之气，“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顽强呼唤……他们老在做一些看起来不可能成功的愚事，这一点，和希腊神话故事里西绪弗斯倒有点像：他把巨石推上山顶，接着巨石滚下来，他再推上去——如此周而复始，终其整个生命。只是这种支撑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入世进取的、道德化、美学化的人生追求，最终落在功利目标上，注定他们难以构建一种超念的精神气质。

    中国知识分子生长的，是一个过早成熟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的眼光总是太关注脚下的土地，而无暇去仰望头顶的天空并对茫茫宇宙发生好奇，仅仅凭借直观的经验理解和把握周围的事物就足以让他们去对付现实的艰难困苦，再说，和

    这些年喜欢研读哲学史，有两个印象深刻之点：一，任何哲学命题，尤其那些具有开创性质、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命题，都并非圣哲贤士关在书斋或躲在山洞里凭空悟出的奇思玄想，而恰恰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发见抽象出来的,就是说，是对现实世界生活的思索与回答；二，哲学家、特别是那些对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开创性思想资源的哲学家，都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或圣徒，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对自己时代、社会和人民充满责任，充满忧患意识、充满生命激情，又充满理想的人。为了自己的信念，他们甚至不惜奉献生命。

    一般来说，我对宗教是不相信的。不完全因为曾经接受的政治灌输，而是工科学生长期以来对实用科学技术的思维训练使然，可谓潜移默化，根深蒂固。首先，我一直对作为宗教要件之一的神迹，如耶和华之泥土造人、天堂、地狱、末日审判之类，我难以相信。其次，对于宗教的另一要件：仪式，就更难接受。尤其“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一家伙来那么个荒唐透顶的、风魔全国的“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什么的，傻瓜也能联想到宗教仪式，不一道加以反感办得到吗？尽管冯友兰先生曾有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人除了活着，还需要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而动物是不需要知道这个的，他只要能活就成。 当人已经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理由的时候，他可能会主动地结束生命：自杀，而动物不会。

    很多人为自己活着，也有不少人是为神活着，还有人不知为什么活着，他们或非常清醒，或非常糊涂，或愉快、或痛苦、或平静、或艰难……总而言之，活着。那么，有人问我了：你呢？

   其实，很久以来，我也常常这样追问自己，每当工作结束，全身疲惫不堪，我也会向自己发问，你干吗要在这个有着月光、可本来就够拥挤的星球上赖着不走？你的理由在哪儿啊？

    我想，我的回答应该是这样（如果说没有更好的理由的话）：我的理由有三个：一是对爱的承诺。这一生，我拥有过许多的爱——我是指广义的爱：亲人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当然还必然包括刻骨铭心的男女之爱——我绝不愿意让我爱过并还在爱着、也爱过我并还在爱我的人失望：为我的碌碌无为、沉伦、和对生命的挥霍；我活下去的第二个理由，是对知识的渴望。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是

    命运总是乐此不疲地同我开玩笑：认真的和随意的、残忍的和荒唐的、早有预感的和猝不及防的。命中注定我的人生难以安宁。正如被风暴和巨浪击碎的船，只留给我一块破碎的船板。我自由了。确实再不会沉没。而我却只能在大海永远漂泊，直到如今，年已迟暮，老之既至。

    一位诚挚的朋友，现在身居高位了，他的属下曾告诉我，说这位高官不只一次在会上讲：“我这权利谁给的？党给的呀。人民给的呀。不能说明我水平高啊！我一位老师，水平比我高得多，运气不好，最后只当了作家。”据说，他所称的这位“老师”，就是我。此话毛病存焉。其一，我水平怎么说怎么不高；其次，我肯定也不是作家。几十年来，特殊时代把我整个儿抛在惊涛骇浪中，九死一生。为了尊严，也为了生存，我转换过的职业实在太多，从省委秘书到最底层的工人、从反革命疑犯到高级工程师，从新闻人到经理人……有几次，甚至几陷囹圄。

    前面提到这位高官，因一次好心，让我遭致了一次几乎毁灭性的厄运：他为此而内疚。几十年后，我真心实意对他反省道：人生，不就是一场旅行么，不就在不同社会途程阅读了不同的人生风景么？深墙大院是一种风

    上小学六年级那会儿，我十一岁。还不是红领巾。

    那可是一个激情似火、英雄崇拜的年代呢，小学快毕业了竟然还没加入少先队，真够丢人的！

除了这个，还有更现实的麻烦：如此落后学生，考初中肯定落榜。妈妈已经向我发话了，说：到时候你就上街擦皮鞋去吧！要不就去卖香烟。上世纪50年代消费水平特低，没见谁有钱整包买烟抽的，都抽一支买一支。卖烟仔胸前挂一小木匣，茶坊饭档四处游荡兜售。木匣里花花绿绿排列着空烟盒及真装有香烟的盒子。有人买了，小孩就揭开木匣盖儿，用缝衣针从烟盒里戳一支出来递给顾客，挣一厘两厘钱。我已悄悄去打问过，带玻璃盖儿的小木匣，每个5毛钱——当时家穷极了，可5毛钱，我猜，这成本妈妈是出得起的。

    除了我，同样的淘气鬼全班还有六个。都是小个子，而且——这样说吧，都特聪明。还有，对于作老师的乖宝宝，我们都已绝望。班主任名字记不起了，只记得她满脸雀斑，我们暗中管她叫“苍蝇儿屎”。对于喜欢漂亮的女老师，这名字真够损的。“苍蝇儿屎”对付七个捣蛋鬼的唯一办法，除了数落，还是数落。幸好那时还没人发明手机，要不，她肯定

    没有故事的人生定然是乏味的。当你白发苍苍，年已迟暮，如果有人请你讲讲你的故事，而你沉思良久，只能摇摇头，说：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想不起啦……那时，您会有多尴尬。你不曾过五关斩六将，你总曾经败走过麦城吧？你没有辉煌，总该有过失意吧。说出来，对后来人总是很棒的。最糟的是什么都没有。

l         人们喜欢说人生苦短。没错，人一辈子就这么短短几十年。你可以轰轰烈烈地过，可以平平静静地过，可以蝇营狗苟地过；可以悲悲戚戚地过、怨怨艾艾地过、快快乐乐地过……不知道您选择什么？而我——不就这短短几十年吗？不就都是过吗？告诉你：我选择坦荡豁达。还有，我选择快乐。

l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是历史，你不能改变；环境是是强大的，是现实，你也无力改变。其实，活在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你是能够完全把握的：那就是自己的情绪。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你为什么不选择快乐？

l         好像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一生文韬武略，战功赫赫且著述丰炜，可我记得最清楚的只是一句话：“凡功名利禄，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作为大清高官，曾国藩已可谓位极人臣，上面这番话，不能不说是经历人生酸甜苦辣、生生死死后的切肤之感。我将它改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圣贤”改为“快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