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博客近期博文连续20天无人评论、留言,一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按照《亮剑》中日本山本队长的说法:没有了观众,戏也就演不下去了。与其倚门待客,莫若关张了事。因此经慎重考虑,决定从即日起,不再撰写和刊发新的博文(包括图片),本人也将不再登陆本博客。特向两年多来关心和关注本博的朋友表示歉意,谢谢你们对我的长期支持和鼓励。再见了。
当然退出新浪,并不等于不写博文。各位好友如果确实垂青秋声的文章,欢迎到我在博联社开的博客上去浏览。山不转水转,我们还会见面的。网址是:http://liumin.blshe.com/
赵铁林已故,新纪实摄影前景堪忧
秋
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发廊妹;
搂着自己男友却又满含忧郁眼神的未成年“小姐”。这些是更广大社会、更隐蔽角落、更真实的存在,这种纪实是许多摄影师不愿意,也没胆量没能力去做的。
人间四月读书天
报载:宁夏区直机关工委推出以“阅读、修身、励志”为主题的第二届读书月活动,倡导党员、干部、职工每天读书一小时。
报道没有公布具体的推荐阅读书目。其实做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党政机关的干部,每个人都有能力自拟一份大同小异的书目。当然少不了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化典籍,比如《论语》、《劝学》,或者《陋室铭》、《爱莲说》,再或《沉思录》、《随想录》等等。要是让我推荐的话,我甚至希望领导干部重读(一部分人根本没有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的《老三篇》。从修身、励志这个角度出发,没有比这两本书更好的了。
别说你忙你没时间,每天一小时,当做任务去完成,真的不难。一个月时间,至少可以读完许多干部书架上尘封已久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十分之一的的篇目,可以先从感兴趣的内容着眼,如其中的《古今文学名篇》《世界历史十五讲》。要是坚持一年呢?那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当代世界问题概论》在内的30本书足可以武装一个领导干部的头脑了。只要你静下心来,认真读过这套《培训教材》,你又不是个贪官污吏的话,那你的思维会更广阔,眼界会更宽,工作方法会更科学。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底曾经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包括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坚持两个月时间,每天四个小时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席的日理万机是人所共知的,同样,他有生之年无一日不读书也是尽人皆知的。上述两个月的集中读书,是为了总结剖析“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试图从别国的建设路子中寻找借鉴而带着问题学。他的肩膀上担的是一个国家的重任,这种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的读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而我们现在的读书则宽松和轻松的多了,因此“读书月”活动只是倡导而不是强求。更何况读书是个自觉自愿的事情,不爱读书的人,你哪怕强迫让他照本宣科,那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
其实,本着开卷有益的原则,只要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便读的不是我前文提到的典籍和严肃的政治、经济、科学著作,即使是一般的文学、文化甚至闲杂书刊,一样能够陶冶情操,丰富思想,开阔眼界。我家孩子经常调侃我,说我看小说跟他打电子游戏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业余爱好。对此,本人颇不以为然。君不见易中天《品三国》,吴越《品水浒》,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都是读小说的成果;咱们的 牛撇捺先生读西夏历史能鼓捣出一本《借党项人说事》,读唐宋诗词信笔就是几十篇《乱弹》,不全是读“闲书”修成的正果。本人虽不才,那小说也不是白看的,至少现下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其优劣一眼即知,还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怕也不是人人能为的吧。
人间四月,春光明媚,正是大好读书天。有党政机关出来倡导读书,与我这读书人的爱好可谓不谋而合。每天一小时远远不够,至于读的什么,透漏一点,虽然不服气儿子的批评,但还是接受他的意见,改读杂文:煌煌十卷本的《宁夏二十一世纪杂文丛书》。学学人家的文笔,或许会对自己的杂文创作有所启发。
无 私 品 自 高
——电视连续剧《潜伏》观后
用这样一句颂扬的话来评价一个老牌儿军统特务,恐怕很多人无法接受。而我看完电视连续剧《潜伏》以后,对其中的行动队长李涯却正是如此观感。
其实早在三国时,诸葛亮对他的哥哥诸葛瑾就说过各为其主,各敬其事的话。这也是我褒贬《潜伏》诸位人物的前提。时间已经走过了60多年,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共同对敌的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走向分庭抗礼。军统特务余则成被策反到共产党一方,开始成为共军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人员;而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李涯因身份败露,被交换人质返回了保密局天津站。两人的起点是一样的,
从个人品质上说,都是敬业,忠诚,守纪律;从性格特点上说,余则成稳重,谨慎,睿智,李涯狡猾但不够奸诈,老谋却谈不上深算。这两个人不论放在哪个阵营里,无疑都是谍报高手,只不过历史的阴差阳错偏偏让他们成了死对头,必欲除掉对方为后快。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接收了大部分的城市和敌伪战略物资,一些高官借机疯狂敛财。剧中的天津站长吴敬中,甚至让余则成施美男计,意欲侵吞汉奸穆连城的所有古玩和产业。从这方面来说,李涯几乎就是国民党里的特例,或许他在延安潜伏多年,耳濡目染边区共产党政府的廉洁;或许他本身就不恋钱财,反正通观全剧,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贪污,没有见到他的好色。保密局内部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人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而李涯是唯一忠实于党国,一心要除掉对方潜伏人员的干才。他不是出于私心,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是对敌手的谍报活动如芒刺在背。我们只看到他唯一的一次发牢骚,是为自己辛苦多年却连上校也升不上去,感到委屈。但那不过是瞬间的情绪低迷,很快就转到忙于安排天津失陷后的潜伏计划。他其实多次探到了余则成的底细,却没有想到先发制人,而是碍于余的副站长身份,按照纪律搞什么层层上报,最终与胜利失之交臂。
李涯是个实实在在的悲剧人物。如果他在共产党一方,依他的个人品行和职业能力未必会比余则成差到哪里去,或许会和余则成一样创出英雄的业绩来;如果不是保密局内部的相互掣肘相互提防和暗算,余则成绝不会如此顺风顺水,畅行无阻,面对李涯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他的任务执行起来至少会困难得多;如果李涯脑子清醒一点,早早看清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和必然失败的命运,抽身退步,而不是一腔愚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余则成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毕竟余的任务是潜伏而不是杀人,再说了,谁敢说余则成就没有一点对李涯的惺惺相惜呢?所有的如果都没有如果,这就注定了李涯非死不可,可惜了了。
那余则成呢?假设他不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投向共产党,假设他终身是个军统特务,他会和李涯一样吗?须知余则成在成为中共地下潜伏人员五年后才正式被党承认,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地下党对党的忠诚度,难道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信仰吗?谁能说他的信仰就比李涯的信仰更坚定呢?
综上所述,我的感想全部是从《潜伏》这部电视剧本身生发出来的,我的观点也仅限于针对电视剧本身。丝毫不表示我高看了李涯这个军统特务,更不是贬低余则成这个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之所以声明如此,是防止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士可能的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以至于造谣诬陷,“棍棒”乱飞。在下小民,委实担当不起。
大 银 川 需 要 小 区 图
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买一张市区地图。按照这个不说话的“朋友”的指点,穿街走巷,“一日看尽长安花”。多年下来,林林总总,五彩缤纷的各城市地图收藏了一大摞。
看地图多了,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拿银川市区交通旅游图来说吧:要想找到海宝塔、玉皇阁、清真大寺,那真是一目了然;若要去趟沙湖、影视城、西夏王陵,图上标得交通线路也是方便快捷。似乎这张图是专门为外地游客印的。要说这也没什么不对,展示大银川的风貌,让八方来宾感受塞上古城的悠久、古朴本来就是这张图的题中应有之意。问题是,我们这些“老银川”,是跟随着银川市发展变化的步伐成长起来的,我们对上述银川人引以自豪的景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地图,比如银川市住宅小区图。
上世纪50、60年代的银川,还是宋朝、西夏时期的市井格局,“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乎所有的住宅都以院落的形式依次排列在街巷的两旁,只要记住门牌号码,找一户人家用不了20分钟。银川有住宅小区的概念始于1958年后,最早的两个小区是位于光华门一带的“上海新村”,和位于和平北街(现玉皇阁北街)的“和平新村”。一水的平房,住户大都是外地来银的建设者。进入80年代以后,银川市的住宅建设步入快车道,由街巷和平房院落组成的建筑群被完全打破,很快就消失殆尽。经过改组和整合,现在主街道两旁已经看不到居民住宅了。以“唐徕小区”(现唐槐园)为领头羊的现代楼群如雨后春笋,迅速而有实效地改变着银川的面貌。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银川向着“大而强”和“两个适宜”的方向突飞猛进。城市格局的扩展,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实力的极大增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刺激房地产业迅猛发展。银川几乎是以一天增添一座楼,一月出现两个新的住宅小区的步伐前行着。让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
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老银川们当然欣喜若狂。可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不敢出门了,想看望分散各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即使电话里告诉你多少遍某个小区的地址,你还是找不到。银川市三区两县究竟有多少个住宅小区呢?恐怕任何一个人都说不清楚,那么多好听的名字,什么“五里水乡”、“陶然水岸”、“在水一方”都在湖城的哪个角落啊!这时,要是有一张详尽的“银川市住宅小区分布图”,将银川的所有小区一一标注清楚该有多好啊。往小里说,它能够满足对号入座的遐想,由此及彼的畅达,按图索骥的愉悦,指点迷津的灵异;往大里说,它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彰显人文关怀,方便千家万户,规划凤城未来。到那时,一图在手,三区两县任咱走。银川的无穷魅力才真正与银川人的自豪感合而为一,“相看两不厌,唯有大银川”。
当然,制作这样一张特殊的地图是有一定难度的,或许需要城建、规划、设计、统计、测绘、出版等部门几年的努力。可一旦完成,我敢说它在全国就是独一份的,极具开创性的,它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到那时所谓“大银川”将不再是我们的宣传,而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有关部门,不想试试吗?
注:本文已刊载于3月6日《银川晚报》
按说,餐饮行业的用工门槛应该是最低的(当然大厨除外),宁夏又有大量的城乡闲在人口,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但偏偏就是这二者,却总是合不拢。其症结究竟何在呢?
我认为,一是餐饮业的老板们过于挑剔。餐馆的服务员只要达到健康,周正这两条应该说就是合格的。许多老板还要加上漂亮,年轻等附加项。这无形中就把那些长相上不够“委婉”的农村孩子、身强力壮却不再年轻的下岗女工拒之门外。二是只想长期用工,不注重开发短期和小时工。老板们招工常常第一句话就是:能干多长时间?其实许多大中专学生都希望利用放假期间打一份短期工,有些家庭贫困的学生甚至想每天打小时工。没注意到这一人群的务工需求,是餐饮业的失策。
上面两条还是表面的。问题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薪酬待遇。餐馆服务员劳动强度高,持续时间长,加班加点是寻常事,服务对象的预期要求复杂多变,心理压力大。而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区区几百元钱。虽说是包吃包住,但如果不想把全部个人生活都卖给老板,要租个房子,有点私密空间,那点工资就所剩无几了,这还不包括日常花销,看病吃药等。他们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障,没有归属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那么,呆不住、干不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要解决餐饮业用工荒的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我们身边有许多出过国的,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一开始都是给人端盘子洗碗,也就是餐饮业的服务员,用趋之若骛来形容毫不为过。为什么人家没有用工荒,根本问题是西方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有效力的用工制度,我们不妨借鉴。首先是大力提高工资水平,在待遇上改月工资为小时工资制,每小时按宁夏的消费水平,工资暂定到8——10块钱,每天有效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确需加班的另定标准,按周发工资。通过地方立法,规范餐饮业,违规的一经查实,狠罚业主。按照餐饮业30%的利润,稍大点的餐馆是付得起这份工资的。
另外,就是要改变观念,不要把眼光只钉在进城务工的农民身上。要注重雇佣下岗工人和城市低学历青年,大一些的酒店餐厅要利用办理医保、社保等手段留住服务员,形成自己的团队,可以有效避免临时抓瞎。还有,给在校大学生短期打工挣钱的机会,尤其是寒假,正逢年节,补充大学生正好可以弥补农民工休假的空当。
最后,非说不可的是,不管是农民工、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大中专学生,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男的、女的,不管他们因什么原因投身到餐饮行业,。他们首先都是跟老板一样的“人”,因此管理者也好,老板也罢,都要以人道的态度对待他们,关心爱护他们,维护和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人心换人心,只要有一片爱心,打工者也会心安身安,尽量做好工作,减少跳槽,用工荒的现象自然越来越少。
注:本文发表于今日《银川晚报》
恩 高 如 岳
我的岳母,就像赵本山说得:那种农村的普通小老太太。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平平常常地做人、做事,但她对我们一家的恩情却让我们永志难忘。
岳母家在山西农村,按阶级斗争时的说法,成分有点高,介于富农和上中农之间。但实际上,家里一贫如洗。尤其岳父英年早逝,老太太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艰辛拮据。但岳母却一生不爱钱财。我妻子嫁过来时,她没有要一分钱的财礼,倒是点灯熬油十几个夜晚,硬是织出了30多米的土方格布,做为女儿的嫁妆。直到现在,我们还保留着最后两块这种土布床单。平时给她点零花钱,岳母总是千推万躲,即便是收下了,却长时间花不出去,用一块小手绢包着,压在箱子底下。给她做的新衣服,几乎就不见上身,临终时,还有好几套新衣服闲置着。
岳母非常勤快,尽管早已过了爱美的年龄,却总是把自己浑身上下收拾的干干净净。在我们家里也是,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就拿块抹布将屋里的所有家具灶具擦拭一遍,然后做饭、洗碗、拖地,似乎很少有休闲的时候。直到有一次,趁我们上班时,给孩子洗衣服,踩着凳子晾晒,不幸滑倒,大腿骨折,这才无可奈何地在床上休养了几个月。
岳母体贴人。结婚时,我们回老家住了10天。虽然生活困难,她老人家却每天都煮两个荷包蛋给我。知道我们工作紧张,她几次三番坐着硬板火车从家乡到宁夏来给我们看孩子,还把孩子领回去照看了一段时间。儿子幼时顽皮,老太太一双小脚,追着孩子满地跑,有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傍晚,只要往炕上一坐,在岳母的怀抱中,随着老人的低声哼唱,一会儿功夫儿子就进入了梦乡。一老一小在昏黄的灯光下像是一尊雕塑,常常几个小时不动。我的肠胃不太好,岳母时时惦记着,让大舅哥给我到处淘换偏方。临终的前一年,老太太似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提前给我缝制了一件棉背心,说是能护住肚子,免得受凉。现在每当我穿上这件饱含着岳母爱心的棉背心,就会想起老人的慈爱和恩情。
岳母洁身自爱,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她不让我们给她庆寿,不让我们带她旅游。平时洗头洗脚也不让人帮忙,就是小孙子要给她倒洗脚水都不允许。有一年送她回家乡,那是她已经70多岁了,上车下车却绝不让搀扶,而且在站台上跑得飞快,几乎走丢。老来没牙,几次想给她镶一副假牙,她总是推三阻四,到了也只是选了一幅材质最便宜的。当猜到自己身患重病,岳母就拒绝就医,不吊针,不做手术,甚至绝食,谁劝都不听。我妻子回乡尽孝,时间稍长,老人就赶她走,说你们工作忙,别为我费心了。
岳母故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那天,享年78岁。她的墓碑上刻的名字是“××氏”,是沿袭村里习惯的叫法。等于说连自己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这就是我的岳母,或者说我的母亲。恩高如岳,却又情长如水。那天,老岳母一手带大的外孙——我的儿子,只有10岁,却像个大人似的,哭得肝肠寸断。可见姥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和妻子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会一辈子想着老人家的好,会一辈子像她那样做事做人。岳母——母亲,你放心吧。
习 惯 性 动 作
有史记载比较有名的人类习惯性动作,我以为是“西子捧心”。说得是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西施,因为常犯心口疼,所以经常用手掩住胸口。实际上,是一种病态,但美女做来自有美感。以致邻村的东施频频效仿,却怎么也做不像样,反落得个“东施效颦”的千古笑柄。
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领袖列宁,也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两手插在马甲的口袋里,时不时抽出来挥舞一番。连盯梢跟踪他的特务也十分熟悉他的这一特定动作,大家一定记得《列宁在十月》里,那个特务模仿列宁动作的滑稽相吧。列宁的习惯性动作,比之叉腰的幅度要小,也绝不像叉腰那样盛气凌人。倾听时,手放在口袋里不动,辩论或演讲时,手则随意地挥洒出入,显得自信而且雄辩,手成了别一种表情。
再来看斯大林。一提斯大林,我们会立刻联想到他手握大烟斗任意挥动的姿态。的确,烟斗几乎成了他手中的道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烟斗并未点燃或早已熄灭。在斯大林还是列宁的学生和战友时,他还显得循规蹈矩谦逊深沉,时常叼着烟斗低头沉思;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做为盟国三巨头,他挥舞烟斗就颇有指点江山我主沉浮的豪情;而到了晚年,他的动作则多少有点惟我独尊颐指气使的味道了。
说到三巨头,当然会想到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想到他发明和经常使用的,象征胜利的“V”形手势。这个动作风靡全球,在人类的习惯性动作中可谓独领风骚。他代表正义战胜邪恶,表达胜利的喜悦,更恰如其分地体现出政治家丘吉尔的独特个人魅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流传久远,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各种场合、在各种人身上看到这一动作的再现。
习惯性动作几乎每个人都有,有的看上去高雅大方,有的也不尽然,比如咱们曾经的“林副统帅”。林彪由于在战争年代受过枪伤,在苏联养病期间,为止疼注射过过量的吗啡。伤好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性动作。他不抽烟,却总带着几盒高级火柴,时不时划着一根,吹灭,然后用鼻子闻那尚未散尽的硫磺烟味,算是勉强过瘾吧。要说林彪的习惯动作并不张扬,也无伤大雅,而另一个大家至今记忆犹新的人物,她的装腔作势、狐假虎威的习惯动作就颇带表演性质了。我说得是江青。大家还记得,她一到哪里,
总会向群众“招手致意”,用颤抖的声音高喊: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同志们啦。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是否有肉皮发麻的感觉。
上面说的都是国际知名人士,其实普通人一样有习惯性动作,只不过人微“动作”轻,难以广泛传播吧了。例如我认识的一个某单位领导,碰到漂亮的女同志、女下属,就会趁机拍拍人家的后背甚至脸蛋。看似领导关心下级,随和亲切,实则有“吃豆腐”之嫌。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插队落户到郊区某乡,一次我们去看望他。本来应该是畅叙友情,可他却故意做秀,装出一副和贫下中农同化的样子。他的里外屋之间挂一门帘,只见他做完饭用它擦手,吃完饭用它擦嘴,洗完碗再用它擦碗。我们一看,立刻就倒了胃口。心说,老同学之间,何必要装模作样。许多年以后,听说这个同学因故“进去了”,不知道他在被管教中是否还会设计出某种“看似无心”的习惯性动作,他还会有这种心思吗?
说了这么多,有人或许会问,那你自己呢,你有什么习惯性动作。别说,还真有。只不过我这动作比较隐蔽,一般人看不出来。今天既然写这个题目,索性披露出来,供大家鉴赏。我的习惯性动作,就是在开会时埋头奋笔疾书,外人看我是在记录领导讲话,实际上我在背诵抄录毛泽东诗词。以至于我的笔记本上经常会莫名其妙地跑出几页“横空出世,莽昆仑”之类的主席诗词来。这当然不是个好习惯,但积习已久,恐怕“改也难”。好在临近退休,展示习惯动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习惯性动作有的是下意识,譬如列宁的抄手;有的是疾患所困,如西施的捧心;有的是情不自禁,如斯大林的烟斗运动;有的是发明创造,如丘吉尔的“V”字;有的是后遗症,如林彪的嗅火柴;有的是虚张声势,如江青的挥手;还有的是情有所好,如我们那位爱“吃豆腐”的领导;当然还有我那个同学的矫揉造作。我们说,动作本身并无高下好坏之分,但动作被不同的人使用,却有了雅俗妍疵之别。我们欣赏本性在习惯性动作中自然流露;但也必须检点自身某些不雅的习惯性动作;更不要在生活中非要给自己规定只有舞台上才需要的程式化动作;最后切记:要动作,不要做作;要自然天成,不要装腔作势;还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手,不要做出亵渎人的称号的动作来,那时贻笑大方事小,恐怕下一个动作就该是铐住你的双手了。
邓小平与邓丽君
今天是公认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缘于30年前的今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来的报刊、影视、广播利用空前的阵势,宣传改革开放的成果。做为一个共同走过这30年的普通人,当然也不能免俗。趁着今天正日子,我想谈谈这30年影响中国最大、最深的两个人,恰好他们都姓邓。这俩人大家都熟悉,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邓丽君。
邓小平被尊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点不容置疑,也自有公论,就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从许多方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一是恢复高考,给了普通人与特权者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个我们77、78级的大学生可谓感同身受,没有高考,我们只能在乡下攥锄把子,哪里能够脱颖而出,走上重要岗位。二是抹平成分,给地、富和“右派”摘掉帽子。一举扫除了阶级斗争的阴影,不再有百分之多少的阶级敌人,人们不再心有余悸,可以平等地为社会做贡献了。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党内不搞路线斗争了。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的积极性。四是打破了个人崇拜,把领袖请下了神坛,还原成领导。包括对邓本人,人民也是心存敬仰,却不再是崇拜。一个词的区别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更少束缚,人民的心态更趋开放,国家的制度更加民主。五是搁置争论,一心一意搞建设。连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暂时不讨论,尽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和魄力啊。此举为我国至少争取了10年时间,不然的话我们就难以从容应对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难说今日的世界经济危机了。六是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无疑是及其成功的,试想如果不是在香港对面矗立起深圳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香港即使回归了,我们又如何拢住民心。没有深圳这样的后盾,香港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中又如何保持稳定。至于深圳等特区对改变中国经济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以及一代有为青年开拓创业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是起到起死和起飞的作用,那么海峡对岸飘来的邓丽君的歌声对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就是启蒙了。
邓丽君只是台湾一个普通歌手,但她的出现和成功登陆却绝不是普通的事件。“文革”十年,中国的文化遭到严重桎梏,以致到了80年代初,音乐界流行的仍然是《海外赤子》中“我爱你中国”这类高亢嘹亮的正统歌曲。而邓丽君的歌轻盈、婉转、甜美、绮丽,“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邓丽君《甜蜜蜜》),几乎征服了中国的每一个年青人。使我们知道,世界上除了“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红灯记》唱段)这样的战歌,还有邓丽君式的“靡靡之音”,有爱情,有亲情,有《小城故事》,有“路边野花”。高、大、全的偶像被彻底颠覆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小伙子弹起六弦琴,姑娘们换上了游泳装”(郑绪兰《太阳岛上》),一片自由的新天地在我们面前伸展。可以说,有了邓丽君,才有了中国文艺的繁荣昌盛,百花齐放;才让中国人相信:中国文艺界扣帽子、打棍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才有了中国流行音乐与世界的接轨;才能接纳《手拉手》(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才能唱响《我和你》(北京奥运会主题曲)。需要说明的是,邓丽君不是主动地“反攻大陆”,而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无法阻挡的前进步伐。从这点上说,“改革开放”堪称伟大的时代里程碑。
邓小平和邓丽君,都已经故去十多个年头了,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老人家“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谆谆教诲合着邓丽君的美好歌声,将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传唱下去。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杂文的兴衰是一个社会文明和民主程度的标志。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已经充分开放,民众的发言意识空前高涨,言论的自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于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精神,有评判针砭时蔽勇气的杂文写作者来说,可谓适逢其时其所,正该是亮剑有为之时。
宁夏的杂文家就是在这样的盛世亮相于历史前台的。从2005年以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宁夏有了一批成熟的杂文作者,他们脱胎于文学圈,逐步形成一个阵营;他们秉承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却又满腔疗救社会弊端的热情。笔者孤陋寡闻,但视野所及,也记住了几个叫得响的大家。譬如“二牛”——牛撇捺和牛愚。牛撇捺是领导干部,可他自认的和公认的身份首先是个杂文作者。迄今为止,老牛已出版10部杂文集。他的杂文穿透历史的烟云,钩沉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观照现实。思维深邃,笔力雄健,高屋建瓴,为常人所不及。他的“谁能牵猫散步”,设问奇崛,充分显现出他的睿智和缜密。如果说宁夏能真正称为“杂文家”的,非老牛莫属。而牛愚的杂文像他本人一样,有一股浩然正气。牛愚很多产,敢于迎面碰撞不正之风,且能够把党中央的声音用自己的喉咙喊出来,实属难能可贵。譬如“一马一朱”——马河与朱世忠。马河宝刀不老,写杂文的历史怕有20个年头了,我看过他的《指甲里的沙粒》,从法制的角度批判腐败与社会黑恶势力,文章笔锋犀利,指射对象稳、准、狠,非常有力度。近年,老马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开始从文化角度透视社会风气,文笔也渐显老辣。朱世忠的杂文与他忠厚的相貌恰成对比,显得诙谐风趣,往往既在情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嬉笑多于怒骂,讽喻胜过针砭,与其说是杂文,觉得更像随笔和小品文。他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与他的文章好读怕分不开。当然最后还要说说闵生裕。闵生裕是宁夏杂文界后起之秀,却大有赶超前人之势。他的杂文“快”:昨天才发生的事件,今天就能写出文章,是当今“时评”的生力军;“多”:每星期总有两三篇见报;“博”:杂文的涉及面非常广博,许多领域的东西都能写。但小闵为人还是比较内敛和低调的,按他的写作速度和文章质量,出个五六本集子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可我们见到的只有《都市牧羊》等两三部杂文精选集。
上述几位杂文家,尽管写作手法各有千秋,水平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将写作杂文当成工作之外的一项事业,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成自身对社会一项不能推卸的责任。正是缘于此,他们才能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对自己并没多少好处的杂文写作当中去,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正因为他们是宁夏杂文界的有为者,宁夏的媒体和出版界就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宁夏杂文十人集》《21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对这些优秀杂文作家的承认和褒奖,宣扬和鼓励。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对杂文作者如此,对宁夏杂文学会何尝不是如此。试想,前推几年,在杂文创作领域寂寂无声的年代,有多少人知道“宁夏杂文学会”这个组织呢?而新一届的学会,在会长朱昌平、正副秘书长于小龙、白景森等的精心经营下,励精图治。依托《银川晚报》这个阵地,拿出版面,推出作者,组织杂文大赛,召开杂文诵读、杂文大家讲课、创作研讨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连续出版宁夏杂文选集。所有这些大有作为之举,极大地提高了学会的地位,以致宁夏杂文界在全国的地位。现在的学会不敢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少在宁夏的文化领域,已经占有很重要的一方天地。这对我们宁夏所有的杂文作者和爱好者无疑是一响福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宁夏会成为全国杂文创作的首善之区,让我们大家为这一天共同努力吧。
注:此文载于近期《银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