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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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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
（台湾）张文亮著
开本：145×210（32开）
20万字，285页，轻型纸印刷，配120余幅插图
ISBN 7-80587-843-9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定价：22元
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
就医学而言，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
就地理而言，他是画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人；
就政治而言，他是终止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的关键者；
就探险而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
就科学而言，他是详细记载中非洲动物与植物的先驱。
后世的人，称他是“非洲之父”。
非洲地图上，现仍有
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 （台湾）张文亮著
开本：145×210（32开）
17万字，225页，轻型纸印刷，配120余幅插图
ISBN 7-80587-843-9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定价：22元
世界近代法制史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解读盛行欧洲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如何被最终废除。
如果近代法制史像是一出舞台剧，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废除奴隶制度这一幕，无疑是剧中的高潮。这是一本报道战争的传记，这场战争虽然没有人流血牺牲，但同样激烈而残酷，这场战争是在议会里进行的。八个国会议员，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却为了打倒奴隶制度而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法律的专业、理性的思索、人道的精神、不屈的毅力，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咒骂、威胁、抵制、利诱和压力之中，经过50年漫长的日子，不改初衷，不采用暴民运动，而以忍耐、和平的立法程序，成功地断开层层绑捆黑奴的法律枷锁，帮助成千上万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终止了欧洲大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也由被误解到成为普世公认的19世纪议会政治里的良知楷模。
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
何鸣 著
7-80587-857-9
开本：135×215（32开） 282页，轻型纸印刷
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定价：18.00元
中国文人对抗权力与世俗的精神史。
以儒、道为立身根底的中国传统文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几乎成了他们面对政治生活时的必然选择。数千年的隐逸文化，使我们看见中国传统文人不仅有自我完善的道德需求，更有一种生命本于自然、活出自我的强烈要求。当被迫的选择成了一种主体的解脱，隐逸生活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带向一种纯粹超越的境界，从而为中国文化遗留下了一个个个性飞扬、心灵自由的真生命。
肥皂·镜子·罗盘 王书亚
十二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场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再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最近出版。也因为我将为人父，大卫的逃亡与成长，以及电影中这孩子的眼神，有一种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许久没有遇见的光芒。在瑞士，当大卫遇见的那位女画家说:“有人打碎了这孩子的灵魂。”我的心痛，就像心痛自己未来的孩子，以及心痛自己。
1963年，丹麦作家女安娜·洪在冷战铁幕下创作《我是大卫》，将一场从东欧到北欧的地理上的逃亡，超越时代的政治背景，描写成一个永恒的、生命意义上的成长寓言。数十年来，《我是大卫》成为青少年成长小说的经典。两年前电影改编获得成功，扮演大卫的童星演技惊人，在几个电影节上得到新人奖。中译本先在台湾出版，获得《中国时报》2005年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一个12岁的男孩从集中营孤身出逃，穿越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而最终找到母亲和自由。1963年，丹麦女作家安娜·洪的小说《我是大卫》一出版就持续畅销，后被翻译成数10种语言流传于各国，并获得多项奖励，如斯堪地那维亚最佳童书奖，美国国会图书馆杰出书籍，英国路易斯"卡罗图书奖等。在丹麦及美国，此书销售均上百万册，在英国更被重印50多次。为何一部情节单纯的小说如此吸引读者？其成功就在于作者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将大卫的逃亡之旅写成了一部永恒的成长寓言。希望、恐惧、爱和梦魇交织在大卫的内心世界里，演绎出了比外面的惊险更激荡精彩的传奇，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自己寻找生命意义的点滴足迹。2003年，依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送信到哥本哈根》获得无数大奖；2005年，此书中译本在台湾出版，获得《中国时报》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四十多年来，《我是大卫》已经成为自由、信念与生命成长的经典之作，感动和激励了世界各地无数的青少年。
《我是大卫》I AM DAVID
（丹麦）安娜·洪著（Anne Holm
英国大作家狄更斯（1812－1870）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没有被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伟大进程蛊惑，而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冷漠、自私乃至残酷。人类信、望、爱的柔情被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狂潮摧残的悲剧，经狄更斯作品反复诉说，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也许，他的人道主义有点偏离人文主义的精英意识而显得滥情，但已没有人在他所奠基的共识之外来批评他了。你可以说他的写法有点过时了，但他作为一个具有人类最敏锐良知的作家的意义却并没过时。只要人类还有良知，他就永远不过时。
狄更斯很少从理论角度考察人道与同情的内涵，对他来说这首先是活生生的经历，尤其是工业化社会对儿童的苛责与虐待，在他写来更是催人泪下。12岁的他，就因父亲欠债入狱而被迫进鞋油厂做工，很多富贵人家的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望着他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给鞋油盒贴标签。从房间朝外望到那一个个被压平的鼻子会是怎样的感受？我们都无缘知道了。但狄更斯却永远记住了这一“反观”并终生“回望”，这也形成了笼罩在他所有作品中的一种奇特视角，也就是永远用一个大约是12岁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楼房林立、机器轰鸣的成人世界。对于很多人来说，成人就意味着已经成功地忘了自己曾经是孩子。狄更斯没有忘。 当然，单有苦难并不能自动升华为精神资源，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信念来看待自己的经历。苦难可以是爱的理由，也可以是恨的理由。所以，狄更斯的伟大在于他与之邂逅的基督教信念，供他承受苦难并言说爱。读者们当然都不会忘记《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被两部一流的巨著大段引用过。这两部巨著就是《罪与罚》与《双城记》。它们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和狄更斯因此被称为爱的使者。 使者不过是爱的器皿，源头却是伟大的启发者耶稣。耶稣是世界上争议最大又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单单从公元纪年以他为中心就可想而知。这个人属于世界上最饱受苦难的弱小民族，他出生时自己的国家正被罗马帝国奴役。他生在牲口棚的马槽里，在鲜为人知的小村落长大，父母都生活在偏僻的农村。他从小就在木匠铺里干活，没有受过正规教育，30岁后开始旅行布道，有3年之久。
如今是三维动画的天下，高水准的充满童心的优雅的二维动画杰作离现今的孩子们越来越远了。我个人虽然并不是一个皮克斯迷，也许是固执，也许是一种情结，从题材、造型、美学风格到与这路美学追求不可分隔道德观念，我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维动画的忠实拥趸——甚至，在三维动画领域，我对梦工场的喜爱也要多于皮克斯。但我得承认，《汽车总动员》作为最新的三维动画大片，看完之后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在技术方面的追求，我想象不出谁还可以超越他们——也许只有他们自己。以一种无生命的机械道具为角色，创造出那样富有想象力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甚至连冰冷的66号公路都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就更别提那些令人百看不厌的山丘、森林、瀑布，以及车轮扬起的尘土和桥上闪烁的水珠了。这得益于那个让人尊敬的团队，发达的高科技，据说他们的创作从来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每个设计师都会在自己的电脑旁放一面镜子，时时对照自己的表情来设计动画角色的喜怒哀乐——尽管那也许是部法拉利跑车。
这是皮克斯与迪斯尼合并后的第一部动画长片，一个传统的励志题材，从儿童的角度看，这也是永远正确的题材，而且故事讲得非常出色。但显然，这是更迪斯尼化作品，其深度远不及之前的作品里那种孩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来得更有价值。当然，我可以因为讨厌其美国式的喋喋不休而不去太在意，但孩子们显然喜欢这种更逼真、更现代的动画片，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的将来不要太迪斯尼化了，而是给孩子们保留一种在叙事、题材甚至思考方面的更多选择。
侯孝贤接受过台湾本土电影教育，比他年长的陈坤厚，舅父是有名的摄影师赖成英，也算是继承家学。他们的电影事业，都是凭着对电影的热爱，一步步从“中影”成长起来，对他们提携最多的，就是台湾老一辈著名电影人李行导演。他们都由练习生、场记做起，后来进入李行班底，侯孝贤做编剧、副导演，陈坤厚做摄影师，拍出了诸如《汪洋中的一条船》《早安台北》等叫好叫座的影片。当李行转入幕后，他们开始更紧密的合作，轮流担任李行出品的新片的导演，推出了一些有别于琼瑶电影唯美而不写实风格的清新隽永的爱情轻喜剧。《天凉好个秋》和《俏如彩蝶飞飞飞》就是他们这一阶段的产物。在李行班底的合作，对他们的友谊、电影观念都有着莫大的帮助，最终促使他们自组电影公司“万年青”，开始了他们电影理想的实践，甚至直接推动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到来。时至今日，他们都已是公认的“新电影”的精神领袖。当我深深喜爱甚至迷恋他们成熟期的诸多佳作的时候，回头看到早期合作的这些作品，对那个他们曾经年轻的时代，真是又心怀感激，又艳羡向往。
在电影里，最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台湾乡土的热爱。尽管仍然走的是城市爱情喜剧的路线，但几乎有一半的戏是放在台湾山明水秀的乡间，也许因为他们不同于前辈，都是在台湾本土长大，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使他们独立制作的作品，甚至后来的新浪潮都直接可以看做一种乡土题材和诗意纪实风格的回归。在侯孝贤执笔的本子里，城乡场景不断变化，西洋化、城市化的进程与对乡村风物的展现、传统伦理的眷恋，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后来作品里城乡冲突、文化反思这个重要主题的影子。虽然陈坤厚并不是一味喜欢固定机位、远景观照，但较为复杂的场面调度和中远景的长镜头画面已比同时代导演要多出很多。这一时期，借着爱情喜剧的壳子，他们显然在进行着美学风格、电影观念、题材、技法上的多元探索，为他们后来的定型、勃发，作着观念与技术层面的多种准备。在编剧上，侯孝贤甚至都尝试了商业片里常用的失忆、失明的把戏。
《天凉好个秋》拍摄于1980年，《俏如彩蝶飞飞飞》拍摄于1982年，前者的女主角是红极一时琼瑶剧偶像林凤娇，后者的是清新独立的乡村民谣歌手沈雁，这种挑选演员的观念上的转变，应该也预示着作为整个台湾乡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的新电影运动即将到来的先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