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版《四世同堂》电视剧海报和主题曲演唱者骆玉笙老人

1985版《四世同堂》电视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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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新版《四世同堂》海报

新版《四世同堂》主演黄磊、蒋勤勤

新版《四世同堂》剧照

老版《四世同堂》同期发行的连环画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 ……

老舍长篇经典巨著：《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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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张桂兴陪同胡絜青一行寻访济南老舍故居

（左起：张桂兴、曾广灿、舒济、胡絜青、王行之、孟广来）

2009年2月5日，28年前一起参加寻访济南老舍故居的健在者

于老舍先生与夫人胡絜青墓前合影

（左起：曾广灿、舒济、王行之、张桂兴）

张桂兴教授等学者拜谒祭扫老舍先生与夫人胡絜青墓

张桂兴教授与出席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合影

（左起：张桂兴、范亦毫、曾广灿、吴小美、王行之、仓桥幸彦、傅光明）

  张桂兴教授与老舍长女舒济先生合影（2009年2月3日）

  张桂兴教授与老舍长子舒乙先生合影（2009年2月3日）

张桂兴教授在纪念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2009年2月3日晚，张桂兴教授等在首都剧场观看《龙须沟》前合影

  （左起：张桂兴、关纪新、刘诚言）

张桂兴、史承钧教授主持纪念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张桂兴教授等继续当选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

    200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上午，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老舍纪念馆在京联合举办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座谈会。前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中日友协副会长陈昊苏，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吴小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北京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出席纪念座谈会，老舍先生生前好友、国内外学者、作家、艺术家及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主持。布赫先生、吴小美教授、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日本老舍研究资深专家、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俄罗斯老舍研究资深专家司格林，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深研究家严家炎，著名作家邓友梅，翻译家高莽，文学编辑家崔道怡，北京市老舍纪念馆馆长张文生，老舍先生遗属代表舒乙在纪念座谈会上发言。大家深切缅怀老舍先生的行为操守、人格风范，高度评价老舍先生的文学及文化贡献。

　　当日下午，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会议中心议题为“老舍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构建”。来自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捷克、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8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115篇。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主持开幕式。温儒敏、孙郁、关纪新、马利安o高利克、张中良、舒济、吕正惠、吴福辉等做了演讲。与会者高度评价老舍的文学成就，多方位探究老舍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关系，深入辨析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对满族文化建设、对京味文学建设的杰出贡献，阐发老舍创作对当下民族精神建设的启示意义。大家从东西方文化视野、小说戏剧艺术规律等多角度观照老舍创作，既提供了宏观的学术评价成果，也展示了文本细读方面的新见解。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拜谒祭扫了老舍先生与胡絜青夫人墓，观摩了首都剧场老舍雕像揭幕及老舍戏剧小型展览，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名剧《龙须沟》以及北京曲剧团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的曲剧《正红旗下》。

                                                               （转载自老舍学专题网站）

“耀眼光环”掩盖着“伤痕累累”
　　——管窥老舍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缺失现象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面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老舍研究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并求得新的发展？这是每一位老舍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首先，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一批来自其它行业、带着'耀眼光环'的'新军'走进老舍研究领域。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遗憾的是，有不少人不谙学术规范，以至于在成果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献资料缺失现象。例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蒋泥的两本书-《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和《老舍之谜》就很有代表性。

    其次，是一批老舍研究的后备军--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别具一格的方法，为老舍研究增添了新的血液。然而，在他们发表的论文及撰写的毕业论文中学术失范也很明显：有的为了抬高自己，或者故意贬低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或者对这些成果故意装作看不见，而声称自己的成果为'首创'或'填补空白'；甚至于连'抄袭'、'剽窃'等现象也不断出现。例如，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0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蔡志洪在《周末文汇学术导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试论老舍在回族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一文，就是全文抄自笔者十年前的论文《试论老舍的宗教情结》。

    最后，是一些老舍研究领域内的学者。他们曾经为老舍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头顶上有'教授'等'耀眼光环'。然而，他们或者是仍然恪守于若干年前的未经核实的文献资料，而未能关注到最新的补正和发现；或者是与自己的学生合作中要求不严格，未能够把好关；或者是在荣誉、地位和金钱的诱惑下，缺少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至于急功近利地去寻找一条立竿见影的捷径，结果在'耀眼光环'下也掩盖着文献资料的'伤痕累累'。

    让我们准确地使用文献资料，把老舍研究搞得更深入扎实。

“孤客”、“总管”与“文协”
　　——谈老舍与郁达夫的交往与友谊
　　

　　老舍与郁达夫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按照一般人的眼光看来，两位作家无论是在为人处世上、或是个人气质上、还是作品风格上，都是迥然不同的。其实，如果仔细比较起来，他们之间除了'显著差异性外，还发现其根本一致性、惊人相似性、内在相通性和彼此互补性'。

    1938年3月27日，两人首次相逢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文协'成立大会的会场上。在随后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同时被推举为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均被推举为常务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郁达夫为研究部主任。从此，成为抗战文艺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文友。

     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后，致力于向海外宣传'文协'，有力地配合了重庆的'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活动，强调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同时，发动'募捐'，为经济十分困难的'文协'筹款。郁达夫究竟为'文协'募捐到多少捐款，目前还缺少十分确凿的资料，难以去做准确统计。但可以从目前的五次记载中窥见到郁达夫积极组织募捐的部分情况。特别是在当时政治部每月拨给'文协'的五百元资助费'已欠发十个月'的情况下，郁达夫募集到的捐款，对于贫穷的'文协'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郁达夫虽然身处遥远的南洋，但是，重庆的'文协总管'老舍和文友们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着这位'南洋孤客'，从老舍、郭沫若、王昆仑、孙师毅四人的即席联诗中可见一斑。诗云：'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正当老舍与文友们在重庆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郁达夫却不幸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南洋孤客'与'文协总管'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未能再次重逢，不胜痛哉！

     　老舍与山东大学未了情

1949年老舍(右三)回国途中，在香港接受原齐大挚友侯宝璋教授(右二)宴请。

书信手迹

老舍与赵太侔

赵太侔

       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然而，老舍的一封佚信，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
　　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寓居黄县路12号的老舍，当起专业“写家”，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初名《选民》）、《小人物自述》等大量文学佳作。而闭门写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了与原山大同仁之间的密切联系，亦时有昔日学生登门造访，直到1937年8月11日，北平沦陷，青岛危机，才又重返济南齐鲁大学，结束了这段与山大的碧海情缘。
　　随后的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那么，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一个如今鲜为人知的谜。然而，笔者发现老舍佚信一封，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请看，这封1947年老舍致山大校长赵太侔书——

　　碧海情缘异国书

　　118 W.83 Street（83大街西街118号）
　　New York City（纽约）
　　U.S.A.（美国）
　　5 Sept.1947（1947年9月5日）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于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间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弛，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敬祝
　　时祺！
　　弟 舒舍予
　　这是一份抄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所书似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待□□ 太侔□□”。
　　老舍这封佚信中，涉及到三个人：“太侔校长”、“莘田”和“仲纯”。
　　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次。
　　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与老舍同庚，且为小学同窗、“发友”、莫逆之交。老舍1933年在济南写过一篇小说《歪毛儿》，罗常培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却是拿我做题材的”。抗战之中，罗常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故而信中云“莘田每于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虽然内情不详，但据此信可推知，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将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礼贤下士，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的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8个学院16个系。
　　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应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故未能应约。

　　君子之交赵太侔

　　赵太侔（1889年—1968年），山东益都人，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赵氏确乎是个奇人。与之交密的梁实秋说他，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可以和客人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佛亦奈何他不得。“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
　　另据云：赵太侔在济南的时候，鲁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由南京来，特意登门看望这位晚辈，岂料赵氏半晌无语，两人相对默然，唯静坐吸烟而已。令老丁出门后诧异莫名，大感费解。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颇感这位赵某人“架子太大”，毫不把本主席放在眼里，心中甚为不快，故在掏经费时也很不痛快。当年山大虽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出自本省。赵氏最终被迫辞职，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
　　老舍何时认识了赵太侔？此前两人有无交往呢？
　　关于这一点，至今未见史料。但可大体推断，当为两人同在济南的时候。
　　因为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为“北大、哥伦比亚”双料同学的赵太侔，时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教育厅秘书和“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结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老舍从济南拉到了青岛。
　　那么，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老舍，是否与赵太侔还有交往呢？
　　答曰：也是有的。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干事，赵太侔在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两处都在重庆北碚，两人见面较易。而老舍抗战通信 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舒济《老舍书信集》）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老舍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信中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太侔先生”并非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是豪士之交浓如酒——两人乃是交情匪浅的“酒友”。
　　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早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这也就牵出老舍的另一位酒友，即此佚信末尾所云：“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古道侠肠仲纯兄

　　仲纯，即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青岛山大校医务室主任。
　　老舍这位“仲纯兄”，虽名不见经传，但身世经历非凡，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陈独秀当年书赠他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字叔纯），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同乡世交，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和尚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的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陈大哥，遂接陈氏一家到他所在的江津去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叔侄帮着江津县政府料理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山东省文化局长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他能重回“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文/李耀曦        齐鲁晚报2009-02-25 

  张桂兴教授在漳州师范学院

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张桂兴教授荣获福建省省级教学名师称号

                老舍在山大的两处旧居

                                         胡絜青

      老舍和我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是，对于山东，我们全家都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和温暖。这么说，不单是因为老舍在山东住的时间比较久，从1930年夏天到1937年初冬，一气儿住了七年多；不单是因为我们家的四个子女当中，老大舒济、老二舒乙和老三舒雨都生在山东；还因为，在山东的这七八年，是老舍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他认认真真地教书，忙里偷闲地写作，作品的产量也比较多。老舍一生共写出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六七十部中篇和短篇，其中半数左右是在济南和青岛写成的。《骆驼祥子》就诞生在青岛的黄县路寓所。

　　老舍在山东大学的一处旧居是青岛金口二路寓所。

　　1934年的秋初，老舍接受了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聘约，我们全家住在山大后身的一所洋式平房里。过了旧历年，1935年的二三月间，我们就搬到了临近海滨的金口二路。这里，离山大不远，距我教书的青岛女一中也很近。

　　青岛的街道大多歪歪斜斜的，说不准依山建筑的楼房都是什么方向。大体说来，我们住的这座洋房，大门向东，楼本身是南北向。房东住在楼下，我们住在楼上。楼上除去厨房、厕所，还有四间：有阳台的一间是我们的卧室，隔壁是书房，一进门口向左拐的一间是客厅，过道靠厕所的一间住着佣人。老舍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樱海集》，是在这所房子里编定的。他在《樱海集》的自序中说，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月牙儿》、《上任》、《牺牲》、《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柳屯的》等十个短篇，“差不多都是在青岛写的”。他自序中还介绍过这所房子，说是“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空隙看见一小块儿绿海”。可不是吗，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既能赏樱花，又可观大海，有“樱”有“海”，所以名曰《樱海集》。

　　老舍在山大的另一处旧居是青岛黄县路6号。

　　在金口二路生下舒乙以后，秋末冬初，我们还搬过两三次家，时间都很短。1935年年底，我们租定了黄县路6号（现为12号）的房子，在这里一直住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家离开青岛。

　　在老舍的几处旧居中，青岛黄县路6号是保持原样最为完好的一处。这座“一”字形浅灰色楼房，坐落在黄县路的一个支岔上，出门向南走出几十步就是大学路，距离山大老校门也不过百米之遥。环境十分安静。临街的两扇大铁门向东，门两侧的花墙子，下半截是花岗石，上半截用砖头砌成交叉的十字形。楼为两层，正南正北。房东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我们出入走东头的楼门，房东走西门，两家人各不相扰。一楼的房子当中有个通道，向阳的最东头一大间是客厅；过来是我和舒乙的卧室；再过来是老舍的卧室，由他照管着老大舒济。老舍写作的书房在东头背阴的那间，有门可通客厅（这所房子内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至今还是如此，只不过由于住的人家多，都钉死不用了）。这所房子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其一，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1936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地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充分准备。整部《骆驼祥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

     其二，1936年的暑假，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住在这里作了整整一年的职业写家。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成书前叫《选民》）同时在《宇宙风》和《论语》上开始连载；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为数更多的短篇小说和幽默诗文，以及创作经验，也多发表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到“七七”事变他离开青岛的时候，两部新长篇都已开了头。

     其三，这座楼房的西边，有个空场子，那是他练拳健身的地方。他在齐大的时候，就跟着武术老师学过拳棒，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到青岛后一直没有间断。黄县路的这个空旷场地为他耍枪弄棒提供了方便条件，甚至书房里也设着兵器架。

　　在寻访老舍旧居的过程中，山大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大力帮助，已使我感激不尽；那些素不相识的街道居民们的乐于助人，也让我极受感动。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一二十岁的青年，一旦知道了我是老舍的亲属，无不盛情相待，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他们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舍。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集》16卷本的编选，尽管前后历时十余年，却也仍然存在着编辑人员投入太少的缺憾，也同样缺少其他专家、学者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致使编入《文集》的有些作品未能直接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借用了先前已经出版过的各种老舍专集。比如，《文集》第13卷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曲艺文选》、《老舍新诗选》、《老舍诗选》等专集；《文集》第14卷则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散文选》、《老舍幽默文集》等专集；《文集》第15、16卷就明显地借鉴了《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老舍论创作》、《老舍论剧》、《写与读》、《老舍文艺评论集》等专集。

　　可惜的是，这些老舍专集有的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时就曾经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原刊稿做过一些修改。如《语言、人物、戏剧——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人物、语言及其他》、《儿童剧的语言》、《戏剧语言——在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文病》、《比喻》、《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等篇目，在收入《出口成章》一书时每篇就曾经被删去过一段或几段。《福星集》和《小花朵集》中收入的文章，其删改情况也与《出口成章》差不多。

     还有些老舍专集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初期。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彻底解放，担心编选的专集会影响老舍的“美好形象”，于是对老舍的原作做了一些删改。例如，《老舍曲艺文选》在收入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时，就删去了“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内容。也有的老舍专集在出版时对原刊稿缺少仔细校对，导致对老舍原作有许多误漏和误排之处。譬如，《老舍写作生涯》在收入散文《头一天》时，就将原刊稿漏掉了一大段；《老舍论剧》在收入《本固枝荣——对天津市爱好文学青年的一次讲话摘要》时，误排了30多处。上述错误，也都被《文集》所沿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文集》既吸收了其他老舍专集的优点，也同样承袭了它们的缺点。其最终结果是，《全集》在执行“专集——《文集》—— 《全集》”的运作过程中，不仅没有克服各种专集和《文集》的原有错误，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新遗憾。

　　造成《全集》缺憾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校对的粗疏。为了赶时间，校对工作做得太匆忙，以至于使《全集》的差错率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假如能以原刊稿为准，将《全集》书稿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校对几遍的话，错误肯定会大大减少。

　　当然，尽管《全集》存在着诸多的遗憾，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但它毕竟是老舍著译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就是“亡羊补牢”——尽快将《全集》修订再版。笔者相信，通过进一步的修订，《老舍全集》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老舍研究者最信赖、最可靠的文本。我们将热切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N].人民日报( 海外版)，1999-02-04.

　　[3]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91.

　　[4]楼适夷.忆老舍[J].新文学史料，1978，(1)：132.

　　[5]老舍.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A].我热爱新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7 4.100.

　　[6]舒济，王海波.老舍与二十世纪[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36-438.

原载《东岳论丛》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