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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予春秋博客于2006年3月1日(二月二)正式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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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1-04-23 08:08)

 

                   《老舍论集》出版     

     

 

         张桂兴先生新著《老舍论集》,近期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老舍论集》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号06BZW049)的结题成果(结题号:20100999;等级:优秀)。书中运用文献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凿丰富的资料,全方位地剖析了《老舍全集》编选的得与失,对老舍与宗教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密切联系,青少年时期给予老舍的重要影响,老舍在山东时期的任教生涯与文学活动,以及老舍人际交往与他成长为“人民艺术家”的关系等,均有精到阐述。同时,也批评了老舍研究和资料使用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对倡导严谨学风无疑会有积极作用。

 

 

《老舍论集》目录

 

 

目   录

 

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

  ——探寻老舍资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1

空前的学术价值,难以弥补的遗憾

  ——管窥《老舍全集》编选的成就与缺点………………………… 18

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

  ——以蒋泥“写老舍”为例………………………………………… 32

 

宗教家老舍与老舍的宗教

  ——试论老舍的宗教文化情结……………………………………… 50

小羊圈里走出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青少年时期史实考证……………………………………… 72

从泉城济南到海滨青岛

  ——谈老舍在山东的生活与创作 ………………………………… 104

诗人老舍与老舍的诗作

  ——关于老舍旧体诗创作的若干问题 …………………………… 141

从“出版委员”到“杂志主编”

  ——老舍编辑及参与创办的报刊 ………………………………… 164

通俗易懂,饱含深意

  ——老舍的笔名和别名 …………………………………………… 177

 

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

  ——对老舍影响与帮助最大的六个人 …………………………… 190

齐鲁大地逢知己

  ——老舍与山东文化名人 ………………………………………… 216

著名作家与爱国将军的“文缘”

  ——老舍与冯玉祥交往始末 ……………………………………… 229

“文协总管”、“南洋孤客”与“文协”

  ——老舍与郁达夫的未了情 ……………………………………… 265

难以忘记,也难得相聚

  ——老舍与赵清阁的深厚友谊 …………………………………… 276

 

附录  老舍生平著译年表 ……………………………………………294

 

后  记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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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桂兴新著《老舍论集》

吴永平

 

 

    张桂兴先生的新著《老舍论集》,是他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改革开放以后,老舍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胡絜青、舒乙先生曾评价说:老舍研究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和类型”,即“一、属于拨乱反正,具有平反性质;二、属于资料积累,大规模地出版老舍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身世的资料;三、属于重新评价,包括重新估价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在内。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老舍研究确实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张桂兴过去独立编纂的“老舍研究丛书”煌煌八巨册,堪称老舍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其中尤以《老舍年谱》、《老舍资料考释》和《〈老舍全集〉补正》等最具学术份量。冯亚飞称:“张桂兴先生在《老舍年谱》中引用资料的新颖和详细,使读者阅后产生了一种‘穷形尽相’之感。”王晓琴誉之曰:“站到了老舍生平资料研究的前沿,具有学术的先进性”。史承钧、孙洁评价说:“(这套丛书)奠定了他在老舍研究界的地位,成为公认的老舍史料研究中最顶真、掌握资料最扎实、成果最丰富的学者。”实当其誉。

    坦率地说,凡是认真检点近年来中外老舍研究界的著作或文章,凡涉及史实、考据部分,几乎没有哪一篇(部)没有引证过“老舍研究丛书”中的相关记载。就此而言,张先生的“老舍研究丛书”已成为中外老舍研究者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在一次老舍学术研讨会上,张桂兴曾透露说:今后的研究重点将转向《老舍论》和《老舍传》的写作,在座的同行对此无不抱有厚望。现在,终于看到了他的新著《老舍论集》。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或者说,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惊喜呢?

    众所周知,老舍研究步入“成熟期”后,曾涌现出一大批卓有创见的新著。略举几例:王润华的《老舍小说新论》,独辟蹊径地展示了近代西方小说艺术观念之作用于及影响于老舍小说创作的几个横断面;关纪新的《老舍评传》和《老舍与满族文化》,则揭示了其族属及文化对老舍创作个性的不可忽略的潜在影响;王晓琴的《老舍新论》,尝试从泛文化的角度对老舍的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孙洁的《世纪彷徨:老舍论》,则试图深入到老舍的“心路历程”中进行释读和解惑;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对“老舍之死”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反思;吴小美、古世仓的《老舍与中国革命》,则试图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老舍国民意识和政治意识成长的轨迹……

    如果说,上述研究者的新著无不是以独具的思想方法从特选的角度对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进行了新的观照;那么,也许可以说,张桂兴的新著《老舍论集》仍一如既往地采用文献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从事老舍资料研究,并力图以老舍资料研究的成果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走向成熟。

    《老舍论集》共辑入专题论文14篇(另附有《老舍生平著译年表》和《后记》),其中多篇曾见诸报刊。这次收入新著时作者进行了必要的修订,若干篇增补了新发现的史料,并提出了新见。

笔者依据《老舍论集》所涉内容将其分为三类,并略加评述如下:

    第一类论文是对老舍资料建设的历史过程、现实状况、成就与不足所进行的审视,包括《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探寻老舍资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空前的学术价值,难以弥补的遗憾—管窥〈老舍全集〉编选的成就与缺点》、《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以蒋泥“写老舍”为例》等。

     在这类论文中,《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可视为全著的总纲。文中不仅阐述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的理论依据及现实必要性,还对“20世纪和21世纪初老舍资料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了扼要的点评,读者可从中领略到作者矢志不移的学术追求,并分享作者从事老舍资料研究30余年来的艰辛和喜悦。最能体现作者学术水平的是《空前的学术价值,难以弥补的遗憾》一篇,文中对1999年出版的《老舍全集》19卷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从“《全集》编选者对预先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的贯彻力度和程度着眼,着重解析了造成《全集》“遗漏”、“删改”和“错讹”的主客观原因,其褒砭有理有据有度,可谓“无一字无出处”。值得庆幸的是,据闻有关出版社从善如流,将于近期出版《老舍全集》修订本云。而最能表现作者学术风骨的是《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一篇。文中对近年来坊间“写手”炮制的《老舍之谜》、《老舍的沉浮人生》等所谓“作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逐一列举了其中“严重的文献资料讹误”,以期匡正时下愈演愈烈的“学术失范”倾向,充分显示出作者对“学术不端”现象“零容忍”的态度。

     第二类论文是依照一定的专题对老舍资料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包括《宗教家老舍与老舍的宗教—试论老舍的宗教文化情结》、《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艺术家”—老舍青少年时期史实考证》、《从泉城济南到海滨青岛—谈老舍在山东的生活与创作》、《诗人老舍与老舍的诗作—关于老舍旧体诗创作的若干问题》、《从“出版委员”到“杂志主编”—老舍编辑及参与创办的报刊》、《通俗易懂,饱含深意—老舍的笔名和别名》等篇。

     在这类论文中,《宗教家老舍与老舍的宗教》一篇最值得关注。若干年前,老舍与宗教的关系即已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老舍论集》作者也曾发表过关于老舍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关系的文章。该文在综合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若干新见,如指出:“老舍在青少年时期也曾经受到过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舍既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一位宗教家。”这是全新的命题。该文又提出:“他(指老舍)除去早期写过一批宗教论文、作过有关宗教内容的讲演和参加过一些宗教活动之外,其宗教文化情结都体现在他的文艺创作之中,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了明显的宗教文化痕迹。为此,读者不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形形色色的教徒世界,而且在情节安排和语句表达上也显露出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这是全新的表述。此外,《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艺术家”》也颇有份量。老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于其文艺创作影响甚大,这是老舍研究界的共识,也是许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探索重点。该文按照时序依次对老舍人生经历中的“出生—家世”、“私塾—小学”、“中学—师范”、“校长—督学”、“教员—文书”、“初恋—结婚”等剖面进行了细密之致的考证,所列举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十分难得!可谓集老舍早年生涯研究成果之大成,足以想见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但鉴于原始资料仍嫌不足,所以该文对老舍早年生涯的描述仍遗留下不少重要的缺环,譬如,1922年老舍为何事负气辞去督学职务,1923年老舍又为何事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教职,1924年老舍通过何种途径出国执教,1930年返国后缘何执教济南齐鲁大学等。

     第三类论文是对老舍社会交际及文坛交往状况的系列考证,包括《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对老舍影响与帮助最大的六个人》、《齐鲁大地逢知己—老舍与山东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与爱国将军的“文缘”—老舍与冯玉祥交往始末》、《“文协总管”、“南洋孤客”与“文协”—老舍与郁达夫的未了情》、《难以忘记,也难得相聚—老舍与赵清阁的深厚友谊》等篇。

     这组系列文章着意于考证对老舍人生旅程和创作道路有过重大影响的几位师长或友人,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恰好可借用来作为该组系列文章的总标题。过去,作者曾在《谈对老舍影响和帮助最大的八个人》一文中指出:“在老舍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都遇到了对他发生重大影响和帮助的人,他们是:母亲舒马氏、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师’、北京师范学校校长方还、职业宗教家宝广林、作家许地山、爱国将领冯玉祥、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夫人胡絜青。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帮助,那就很难说后来会不会有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存在了。”这八个人中,有给予老舍生命教育者,有给予老舍思想影响者,有给予老舍政治指导者……惟独缺少曾给予老舍艺术砥砺的友人。为此,作者在新著中又增补了郁达夫、赵清阁两位,使这个缺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关于老舍与郁达夫的交往,作者试图“仅就两人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密切配合以及作出的巨大贡献,来展示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质言之,其视野尚不够开阔。关于老舍与赵清阁的交往,作者则纵笔他俩近30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从抗战期间的“武汉相识”、“山城相处”,到解放前夕的“翘首相望”,乃至到生命终点的“无泪相别”,无论是艺术上的互助或生命中的关怀,皆以无可辩驳的原始资料予以佐证。但该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破除坊间笼罩在他俩关系上的“神秘色彩”,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俩的“传言”或“流言”,尚有待学者们的评价和读者的明鉴。作者坦言:“由于笔者目前尚缺乏确切的资料,所以不便信口开河。因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是要有确凿的资料来论证的,而不是靠主观武断地下结论就能令人信服的。本文只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老舍和赵清阁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进行了一些梳理,欢迎批评指正。”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出现不同观点和看法是很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张先生治学极其重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他在《〈老舍年谱〉编后记》中这样写道:“笔者所确定的《老舍年谱》的修订原则是:一律核对原件,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力求每一条、每一款都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纸杂志的原始记载,藉以尊重历史并力求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他的这个“原则”也在其新著中得到了贯彻,故称其学术份量厚重如山也似并不为过。然而,在采用文献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老舍研究时,可否非亲见的原始资料不取,是否非当时、当地的原始记载不用,还须慎重斟酌。勿庸讳言,其新著中《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艺术家”—老舍青少年时期史实考证》中的若干缺环,如果采信了汤晨光的《老舍的早期活动与伦敦会》中披露的英国伦敦会的原始档案材料,必会多少有所弥补;而《难以忘记,也难得相聚—老舍与赵清阁的深厚友谊》中言尤未尽的部分,如果参考了洪钤的《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中的口述实录资料,也必将丰富得多。

 

                                              [吴永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文字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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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蒋泥“写老舍”错误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未能认真地去筛选、鉴别和考证,就“想当然”地直接使用了部分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欠准确的资料,以至于造成以讹传讹。
  
  
  蒋泥在述说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时曾大量转述程绍国先生整理的《鸿雁存影》一文。[35]该文后来收入《林斤澜说》一书中。[36]整理者程绍国在该书“后记”中表示:不仅有“靠近史诗”的愿望,而且林斤澜先生也告诫他说:“必须真实”。[36](P365)但笔者认为,《鸿雁存影》的部分内容有悖于整理者的初衷和林斤澜的期望。
  
  例如,《鸿雁存影》中说: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36](P175)
  
  实际上,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子女根据遗嘱,“只将沈先生逝世的消息通知了亲属和沈先生的好友,既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不开追悼会”,[37](P220)何来“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将子女、亲属和好友前来“送别”也称之为“遗体告别仪式”,不仅会造成混乱,也违背沈从文的遗愿。
  
  更离谱的是,沈从文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37](P220),不知道《鸿雁存影》中“1988年11月5日”去世的记载从何而来?[36](P175)书中再三强调说林斤澜与沈从文的关系“非常亲密”,[36](P169)假如连去世的时间都记错了,又何以见得“非常亲密”呢?
  
  令人遗憾的是,蒋泥居然把《鸿雁存影》作为“写老舍”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后果可想而知。
  
  
  1.蒋泥在书中引用《鸿雁存影》的话[36](P191)说:
  “文协”成立前夕,由于老舍是当时的中间派,国共两党都能接受,所以推举他做了协会总负责,据林斤澜说,这时“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由赵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3](P101),[4](P177)
  
  其一,赵清阁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为何要周恩来想法安排她去给老舍做秘书?况且“文协”是民间组织,并不是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什么“秘书”之职,只有“住会干事”一人,开始为萧伯青,后来为梅林。[38]至于赵清阁,当时担任“文协”组织部“干事”,[39]并不在老舍主持的总务部。尽管连蒋泥本人对此说法也有点怀疑了,可是他还是写到了书中。[4](P179~180)
  
  
  其二,赵清阁当时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那是经卢冀野教授的推荐,接受的是私营书店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的委托,并非是周恩来的旨意。正如赵清阁所回忆的:“有一天我和卢冀野在张静庐家遇到唐性天,谈起刊物事,我们极力鼓动,卢冀野并推荐由我主编,唐性天知道我编过刊物,认识不少名作家;几经磋商,他便决定办一个纯文艺刊物(张静庐似乎办了一个戏剧刊物),让我主编。刊名《弹花文艺》(以后简称《弹花》),寓意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40](P166)
  
  2.蒋泥在书中借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91)说:
  1938年7月,武汉吃紧,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3](P104),[4](P180)
  
  事实上,赵清阁是为了延续《弹花》的生命才决定与好友杨郁文一起入川的。为此,1938年7月10日老舍在武汉同春酒馆为赵清阁饯行。鉴于当时船票紧张,赵清阁到宜昌后候船半月之久,直到月底始到重庆。[41](P201)而老舍则是根据“文协”理事会的决议负责“文协”搬迁事宜。[42]7月30日,老舍与何容、老向和萧伯青一行四人携带“文协”印鉴和文件离开武汉,于8月14日抵达重庆。[43]由此看来,老舍从武汉启程时,赵清阁已经在重庆了,根本不存在“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之事。笔者认为,这是他们俩人各自为工作或事业而进行的再次流亡,且时间相异,任务有别,各自结伴同行。对此,不能没有依据就硬和男女之情扯到一起。
  
  
  3.蒋泥在书中转述《鸿雁存影》中林斤澜的话[36](P184)说:
  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3](P153),[4](P251)
  
  据笔者查阅,老舍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批判过过胡风、丁玲、陈企霞、吴祖光和刘绍棠等人,○2并没有看到点名批判邓友梅的文章。
  
  
  (四)蒋泥在书中采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77~178)说: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3](P139),[4](P227~228)
  
  
  事实是,老舍的《一家代表》写于1951年夏天,两幕六场,其中第一幕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11月1日《北京文艺》第3卷第1、2期。老舍说他写这个剧本的意图是:“借着这短短的话剧,我希望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44](P308)而《茶馆》则完成于1956年,它通过北京裕泰茶馆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情况。[45]显而易见,《一家代表》与《茶馆》并不存在什么“催生”关系。
  
  
  无独有偶,张彦林先生的《锦心秀女赵清阁》也存在着明显的文献资料讹误。[46]蒋泥不仅称赞它“资料最为翔实”,[3](P100),[4](P176)而且也成为他写老舍与赵清阁关系的重要参考之一。特别是蒋泥在书中采用了张彦林关于赵清阁出生年月的错误记述:“赵清阁,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生”,[3](P101),[4](P176)无疑是欠妥的。
  
  
  对于赵清阁的出生时间,《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中有着确切记载。[41](P198)这份《年谱》经赵清阁“核阅”过,因而比较准确。关于此事,赵清阁也与史承钧交谈过,说她出生于1914年农历4月15日,1950年代人口普查时由公安局改为公历5月9日。○3为此,史承钧在校订《沧海往事》“老舍四封信之一”时,特意在“补注”中说明:赵之寿日为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十五日)。[13](P55)
  
  然而,蒋泥对这些准确记载一律视而不见,他在书中依旧采用张彦林不正确的记述——将赵清阁的出生时间从“公历”改为“农历”。这样,无疑是会造成混乱的—因为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为“公历7月1日”,这与“公历5月9日”相差50多天。

 


  
  以上,笔者列举了蒋泥“写老舍”的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现象。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已令人触目惊心。
  
  
  在“演义”、“戏说”类作品盛行的今天,假如蒋泥把他“写老舍”的成果归之于这一类的话,那倒是可以让人理解并原谅的。然而,他不—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他要争“正统”,要抢先进行“自我炒作”。
  
  
  《老舍之谜》出版后,蒋泥撰文说:“我的这本《老舍之谜》初稿成于2003年,2006年作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改。运用最新资料,结合自己对老舍作品的阅读体会,我解开了许多新话题。”[16]
  
  
  在《老舍的沉浮人生•后记》中则进一步说:“从2002年起,我投入了许多时间,阅读、分析老舍及其相关作品,顺带着对他这个人进行了研究,写过不少文章,先后在《社会科学论坛》《闲话》《良友》等杂志发表,反响都还不错。”[4](P325)
  
  这无疑会给人造成如下印象:蒋泥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社会反响也不错。最终,使他的《老舍的沉浮人生》跻身于三台话剧(《骆驼祥子》、《龙须沟》和《茶馆》)、一部曲剧(《茶馆》)、一个展览(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一本书(《老舍的沉浮人生》)的行列,成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重要成果之一。[47]
  
  
  
  在进行“自我炒作”的同时,蒋泥还善于利用媒体进行“炒作”。比如,《老舍之谜》问世后,不仅报刊上称赞该书“揭开老舍的别样面孔,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48]而且还荣登某晚报的“热书排行榜”。[49]
  
  
  《老舍的沉浮人生》出版后,责任编辑率先带头推荐,[50]多家报刊争相报道或转载,
  
  称赞该书“精心介绍、剖析老舍成长过程里的曲折机缘、情感历程、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其1949年以后的诸多表现,最后从多角度复制出老舍沉湖前宏大的历史场景”。[47]但很容易看出来,各家报刊报道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连标题都差不多。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
  
  这些“炒作”,既误导了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以至于出现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自1929年朱自清先生首开“老舍研究”先河以来,[51]已有80年的历史,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可是,当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冠以“纪念”名义出版的《老舍的沉浮人生》却是这样一本“错误百出”的书,自然是令人十分遗憾和痛心的。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老舍研究者,许多人至今仍然掂不准蒋泥“写老舍”成果的份量,看不出它究竟错在何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那就更难识别蒋泥“写老舍”的真伪了,因而只能蒙在鼓里。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设,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也并不抹杀蒋泥其它方面的成绩,更谈不到与他有什么恩怨。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呼吁关注文献资料建设,纠正学术不端现象,促进学术研究繁荣发展。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也期待着与蒋泥对话。正如蒋泥所说:“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在公开、独立、自由、自愿的前提下,是能把真理越辩越明的。”[52]

 

————————
  注释:
  ○1 近期此文已正式发表。
  ○2 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载195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个人与集体——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195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载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勖青年作家——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载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3 教授与笔者的谈话。
  
  ○4 蒋泥:《追问老舍的世界》,载《北京文学》2009年第3期。
  蒋泥:《老舍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载2009年2月25日《文汇报》第11版。
  
  舒晋瑜:《评传〈老舍的沉浮人生〉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21日第2版;
  
  《新书出版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4日第1版;
  
  卜昌伟:《蒋泥新作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2009年2月3日《京华时报》第A25版。
  
  
  参考文献:
  [1] 蒋泥.可以投机才有人投机[J].文艺争鸣,2001,(5).
  
  [2] 蒋泥.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3] 蒋泥.老舍之谜[M].北京:中国书店,2007.
  
  [4] 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5] 蒋泥,任志茜.如何成为良性的知识分子[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1).
  
  [6] 蒋泥.老舍的晚年岁月[A].何时能报答(良友丛书第三辑),[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7] 蒋泥.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A].书生不自量(闲话之二),[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
  
  [8] 蒋泥.快乐的想当然[J].文学自由谈,2003,(5).
  
  [9] 陈子善.月上柳稍.SOHO小报,2007,(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808d20100078v.html
  [10] 赵清阁.致巴金(1987年1月19日).http://www.luobinghui.com/myq/sp/200510/6221.html
  [11] 罗常培.老舍在云南[J].文聚,1942,(3).
  [12] 张桂兴.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A].老舍资料考释[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13] 赵清阁.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14] 《文汇报》“新书摘”专栏责任编辑致笔者的信[Z].2009-03-17.
  
  [15] 蒋泥.老舍生命中的三位女性[N].文汇报,2009-02-25(11).
  [16] 蒋泥.情到浓时人自醉[N].中国邮政报,2007-01-27.
  [17] 蒋泥.感受电脑与网络时代[J].中外企业文化,2000,(20).
  [18] 作者简介[A].老舍之谜[C].北京:中国书店,2007.
  
  
  [19] 阳翰笙.文协诞生之前[J].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1943.
  [20] 于志恭.冯玉祥先生与文艺界[J].新文学史料,1983,(2).
  [21] 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N].新华日报,1938-03-28(3).
  [22] 冯玉祥日记:第5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3] 曾广灿.老舍资料三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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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校友姓名录[J].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1919,(1).
  [27] 舍予.海外新声[J].海外新声,1921,1(2).
  [28] 舒庆春.拟编辑《乡土志》序[J].舒庆春,杨金垚.参观津保小学校特别调查报告[J].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1919,(1).
  [29] 舍予.她的失败[J].海外新声,1921,1(3).
  [30] 舍予.小铃儿[J].南开季刊,1923,(2—3).
  [31] 舒舍予.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J].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7).
  [32] 朝戈金.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2).
  [33] 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A].老舍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4] 著者小记[J].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7).
  [35] 程绍国.鸿雁存影[J].当代,2005,(3).
  [36] 程绍国.林斤澜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7] 沈从文先生逝世[J].新文学史料,1988,(4).
  [38] 总务部报告[J].抗战文艺,1939,4(1).
  [39] 组织概况[J].抗战文艺,1939,4(1).
  
  
  [40] 赵清阁.漫忆写作与编辑[J].新文学史料,1981,(2).
  [41] 高天星等.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J].新文学史料,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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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老舍.八方风雨[N].新民报,1946-04-04—05-16.
  [44] 我怎样写《一家代表》[A].老舍全集:第1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5] 老舍新作《茶馆》脱稿[N].北京日报,1956-12-22.
  [46] 张彦林.锦心秀女赵清阁[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47] 赵李红.永远的老舍 永远的话题[N].北京晚报,2009-01-18(11).
  
  [48] 《老舍之谜》看别样老舍[N].北京日报,2007-01-30(13).
  
  
  [49] 热书排行榜[N].重庆晚报,2007-03-24(13).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7/3/24/236939.shtml
  [50] 王怡石.永远的老舍 无尽的话题.海南日报,2009-01-16(20).
  
  [51] 知白.《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N].大公报,1929-02-11.
  
  
  [52] 蒋泥,任志茜.关于文学批评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N].中国图书商报,2006-06-20(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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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老舍111周年诞辰,批评蒋泥学风不端

 
 
 
                        

          


        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投机”者的“功利性选择往往超过了其它因素”,[1][P48]致使文化界趁机冒出了一批所谓“写手”——他们不想再去坐“冷板凳”,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而是希望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捷径。为此,他们既不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上下功夫,也不顾及一般的学术规范,而是凭借拼凑、改写甚至抄袭别人的现成文章和著作,去“组装”或“整合”成自己的所谓“成果”。然后,又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俨然成了研究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名人。

  蒋泥先生“以老舍为写作对象的成果”(以下简称“写老舍”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在不足5年的时间里,他既有《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以下简称《老舍卷》)、《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3本书出版,也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在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解决的重大问题。


  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笔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是一些改头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给老舍诞辰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
 
 

  蒋泥既是编著者又是责编的《老舍卷》,于2004年2月由蓝天出版社出版。[2]该“丛书”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和教授担任“总顾问”和“顾问”—尽管他们未必“顾”得上“问”,但光环是够耀眼的。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大师与名家”是否可以“速读”,也不去评论“选文”是否典型、“赏析”是否得当、“方家评说”是否具有代表性……但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就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在学术研究中,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但文献资料却是唯一的。特别是涉及到时间、刊名和书名等,那是一定要准确无误的。可惜,《老舍卷》在这方面的差错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例如,将书名“《老舍与二十世纪》”误为“《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P1,P 4)把老舍在“195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老舍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34年12月15日出版”的“《刁斗》1卷4期”上的“《我的创作经验》”,[2](P18)《老舍全集》第4卷出版于“1999年1月”误为“1999年4月”,[2](P34)《骆驼祥子》于“1936年9月”在《宇宙风》开始连载误为“1937年1月”,[2](P41)老舍于“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访问日本误为“1964年”,[2](P57)《怎样写小说》载“1941年8月15日”《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误为“1945年”。[2](P71)
  
  《老舍卷》出版不足3年,蒋泥将其改头换面为《老舍之谜》作为“大师之谜”之一由中国书店出版。[3]但是,《老舍卷》出现的文献资料错误不仅在《老舍之谜》中依然存在,而且伴随着篇幅的调整又增添了许多新讹误。例如,将老舍“1922年”领洗皈依基督误为“1912年”,[3](P27)书名“《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误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2006年10月”出版误为“2005年6月”,[3](P111)篇名“《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误为《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3](P132)《茶馆》于“1956年12月”脱稿误为“1954年12月”。[3](P136)
  
  《老舍之谜》出版不足2年,蒋泥再次改头换面为《老舍的沉浮人生》作为“飞扬与落寞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4]尽管他特别“说明”:“本书资料来源面比较多,文中都尽量标注出处”。[4](P327)然而遗憾的是,《老舍的沉浮人生》不仅继承了《老舍卷》和《老舍之谜》所存在的文献资料“硬伤”,而且连新增加的讹误也一脉相承。例如,将老舍在“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勤俭持家》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43年1月13、15日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我的母亲》”,[4](P22)将老舍“1934年初秋”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误为“1936年初春”、[4](P131)“1962年4月”出席“广州会议”后途经上海误为“1963年4月”,[4](P191)《老舍文集》第15卷“1990年11月”出版误为“1991年版”。[4](P134,P138)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早作为《老舍卷》第四章的《作品年表》,虽不足7页文字,[2](P265~271)明显资料讹误却高达20余处。例如,将社名“上海杂志公司”误为“上海杂志”、[2](P267)“新丰出版公司”误为“新丰出版社”、[2](P268)“人民文学出版社”误为“人民出版社”,[2](P269)《老舍文集》(第1卷)出版于“1980年11月”误为“1981年2月”[2](P271)……然而,这份差错惊人的《作品年表》,几乎未做修改就以《老舍著译年表》为题先后收入《老舍之谜》[3](P199~206)和《老舍的沉浮人生》中,[4](P316~322)继续以讹传讹。
  
  与此同时,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5](P118)也比比皆是。例如,将人名“张伯苓”误为“张佰苓”,[2](P20),[3](P27)“马悦然”误为“马锐然”;[2](P39),[3](P73),[4](P123)篇名“《旅行》”误为“《旅游》”;[2](P28,P265),[3](P42,P199),[4](P92,P 316);刊名“《自由中国》”误为“《自由中华》”,[2](P44),[3](P99),[4](P175)“《国闻周报》”误为“《国文周报》”;[2](P266),[3](P200),[4](P317)剧名“《金声玉振》”误为“《金声玉震》”;[3](P113)书名“《蛤藻集》”误为“《哈藻集》”。[2](P266),[4](P317)
  
  对此,是否可以视为“误植字”呢?笔者认为不可。因为“误植字”是指偶然将字排错,而蒋泥书中的错误却是大批存在的,并且在他的3本书和若干篇文章中是一错到底的。因而,很难用“误植字”来解释了。
  
  此外,蒋泥还发表过《老舍的晚年岁月》[6](P93~116)和《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7](P7~30)等文章,不仅与书中内容大同小异,而且连文献资料讹误也基本相同,故不再赘述。
 
 

  
  蒋泥“写老舍”的成果不仅存在严重的文献资料讹误,也明显地违反学术规范。
  
  从《老舍卷》易名为《老舍之谜》重复出版时,绝大多数章节除去更换小标题、改正个别文字和增删部分段落之外,其它均为《老舍卷》已有的内容。例如,《老舍之谜》中“写在前面的话”,[3](P1~3)系由《老舍卷》第1章“引子”、[2](P1~2)第2章第2节“著者略历”及“赏析”[2](P82~83)的部分内容整合而成。《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系由《老舍卷》第1章“不凡的诞生”[2](P2~7)修订而成。《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3](P11~27,P 33~43),系由《老舍卷》第1章“慈善阔大爷”、[2](P7~15)“学生时代与最初就职生涯”、[2](P16~21)“海外之路”、[2](P21~24)“最初的创作与阅读经典”[2](P25~29)等拼接而成。
  
  
  蒋泥采用同样方式,又将《老舍之谜》易名为《老舍的沉浮人生》后重复出版。例如,《老舍的沉浮人生》第1章“旗人世家与非凡小儿”,[4](P4~23)系由《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修订而来。第2章“喷薄的朝阳”,[4](P24~59)系由《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第1—2节[3](P11~27)修订而来。
  如果说,《老舍卷》署名为“蒋泥编著”,选入部分范文是编辑体例所要求的话,那么,《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均为署名“蒋泥著”的个人专著,再如此大量引用老舍作品和他人成果显然就不合适了。这不仅与著作体例相左,而且侵犯了读者、研究者和老舍家属的合法权益。例如,《老舍之谜》中“艺术化的京城满族与老舍”一节共5页,蒋泥只写了100多字,其它都是引述舒乙和关纪新两先生的论述。[3](P28~32)“初恋刘小姐”一节共15页,[3](P47~61)引用老舍的《微神》和《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就占12页。[3](P48~61)《老舍的沉浮人生》中“崛起山东”一节共57页,[4](P111~167)引用老舍的《骆驼祥子》近20页,[4](P138~158)引用老舍其它作品近15页,[4](P111~133)引用他人作品2页。[4](P165~167)“冰火世界”一章近38页,[4](P204~241)引用老舍作品就占20多页。[4](P207~239)
  
  
  特别是在《老舍的沉浮人生》第一、二章中,蒋泥直接引述了老舍《正红旗下》的大量段落。其中,绝大部分既未有“引号”也没有“注释”,让一般读者很难分辩出究竟是老舍的原文呢,还是蒋泥的撰写。蒋泥只是像前两本书那样,[2](P3),[3](P8)在注释中笼统地说: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选老舍文章,皆出自《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1999年……[4](P9)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违犯学术规范的。凡是引用他人观点、资料等,无论曾否发表,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均应详细注明,包括作者姓名、文章题名或书名、发表刊名或出版社名、发表或出版时间、起止页码等。
  
  
  一般来说,作者会借“再版”的机会来修订自己的著作—或改正错误,或弥补不足,或增添内容,使著作更趋完善。然而,蒋泥并不这样—他不仅在“再版”时未能改正原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致使这些“硬伤”以旧貌遗传到新书之中,而且在改头换面中继续出现了许多新错误。
  
  
  更奇怪的是,一本书在不足5年内先后以不同书名由三家出版社重复出版—内容大同小异,不断修修补补,却无一处文字说明它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修订”,这就侵犯了广大读者的合法权益—读者要购买的是“新书”,而不是一再增补的“修订本”。
  与此同时,蒋泥在注释方面也明显地违犯学术规范。
  
  
  书中有的注释只标明文献篇名和出处,不出现原作者。例如:“《马彦祥谈老舍》,载《剧坛》1984年第4期”、[4](P113)“《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4](P196)—均未注明采访整理者克莹、侯堉中。“《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4](P182)—未注明作者马峻山。
  
  也有的注释只出现文献篇名和作者,不标明出处。例如:“粱实秋:《关于老舍》”、[4](P136)“《忆老舍》”,[4](P170,P 241,P 303)“程绍国:《鸿雁存影》”,[4](P180,P 227,P 255),陈徒手:“《老舍的苦戏》”、[4](P220~221)“《〈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4](P229)“巴金:《‘最后的时刻’》”,[4](P282)“郁达夫:《怀鲁迅》”。[4](P315)
  
  
  还有的注释是只标明文献出处,不出现文献名和作者。例如,蒋泥引用老舍致赵清阁的书信时说:“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献资料专号”。[3](P113),[4](P187),[7](P29)实际上,这些书信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既有文献名(《老舍致赵清阁书简四封》),也有作者署名(老舍著、张桂兴注)。尽管蒋泥在“写老舍”时曾先后三次使用过这些书信,注释中也参考了原注释—连“待考”二字也沿用了,[3](P109~114),[4](P187~189),[7](P25~30)但他却始终不让原文献名和原注释者出现,从而侵犯了原注释者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是很正常的。所谓创新,就是站在前人或他人的肩上去“登高”。因此,这种对前人或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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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版《四世同堂》电视剧海报和主题曲演唱者骆玉笙老人

1985版《四世同堂》电视剧视频:

http://video.baidu.com/v?word=%CB%C4%CA%C0%CD%AC%CC%C3+&ct=301989888&rn=20&pn=0&db=0&s=0&fbl=1024

 

2009新版《四世同堂》海报

新版《四世同堂》主演黄磊、蒋勤勤

新版《四世同堂》剧照

老版《四世同堂》同期发行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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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8 23:52)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 ……

 

 

老舍长篇经典巨著:《四世同堂》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39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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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0 21:31)

1981年春,张桂兴陪同胡絜青一行寻访济南老舍故居

(左起:张桂兴、曾广灿、舒济、青、王行之、孟广来

2009年2月5日,28年前一起参加寻访济南老舍故居的健在者

于老舍先生与夫人胡絜青墓前合影

(左起:曾广灿、舒济、王行之、张桂兴)

张桂兴教授等学者拜谒祭扫老舍先生与夫人胡青墓

张桂兴教授与出席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合影

(左起:张桂兴、范亦毫、曾广灿、吴小美、王行之、仓桥幸彦、傅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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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兴教授与老舍长女舒济先生合影200923日)

 

  张桂兴教授与老舍长子舒乙先生合影200923日)

 

张桂兴教授在纪念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200923晚,张桂兴教授等在首都剧场观看《龙须沟》前合影

  (左起:张桂兴、关纪新、刘诚言)

 

张桂兴、史承钧教授主持纪念老舍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张桂兴教授等继续当选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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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上午,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老舍纪念馆在京联合举办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座谈会。前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中日友协副会长陈昊苏,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吴小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北京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出席纪念座谈会,老舍先生生前好友、国内外学者、作家、艺术家及各界知名人士二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主持。布赫先生、吴小美教授、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日本老舍研究资深专家、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俄罗斯老舍研究资深专家司格林,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深研究家严家炎,著名作家邓友梅,翻译家高莽,文学编辑家崔道怡,北京市老舍纪念馆馆长张文生,老舍先生遗属代表舒乙在纪念座谈会上发言。大家深切缅怀老舍先生的行为操守、人格风范,高度评价老舍先生的文学及文化贡献。

  当日下午,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会议中心议题为“老舍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构建”。来自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捷克、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8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115篇。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主持开幕式。温儒敏、孙郁、关纪新、马利安o高利克、张中良、舒济、吕正惠、吴福辉等做了演讲。与会者高度评价老舍的文学成就,多方位探究老舍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关系,深入辨析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对满族文化建设、对京味文学建设的杰出贡献,阐发老舍创作对当下民族精神建设的启示意义。大家从东西方文化视野、小说戏剧艺术规律等多角度观照老舍创作,既提供了宏观的学术评价成果,也展示了文本细读方面的新见解。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拜谒祭扫了老舍先生与胡絜青夫人墓,观摩了首都剧场老舍雕像揭幕及老舍戏剧小型展览,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名剧《龙须沟》以及北京曲剧团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的曲剧《正红旗下》。

                                                               (转载自老舍学专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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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1 11:45)

“耀眼光环”掩盖着“伤痕累累”
  ——管窥老舍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缺失现象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面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老舍研究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并求得新的发展?这是每一位老舍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首先,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一批来自其它行业、带着"耀眼光环"的"新军"走进老舍研究领域。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遗憾的是,有不少人不谙学术规范,以至于在成果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献资料缺失现象。例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蒋泥的两本书-《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和《老舍之谜》就很有代表性。

    其次,是一批老舍研究的后备军--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别具一格的方法,为老舍研究增添了新的血液。然而,在他们发表的论文及撰写的毕业论文中学术失范也很明显:有的为了抬高自己,或者故意贬低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或者对这些成果故意装作看不见,而声称自己的成果为"首创"或"填补空白";甚至于连"抄袭"、"剽窃"等现象也不断出现。例如,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0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蔡志洪在《周末文汇学术导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试论老舍在回族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一文,就是全文抄自笔者十年前的论文《试论老舍的宗教情结》。

    最后,是一些老舍研究领域内的学者。他们曾经为老舍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头顶上有"教授"等"耀眼光环"。然而,他们或者是仍然恪守于若干年前的未经核实的文献资料,而未能关注到最新的补正和发现;或者是与自己的学生合作中要求不严格,未能够把好关;或者是在荣誉、地位和金钱的诱惑下,缺少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至于急功近利地去寻找一条立竿见影的捷径,结果在"耀眼光环"下也掩盖着文献资料的"伤痕累累"。

    让我们准确地使用文献资料,把老舍研究搞得更深入扎实。

 

 

 

“孤客”、“总管”与“文协”
  ——谈老舍与郁达夫的交往与友谊
  

  老舍与郁达夫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按照一般人的眼光看来,两位作家无论是在为人处世上、或是个人气质上、还是作品风格上,都是迥然不同的。其实,如果仔细比较起来,他们之间除了"显著差异性外,还发现其根本一致性、惊人相似性、内在相通性和彼此互补性"。

    1938年3月27日,两人首次相逢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文协"成立大会的会场上。在随后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同时被推举为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均被推举为常务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郁达夫为研究部主任。从此,成为抗战文艺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文友。

     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后,致力于向海外宣传"文协",有力地配合了重庆的"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活动,强调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同时,发动"募捐",为经济十分困难的"文协"筹款。郁达夫究竟为"文协"募捐到多少捐款,目前还缺少十分确凿的资料,难以去做准确统计。但可以从目前的五次记载中窥见到郁达夫积极组织募捐的部分情况。特别是在当时政治部每月拨给"文协"的五百元资助费"已欠发十个月"的情况下,郁达夫募集到的捐款,对于贫穷的"文协"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郁达夫虽然身处遥远的南洋,但是,重庆的"文协总管"老舍和文友们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着这位"南洋孤客",从老舍、郭沫若、王昆仑、孙师毅四人的即席联诗中可见一斑。诗云:"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正当老舍与文友们在重庆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郁达夫却不幸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南洋孤客"与"文协总管"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未能再次重逢,不胜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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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与山东大学未了情

 

1949年老舍(右三)回国途中,在香港接受原齐大挚友侯宝璋教授(右二)宴请。

书信手迹

老舍与赵太侔

赵太侔

 

 

       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然而,老舍的一封佚信,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
  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寓居黄县路12号的老舍,当起专业“写家”,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初名《选民》)、《小人物自述》等大量文学佳作。而闭门写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了与原山大同仁之间的密切联系,亦时有昔日学生登门造访,直到1937年8月11日,北平沦陷,青岛危机,才又重返济南齐鲁大学,结束了这段与山大的碧海情缘。
  随后的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那么,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一个如今鲜为人知的谜。然而,笔者发现老舍佚信一封,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请看,这封1947年老舍致山大校长赵太侔书——


  碧海情缘异国书


  118 W.83 Street(83大街西街118号)
  New York City(纽约)
  U.S.A.(美国)
  5 Sept.1947(1947年9月5日)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于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间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弛,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敬祝
  时祺!
  弟 舒舍予
  这是一份抄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所书似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待□□ 太侔□□”。
  老舍这封佚信中,涉及到三个人:“太侔校长”、“莘田”和“仲纯”。
  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次。
  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与老舍同庚,且为小学同窗、“发友”、莫逆之交。老舍1933年在济南写过一篇小说《歪毛儿》,罗常培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却是拿我做题材的”。抗战之中,罗常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故而信中云“莘田每于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虽然内情不详,但据此信可推知,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将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礼贤下士,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的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8个学院16个系。
  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应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故未能应约。


  君子之交赵太侔


  赵太侔(1889年—1968年),山东益都人,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赵氏确乎是个奇人。与之交密的梁实秋说他,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可以和客人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佛亦奈何他不得。“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
  另据云:赵太侔在济南的时候,鲁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由南京来,特意登门看望这位晚辈,岂料赵氏半晌无语,两人相对默然,唯静坐吸烟而已。令老丁出门后诧异莫名,大感费解。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颇感这位赵某人“架子太大”,毫不把本主席放在眼里,心中甚为不快,故在掏经费时也很不痛快。当年山大虽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出自本省。赵氏最终被迫辞职,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
  老舍何时认识了赵太侔?此前两人有无交往呢?
  关于这一点,至今未见史料。但可大体推断,当为两人同在济南的时候。
  因为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为“北大、哥伦比亚”双料同学的赵太侔,时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教育厅秘书和“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结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老舍从济南拉到了青岛。
  那么,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老舍,是否与赵太侔还有交往呢?
  答曰:也是有的。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干事,赵太侔在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两处都在重庆北碚,两人见面较易。而老舍抗战通信 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舒济《老舍书信集》)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老舍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信中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太侔先生”并非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是豪士之交浓如酒——两人乃是交情匪浅的“酒友”。
  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早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这也就牵出老舍的另一位酒友,即此佚信末尾所云:“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古道侠肠仲纯兄


  仲纯,即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青岛山大校医务室主任。
  老舍这位“仲纯兄”,虽名不见经传,但身世经历非凡,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陈独秀当年书赠他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字叔纯),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同乡世交,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和尚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的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陈大哥,遂接陈氏一家到他所在的江津去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叔侄帮着江津县政府料理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山东省文化局长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他能重回“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文/李耀曦        齐鲁晚报200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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